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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结构调整不应单纯依靠市场机制
当前，我国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社会失业矛盾，其原因不仅有经济体制或微观效率方面的原因，而且还可能有宏观经济波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竞争变化等多方面的原因。因此，解决这一经济矛盾应主要依靠经济结构调整。但是，结构调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不应单纯强调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发展第三产业如商业、旅游业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各个产业之间应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然而，随着许多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下降，社会资金纷纷涌向第三产业，商业网点也出现了设施和人员过剩的现象，依靠第三产业吸纳下岗职工的困难越来越多。据工会方面反映的帮助下岗职工安排的再就业机会中，有许多是难以解决长期生活的临时性工作。
结构调整采取减员增效、破产兼并的办法，也存在相当大的负作用和局限性。目前，众多行业普通存在着严重的开工不足，企业普遍面临着经济效益不佳的局面，一部分企业通过减员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激烈竞争挤占了其他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迫使其他企业也纷纷大量减员以降低成本，必然导致失业增加和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更趋恶化。据1997年中国企业家系统的调查，企业家普遍感到维持简单再生产已很困难，根本无法投资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1993年泡沫经济过热，企业消耗了大量资源，仅房地产、钢材积压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重复投资。由于国有企业担负着社会稳定的重任，不轻易采取破产清算和解雇职工的办法，大大缓和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他各种类型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生存机会，但是，由于没有及时补充其泡沫经济时期的资源损失，反而进一步遭受了一系列的沉重打击，包括税负增加、物价上涨、压缩信贷投资规模等等。当前，国有企业正因无力支撑而大批破产和解雇职工，从而必然加重市场萎缩和亏损状况，又通过产业联系导致商业银行连锁债务危机。倘若银行系统也大批裁员来提高经济效益，势必会造成银行信用危机。
二、借鉴改革初期解决失业的成功经验
当前，我国的经济矛盾是由多年积累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有泡沫经济时期造成的资源损失，也有通货膨胀造成的生产成本上涨以及紧缩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和资金紧张。由于泡沫经济过热必然消耗和浪费大量宝贵资源，正常部门的供给和需求都必然受到沉重的打击，因此，宏观调控应一方面准确地限制泡沫投机活动，一方面设法补充正常部门的资源损失。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困难，同改革初期的经济困难有一定相似之处。当时“洋跃进”的经济过热同“泡沫经济”一样，消耗和浪费了正常部门的大量资源，使正常部门的有效供给和需求都受到沉重的打击，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与就业危机（“文革”后1700万知青返城急需就业），因此，必须探索出一种既能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宏观就业困难，又能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结构失调的两全之策。
尽管改革初期我国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宏观就业危机，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正确方针指导下，我国创造了一条通过改革搞活和调整结构来解决就业危机的成功之路。这次结构调整主要从增加有效供给入手，采取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办法，一方面逐步扩大消费品和银行贷款的市场调节范围，一方面政府也采取必要的计划措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如对轻工消费品行业实行能源、原材料等“六个优先”，迅速消除了物资匮乏并增加了社会就业。改革初期我国并未采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倡的“放开物价，管紧货币”政策，而是谨慎渐进地推行价格改革与配合搞活金融的政策，充分发挥银行广泛筹资和灵活运用贷款的作用，帮助工业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轻工消费品生产，促进重工业调整服务方向。1979-1984年间，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我国不仅没有象1962年那样用下乡的办法安置两千多万企业冗员，反而新安排了4600万人就业。更重要的是，此次大规模地安置就业，不但没有降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而且促进了经济持续增长，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职工收入也不断增加，从而实现了国民收入、就业水平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长。这样不仅消除了企业设备、人员的闲置现象，而且一举解决了历年积累下来的知青失业问题，使失业率从1979年的5.9%下降到1984年的1.9%。
实践证明，我国80年代通过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以增加总供给的办法，是一种优越于压缩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其效果是“一箭三雕”，既克服了当时严重的宏观就业困难，又消除了“文革”和“洋跃进”造成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而且还使人民收入提高和货币供给增加了充分的物质保证。由于我国采取了符合国情的改革和宏观调控政策，从而成为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能够保持低通货膨胀、高经济增长和高就业水平的唯一国家。这一事实说明，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兼得的，只要我们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十多年的成功经验，开拓思路，善于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途径，采取新的经济结构调整战略，适度扩大社会基础建设的规模，就一定能够克服当前我国的社会就业矛盾，为企业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结构调整的关键是疏通“堵塞穴位”
前面已述，当前我国克服经济困难主要依靠结构调整，但是，采取压缩轻、重工业的生产和就业人数，进而向第三产业转移资源的存量调整办法，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因此，我国应借鉴改革初期的成功经验，采取增量调整而不是存量调整的办法，促进第一、二、三产业全面发展的同时，适当地优先扶植第三产业的发展。当然，目前我国所面临的经济结构矛盾，同改革初期相比已有了较大变化。改革初期，我国的经济结构矛盾表现为经济比例关系失调，计划经济时期因长期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钢材、机电产品存在大量的积压，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存在着严重的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压力。然而，目前我国生产资料和消费品行业均面临着生产过剩，缺少充分解决社会就业矛盾的新增长点，产品升级和扩大出口的增长潜力有限；充分放开面向国内市场的外商企业投资，虽然也有利于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必然会加重国内企业的困难和社会就业矛盾，也不利于增加政府税收和保持发展后劲；1997年爆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外商投资和出口需求将会显著下降；住宅建设虽然是具有相当潜力的增长点，但是由于企业普遍困难而社会购买力不旺，单纯依靠住宅建设来启动经济孤掌难鸣。上述情况说明，我国国民经济堵塞的“经络穴道”已发生了变化，需要采取新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战略。
八十年代，我国经过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消费品加工业和农业改变了落后状况，重工业在调整服务方向后也保持了高速发展，但是，水利、交通、能源、市政环保等社会基础建设相对滞后。例如，我国的许多农田水利设施已经严重损坏或老化失修，迫切需要进行修护和改善，我国近年来连续发生的严重洪涝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造成数千亿元的巨大损失。我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兴修水利等社会基础建设亟待加强，一方面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处于闲置状态，钢材、水泥、机械、建材等物资大量积压，公开、隐性失业现象严重，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这个问题也启发我们，是否能够加快水利、交通、能源等社会基础建设的步伐，使闲置的社会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帮助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呢？答案是肯定的。
然而，当前我国需要解决投资启动的资金来源问题，如何将闲置的资源投入急需的社会基础建设？许多人对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存在很大疑虑，尽管社会基础建设具有很大的潜力，如据有关部门测算，水利建设投资的社会效益非常高，投资效益比例甚至超过1:100，但是，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资金问题，仿佛我国经济虽有足够的“气血”，但因“经络堵塞”而无法达到需要的部位，政府应采取干预政策以“疏通经络”。政府解决社会基础建设所需筹集的资金，可以采取增税减支、发行债券，以及国家银行提供特殊政策性信贷等办法。然而，一般来说，泡沫经济之后出现严重就业矛盾时，企业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和经营困难，应该适当降低税负而不宜提高税负，减少政府开支节省的资金也十分有限，远远满足不了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需要，而且还会进一步降低社会的最终需求，通过乘数效应加剧市场萎缩和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大萧条早期曾实行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和失业危机，后来吸取教训实行同私营企业相反的矫正办法，采取减税增支的办法促进市场需求和社会就业。如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扩大公共投资、增加政府雇员和发放失业救济，有效地缓解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社会失业危机。因此，当前我国解决社会基础建设资金来源，不宜采取增税减支的办法，而应采取减税增支的办法。
政府采取发行债券的办法也有局限性，其数额和利率必然受到资本市场的限制，利率过高就会加重政府的还债负担，利率过低则无法吸引社会资金；发行债券过多还会导致利率上涨和银根紧缩，进一步加重企业资金紧张和市场萎缩。我国筹集建设资金应采取更为巧妙的办法，实际上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是现成的，现实中大量闲置的设备、产品和劳动力，正是能够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真正资本。但是，由于市场调节的内在弊病，特别是泡沫经济导致严重的比例失调，正常生产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之后，倘若社会闲置资源无法获得充分的利用，直接意味着企业资产贬值和银行坏帐增加，还会通过复杂的产业间关联和债务链关系，形成乘数扩大效应，导致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我国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由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提供适当的利息补贴，以较少的代价调动数额巨大的闲置资金，支持专业银行提供特殊的政策性信贷，设法将社会闲置资源投入基础建设领域，促进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加速安居工程的建设购销和消化房地产积压，帮助矫正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随着我国矫正经济失衡和恢复协调发展，社会的闲置资源将会获得充分的利用，通过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和社会就业。企业开工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改善，而且创造出大量新的社会物质财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都会显著增长，正常生产和交换所需的货币供应也会增加，远远超过对政策性信贷的利息补贴数额，地方政府依靠其税收的增加和适当收费，不难偿还长期的低息政策性信贷。可见，我国政府采取上述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似乎会获得“无本万利”和“一箭三雕”的效果，既能解决失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又能加快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步伐，还能增加政府税收和减少银行坏帐。
我们所论述的银行提供特殊政策性信贷的办法，并不是缺少实际根据的理论空谈。许多西方国家通过长期实践摸索，采取国家银行提供生产性信贷的办法，成功地支持了宏观调控和战后的重建任务。这些国家向基础建设部门提供的生产性信贷，同其它类型的信贷之间有很大不同，主要用于启动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其资金规模和具体用途，必须经过严格地科学论证和周密计算，有充分的现有资源作为物质保证，因而不属于超经济需要发行货币。生产性信贷属于低息的长期政策性信贷，由中央银行或国家财政提供适当的利息补贴，一般不会加重政府部门的偿还债务负担，其具体形式是附加条件的特殊信用票据或贴现。如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的反萧条政策，德国和日本中央银行也曾成功地运用生产性信贷，支持了二战后艰巨的经济重建任务。实践证明，生产性信贷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而且还能发挥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通过雇用大量以前失业的工人，能够生产出巨大的财富，如铁路、住宅、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其新创造的财富价值的总和，远远大于银行创造的信贷及其抵押品。除此以外，生产性信贷还能带来更大的收益，包括政府节省的失业救济金和福利开支，新就业工人创造的财政税收和社会保障缴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和坏帐减少等。目前，由于我国众多行业普遍存在着经济效益不佳问题，银行因担心坏帐问题不断缩小信贷规模，1997年度的信贷规模指标为八千亿元，而实际发放贷款仅仅为四千亿元，这种做法必然导致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从而加速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的恶化。因为资金实际上并不是货币或银行的帐面资产，而是现实中存在的产品、设备等物质财富，大量物资和生产能力陷入闲置状态，也意味着企业资产贬值和银行坏帐增加。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机制难以自发矫正生产过剩问题，创建用于社会基础建设的生产性信贷，有利于矫正生产过剩的失衡状态，促进闲置物资和生产能力的实现和增值，因此，不仅能有效地保护企业资产和银行债权，而且还能有效地发挥稳定物价的作用。
当前，我国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第三产业，应主要采取增量而不是存量调整的办法，在促进第一、二产业的物质生产发展的同时，适当优先发展知识经济领域的第三产业。倘若众多的工业生产部门纷纷陷入困境，通过大量破产、解雇，强迫地转移社会资源，第三产业必然也会出现萎缩和人员过剩，原因是整体物质生产和社会需求趋于萎缩，第三产业勉强增加就业人数，不仅会导致平均工资和职工生活水平下降，而且还会造成人力资本的严重浪费。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1997年有40%的城镇居民收入下降，许多具有丰富经验的企业下岗技术工人，仅仅做摆摊等非生产性的简单服务工作。当前政府部门及附属科研机构也纷纷裁员，而有关部门为下岗人员安排的再就业机会，多是扫地清洁之类的服务工作，这样不仅会大大加剧严重的社会失业矛盾，还会导致宝贵的人力资本大量流失。随着企业扩大经营自主权和实行政企分开，政府部门需要适当地压缩管理机构和人员，同时仍需加强其监督审计和科研开发职能，这些领域直接服务于物质生产和科技进步，属于知识经济领域的高层次服务行业。我国的科研开发经费和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因而大大增加科研开发经费和就业人数，恰恰属于社会基础建设领域的高效益投资，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生活质量，而且还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例如，美国政府的扩军备战开支是非生产性费用，但是，其中较少科研经费产生的附属技术发明，后来直接推动了二战后众多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其经济、社会效益超过了科研经费的千百倍。尽管我国政府部门及附属科研机构的人员数量，大大超过了解放前和历史的最高水平，但是，这恰恰反映了我国解放后工业化的巨大成功，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的，而且同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我国解放初期和改革初期，政府部门及其附属科研机构发展很快，有力地促进了第一、二、三产业的全面发展。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应借鉴上述成功经验，主要采取增量而不是存量结构调整办法，通过加强监督审计和科研开发等方面的职能，向高层次的知识经济的服务行业转移资源，大力扶植物质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适当降低政府部门的相对比例而不是绝对规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止人才流失和加快经济发展，减轻企业财税负担和加快企业技术更新和产品升级。而且还会缓解失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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