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治理的逻辑理路
黄家茂1，王海军2
(1.重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2.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 当今世界，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治理变革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可以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更好的智慧和方案。参与到引领全球治理，中国必须逐步形成“两大治理”的良性互动，持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
关键词： 新时代；中国；引领；全球治理；逻辑理路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化虽遭遇重大挫折，但依然是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随着全球治理体系弊端凸显，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失灵，治理赤字居高不下，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日益增多，“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治理“困在囧途”，变革势在必行。新时代中国可以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更好的智慧和方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到引领全球治理，中国必须逐步形成“两大治理”的良性互动，持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积极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提升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
一、格局：逐步形成“两大治理”的良性互动
治理是指统治和管理的方式和过程。作为一种新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治理”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应对福利国家危机、反思凯恩斯主义的改革浪潮中出现的。治理源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是一种全方位的、综合性治理，涉及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其关键是促进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赋予国家治理以特定内涵与中国特色，预示着一个新的治理时代的来临。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P47)二者作为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
全球治理源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和问题。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和实践方式，直到今天，人们对“全球治理”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全球治理”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 1990 年在德国系统提出的。但它频繁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论述中，还是近几年的事。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和有效的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P7)全球治理的内容包括经济治理、安全治理、网络治理、腐败治理和生态治理等；主题是为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世界而努力；主体是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客体是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核心是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本质是一系列用以解决跨国性问题和管理全球公共事务的制度安排；目标是实现人的共生共存；价值是各个国家的普遍追求和国际社会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两个重大课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相互制约不断加强，但两者目标并不完全一致”。[3](P22)因此，要树立整体治理观，防止并解决碎片化治理，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目标及路径对接，形成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
依托国家治理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以达至全球善治。国家治理是全球治理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内部治理水平直接关乎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战略和成效。全球治理有赖于国家治理的支持与合作。国家治理本身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和意义，能使许多全球问题成功解决于国内，为全球治理提供合法性与执行力，弥补全球治理能力的不足。全球治理必然要求良好的国家治理。与国家治理保持协同一致，全球治理才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成功。只有持续加强国家治理，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缺乏全球关怀和世界视野、脱离国际社会的国家治理，不符合全球治理规律和世界发展潮流，甚至将导致国家的封闭、孤立、专制。没有学习互鉴的国家治理也难以保持持久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稳定，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3](P28)中国依托国家治理的经验和理念为有效参与和变革全球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借助全球治理拓展和深化国家治理，以实现国家善治。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延伸。它凝聚着世界上各个主权国家的治理经验以及人类共有的价值，具有普遍性、包容性、同质性和弱政治性的特质。全球治理“把公共性扩展至全球而不再局限于一国，把利他性升级为整个人类而不是某个群体”，[4](P10)从价值、理念、机制、结构、主体等不同方面，对国家治理产生影响与制约。国家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必然包含着对全球治理的理性认知和实践协调。全球治理往往引领着先进的价值与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治理。“深入参与全球治理将引导中国政府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审视国家的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存在的不足，以巨大的改革压力促进中国的国内治理。”[5](P46)在国家治理上不存在“普世价值”，要立足本国的具体实际，借鉴全球治理的有益经验，促进和深化国家治理，为国家治理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
二、支撑：持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合作是方式。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一国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国可以包打天下。习近平认为，各国国情不同、条件各异，彼此密切合作、取长补短，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他还由近及远，提出了包含三个层次的“全球合作路线图”：“核心层即‘深化亚非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间层即‘拓展南南合作’，扩大治国理政对话交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外围层即‘推进南北合作’，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24](P8)以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共赢是目的。习近平认为要做到共赢：“一是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尊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二是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三是各国和各国人民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国要同心协力，妥善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25](P273)要致力于把爱国主义和国际胸怀统一起来，向全世界阐明“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26]的共赢思想和理念。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1](P146)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文化传统国家和平共处、和谐共生”。[31]为此，各国必须超越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老框架，代替单打独斗的老做法，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平等相待、互商互谅，反对和制止干涉别国内政，把合作共赢视为各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政策取向，并使之成为各个领域都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推动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仅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条主线，而且还推动了“四位一体”的和平外交新格局，彰显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
唯奋斗以自强，唯发展以长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想主导世界游戏规则和经济政治秩序，谈何容易。在提升话语权、构建世界秩序问题上，关键还是要增强硬实力。”[9](P16)“实力才是硬道理。”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做强做大自己，“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10](P1)中国才能有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把握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发展主动权。对中国来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大国实力走势，机遇大于挑战，利大于弊。中国相对欧美日等国家的综合国力优势将越来越明显，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不缺席”“做到位”，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切实做到既敢于进取、善于作为，又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三、理念：积极践行正确义利观
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义”字当头，以大义为重而不计得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一大鲜明特色。义利之辨，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传统义利观，“一方面高度强调道义至上、重义轻利、先义后利；另一方面又高度强调义利兼顾、取利有道、见利思义”。[11](P23)国际关系上的义利观就是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仅从道义上而且从物质利益上，仍然坚持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其民族大义，维护其整体利益，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外交的慷慨无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义精神，成为中国外交重义轻利的生动写照。
正确义利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价值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及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关系的发展大势，秉承“以义为先”的中华优秀文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优良传统，深刻阐释义利兼顾、德力俱足、负责担当的“正确义利观”，开创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新境界。2013年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非，第一次提出了“正确义利观”的新理念，后来又在其文章和讲话中数十次提及，表明中国外交将继续执着于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属性，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正确义利观“根植于五千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浸润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情怀，形成于新时代中国外交所具有的宽广的全球视野和不断提升的世界责任意识”。[12](P10)它的提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对未来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战略谋划，展示了当代中国外交的独特魅力，对于我们进一步做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外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针对错误义利观“缺乏对义利概念和义利关系的辩证理解，或者割裂义利关系或者混同义利关系，总是不能从利益关系的协调、整合与均衡发展来谈论义利问题”，[13](P25)习近平曾把正确义利观主要阐发为信义、情义、正义、道义四个“义”，后又对其科学内涵作了精辟论述：“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14]“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没有道德作支撑的世界，难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在国际合作中，要超越狭隘功利论和抽象道义论的局限，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但绝不意味着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博弈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15]要在义利之间寻找平衡点，谋求互义互利。“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15]对正确义利观的具体要求，习近平还从政治和经济两个角度予以阐释：“政治上，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立足全局、放眼长远，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15]要秉持公道正义，以平等友善的态度对待周边和发展中国家，更多考虑对方利益，不要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只有坚持正确义利观，才能把工作做好、做到人的心里去。”[1](P153)
3.加强税务人员业务培训。加强税务人员业务培训，提高业务水平，是做好税收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要加强税务人员业务培训，特别是税收征管一线工作人员。通过业务培训，使税务人及时掌握新的税收政策和业务知识，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有效地解决税收征管工作中遇到新问题，更好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服务。
正确义利观意味着对全球化现实的理性回应，对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唤和追求。根据正确义利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坚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充分展示了中国外交的开创精神和责任担当。正确义利观把中国梦与世界梦连接起来，丰富了我国外交核心价值观，是对西方唯利是图现实主义外交的扬弃和超越，有力反驳了所谓“中国不负责任”“中国搭便车”“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论调，是中国在国际社会弘扬公平正义、增强凝聚力和感召力的一面旗帜，有利于升华当代国际关系，巩固深化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四、方式：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
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彰显了习近平的全球视野和政治智慧，反映了中国真正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视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事，有利于把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16](P37)早在2015年10月12日，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就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宝钗听罢扑哧一声笑了，这呆子，原是放不下臭架子，那名门望族的书香门第除了腐臭的声名，哪还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忙顺着宝玉的话头说：“谁提起当年贾家不是羡慕得两眼发直——你随便写点回忆录啊，往事钩沉啊什么的，把当初的繁华排场，家庭隐私什么的写写，肯定比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要火爆……你没见报纸上说，六龄童都要出书哎，光版权就卖了十几万……”
“共商共建共享”构成了加强全球治理的系统链条，缺一不可。共商，就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集思广益，好事大家商量着办，不搞排他性安排，由全球所有参与治理方共同商议，解决国际政治纷争与经济矛盾。共商原则体现了包容性共存思想，强调包容互鉴。合作以形成共识为基础，而共商则是增进相互理解、形成共识的前提。“共商理念包含着要求在全球治理的格局和进程中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意蕴，强调的是对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权利的尊重，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17](P108)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包办全球的所有事务，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18](P41)共建，就是在全球治理进程中所有参与治理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发挥各自优势和潜能，聚沙成塔，积水成渊，持之以恒加以推进。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当前，“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治理的重点应是组织机制、重点议题、道义道德和思想理论等”。[19]共建符合各方共同利益，是务实推进合作的关键途径。全球治理关涉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类为了应对全球问题而采取的共同行动，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等的共同参与。共享，就是各国平等发展、共同分享，让全球治理体制和格局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个参与方，使各国人民共享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是推进共建的内在动力，也是吸引各方参与共商的重要因素。“共享理念展现了中国亲、诚、惠、容的精神境界，体现了乐于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的宽阔胸怀。”[17](P108～109)传统的全球治理，在治理责任与义务的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大国”偏好，“共享”治理则突出强调从个别国家独享其成，转向各国人民共享全球治理的有益成果和利益。全球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20]
我国TOC仍处于起步阶段，老年患者在尚未康复情况下出院后只能通过返院复诊获取相关的康复信息，其健康需求难以得到及时满足[14]。我国学者调查发现，TOC内容需求排名前3位分别是“安全用药知识”“复查指导”和“心理疏导”，TOC实施方式需求得分最高是“建立健康档案”，而这些需求也是APN亟须完成的职责和使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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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途径：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推进全球协商共治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必然逻辑，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趋势，标志着中国从参与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的态势转变。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在出访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沿线国家的普遍支持。“一带一路”的“‘带’浓缩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路’源于一百八十年来中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一’折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五千年文明智慧。”[32](P27)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包括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内容。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在总结近年“一带一路”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发展的五大方向，即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这样，从理念到规划、从原则到方案，就初步形成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框架。
亨利·基辛格曾指出：“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拥有实力、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动力的国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国际体系。”[6](P17)这个“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是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作为各类国家战略性资源之总和，综合国力包括“9大类国家战略性资源：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能源资源、资本资源、科技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际资源、信息资源”。[7](P15)其中，经济资源是核心资源。因此，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当然，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也变得日益重要。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有效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需要强大的国力作为支撑和后盾。但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仅有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2](P10)
得道才能多助，合作才能共赢。“合作共赢”以平等为基础，“以合作为路径，以共赢为目标，是通向‘新型国际关系’的路线图”。[27](P17)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特征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28](P2)合作共赢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领域，也适用于政治、安全、文化等广泛领域；不仅适用于地区国家之间，也适用于同域外国家开展合作”。[29]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
通过计算不同试验要素场能量差值,即平均总能量EDTE(Difference Total Energy,DTE)(Zhang et al.,2002)来衡量扰动成员对预报场影响的敏感程度。一般情况,EDTE大,扰动对预报的影响大;EDTE小,扰动对预报的影响小。计算公式如下:
发展是基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总钥匙”。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要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否则，就会实力不济、国微言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通过和平的方式，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改革创新，各领域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8](P7)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但是，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9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6.6%，这个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居首位，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万亿元，货物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保持世界第一。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成为推动世界变革的核心力量之一和世界关注的中心。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众所周知，在中国，再大的数字除以14亿都是小数字。作为有着近14亿人口的国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如果把我们的社会建设以及社会秩序和社会文明程度，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教育水准、科技创新能力，包括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核心价值观的对外影响力，我们的生态文明、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状况等因素加在一起，我们的排名还会靠后。”[9](P16)目前，总体上我国还存在着软实力和硬实力均不强大的短板，特别是软实力更弱，主导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综合实力还远远不够。
六、平台：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习近平基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困局，深入思考新形势下国家间相处之道，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所谓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摈弃了强权政治等与时代潮流相背离的理念和行为方式的国际关系。”[22](P19)相对于以往的国际关系而言，新型国际关系，“是主权原则、价值原则和利益原则的有机结合，是对基于实力均衡原则的权力政治和以社会制度划线的意识形态政治的突破和发展”。[23](P32)之后，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这一主张。新型国际关系理论超越“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普世价值论”等现有理论框架，主张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不在于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力制衡，而在于以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的合作与共赢，标志着今日人类社会对自身历史的把握、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未来发展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带一路”的起点分别在陕西的西安和福建的福州，终点抵达欧洲和非洲，形成连接亚欧非的两大通道，“沿线国家有65个，覆盖44 亿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的63%，经济容量约为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9%”。[33](P6～9)“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和人民的历史记忆，激活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路精神，是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国际和国内发展；空间重点走向是“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六廊’就是六大经济走廊;‘六路’就是铁路、公路、水路、空路、管路、信息高速; ‘多国’就是培育若干支点国家; ‘多港’就是建设若干支点港口”；[32](P28)主要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因而契合中国、沿线国家的发展需要，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主导思想是国际合作，主张将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基本机制是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基本做法是通过务实合作促进项目落地”；[34](P2)主要目的是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基础上，构建更好的全球互联互通体系，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共建 ‘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35]“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投资领域，而是广及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关系。“一带一路”倡议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关注那些债务危机、财政困难的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活力问题，因而可以有效地激活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改变世界经济中的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失衡状态，为从根本上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创造有利条件。
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不能充分体现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诉求。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所构建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任何规则的制定和秩序的确立，都必须由各方共同协商和建设；同样地，治理成果也必须由各方共同享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反映了平等、民主、合作等全球治理本质特征的要求，必然影响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行为方式。全球治理各类主体应平等相待，精诚合作，竭尽所能，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规定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内涵”。[21]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首次纳入到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为全球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有助于凝聚合力、协调合作，“既能避免不切实地要求中国过度担责的风险，又能消除不合情理地指责中国谋求霸权的疑虑，还能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激发新动能、开拓新空间”。[16](P37)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希望为人类谋福祉，但如果有的国家借中国的良好愿望，坚持“零和”游戏和遏制中国的发展，我们也绝不会听之任之。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用（±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一带一路”不仅是倡议，更是愿景和行动。“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作为沿线国家的“合唱”，目前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迈出实质性步伐，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在稳步推进，给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2017年，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达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36](P55)2019年1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47个国家有新增投资，合计13.3亿美元，同比增长8.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41.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5.1%；完成营业额42.3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2%。 五年来，全球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正在向聚焦重点、精雕细琢阶段迈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利格局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一带一路”是一条互尊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互鉴之路，这一倡议的提出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让我们和衷共济、相向而行，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七、目标：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3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趋势，为世界走出迷途把脉开方，高瞻远瞩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般来说，共同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共同体是指“社群”“社区”；广义的共同体，则是指“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种族、观念、地位、遭遇、任务、身份等) 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38](P1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领域涵盖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39](P4)鲜明特点是体现了世界共同利益与国家核心利益、人类共同价值与社会核心价值、各国自主发展与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统一，实质是放眼人类未来，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
长久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奉行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等旧思维、旧战略，秉持绝对收益的价值观，使结盟与对抗成为传统国际关系的常态。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则是一种非敌非友、和平发展、竞争合作的正和博弈，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具有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划时代意义。“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大国对小国要平等相待，不搞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道。”[30]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要秉持和平、主权、普惠、共治原则，把深海、极地、外空、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成各方合作的新疆域，而不是相互博弈的竞技场。大国在国际关系领域负有特殊的责任，引领着世界的潮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俄罗斯是中国周边最大邻国和世界大国，欧盟是多极化世界的重要一极。中国将努力“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1](P58～59)积极同美国发展“更加注重战略沟通，更多聚焦务实合作，更好管控矛盾分歧”[28](P4)的新型大国关系，同俄罗斯发展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1](P150)周边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布局中占据首要的位置，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要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1](P59)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和平外交理念在新时期的集中反映，体现出中国追求和平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它的提出，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优良传统，标示全人类需要站在生存与发展的高度开展全球合作、发展共赢。“命运共同体”的提法最早出现在 2011年 《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 上。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40](P47)旨在寻求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共同发展与社会和谐。 2015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提出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37]的倡议。同年9月，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又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再次倡导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们“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41]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一个以世界普遍联系的辩证思维为根据、以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为基础，以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平等民主、合作共赢为共同价值诉求的理论体系”，[42](P10)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43](P58)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全球视野、人类情怀的大格局，是普惠世界、造福众生的大智慧”。[44]根据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习近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指南。一是要构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做起。要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以最大诚意和耐心，通过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处理矛盾、分歧和争端，努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探索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45]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二是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当今世界，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没有真正的安全，就不可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不是国与国相处之道。穷兵黩武是霸道做法，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46]要创新安全理念，“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47]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寻求而不是破坏共识，化解而不是制造矛盾”，[20]秉持平等互信精神，共担责任,共同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源，以合作促安全，尊重和照顾不同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各国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三是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好发展。”[46]要秉承开放精神，推进互帮互助、互惠互利，“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他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45]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43](P58)四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重要一环。“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文明虽具多样性，但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47]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43](P58)实现不同文明共同繁荣发展。五是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要牢固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园”，[41]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上述五个方面，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形成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和总路径。
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KAP调查分析——以大理大学为例…………………………………………李 瑞，洪汝丹（70）
2.4 NT厚度与胎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呈正相关(R=0.97，P<0.05)，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随着NT厚度增加不断上升，见表3。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刻揭示了“治理主体联动性、国家利益交互性、人类价值共通性和未来命运依存性”。[36](P62)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历史潮流，回应了时代要求，凝聚了各国共识”，[47]为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作为“解决全球难题的治世良方”“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美好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绝非一日之功，更难凭一国之力。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41]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建设阳光普照的世界。只有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同努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才大有希望。
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故事教学法也是常用的学习方法之一。它是指教师将课本中的一些文章，利用讲故事的方式讲授给学生听，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帮助他们理解和记忆文章。
八、保障：不断提升自己的制度性话语权
国际秩序包含两个层面的要素：“一是原则规范层面，即通常所说的国际规则。这规定的是国际交往的准则。另一个是决策过程层面，即通常所说的权力分配，或者说制度性话语权。”[48]当前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深度调整与变革，国际竞争逐步由“枪炮之争”发展为“制度之争”，也即制度性话语权之争。话语权作为一种软权力或观念性权力，其基础在于能否创造出让世界接受认可的思想体系，标志则是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运行、国际规则制定、国际道义维护、国际秩序组织方面的引导力和影响力”。[49](P28)制度性话语权包括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力，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方面，离不开国家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托举。作为一种用制度形式固化、更可持续的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是大国崛起和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表现，集中体现为一国对国际规则与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其本质和核心在于制度与规则。
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不仅左右各国间利益分配，而且决定一国在国际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当今世界，正在逐步向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转变，各国围绕国际规则的博弈日益激烈。对于通往更加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路径，“规则”和“制度”是中国主张的两个关键词。规则创造利益，制度安排地位。国际经济竞争和全球治理博弈的核心要义就是制度性话语权。谁能最大限度地影响规则的制定，谁能最大限度地引领制度建设的方向，谁就能率先抢占发展的制高点。当前，国际规则的非正义主要在于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及其解释权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其中许多规则有不合理之处，并不有利于全球治理的改善，需要进行变革。同时，全球治理的领域越来越宽、内容越来越多，需要制定与之适应的新规则。原有规则的变革和新规则的制定，都要有利于全球治理的公正、合理、有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维护合法权益。国际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不言而喻，无论原有规则的变革，还是新规则的制定，都需要更加倾听中国的声音，将中国的意志考虑进去。为此，在国际规则的变革和制定过程中，中国要力争做到“在议题设置上有引导力、在规则制定的讨论中有说服力、对于霸权倾向有回击力、对于质疑有解释力”。[50](P35)
全球治理本质上是规则治理。没有规则就没有治理。公平公正的国际规则有助于加强信息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促成国际合作。同时，国际规则又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制定和实施什么样的国际规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利益天平倾斜的方向，也将对未来全球治理走向和国际秩序形态产生深远影响。制度性话语权是在国际舞台抢占制高点、掌握主动权的基础,关乎国家的竞争优势。“制度性话语权建设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建立新型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51](P161)一方面，“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52]另一方面，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要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相比，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话语权还处在弱势地位。因此，中国需要根据话语权的生成逻辑，不断提升在制定国际规则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当然，中国没有动机和必要去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原则规范，而是应该致力于在现存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与自身规模、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这样，对全球治理体制机制的调整改革就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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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Approach of China Lead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HUANG Jia-mao1，WANG Hai-jun2
(1.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2.School of Marx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global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re increasing day by day, and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is rising, so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is imperative. In the new era, China can contribute more and better wisdom and solutions to global governance. From participation to leading global governance, we must gradually form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major governances”,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actively practice the correct concept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and always uphold the principle of“building and sharing through consultation”. Besides, we must strenuously construct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he related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project, concentrate o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its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right.
Key words :new era; China; lead; global governance; logical approach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15YBMK001)
作者简介:
黄家茂(1967—)，男，安徽芜湖人，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王海军(1971—)，男，山东青岛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 2019) 04-0015-10
〔责任编辑：李晓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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