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
基于年龄效应的二语/外语语法习得研究述评
王勃然，黄桂玲，代佳馨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摘 要： 基于二语/外语语法习得年龄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正反理据解析了年龄因素对于语言语法习得的影响。虽然暂无有力证据绝对否定或肯定二语习得以及外语学习语法关键期的存在，但近年来的研究总体上更倾向于否定的观点。同时，诸多学者转而提出不同的理论及视角，以便更全面、科学地解读二语/外语语法习得的复杂动态过程，获得有关年龄效应更为可靠的结论。
关键词： 语法习得；年龄效应；二语/外语
一、导言
发端于生物学的“关键期”概念运用于语言学领域，是指在人生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个体可以在没有外部干预，不需要教授的条件下轻松、快速地学习一门语言[1]。Lenneberg 基于一语/母语习得提出的“关键期假说”[2]所界定的2～12 岁区间，多年来被当作研究年龄因素的一个窗口和切入点。年龄被认为是预测二语习得成效的一个关键变量。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同处于关键期内的幼儿（或儿童）学习者之间、关键期后的青少年（或成年）学习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于是，内涵更广的“年龄效应”逐渐取代了“关键期”。综合业界学者的观点，“年龄效应”可界定为二语/外语习得过程中，不同年龄的学习者在学习效率、学习成就等方面呈现出的差异[3-4]。
作为“关键期假说”的一个重要证据，美国洛杉矶的Genie 案例被广泛引用和探究。12 岁半以前从未有机会接触人类语言的Genie，历经近6年的学习，到18 岁时才具备了最低限度的语法能力，而且在其话语表达中基本没有句法[5]。鉴于这个案例涉及的是一语/母语习得，在二语习得/外语学习中是否存在同样原则，学界有着不同的声音。毕竟，在已掌握母语的基础上再去学习另一门语言，各方面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深入的研究尤为重要。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论及的语法包括句法和词法，但以句法为主。
例如，针对于小学生这一群体来说，其对于流行音乐是非常追捧的。因此，音乐教师在培养学生节奏感的过程中，也可以投其所好，引入一些节奏感较强的音乐，来达到培养学生节奏感的目的，使培养目标得以达成。比如，教师可以引入周杰伦的《双截棍》，不仅为学生播放相应的音乐，也为学生播放相应的歌曲视频等，充分的增强课堂的感染力，使学生更好的感知音乐节奏，这对于学生本身节奏感的提升将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基于年龄效应的二语语法习得研究述评
（一）正理据
在二语习得领域较早的研究比较倾向于支持关键期假说。Seliger 相信青年人在语法习得上比成年人表现更出色，16 岁左右应该是语法关键期[6]。Vivian 也持类似观点，认为语法习得的关键期可能比语音习得关键期要晚，大约在15 岁左右[7]。毛伟宾、顾维忱相信语言习得的不同领域可能存在不同的关键期[8]。句法、语音的加工能力可能与大脑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学者能利用感知运动脑区加工二语语法，而晚学者则不能，因此后者无法达到类似母语的水平[9]。
MacWhinney 认为母语的（形态）句法系统通过加工策略的迁移来影响二语的句法加工。当两种语言的基本句法属性相似时，会产生正迁移，二语学习者可以受益于跨语言迁移；而当母语和二语的基本结构不相似时，会形成负迁移，即形成实时加工的竞争机制，二语加工会受到阻碍。这一竞争的结果不仅受到跨语言相似性的影响，而且受到语言线索强度的影响。二语加工取决于学习者被输入的二语知识的多寡和句法线索的可及性。接触二语越多，相关的二语线索强度越大[53]。Tokowicz 和MacWhinney 发现被试的语法敏感度取决于两种语言的句法相似度，证实了跨语言的相似度对于隐性的句法加工确有影响[54]。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年龄效应研究引入了ERP（event related potential，相关事件电位）和fMRI（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技术。作为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ERP 具有毫秒级水平的时间分辨率，可以在自然条件下研究特定认知处理过程。就具体的ERP 成分而言，N400是一种负波，标志词汇的语义加工，其变化反映了非匹配的刺激跟读者预期之间的关系；LAN反映的是与形态句法相关的加工认知过程，在没有句法违反时不会产生；而P600 是一种正波，反映了句法的整合过程，往往与（形态）句法违例或复杂句法结构加工相关[14]。在ERP 的句法加工研究中，句法违反和句法歧义均与P600 成分相关。就母语者而言，短语结构违反引起了早期左单侧负波（标记为N125），其后在300～500毫秒时间窗口内引起左单侧负波，在500 至700毫秒会诱发P600。第一个使用ERP 技术研究二语形态-句法加工的是Weber-Fox 和Neville[15]。他们通过考察61 名在不同年龄阶段接触二语的汉英双语者，探讨了二语学习者的句法关键期效应。结果显示，所有二语学习者对句法违反的ERP 反应均与母语者不尽相同，且不同年龄组之间存在差异。其中，早学者（1～3 岁、4～6 岁、7～10 岁组）出现了与本族语者类似的晚期左侧化负波和P600；晚学者的11～13 岁组出现了负波的双侧化现象及早期负波（N125），P600 表现出延迟的潜伏期，且呈弱性。而最晚接触英语的学习者（16 岁以后），其右侧负波分布多于左侧，且未诱发P600。这个结论表明，生理基础严重制约着语言发展，晚学者句法处理与早学者和本族语者显著不同，且达不到后两者的熟练程度。Hahne 基于德语句子句法违例模式，发现德语二语学习者（母语是俄语）会产生P600 成分，但是没有一个二语学习者产生了早期LAN 成分[16]。Wartenburger 等使用fMRI 探究了二语习得年龄和熟练程度对双语被试语法和语义判断大脑皮质活动的影响[17]。他们将意大利-德语双语者按习得二语的初始年龄和熟练程度分成3 组（早期习得/高熟练、晚期习得/高熟练、晚期习得/低熟练），结果发现早期习得（6 岁前）的熟练双语者进行句法任务时，两种语言引起的脑功能区改变没有差异；而对于晚期习得（12 岁后）的熟练双语者和不熟练双语者，二语的句法加工激活了比加工母语语法更广泛的脑区，且两类被试之间无差异。二语句法加工所引起的脑功能区改变主要受到习得年龄这一因素的影响，晚学者加工二语要付出更多努力。鉴于绝大多数二语句法加工研究关注的是句法违反现象，Kotz 等考察了早期接触二语的高水平学习者（5 岁开始学习）对英语句法歧义问题的加工，发现二语学习者在处理句法歧义句子时产生了类似母语者引发的P600 效应[18]。这表明二语句法知识的早期习得（5 岁左右）可使二语和母语的句法加工表现出类似的敏感性，从而间接论证了关键期假说的成立。在国内，常欣等以初始学习年龄较晚、语言水平相对较高的汉-英双语者和法-英双语者（英语是二语）为被试，探究英语简化关系从句的句法加工，结果发现语言水平较高的晚期二语学习者没有诱发P600 和LAN 成分[19]。这说明晚期二语学习者不能像母语者那样自动化加工，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得以证实。
（二）反理据
对于外语学习在语法层面的年龄效应，国内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反对的观点。桂诗春认为除了语音外，语法、词汇和其他能力的增长受认知的影响，和年龄的增长成正比例[47]。杨雄里在谈到年龄与外语学习的关系时，曾说过：人脑的可塑性年龄越小越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外语时发生的词法、语法错误就越多，但绝对不能因此推论学外语越早越好。这是因为我们学习的重要内容是学会逻辑思维，而一般人的逻辑思维形成则是通过母语学习。因此，过早学习外语可能会对逻辑思维能力造成干扰[48]。姚凤华认为成人的习得优势表现在业已完善的逻辑思维和较强的语言意识[49]。心理和认知能力的成熟使得成人具有较强的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因此可以较为容易地处理复杂的、深层的语言形式和内容。在实证研究方面，柴小莉选取了兰州大学大一两个平行班的同学作为研究对象。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在2～6 岁、7～10 岁两个年龄段，受试的语法接受能力较差；11～14 岁和15 岁以后两个年龄段的学习者英语语法接受能力较强[50]。同年，唐洁凌选取了两组受试——13 个早学高水平（平均始学年龄=9.4 岁）和11 个晚学高水平者（平均始学年龄=12 岁），测量了早学高水平和晚学高水平英语学习者在处理一致性违反的被动句上呈现的脑电成分。结果表明，早学者呈现了不太明显的P600，而晚学高水平双语者呈现了明显的P600，两组受试都没有激发LAN 成分。除了分布上的差异外，早学高水平双语者平均幅值分析均低于晚学高水平双语者，这说明年龄对以英语为外语的中国学生的句法处理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51]。
国外研究者运用ERP 技术来探究二语学习者的大脑活动，而针对中国外语学习者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国内部分学者在此领域，已经做了一定的尝试。例如，常欣等探究了把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学习者（EFL 学习者）在处理句法违规的主动句时的心理机制，结果表明在句子内部句法异常条件下，可见早期左前负成分（ELAN）；在句末句法异常状态下，可观察到P600 成分[42]。
锁相放大器的理论输出信号为直流信号,则数字锁相放大器中数字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越低,系统的信噪比越高。对于普通IIR滤波器,需要根据MTALAB仿真得到收敛的量化系数来调整程序和寄存器的位数,调节过程繁琐[6]。截止频率越低需要的滤波器阶数越高,加之算法复杂,导致PFGA资源占用过多,在增加系统功耗的同时增加了调节的复杂程度,因此,为了充分利用FPGA内部资源,需要针对不同的噪声带宽对其阶数进行调节。
三、基于年龄效应的外语语法习得研究述评
（一）正理据
不得不承认，外语学习者在语言环境、师资情况以及学习目的等方面都与二语学习者有着明显的差异[39]。基于年龄效应的二语习得研究结论是不能直接运用于外语学习的。1990年，Long通过实验发现15 岁以后才开始学习外语的学习者，其词法和句法均无法取得与本族语学生一样的水平[40]。关薇认为，在关键期开始学习外语的儿童，在语法精确度方面比成年后开始学习外语的人更能达到本族语者的水平[41]。
作为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反对者，Krashen等用他们的研究结果说明了儿童和成人二语学习者在英语语法上存在类似的学习困难[24]。他们认为在青春期后有一个短期的语言学习速成阶段，尤其是在句法和语言形态方面。且数据表明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优势在青春期前的儿童身上并不显著，关键期假说因此并不存在[25]。Fathman调查了华盛顿地区200 个6～15 岁移民儿童掌握英语的情况，结果表明：晚学者（11～15 岁）比早学者（6～10 岁）在词法和句法方面掌握得更好[26]。Snow 和Honefnagle-Hohle 历经10 个月，研究了三组母语是英语的受试在自然环境下习得荷兰语的表现，结果发现：青少年组（12～15岁）学习荷兰语的最初几个月进步最快，成人组（15 岁以上）在词法和句法的理解、掌握上保持明显的优势[27]。总体上，青少年学得最好，成人次之，儿童则排在最后。另一持反对声音的代表性人物Birdsong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驳斥了二语习得关键期的存在。他以句法判断为实验材料，测试了20 位英语为本族语的法语学习者。结果表明，其中5 位学习起步晚的成人的语法判断能力不亚于母语者，这表明关键期并未在这些人身上发生作用，在青春期之后开始学习二语的个体仍有可能在句法方面达到与目标语母语者一样的水平[28]。1999年，Birdsong 再次以20 名母语为英语的成年法语学习者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15 人的语法判断任务成绩处于法国本国人正常范围之内，其余5 人也只是略微偏离正常范围 [29]。Bialystok 和Hakuta 研究了句法习得是否存在关键期，他们的结论显示：在二语习得中缺乏任何与年龄相关的断层，相信关键期的存在可能是由于观察证据时的归因错误，即把相关性误读为因果关系。此外，在习得语法的顺序上，成年人与儿童也是一样的，可见儿童和成人的语言学习机制的本质是相同的。该研究结果否定了句法习得方面“关键期”的存在[30]。同年，Flege 等对朝鲜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了类似于Johnson 和Newport 在1989年所做的测试，结果显示：随着习得初始年龄的增长，语法判断测试成绩稳步下降。然而，在控制与习得年龄混淆的变量后，习得年龄对语法判断测试分数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这表明，关键期与语法无关[31]。为了验证Johnson和Newport 经典实验的研究结论，Birdsong 和Molis 复制了该实验，除了受试与Johnson 和Newport 的研究不同之外，其他部分如实验材料、实验方法等完全相同。然而他们得到的结论却与原始结果大相径庭。在32 名移民年龄较大的学习者中，在相同的语法判断测试中成绩的准确率有13 名超过了92%，而原始结果仅为1/23。此外，3～15 岁的二语习得年龄与语法成绩并不相关[32]。这使得Birdsong 和Molis 发现了推翻关键期假说的证据，否定了Johnson 和Newport 的研究。他们推测，一些非生物机制限制或促进了学习者的最终水平，而不仅是年龄因素。因此，Johnson 和Newport 的研究并不能给关键期的存在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仅把年龄作为二语最终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不恰当的。国内学者柴省三研究了英语、日语、西班牙语、法语等16 种不同母语者学习二语——汉语的情况，结果显示在汉语语音、语法等模块中二语者的习得速度不存在以青春期年龄为标志的临界转折点[33]。
传统评书都有民间口头文学特征，而口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每个时代各有千秋。也就是说，评书并不是对历史故事的简单重复，而是将历史故事与当下语言特点、受众心理进行有机结合的结晶。打个简单的比方，即便是近代评书“开山鼻祖”柳敬亭的作品放到今天，也只会令听众一头雾水。
（二）反理据
在Ellis 看来，外语语法的习得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受学习初始年龄的影响[43]。Bialystok研究了汉语母语者对英语句法的习得，发现初始年龄并没有起到显著作用，相反，学习时长的重要性得到了支撑[44]。Larson-Hall 调查了200 名日本英语学习者，其中的早学者（3～12 岁开始学习英语）接触英语的时间为1 923 小时，而晚学者（12～13 岁及以后学习英语）接触英语的时间为1,764 小时。结果显示，这两组群的学习者在形态—句法上的得分并没有显著差异[45]。Marinova-Todd 通过全面审视支持和反对在形态句法领域的关键期研究，认为即使年轻学习者能普遍取得更大的学习成就，但晚期学习者在形态—句法层面依然可能达到接近母语者的水平[46]。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ERP 技术的深入了解和实验设计严谨性的提高，国内外越来越多研究者重新审视年龄和二语习得的关系，“关键期假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Friederici 等利用微型人工语言Brocanto 研究了成人学习英语的脑电活动。基于电生理证据，他们发现被试在语法违例中诱发了早期类似LAN 成分和P600，表明成年二语学习者的大脑加工机制与母语者非常相似，即使是成年后也可以完全自动处理所学语言的句法[34]。Rossi 等研究了69 名大学生（意大利的德语二语学习者和德国的意大利语二语学习者）的二语加工情况。他们将被试依据二语和语言的熟练程度分成了四组，且四组被试的语言习得年龄基本一致。研究结果显示，尽管被试的初始学习年龄较晚，但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在句法违例时诱发了与母语者相同的ERP 成分（尽管成分数量上有差异），而低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仅仅诱发了P600 成分[35]。Steinhauer 等利用ERP技术从形态-句法的角度阐明了语言的趋向性，质疑了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36]。在语言熟练程度较低的二语学习者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的ERP成分。一旦大脑开始内化该规则，二语者诱发了少量的P600。随着二语熟练程度的提高，P600越来越大，潜伏期越来越短（向母语者靠近）。这说明，晚期二语学习者的语法加工受到熟练度的影响，是可能达到母语者水平的。此外，Nickels等发现成年高级德语学习者（母语为英语）在韵律-句法错配中呈现了与母语者相似的ERP 模式[37]。在国内，耿立波、杨亦鸣利用ERP 技术，在无意注意条件下研究了16 位中国大学生的二语句法主谓一致违例，结果显示大脑在加工二语时，产生了反映句法自动加工的脑电成分MMN，这表明即使二语在关键期之后习得，大脑仍然可以对二语句法进行自动加工和处理[38]。
与获取正理据的研究相对，诸多有关年龄效应的研究认为，二语语法的习得过程上并不受年龄的影响。在某些学习条件下，成人语言学习者可能比儿童更有效率。他们对脱离语境的语言更为敏感，并且依靠成年后拥有的元语言能力和技能，对语法和形式规则的认识有所提高[20]。Walsh等认为，早在大脑神经趋于成熟之前，发音功能已在大脑的锥形神经细胞中渗透，而其他语言功能（比如句法）渗透到星形的脑神经细胞成熟的时间比锥形细胞要晚得多[21]。Herschensohn 认为晚学者可利用自身的一语学习策略来习得语法，取得比早学者更好的表现[22]，而Ullman 提出的“陈述性/程序性模型”则认为母语者主要依靠程序性知识处理句子，是一个自动的、下意识的过程，速度较快；二语者主要依靠陈述性知识来处理句子，是一个非自动的、有意识的过程，速度较慢[23]。但是，长时间的学习和积累能促进程序性记忆更好地学习语法规则，进而导致该语言的高度熟练性。当二语者的语言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可以像母语者一样利用句法的程序性知识进行加工。也就是说，随着二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对句法结构的掌握可以接近母语者的水平。
四、基于年龄效应的二语/外语语法习得研究解读
从上述讨论可知，现有研究缺乏足够有力的证据绝对否定或肯定二语习得以及外语学习的语法关键期的存在。究其原因，可能是不同学者对某些关键概念的界定不够一致（如习得年龄、关键期分期、语言水平等）；不同研究的受试选择标准和样本量不够统一，背景差异较大；对研究中的潜在变量控制不够或被完全忽略；考察的目标语言、实验材料、使用的量具和调查方法等不尽相同。Long 就曾经指出，由于每项研究中都存在受限条件或者设计上的缺陷，因此研究结果并不精确，降低了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可比性[52]。例如，Weber-Fox 和Neville 在1996年的成果，首开二语句法ERP 研究先河而不断被引用，但她们并没有很好控制被试的语言水平因素，故而得到的实验结果出现的差异性可能和习得年龄无关；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Kotz 等在2008年的研究中，因为他们只考虑了高水平二语学习者的表现。
本文认为，以往有关年龄效应的语言习得研究过于强调习得初始年龄和最终习得成就的线性关联，把复杂的语言习得过程简单化，忽略了语言系统内外诸多因素的互动性。只有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在开展多视角、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有研究结果进行细致分析、筛查，才能更全面地解读二语习得/外语学习过程，获得有关年龄效应更为可靠的结论。
如今，新家是有了，我和老伴的关系却没有任何改善。老姐姐说得对，我们原本不是一路人，硬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也是难为了彼此。
纵观过去20年的研究，诸多学者跳出了简单的习得初始年龄和语言学习成就的相关性研究，转而从不同理论和不同视角来解读基于年龄的二语/外语句法习得效应。代表性的解读视角包括竞争模式说、趋向性假说、语言熟练程度和语言学习机制等。
在语法习得年龄效应方面，Patkowski 通过实验首次提出语法习得关键期的存在。他在研究67 位不同年龄、不同背景，在美国学习英语5年以上的移民后发现，15 岁之前移居美国的学习者比15 岁之后移居美国的学习者能更熟练地掌握句法。到达美国的年龄越小，在句法习得方面表现得越出色。最佳习得年龄为12～15 岁（即青春期前），15 岁以后习得句法的能力开始下降[10]。Johnson 和Newport 利用语法判断任务，研究了46 名在二语环境下（3～39 岁移居美国，在美连续居住3年以上，学习英语超过5年）的中国人和韩国人对英语语法的掌握情况。结果显示，受试的语法掌握程度与到达年龄呈负相关：3～7岁移居到美国的受试，其成绩和母语组无甚区别。8～16 岁组的英语水平有随年龄下降的现象。这种线性衰退从7 岁开始，到15～17 岁左右结束，即17 岁以后才移居到美国的受试，其语言水平远比其他年龄组要差，且语法表现与年龄没有直接相关。二语语法学习存在一定的关键年龄，7 岁可能是关键转折点。由于研究者控制了受试在美国生活的时间，证明居住时间对二语学习成就并无显著影响，使得研究结论成为二语习得领域支持“关键期假说”的最好证据[11]。1991年，这两位学者对比研究了成年后和4～16 岁间到美国生活和学习英语的两组中国人，结果发现学习二语的初始年龄越小，受母语语法的影响越小；如果成年后才开始学习二语，此时受母语语法影响较大，较难掌握二语语法[12]。后来，Johnson 又采用笔头方式重复了他和Newport 在1989年做的实验，得出了相同的结果[13]。
Green 提出的趋向性假设认为二语学习者的大脑机制是一个变化的、动态的、系统的过程，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二语者的加工机制逐渐向母语者靠近[55]。换言之，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越不熟练，母语者和二语者的加工差异就越显著。早期ERP 研究似乎证实了成年二语习得中语言关键期的存在，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二语习得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不断向目标语靠近的过程，即使初始学习年龄较晚的二语学习者在熟练掌握该语言后，他们在形态-句法加工中产生的ERP 成分与本族语者基本无异，习得的年龄不是制约二语最终水平的主导因素。
早期研究表明，初始学习年龄较晚的二语学习者在形态-句法违例中几乎没有产生LAN 成分，从而判定该成分受语言习得年龄的影响较大。但是，最近基于ERP 技术的研究表明这些以往的研究看似证实了生理基础与二语水平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仅仅表明尚不熟练的二语学习者没有像母语者那样加工二语中的形态-句法。以Weber-Fox 和Neville1996年的研究为例，该实验的设计缺陷在于没有把初始接触外语的年龄和外语学习者的水平加以区分，没有控制二语水平这一因素，因此实验结果有可能是由习得年龄与二语水平共同作用所致，而不单纯是初始学习英语的年龄引起的。自2005年以来，研究者在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和低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发现语言熟练程度的确影响着大脑活动，高水平的二语学习者与母语者脑电基本无异。初始学习年龄较晚的二语学习者在形态-句法一致违例中没有产生LAN 成分，可能是由于语言熟练度较低，而不是语言习得年龄所致。随着二语熟练程度的提高，形态-句法的实时加工会发生巨大的、系统的变化。
形式主义，说到底，就是为了让自己轻松，别人忙碌。而要惩治它，我们就得有一种程序，让民众有办法制止它的发生与蔓延。
Dekeyser 认为，人的大脑内存在两种学习机制，一种是内隐学习机制，另一种是外显学习机制。儿童通常采用前者，成年人则借助于后者，依赖课堂学习和老师讲解，逐渐失去了依靠隐性学习机制成功习得语言的能力。只有置于内隐学习环境中，成年二语学习者的大脑加工机制才可能与母语者相同[56]。至于关键期之后成功习得二语的学习者，应该是其外显学习机制中具备了相当的语言学习能力，足以弥补内隐学习机制丧失带来的不足。
五、结论
基于二语/外语语法习得年龄效应的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从正反理据解析了年龄因素对于语言语法习得的影响，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传统“关键期假说”研究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仅把年龄作为决定二语/外语最终成就的因素过于简单和片面。事实上，语言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影响二语习得的生理因素，还应考虑各种非生理因素。以往研究过于注重年龄和语言层面的线性关系，忽略了语言的动态系统复杂性；过于关注单方面因素，忽略了语言习得系统多因素的互动。在未来的研究中，需更多依托现代科学技术，设计更为严谨的研究来进一步证明某个语言系统或子系统（如本研究中的语法）可在哪一特定阶段习得，可以何种理论或视角加以解读。这样，我们才可能将基于年龄效应的二语/外语习得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促进语言教学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在文件中，按照辅导员职业技能的掌握程度，将辅导员的职业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等级，不同等级的辅导员的职业标准是不同的，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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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Age Effect of Second/Foreign Language Grammar Acquisition
WANG Bo-ran,HUANG Gui-ling,DAI Jia-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819,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effect of age on second/foreign language (SL/FL) grammar acquisition,the age factor was elaborated upon with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idence.It was found that the sufficient evidence fully denying or supporting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of SL/FL grammar acquisition is still lacking.But the more recent studies tend to deny its existence.Meanwhile, many scholars have turned to raising varied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s so that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x dynamic process of SL/FL grammar acquisition could be obtained and more reliable conclusions of age-related effect could be drawn.
Key Words: grammar acquisition；age effect；second/foreign language(SL/FL)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9)04-0001-08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4.0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4YJA740034），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L17BYY008），东北大学研究生教育科研计划立项（201819）
收稿日期： 2018-09-09 修回日期：2018-11-06
作者简介： 王勃然（1972-），男，江西黎川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责任编辑、校对：朱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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