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0～2009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年中论文,财政支出论文,面板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科学反映我国不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6月13号的划分办法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经济区域，其中，中部包括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湖南六个省份，面积占全国的10.7％，总人口占全国的28.1％，GDP总量占全国的19.3％。现状表明，中部地区又是我国人口密集、内陆经济腹地和重要的劳动力市场。因而，加快中部地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既是提高中部人力资源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举措，又是推动区域人力资本要素整合、发挥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的客观需要。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本质上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它能够有效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效率，并为加快中部地区从人口资源大区转型为人力资源强区提供人才保障。本文基于2000－2009年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对影响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发现各因素的具体作用。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围绕经济和制度层面考察了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不平衡的影响。沈百福和俞诗秋首次提出教育经济区域概念，并运用灰色聚类方法对中国教育经济区域作了划分，发现各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极大，而教育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却相对较小，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协调导致了教育投资的不平衡。[1]董泽芳和沈百福沿用上述教育经济区域的概念，分析了各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从地区差异来看，直辖市的高等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最高，欠发达地区所占比例最低，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居中，反映出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高等教育经费所占的份额也越高。[2]蒋莉莉和赵宏斌从经费总量、高等教育支出结构及生均支出三个方面衡量了我国31个省、直辖市高等教育财政的不平衡性。对省级区域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总体投入的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财政收入相对较高的省、直辖市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总体投入较多；西藏、新疆等西部省份财政总体投入相对较少，但其增长速度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协调；对于山东、广东等地方高等教育规模相对较大的省份，其财政总体投入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适应性相对较差。[3]岳昌君采用统计和计量回归方法，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和财政状况进行了国际比较。结果显示，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平均为24.8％，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70％，财政性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平均为61.6％。中国在这三个指标上的实际值均低于国际平均值，表明中国应该继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资力度。[4]康玉珠、沈菊琴认为，尽管在我国的教育经费分配结构中，高等教育比例一直比较高，但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总量的增加速度赶不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速度，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在逐年减少。[5]罗晓华、陈工认为，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需求压力巨大、规模迅速扩张、质量问题凸现、投入不足等诸多矛盾，应从制度层面调整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机制，提高高教财政拨款的公开性、公平性，重视高教资金分配的竞争性与效益。[6]
在有关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差异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从财政分权体制的角度考察对高等教育支出的影响。郑磊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晋升竞争机制和财政分权制度都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着显著的负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7]宗晓华基于1998－200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影响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规模、毕业生流出比重、地方高校财政责任向中央财政和地区居民的可转嫁程度等因素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有着显著影响，但以本地区财政收入占国家总体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表示的财政分权度对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影响作用不确定。[8]李福华对美国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进行了统计，发现美国公立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比较多，但仍以国家投入为主，达到51％以上。其中州政府所占份额最大，达40％以上，联邦政府的投入超过10％，高校自筹经费在50％以下。[9]吕炜、王伟同和张妍彦课题组通过对印度、智利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经费筹措成本回收和财政管理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指出教育财政在其高等教育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还有学者从效率与公平视角出发，研究了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11]
上述研究主要基于经济和财政体制层面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状况、绩效影响做了定性或定量探讨，但从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经济、教育和社会等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来进行考察的研究较少。我们认为，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与收入水平、教育投资及其规模因素等密切相关，还受到政策、财政分配结构等方面的驱动。本文旨在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一部分分析中部地区和全国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第二部分研究影响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模型，给出检验结果和相应的分析，最后是文章的结论。
二、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现状分析
图1反映的是1999－2009年中部六省和全国以不变价格表示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图1 中部六省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
注：数据来源于1999－2009年中国统计统计年鉴，下同(图2，图3)。
其中，中部六省和全国的生均高等教育支出分别从2000年的10956元和13991元增加到2001年的12065元和15974元；而后有所下降，分别减少到2005年的10818元和2004年的14929元；之后开始明显回升，到2009年，生均高等教育支出分别增长到12868元和18647元。但中部六省的生均高等教育支出与全国一直存在明显差距，随着全国范围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中部地区生均高等教育支出的增加数量和幅度显著慢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拉大的倾向。
图2反映的是2000－2009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财政支出比值呈现出趋同趋势。
图2 中部六省和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财政支出比值
其中，中部六省和全国的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支出分别占中部地区和全国的人均财政支出比值顺次从2000年的22.04和12.15下降到2009年的3.40和3.26，两者的比值差距由9.89减少到0.14，两者的差距逐渐趋同，而且这种下降现象与我国90年代末期高校大规模扩张造成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背景基本一致。但中部六省的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财政支出的比值曲线更为陡峭，说明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生均经费增加的速度慢于人均财政支出增加的速度，其下滑程度比全国平均水平更为严重。
图3反映的是2000－2009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的生均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值出现相似的下降趋势。
图3 中部六省和全国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GDP比值
其中，中部六省生均高等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占该地区人均GDP平均水平的比值从2000年的2.20一直下降到2009年的0.65，而同期全国生均高等教育支出的平均水平占全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的比值也由1.94减少到0.73。但从曲线的陡峭程度来看，2005年以前，中部六省普通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人均GDP的比值要大于全国的比值，下滑速度也快于全国；2005年以后，中部六省的比值略低于全国，但下滑势头仍略快于全国。
上述分析依次从中部六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中部六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名义人均财政支出比值和中部六省普通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占名义人均生产总值比值三个角度刻画了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变化趋势，反映出中部地区生均高等教育支出在增加，但增速明显慢于该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GDP的增长幅度，而且与全国相比，均存在较大的差距，在短期内这种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三、变量选择、数据说明与模型检验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选取
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很多，主要涉及经济、教育资源禀赋和社会方面。本文主要考虑收入水平、政府规模、财政支出分权度、政府竞争度、高等教育学生数量、教职工数、城市化水平等七大因素。
1.收入水平
收入水平是决定教育支出的根本因素。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税收收入、债券收益、国家控股企业利润和各种费用收入不断增加，表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在提高。政府通过掌握的财政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能够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我国公立大学的办学体制下，财政拨款对高等教育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收入水平用GDP总量表示，考虑到人口因素，人均意义上的收入水平更能准确反映人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分配状况。
2.政府规模
政府规模通常用预算内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或者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占GDP的比重进行衡量，在考察政府规模时，我们用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来说明。Robstow在解释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时认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要求是引起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12]而且经济中对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以福利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在人均收入增长时要求政府在这些方面增加支出。[13]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直接受到政府财政支出即政府规模的约束。
3.财政支出分权度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会受到分权的激励而产生增加提供地方性公共品的偏好，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入。[14]但傅勇和张晏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产生了扭曲作用，导致文化教育类支出的不足。[15]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支出不同于一般的公共支出，财政分权是否会激励地方政府，关键在于高等院校的知名度。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部属大学或知名院校每年不但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还受到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这说明财政分权有利于这些院校财政支出的增长，不过对地方普通院校的作用效果可能并不明显。
4.政府竞争度
按照资本要素的最终用途，财政资金大致可分为扩大再生产性资金和公共服务性资金，前者在短期内能够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后者可以完善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且存在投资见效慢，收益周期长的缺陷。在突出以GDP增长率作为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机制下，招商引资尤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地方政府迅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相对于教育方面的投入，基本建设投资更能在短期内推动GDP的高速增长，故地方政府对采取种种优惠措施并积极改善基础设施以吸纳外商投资的热情更大，从而导致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的弱化。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这种做法将会影响高等教育支出增长的规模和速度。
同时，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学生数量和教职工数也随之增加，学校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投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也需相应同步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城镇人才和结构的日益分化，对人力资本需求层次、种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尺度，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日益依赖各类高等教育来培养，因此，伴随城市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扩张也应加速推进。
(二)模型设定
在构建模型时，为统一量纲，均进行人均化的处理。考虑到当期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受到往期支出的影响，故加入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滞后项。通过分析不同因素对各地区实际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建立起如下面板数据模型：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由于存在多个年份、省份的数据残缺，为尽可能使用原始数据，本文在实证研究时去掉了数据大量残缺的年份，只选择数据完备的年份进行考察。由于安徽省、江西省和湖南省2001年高等学校教职工数量残缺，采用相邻两年教职工数的算术平均数进行弥补。本文所用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教育统计年鉴》和《区域经济年鉴》等。鉴于变量值不能直接得到，故根据需要进行了计算，并整理出中部六省份相关指标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区间为2000－2009，相关变量的处理均采用Eviews6.0。各变量的描述性特征见表1。
(四)面板数据的模型选择
在对中部六省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的实证分析中，根据F统计量分别检验混合效应模型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之间的合理性，无时间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之间的合理性；用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分别判别选取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之间的合理性及时间固定效应与时间随机效应之间的合理性。当F检验值和H检验值对应的P值在既定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时，则分别拒绝混合效应设定、无时间效应随机效应设定(假定存在)和个体固定效应设定、时间随机效应设定。检验结果表明，模型的F检验和H检验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F统计量检验值和H值统计量检验值见表2。
(五)模型实证结果分析
进一步发现，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反应系数为0.447，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591，政府规模的反应系数为－10.245，生师比的反应系数为－0.073，城镇化水平的反应系数为3.111，即滞后一期的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和城镇化水平对中部六省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实际人均收入水平、生师数量比例和政府规模对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以各省预算内外财政支出之和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支出比重表示的地方财政支出分权度和以各省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当年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表示的地方政府竞争度对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作用并不显著；而政府规模与政府竞争度的交叉项系数为86.152，P值为0.0338，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回归系数为正，且较大，说明中部六省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上升和政府吸引国外投资增加，结果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即政府规模与政府竞争度的正向外溢效应相当明显。
2.不含
项的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分析
λ取值为0时，即不含项的子模型(3)中，F检验值为2.70，对应P值为0.0337，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比混合效应合理；在子模型(4)中，H值为26.50，对应P值为0.000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建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比时间随机效应设定合理。DW值都非常接近2，R2值均较大，模型拟合较好，而且子模型(4)的所有参数在既定显著性水平下有效，因此建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优的。
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4)中，即不考虑财政支出分权、政府规模与政府竞争度两两之间的交叉作用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影响下，实证结果表明：
(1)滞后一期的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603，负向关系说明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当期高等教育支出受往期支出规模的影响相当大，现期财政高等教育支出数量越多，未来一期的支出规模也越大。
(2)收入弹性系数为－0.831，这一负向关系意味着随着居民实际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反而不断降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也在增长，但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要落后于其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导致的结果必然是高等教育支出严重不足，这与前文的分析相一致。
(3)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反应系数为6.333，正向关系表明财政分权改革后，中部地区的财政分权显著刺激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力度，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支出中负担的经费支出非常大，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且中部地区中央部属院校数量相对其他地区来说相当缺乏，地方政府需要承担较大比例的经费支出才能弥补高校财力的不足。
(4)政府规模的反应系数为负且为－4.053，尽管中部地区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和在GDP中的相对比重在扩大，但对教育的投入仍显不足，2010年中部六省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为624.3797万，占全国总数的27.98％，同期中部六省财政用于教育的总支出为2391.43亿元，而全国教育支出为12449.7亿元，中部六省财政教育总支出仅占全国的5.21％，高等教育财政支出总量增长明显赶不上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均教育支出的数量和增幅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5)生师比的反应系数为－0.075，这一负向关系意味着随着中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学生数量的增加幅度远远快于所需要教职工数量的增加，其结果是生师比过高，并对高等教育支出产生了显著的降低作用。对城镇化水平的反应系数为2.863，即在最近十年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刺激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经济发展客观上要求高等教育增加投入。高等教育支出对政府竞争度的反应系数为－2.642，负向关系表明地方政府过多地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商投资还没有充分达到刺激科教文卫投入的效果。
四、结论
上述基于中部六省2000－2009年度的面板数据，对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利用时间固定效应的幂函数与指函数模型时，当加入控制变量后，滞后一期的生均高等教育支出、城镇化水平正向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而实际人均收入、政府规模和生师比负向影响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同时考察财政分权度、政府竞争度与政府规模两两之间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交互作用时，政府规模与政府竞争度对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反应系数高达86.15，交互作用非常显著。通过比较研究还发现，不含控制变量项的时间固定效应幂函数与指函数模型是最优的，在该模型中，滞后一期的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为0.603，高等教育支出对收入的弹性系数为－0.831，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反应系数为6.333，政府规模的反应系数为－4.053，生师比的反应系数为－0.075，城镇化水平的反应系数为2.863，政府竞争度的反应系数为－2.642。即滞后一期的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分权度、城镇化对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实际人均收入水平、政府规模、生师比、政府竞争度对生均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性受到经济、教育资源禀赋和财政体制等多方面的制约，因此，应尽快健全财政分权、政府规模和政府竞争的机制，使高等教育支出与教育发展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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