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及其缺陷——克服一个混乱的世界的危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陷论文,混乱论文,危险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产生了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日美安全条约，这个时期被恰当地称为外交政策的黄金时代。但是，在这个时期，也诞生了比较成功的经济机构，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这些机构旨在通过稳定的汇率、世界范围的发展以及开放的贸易来促进长期繁荣。今天，这些机构正日益成为批评的目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为在其1995年“拯救”墨西哥和今天“拯救”亚洲的行动中强加严厉的条件而受到攻击。由于美国呼吁应有一个机构负责解决市场准入争端， 世界贸易组织于1995年建立。但是，在美国，世界贸易阻止因为侵占美国的主权而遭到攻击。此外，在存在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时代，对开发银行的作用也存在大量怀疑。
布雷顿森林的遗产与现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需要之间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这种变化的很大一部分受通讯、信息流通和旅行的迅速发展以及因此产生的费用的降低的推动。官方政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通过减少商品和资本跨国界流通的障碍起了其作用。其结果是，政府控制之外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大量实体之间的经济相互影响——包括导致固定汇率死亡的世界资本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变得更密切和强烈。这种现象已被称为“全球化”。
但是，全球化有其问题。在某些地方，全球化被认为引起投资的急速流动，投资随着投资者情感的变化而流入或流出一些国家。全球化还被认为是墨西哥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幕后元凶。在美国，全球化被认为应对失业、收入不平等增加以及实际工资的停止增长或减少负责。去年，美国国内对全球化的不满，阻碍了授予总统谈判国会不能修改的贸易协定的“快车道”权力。
全球化已成为靶子。全球化的危险必须予以避免，否则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不得不走回头路，减少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而这么做将造成经济增长减缓、技术创新减少和生活水准降低。
自由市场的外交政策？
在这个新世界，拙劣的经济决策、腐败的银行行为、欺诈的会计制度和不现实的货币结盟可能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虽然美国因为国内市场广阔，“全球化”程度大大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千百万美国人的工作和数十亿美元的财富是与别处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
如果说对这种问题的诊断存在共识，在解决问题的处方上则不存在共识。至少有3种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基本上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方式赞同自由市场，希望放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一揽子救援计划。促成这种方式的信念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诱使政府、投资者和贷款人鲁莽行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来营救他们的前景使他们放大胆子，不负责任地自由行动。
这种放任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方式抽象地看来是不错的，因为市场奖赏合理的投资和规范的行为，并惩罚不良的投资和行为。市场原则上能为投资者提供回避风险过大的投资的动机，并为政府提供采取审慎的政策的动机。对赞同国际自由市场的人来说，安全网破坏了这种动机。
但是，这种批评走得太远了。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计划的政府往往必须同意实行痛苦的改革——这种经历不会诱使其他政府鲁莽行事。同样，墨西哥和亚洲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受到当地股价下跌和当地货币严重贬值的打击。相对说来能安然脱身、因此这种从自由市场立场出发所作的批评对他们说来有点中肯的唯一当事人是一些债权人：墨西哥危机期间墨西哥政府债券的持有者，以及最近亚洲危机中的银行。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不是解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是找到一些途径来提醒银行和其他债权人，一旦在未来发生危机，它们将遭受损失。在大萧条时期，美国人懂得了没有联邦一个起作用的贷款人作为最后解决办法的代价：倒闭的银行和公司激增，联邦储备系统不能提供流动资金所造成的资金短缺恶化了这种状况。在货币严重贬值、一些国家外汇枯竭、贸易和投资开始中止、以及危机从一个地区扩展到另一个地区的时候，国际上相当于没有储备系统的现状对之无能为力。
不干预方式将冒使有限的危机变成某种代价更大得多的东西的危险。不仅仅是经济状况成为问题。市场的多年惩罚如果涉及眼前的战略利益，例如，象在墨西哥或韩国那样，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不论好坏，美国承受不了对其国家利益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崩溃。
控制全球化
克服全球化危险的第二种方式几乎没有更大的区别。它建议建立一些新机构来为全球市场提供结构和方向，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机构的被认为是建设性的、但不充分的作用。例如，索罗斯（G.Soros）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必须得到监督，贷款分配必须得到控制，”并建议成立一个相当于美国“范尼·梅”（美国联邦国民抵押协会的别称——译者注）的国际机构，“范尼·梅”保证了住宅的产权抵押。他呼吁建立一个“国际信贷保险公司”，该机构能确保私营部门以适当的费用借到规定数量的贷款，同时，为了使借款人有资格获得贷款，要求借款人的本国提供借款人的全部财务状况。
华尔街经济学家考夫曼（H.Kaufman）可能走得更远， 他建议成立一个“主要国际机构和市场监督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为所有机构确定最低限度的资金要求，建立统一的帐务和贷款标准，并监督表现。该委员会甚至可能通过限制那些仍留在该系统之外的机构的贷款、借款和销售的能力，来惩罚那些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机构。
政府无疑将抵制如此从根本上挑战其主权的超国家实体。此外，除了极度的危机有理由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式的救援，很难理解为何国际官员能比市场更好地确定贷款的分配。就在“亚洲模式”如此彻底地丧失信用的时候，把这种中央集权化的模式应用于国际经济，这不仅仅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第三种方式将不触动国际经济的基本结构，但仍进行某种“改造”，可能涉及旨在组织和惩戒金融业务和交易的大量改革。这种有控制的方式将避开国际控制的严厉手段，旨在不排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安全网的条件下，维持对资本主义来说必不可少的风险因素。这种方式十分类似美国处理1980年代的储蓄、贷款和银行危机的方式：制定法律，要求股东维持对其银行的更大支持，同时使管理者和决策者更难帮助以前能指望得到保护的、未经保险的大储户脱离困境。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是，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用相当于美国的改革的东西。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命令，这种改革已经在进行。它们包括改进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在银行和公司内实行西方式的会计制度，以及向外国投资开放市场。为确保这些改革的实施，其他国际机构，诸如国际清算银行，或者某个非政府组织，应该就个别国家的进展发表定期的“成绩单”。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迫使各国提供有关主要的金融数据的准确信息，包括它们的往来帐目的状况、外汇储备以及欠外国债权人的短期债务。银行和投资者将支持得到肯定评价的国家，并处罚或回避得到否定评价的国家。政府和机构将采取可取的改革措施，以免失利。
对市场避免过度发展来说，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多的信息是必要的，但不够。挑战在于发现一些有效方式，以对付从自由市场立场出发所作的批评。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如果哪个国家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把这个国家惩罚所有外汇贷款人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尤其是每个国家都能采取制定示范性法规的办法，这种法规将要求债权人在他们的债务到期并不再展期会或期的情况下，自动承担他们的本金的一定损失（只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在实施中）。这种方式将在一些国家最不能承受资金外流的时候，阻止到期债务的突然流出。如果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自动承担损失的威胁能向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强调指出，它们的钱有危险，而且它们不再能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它们摆脱困境。当然，债权人的反应可能是，坚持让资产负债表不透明或收益不佳的借款人支付更高的利率。但是，这正是关键所在：贷款的代价应该更好地反映得不到偿付的风险。
亚洲危机证明，为了改写负债沉重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并不必关闭它们，需要更有效的破产法规和机制。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在这个领域帮助各国，也能强化银行监督和会计标准，但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破产法庭，或者把这种权力授予现有的国际机构。美国已有处理设在本国的公司资不抵债的破产法律和过程，即使这些公司有外国债权人。其他国家没有不做同样的事情的理由。
国内阵线
用众议院前议长奥尼尔（T.O'Neill）的话来说， 一切经济学都是本地的。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政策将遭到国会的否决，除非采取步骤建立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再一次有3种方式可选择， 从不干涉主义到严格管制。纯粹的市场方式可能既不公正，在政治上也不可忍受。某种安全网既是可取的，也是必需的。与此同时，尝试使美国人与所有全球化的影响隔绝，这将是愚蠢的。要保护由于技术变化和外国竞争而变得过时的就业机会是不可能的。处于中间的是一种有控制的方式，它将帮助工人应付全球化的后果。这种方式将改变并补充现有的计划和政策。
自1962年以来，美国决策者向能够证明其失业主要是因为国际贸易的工人提供了广泛的失业保险。可是，这么做阻碍工人寻找工作，也使他们敷衍了事地接受政府的培训计划。此外，即使在工人找到新工作后，政府也不补偿他们的工资的削减。一种更有效的计划是补偿他们以前的工作与新工作之间的部分工资差额。这种收入保险能鼓励工人接受新工作，即使他们的收入有所减少，并提供唯一真正起作用的培训——边工作边培训。也可以向工人提供他们能够带着前往新雇主那儿的利益——医疗保险、养老金、培训和失业保险。
一些人可能认为，可带走的利益和收入保险是不够的。但是，全球化是一种现实，而不是一种选择。“你能逃走，但你不能躲避”也许是这个时代的符咒。
那些通过重新树立贸易和投资的壁垒敦促我们躲避的人，其表面的目的是使美国人与全球化力量隔绝，但他们将放弃美国对扩大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民主的承诺，而且正是在市场和民主的观念占优势的时刻。此外，潜在的经济和政治代价将是巨大的，使美国人得不到更廉价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更优质的商品和服务，并使他们丧失在收入更高、但依赖出口的岗位上工作的机会。
政府的真正选择不是如何最好地与全球化作斗争，而是如何控制全球化。全球化将要求对内和对外的创造性政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定义很可能部分地是由对单一民族独立国家的挑战规定的，但决定我们是利用还是浪费这个时代的潜力的仍将是国家和政府——通过它们采取的行动、它们加入的协定和它们提供的安全网。
摘自美国《外交》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