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谈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中的理论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2)07-0025-07
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国际国内形势剧烈变化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并很快“由精神转化为物质力量”，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实践的成功，必然蕴含着深刻的理论价值。今天，重新审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价值，特别是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
由邓小平为主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建构了科学理论体系的。正是有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使党的十四大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建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构建，则成为由“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发展了的、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具体来说，南方谈话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点睛之笔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有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探索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搞清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寻找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的十多年中，邓小平数十次明确表示，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说“没有完全搞清楚”，是既“清楚”又“不清楚”。“清楚”的，是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不清楚”的是，通过怎样的体制来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
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的任务，是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曲折经历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长期以来，人们把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模式绝对化，把它的特征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带来了潜在的、难以解决的矛盾和困难。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样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1]他在同非洲国家政治家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时，也常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2]
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的任务，也是邓小平在深刻思考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犹疑和困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一开始，就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管理下放自主权以及兴办经济特区等改革举措，产生了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争议。因为从传统观念看，这些举措，马克思主义经典上没讲过，以往社会主义实践没干过，特别是它们都体现了市场的导向，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必然引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问题。基于这一争议，邓小平认为，对社会主义不仅“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今天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1980年四五月间，邓小平几次尖锐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3]所谓“正确理解”和“正确的政策”，实际上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强调：“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4]这就为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奠定了思想基础。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从而在实践上开辟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向。十二大以后，他一再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至1987年十三大召开前，他依然谨慎表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我们“还在摸索之中”。为此，他为十三大确定的主题就是“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5]十三大以后，他才比较自信地肯定，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什么是社会主义。
事物的本质必须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靠抽象思维去把握。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深邃思考，逐步深化认识，最终于1992年南方谈话才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精练概括，从而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
一开始，邓小平首先针对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条条框框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举措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的历史教训，强调发展生产力对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性。他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6]“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7]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邓小平进一步把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它“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8]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更深入地把发展生产力同社会主义目的联系起来思考社会主义本质。1985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此后，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他指出：“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9]1990年，邓小平又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0]这就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苏联东欧剧变、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错综复杂形势，又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论：是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搞经济建设和阶级斗争“两个中心”？是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是继续开放，争取有利于我国搞现代化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还是回到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去？其焦点，依然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发展社会主义还是在搞资本主义？正如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指出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1]为了回答这些困惑，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的阶段，邓小平在十多年思考的基础上，言简意赅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2]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提出，到探索思考再到形成概括的过程，同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开题到构成轮廓再到初步形成理论体系的过程。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开题的主要标志，是邓小平提出“拨乱反正”以及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任务，从而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这一理论得以展开的主要标志，是邓小平抓住了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等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要素，从而使这一理论有了基本轮廓；而1992年党的十四大能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关键，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作了明确回答，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似画龙点睛，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命题。如果没有对这一主题的深刻而又简明的概括，是不可能构建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的。
二、阐述的主要观点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基本框架
邓小平1992年初在巡视武汉、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海外媒体曾有过零星的报道或猜测。巡视结束后，《深圳特区报》曾以长篇通讯的形式，透露过邓小平谈话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三四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了邓小平的谈话，并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了经整理过的邓小平谈话要点，并要求全党组织学习和贯彻谈话精神。
经中央整理过的谈话要点，分成六个部分，各部分的主要精神是：(1)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4)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亚洲“四小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5)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6)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理论内容的形成和发展，二是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主要观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形成，并伴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建构其理论体系，则是党在召开各次代表大会期间，将理论创新成果进行提炼概括而成的。
从历史进程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到1992年10月召开十四大前，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使党的代表大会从理论上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经验，具有了迫切必要性；而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又使这一总结具有了理论可能性。于是，党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并第一次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九个方面，概括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强调，这九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比较党的十四大概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方面内容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六部分精神，可以明显看到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其一，南方谈话每部分的重点，基本涵盖了“理论体系”九方面的内容。除没有专门讲祖国统一，同时南方谈话各部分均体现发展道路(思想路线)和发展阶段两方面内容外，南方谈话六部分重点大致对应于发展动力、根本任务、发展战略、政治保证、领导和依靠力量、外部条件。
其二，“理论体系”九方面内容表述的关键论断，大都直接来源于南方谈话中首次表达的话语。例如，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现代化建设要抓住时机、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等。
其三，“理论体系”九方面内容表述的一些重要话语，尽管是邓小平以往提出过并且有的甚至是反复强调过的观点，但在南方谈话中的阐述中，都有所深化。例如，“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封闭只能导致落后”，等等。
可见，南方谈话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本框架。
伴随着因实践发展而推进的党的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在不断丰富，形式在日趋完善。1995年，由中共中央印发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将这一理论体系从十六个方面作了展开，即思想路线、本质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外交战略、祖国统一、依靠力量、国防建设以及领导核心。而这十六方面内容，基本上是党的十四大概括的九个方面的拓展。它将“根本任务”拓展为“本质道路”和“根本任务”，将“发展动力”拓展为“发展动力”、“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将“领导和依靠力量”拓展为“依靠力量”、“国防建设”和“领导核心”。1997年初，邓小平与世长辞，在这一背景下，党高举怎样的旗帜问题，更为至关重要。为此，是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把由邓小平主要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并把它写入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同时，还从“理论精髓”、“理论主题”、“立论根据”和“科学体系”四个方面的“新”，论证了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而对其科学体系的阐述，基本上依据的还是党的十四大概括的九个方面。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2003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也基本上按照1995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体系框架，阐述了十六个部分的内容，稍有不同的是突出了经济、政治、文化和执政党等四个方面的“建设”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概念后，人们对这一体系的内容作了诸多研究，但也基本上是延续从党的十四大的九个方面到1995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十六个方面的框架。2009年中宣部理论局编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读本》，对这一理论体系从十四个方面作了概述，除增加了“社会建设”部分，其基本框架依然是对前述九个方面的拓展或对十六个方面的归并。
由此可推断，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也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基本框架。
三、所思考的问题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仅把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对中国今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发展方向，提出了诸多警示。20年后用南方谈话审视今天的中国现状，深化各个领域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缩小贫富差距、惩治腐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还广泛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也愈发凸显。重温南方谈话，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有诸多启示。
1.关于思想路线：反对形式主义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13]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他还严厉批评了在理论学习和宣传上的形式主义，即要求群众学长篇的大本子，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特别是文章和讲话太长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多。他认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反对形式主义，就需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讲了那么多年，但在实践中的贯彻始终非常艰难，除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因素的制约外，恐怕形式主义的存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对反对形式主义有自觉的意识，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无疑也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主要不在于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程度上组织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而在于使理论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从而转化为他们的内在信念。
2.关于基本路线：坚持一百年不动摇
邓小平认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恐怕要有30年的时间。于是，他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14]他多次警告：谁要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谁就会被打倒，社会主义也只能是死路一条。
当然，说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是邓小平极而言之的话，其本意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以使全党意识到责任的重大；强调坚持基本路线的必要性，以使全党在面临各种新的风险考验时能思想清醒地排除各种思潮的干扰；强调逐步形成成熟的定型的制度的重要性，使推进改革具有防范各种风险的制度保障。
3.关于发展动力：深化改革
邓小平不仅揭示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缺陷，还在实践上证明了改革对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15]他通过总结改革的成功经验，为继续深化改革提供了指导。这些经验主要是：对于改革要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试”和“闯”的过程中，领导层每年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
20年后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挑战，与当年有诸多差别。当年，脱离实践的传统意识形态是改革的主要障碍，邓小平为打破这些障碍而强调“摸着石头过河”和“不争论”；而今天，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恐怕是逐步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难以打破，因而不能简单依靠“摸着石头过河”了。然而，南方谈话对于今天深化改革依然可以给予的指导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强化改革的紧迫性意识。邓小平把中国能“闯”过“六·四”这个关，归功于中国在苏东剧变前十年就开始改革开放而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集聚着诸多爆发群体性事件的能量，如果不深化改革，就不能有新的渠道来释放社会不稳定的能量乃至化解社会矛盾，而这些能量集聚到一定的程度，对社会主义事业会带来重大伤害。其二，改革尽管不能再简单地“摸着石头过河”，但由于中国各区域和各领域的发展差别太大，依然需要“试点”，而不能搞一刀切或同步走。其三，对于试点经验，领导要不断总结经验，更要为经验总结提供理论支撑，使这些经验的推广更具有动力资源。对于涉入深水区的改革而言，更需要宏观层面上的“顶层设计”。
4.关于发展目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探索过程中所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既能解放生产力、又避免两极分化，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南方谈话不仅凝聚了他的根本性思考，还具体阐述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设想。邓小平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6]他还认为，到那时，物质基础雄厚了，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
虽说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的今天说成是“两极分化”(因为严格意义上的“两极分化”，既有质的规定性，即它是同剥削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又有量的规定性，即中间阶层日益分化，绝大多数人沦落到社会底层、少数人暴富)，但分配不公及因此造成的贫富悬殊状况的严重存在，却是基本事实。于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在南方谈话提出要突出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10年后，社会贫富差距依然在扩大？2003年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增列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条目，并把“实现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目的”。看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中，进一步突出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而且，今天讲“共同富裕”，已不能停留在“物质财富”的层面，而应该扩大到“民主权利”、“精神文化”和“公共产品”的领域。
5.关于协调发展：讲求效益
对于经济发展，邓小平推崇“台阶论”，认为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局势的动荡既对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挑战，又给中国经济上一个台阶提供了新机遇。因此，他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认为速度能快一点的就快一点。这体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世界眼光和全局视野。当然，他也辩证地指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17]
今天，当中国持续高速发展30多年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的问题十分突出。全面贯彻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必须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稳定和发展的关系。重要的是，不能把一味追求发展速度带来的弊病，归咎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而否定南方谈话的当代价值。
6.关于廉政建设：依靠法制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十分关注引起人民群众严重不满的腐败问题。他在“六·四”风波平息后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已经注意到，“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8]时隔两年多后，他依然对此忧心忡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19]他还认为，惩治腐败和廉政建设，靠法制比较可靠。
今天，腐败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依然是社会舆论抨击的焦点，同时也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层面推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既有必要，也有诸多可行的步骤，只是需要我们有更大的决心和下更大的工夫。
7.关于党的建设：选拔德才兼备的干部
早在“六·四”风波平息前后，邓小平就基于政治风波的教训作出了中国问题关键在党、这个党不抓不行了、第三代领导集体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等“政治交代”。在南方谈话中，他继续强化这一“政治交代”，指出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20]他还认为，除了反腐败，关系党的建设大局的，是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他说，要进一步选拔德才兼备的年轻人进班子，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才可放心。但令他忧心忡忡的是，对于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他还不放心，希望能解决好。
今天，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在和平建设年代，也没有人能仅仅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起绝对的领导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强对年轻干部的“德才”两方面的培养，尤显重要，而不能只在培养“才能”上下工夫；同时，不仅需要培养，更需要有“德才”两方面的考验，而这样的考验，应更多地源于“自下而上”的过程。
8.关于国际环境：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有着清醒而又清晰的意识。他一方面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1]另一方面又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2]同时，邓小平又断言，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邓小平没有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强调中国应承担埋葬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因为强调争取和平环境来发展自己而模糊社会主义的方向。这对于当代中国如何统筹国内改革和发展同对外开放和国际战略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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