“结构性”减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3)08-0029-10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自1978年至今，以年均9.9%的增长速度令世人瞩目，并于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一系列发展成就的取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了改革开放，寻找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中国经济凭借后发优势，在较短时间内追赶发达国家的“挤压式增长”潜力逐渐释放完毕，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结构性和时效性问题日益凸显[1]。这些问题既是未来经济发展中的障碍，也是构筑潜在增长动力的重要机遇。“矛盾倒逼”正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只有面临足够的压力，才能打破惯性推动改革。只有面临可能出现的危机，才能形成共识，认清道路，砥砺前行。
如今，中国经济与世界性的大趋同潮流相汇合，面临着伟大的历史复兴[2]。人均GDP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如何跨越可能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重构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动力机制，把长期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变轨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本文第二节从经济增长的历史尺度，讨论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中可能面临的减速风险；第三节从现实出发，探讨中国增长阶段转换时期原有动力机制凸显的各种问题；第四节，提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重构的框架；第五节为本文的结论。
二、长期增长中的减速风险
(一)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减速”
经济史研究表明，长期经济增长是一个结构演进到均衡路径逐步达成的过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结构变动促进增长的经济追赶阶段，后期要素/产出比例趋于稳定的均衡增长阶段[3]。现代经济学认为，一国经济发展初期，产业结构逐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过渡。由于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结构红利”。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带动产业结构服务化。如果服务业的生产率没有显著高于工业，要素自由流动导致技术进步率较慢部门(服务业)的产品成本以及价格会无限上升[4]，那么这种变动可能就会引发结构性减速。
纵观百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一个经济体高速增长持续超过二十年的较多，而超过三十年的则很少，大国中更是尚无先例。两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二战”之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快速转移，劳动力不断被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工业部门，提高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并促成了这些国家的高速增长。在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老牌工业国人均GDP增速普遍加快，经历结构性加速阶段(如图1所示)。20世纪70年代后，高速增长期结束，增长率出现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此时，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服务化倾向。由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部门相比，并不存在显著优势，所以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无法带来额外的收益，发达国家无法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增速下降成为了新常态。全社会生产率增速普遍下降一直持续至今，这与人均GDP增长减速时期基本一致。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就是工业化向城镇化、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系统性趋势[5]。
图1 14个工业化国家1910-2008年人均GDP增长率(HP滤波)①
数据来源：Angus Maddison.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CDP and Per Capita GDP,1-2008 AD,2010,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二)经济增长中的“减速拐点”
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完成，“刘易斯拐点”到来，第二产业劳动力占比达到顶峰并开始向第三产业转移，此时，生产率增长速度开始放缓。这些因素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增长的阶段性特点，并非政策所能解决的。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减速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
王庆等对减速拐点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参考[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当人均GDP达到7000美元时，极有可能就是减速的拐点。他们根据Maddison的数据，发现过去100年间约有40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了7000美元，其中又有31个在达到上述收入水平后出现了增速减缓的情况。同样出现过增长奇迹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人均GDP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末先后到达7000美元(如图2所示)。日本人均GDP于1967年达到7152美元，不久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46-197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3%，1971-1991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4%，1992-2008年间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0%。韩国1966-1988年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6%，于1988年人均GDP达到7621美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89-2008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9%。中国台湾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到1986年，台湾的人均GDP为7477美元。1988-2008年间GDP年均增速为4.4%，与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相比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类似于40年前(1969年左右)的日本以及20年前(1988年左右)的韩国和(1987年左右)中国台湾经济的拐点。在这一拐点之后，上述三个经济体整体GDP增长速度均有所减缓。
图2 长期增长中的减速拐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注：作者计算得到。
在另一项研究中，Eichengreen等提供了更加深入的探索[7]。他们发现，按照2005年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GDP达到16740美元时最有可能发生增长减速。如果，能够保持1998-2007年均9.3%的增速，那么中国的人均GDP将于2015年达到17335美元水平，正好符合这一减速门槛。再加上中国长期保持币值低估，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和消费占GDP比重过低等因素，中国经济面临减速风险可能性显著上升。
如果真如上述两项研究所言，那么中国已经或者即将到达减速拐点。当然，两组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就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也存在跳出这种历史循环的可能。那么，面对即将到来的风险，未雨绸缪不失为明智的选择。针对各种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讨论，理论预测往往落实后于现实发展，我们不必过于在意具体的预测值，而应该关注其背后的逻辑[8]。一方面，可以通过国际比较探寻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如何更好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世界经济增长的普遍性中寻找中国经济的特殊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现有格局
可以发现，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增长更多地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驱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生产要素通常是短缺的，因此要素的边际报酬往往很高，单位要素的增加通常会带来很高的收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素的边际产出开始递减，特别是当劳动力要素的无限供给到达拐点，甚至出现倒转。如果继续依靠资本等要素的增加驱动经济高速增长，而忽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使得增长不可持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由于受到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的制约，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显现出衰弱迹象，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一)旧制度红利逐渐消失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体制变革，是制度红利的具体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几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高的时期，这都与当时一系列改革措施密切相关。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改革在农村展开，人民公社制度瓦解，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得到极大解放，直接或间接地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得以确立，并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了重要措施推进改革，宏观经济体系的建立和所有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第三个时期是21世纪初，以加入世贸组织为标志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是，制度释放的增长红利往往是一次性的，其延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旧制度红利带来的优势会逐渐消失甚至已经消失。制度红利的消失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强化微观激励，形成负反馈效应，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必须及时推进制度调整，保证新改革红利的出现，从而推动经济前进。
(二)“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劳动力供给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曾具有无限弹性。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中，在剩余劳动力被全部吸纳之前，由于存在人口红利，资本报酬递减得以延缓。随着人口增长阶段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出现下降，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刘易斯拐点”到来。由于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企业无法雇佣到足够的员工，导致机会成本升高。为了争夺员工，企业不得不竞相抬高工资水平。工资上涨又会引发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制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于是，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出口部门就会遭遇增速下滑，甚至部分行业出现消失。
最近的第六次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由66.64%上升至70.07%。但是据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②，从2013年以后，适龄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2013-2020年下降比较缓慢，大概到2020年的一段时间，劳动力资源大概还有9亿左右。2020年以后会下降得更快(见图3)。也就是说，未来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下降，甚至出现负向影响。当然，考虑到目前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仍低于工业和服务业，城镇化率刚刚达到50%的阶段，农村的劳动力仍会继续向城市转移。但是，当农村劳动力数量达到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边际生产率接近城市部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停止。
图3 中国经济可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
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2011),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0 Revision,CD-ROM Edition。
(三)社会总需求结构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总需求结构比例失调(如图4所示)。1978-2011年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消费率从62.10%下降到49.08%，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8.79%降到35.42%，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高速增长阶段，投资拉动的效果尽管十分明显，但是消费不足和需求结构失衡直接导致经济周期缩短和通货膨胀的大起大落。出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替代国内需求不足，但是服务业提供的产品多是不可贸易品，只能通过有效的内部需求进行消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再工业化”战略，部分东南亚国家也纷纷利用更加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一压一挤”愈发凸显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弊病。这就要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突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9]。
图4 三大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注：数据来源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中国向收入达到小康水平的过渡阶段，消费需求的有效放大事关广大人民群众能否充分享受到增长带来的福祉。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目前，导致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包括收入差距过大，医疗、教育等民生性支出不足，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解决上述问题均非朝夕之事，切不可简单地采取短期刺激性政策了事，而应切实有效地构建长效机制，引导居民合理扩大消费。
(四)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极限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加速阶段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然十分严重。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促使资源需求刚性增长，自身供给能力不足，缺乏科学合理地规划和开发。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看，工业化早期相对简单的生产技术却会产生大量的副产品和环境污染。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增长，采取高强度投入、粗放式生产的经营策略，注重眼前利益，缺乏长远的社会责任，最终造成部分地区资源承载能力达到极限。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10.5%，但是，该年仅中国一国就贡献了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71%，其中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1.3%，消耗的石油占11.4%，电力占21.3%，煤炭占49.4%，钢材占46%，水泥占48%。
从环境方面来看，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好转，环境矛盾凸显。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部分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许多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环境问题不仅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成为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份关于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的最新研究表明，考虑了7年滞后期后，广州市肺癌致死率和霾粒子浓度的相关性高达0.97[10]。尽管这种相关性暂时还没有得到病理学上的进一步解释，但这已经为现有的增长方式敲响了警钟。以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无异于本末倒置。如果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持续下去，那么增长的收益就根本无法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
(五)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试图走一条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由于发展起点低，在改革初期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追求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向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拉大能够有效地激发个体积极性，促进资源有效、合理配置，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产能扩张需要更多的需求得以消化，而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会导致社会需求不足，从而对经济的继续发展产生抑制作用。研究表明[11]，1980-1984年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表明这一阶段收入差距拉大的改善效应更加明显。2000-2011年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收入差距拉大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恶化效应超过改善效应。
图5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1994-2011)
数据来源：1995-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2004年和2008年数据缺失，作者通过插值法得到。
造成目前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见图5)，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赶不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财富更多地向资本集中。城乡二元结构、行业垄断等因素进一步拉大了居民的收入鸿沟。同时，再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不明显，所得税征收和监管力度不强，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人民群众在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负担仍比较重。地方政府在“保增长”的激励下，财政支出更多地倾向于短期效益明显的生产性投资，而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民生性支出则很有限。收入差距的拉大导致社会负面因素不断积累，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群体性事件增多。
回首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辛。中国奇迹不是理所当然的，增长奇迹的背后还产生了诸多潜在的经济、社会风险。如果继续保持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只会进一步激化各种矛盾，最终对增长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在长期，传统的、依赖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和大量资本投入的增长方式的贡献逐步缩小，潜在生产率或已开始下降。因此，亟需重构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化解过去积累的体制性、结构性和时效性问题，使经济的潜能得到释放。在实现可持续的、稳定的发展的同时，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
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重构
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过渡，是新的发展时期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就是重构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得以实现。此外，经济潜在增长速度还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数量和效率的提升、产业结构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升级以及制度的改进。为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经验，以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为导向，应在一个多维空间中，建立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以要素效率提升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路径，以体制改革为保障的新增长动力机制，把长期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驱动变轨到全要素生产率驱动。
(一)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经济发展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当好的机遇。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57%，但是城市户籍人口只有36%，进城务工人员中有2亿人未能平等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应重点解决城镇化进程中的双轨制问题，从而达到释放内需，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目的。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城镇化引发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会带动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第二，城镇化会引发更多的消费需求。研究表明，没有户籍的农民工在城市的边际消费倾向比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14.6个百分点[12]。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消费品，都是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为使用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带来消费总量的扩张。同时，城镇化也为产业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第一，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城市展开的效率更高。在高度聚集的地区，企业更容易相互学习新技术，降低交易成本，产生集聚效应。第二，城镇化产生规模经济。城市的规模越大，基础设施投资就越能够得到平摊。城市的人口扩张还为初中等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对象，使它们能够和工商业形成互动，并不断发展。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由于人口密度导致的居住、交通、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的增加、生存环境恶化等，从而产生负面的拥挤效应。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空间演变，更重要的是劳动力城乡间自由流动，是人的城镇化，要让农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亟需对城市户籍制度进行改革，改变现有的城乡双轨制。同时必须认识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进程，涉及农村土地流转、城市住房市场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无法一蹴而就，需要精心设计，协调配合，妥善公平地处理各方利益。进一步推进城镇化改革，还需要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使地方政府获得可靠的资金来源，减少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等。此外，城镇化布局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不能简单重复过去的“造城运动”，尊重城市规模和结构变化的规律，因地制宜，注意防止城市病。
(二)以要素效率提升为目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要素投入数量增加和效率提升的共同体现。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表现为要素质量提高、要素合理配置以及要素重新组合。要素质量提高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机器设备中体现的技术水平提高；要素合理配置是指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以市场价格为指导在城乡、所有制、产业、企业间合理、有效地转移配置；要素重新组合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对要素的投入比例进行优化调整和集约利用。在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增长阶段转换之际，在“刘易斯拐点”迫近，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资源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的条件下，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提高过渡，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增长中高污染、高能耗部分被剔除，可以预见要素投入增长的势头将会受到抑制，这就要求以效率提高作为未来增长的支撑，通过提升要素质量，加快各种资源要素沿着调结构的路径转移配置，合理引导全社会中的各类要素流向高效率部门，对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优化重组，加快知识的传播和新技术推广使用，推动要素的节约和有效利用，最终达到提升要素效率的目标。
为此，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按照未来产业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大幅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增加教育投资，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推动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人才；大力促进教育平等，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低收入家庭和农民工子女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二，控制高污染、高消耗和重复性建设，提高技术改造占工业投资比重、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清洁生产和企业安全水平；破除垄断性行业壁垒，允许民间资金进入；加大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民生性投资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第三，推进自然资源集约利用，更加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防止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以落实严格的资源保护性开发制度为前提，逐步建立资源的市场定价机制，改进对垄断性、公益性资源的宏观价格调控；逐步完善资源综合利用有关法规标准，加快资源综合利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三)以技术创新为驱动
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战略支撑。后发国家既可以依靠自主创新，也可以通过技术引进实现经济上的追赶。技术引进是自主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自主创新是技术引进的必然发展。一方面，由于技术发明所需的投入大，成功率低，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缺乏资金和人才的情况下贸然进行自主创新，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引进国外成熟技术的成本更小、收益更高。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还有很大。这就要求中国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提高外资的引进和使用质量，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另一方面，由于引进的技术大都落后于前沿水平，世界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在中国部分行业和企业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时，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也显得愈发迫切。当前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仍比较弱，产生的阻碍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自身选择问题；另一个是政府的增长目标干扰[13]。从要素禀赋的角度出发，虽然中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裕，但是高技术人才十分缺乏，企业往往会选择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技术，理性地选择要素替代，这会削弱企业进行创新投资的动力。地方政府的GDP增长目标使企业错误地将目标偏向企业产出和规模的增长，而不是技术创新的效率增进。而且，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够完善，政府手中掌握一定资源，可以凭借行政力量干预生产要素价格，部分企业会选择通过谋求政治关系而不是依靠创新实现发展。
因此，在自主创新问题上就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可以发挥配置作用的领域，政府应该及早退出，形成能够准确反映要素成本的市场机制，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企业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符合比较优势为原则，成为创新活动的主体。政府应努力构建激励型创新环境，引导和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强财政补贴力度，简化办理程序，为创新性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和强度，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路径
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关键动力和重要标志，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产业结构升级是指生产要素不断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再配置，高生产率部门占比不断提高，从而实现经济整体增长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包括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低附加值部门向高附加值部门转移，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当前，中国正在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呈现服务化倾向。但是，由于众多行业存在进入管制，市场需求长期受到压抑，使得中国的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工业，资源向服务业集聚就会产生“结构负担”，造成增速下滑。同时，中国的制造业总体缺乏核心竞争力，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低端，并形成路径依赖，产生资源错配。生产要素更多地向规模扩大而不是产品种类增加、质量提升看齐，因而中国的工业增加值率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势力抬头，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遭遇反倾销制裁。这一系列结果都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倒逼机制。
因此，必须尽快适应国内外形式的新变化，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为此，必须继续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形成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同先进制造业相耦合的现代服务业。首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摆在产业结构升级的突出位置。大力培育创新型企业，形成一批具有专业化生产和特色经营的中小型企业，加快核心技术的研发进度和推广力度。加快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引进和吸收，提高本土企业的研发实力。其次，打破垄断，消除地方保护，实现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降低行业进入壁垒努力消除对民营资本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大幅减少行政性审批，加快资源的自由流动，国有资本尽快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第三，加快优秀人才引进，引领产业升级发展。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设立优秀人才引进、培养和奖励的专项基金。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的需要，加快人才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
(五)以体制改革为保障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核心动力源自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将计划经济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为自身开辟发展道路的渐进式变革。通过改革对微观主体形成新的激励，提高其积极性，挖掘每一生产要素的潜在生产能力，使生产靠近生产可能性边界。然而，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取得阶段成功后，往往默然于后发劣势的相生相伴。赶超型经济体之所以能够利用后发优势，是因为技术和管理的模仿与制度模仿比相对容易，如果仅仅因短期内的增长奇迹，而忽视长期中的制度性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继续推进体制改革是一个关键，为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做好长期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培育与现代增长模式相适应的微观行为主体，这主要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转型。唯有通过打造有限和有效政府，从制度上限制政府干预经济的动力和能力，使执政过程更多地体现出以人为本，才有可能促使企业等微观主体内生出适应于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方式，并实现生产要素基于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优化配置。为此，未来的体制改革包括以下任务：第一，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第二，改变以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的官员考核机制。改进考核方法和手段，在官员政绩评价中更多引入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更加注重和谐发展，引导地方政府实践科学发展观。第三，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深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弱化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消除生产要素价格的各种扭曲。同时，需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推进金融体系完善，进一步放宽对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通过强化金融监管、健全金融法制，有效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第四，改革要辅以宏观体系的保障。大多数增长型政策和改革的设计都注重微观经济上的破旧立新，但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受上述动态变化不利影响的群体，减少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中国目前工业化、城镇化还远未结束，市场化、国际化也有待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非常广阔。通过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推动技术创新发展，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加快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实施一系列简政放权的措施，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中国参与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制定的能力、形成全社会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氛围，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中国完全有能力在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居民的整体福利水平，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①这14个工业化国家为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本文数据基于Maddison数据库，使用HP滤波计算各国的潜在增长率。再将1910-2008年数据按5年一个周期计算各国的平均增长率，最后一个周期为2006-2008年三年时长，在图中使用散点表示。柱状图表示是14个工业国增长率的算术平均，代表主要工业国增长率变动的历史趋势。
②马建堂：2013年以后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会逐步下降，来源于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145179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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