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回顾和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自然论文,原始论文,生态论文,关系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正在急剧恶化，甚至有可能使人类文明毁于一旦，严峻的现实把一个古老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凸现在世人面前。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问题的探讨，无论是在人类自然观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课题。只有使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相应增长，并在实践中学会控制自己活动对自然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人类才有可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只有彻底纠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观念，在自然观和社会发展观上实现根本性变革，人类才能在谋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斗争中获得自由。
根据现代人类学研究，距今400多万年前， 人类作为迄今所知自然界自组织程度最高的物质、能量、信息系统，诞生在地球上。作为人类祖先的猿，还是和自然直接同一的，当人类出现以后，自然界中就分化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类的过程中，人类扬弃了单纯的生物性。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页。）正是这种不同于生物本能行为的、 通过改变自然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实践活动，使人类脱离了动物界，实现了由自然史到人类社会史的转变，在地球上建立了不同于一般生物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诞生以后并未停止进化的脚步，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开始了新的进化过程。同时，人类出现后便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实践活动的印记，从而出现了自然界的人化过程。在人类进化和自然界人化所构成的统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人类文明。有些学者把人类文明划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与此相应，人和自然的关系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特殊的新质，体现出人对自然的观念把握的深化，人和自然的物质关系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人与自然在其对立统一关系中地位的转化等等。恩格斯曾说过：“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12页。）显然， 回顾人类文明演化和人与自然界关系嬗变的历史足迹，有助于我们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更好地应付今日面临的挑战，以便使人类在支配自己和外部自然界时获得更大的自由。
原始文明：人类匍匐在自然脚下
人类从动物界分化出来以后，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通常把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称为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原始人的物质生产能力虽然非常低下，但是为了维持自身生存，已开始了推动自然界人化的过程。在这一漫长时期中，人化自然的代表性成就是人工取火和养火及骨器、石器、弓箭等。关于人工取火，我国古籍中曾有记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注：《韩非子·五蠹》。）恩格斯曾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注：《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12页。）
在原始社会中，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采集和渔猎，这两种活动都是直接利用自然物作为人的生活资料。采集是向自然索取现成的植物性食物，主要运用自身的四肢和感官。渔猎则是向自然索取现成的动物性食物，这种活动比采集更为困难复杂，单靠人体自身的器官难以胜任，必须更多地制造和运用体外工具（首先是作为运动器官延伸的体外工具）。
原始人的精神生产能力与其物质生产能力同样低下，他们没有文字和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主要的精神活动是原始宗教活动。原始宗教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其表现形式为万物有灵论、巫术、图腾崇拜等，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恩格斯说过：“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注：《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2页。 ）原始人在自然界之外构想了一个超自然世界，认为自然界的秩序来自超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安排，许多自然事物和现象，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河土地、凶禽猛兽等，均为超自然神灵的体现。
在原始社会，尽管人类已经作为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呈现在自然面前，但是由于缺乏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自然的开发和支配能力极其有限。他们不得不依赖自然界直接提供的食物和其他简单的生活资料，同时也无法抵御各种盲目自然力的肆虐。他们经常忍受饥饿、疾病、寒冷和酷热的折磨，受到野兽的侵扰和危害。因此，在原始文明下，人类把自然视为威力无穷的主宰，视为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的化身。他们匍匐在自然之神的脚下，通过各种原始宗教仪式对其表示顺从、敬畏，祈求他们的恩赐和庇佑。马克思在谈到古代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时，指出“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页。）
农业文明：人对自然的初步开发
大约距今一万年前出现了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由原始文明进入到农业文明。农业文明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代表性的成就是青铜器、铁器、陶器、文字、造纸、印刷术等等。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通过创造适当的条件，使自己所需要的植物和动物得到生长和繁衍，并且改变其某些属性和习性。对自然力的利用已经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如畜力、风力、水力等等，加上各种金属工具的使用，从而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农业文明时代人类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并能用文字记录人类获取的自然知识，使其在空间和时间上便于传播。农业社会出现了体脑分工，有了专门的“劳心者”，从而提高了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
在农业文明时期，一方面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所以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尊天敬神。另一方面随着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信心的增强，人们已经把自己提升到高于其他万物的地位，中国的儒家学者认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注：《尚书·泰誓》。）乃至认为人“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并且“可以与天地参矣”。（注：《中庸》。）道家学者认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注：《老子》第三十五章。）但同时也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注：《老子》第三十五章。）认为人应当顺应、效法自然，“不做违反自然的活动（refraining from activity tocontrary Nature）”（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在西方，古希腊的普罗泰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4页。），苏格拉底宣称“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强调了人的地位，从而孕育着人本主义的萌芽。在漫长的中世纪，神学自然观使人格化的上帝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为人和自然的共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同时又把人类置于上帝和自然之间，成为上帝所授权的自然界的主人，人类在受上帝统治的同时，又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要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兽。”（注：《旧约全书·创世纪》。）
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产业部门是农业，传统的农业生产是应用生物学规律，创造生物产品特别是植物产品的生产。而植物的生长是自组织过程，受统计规律性支配，这同以他组织和单义决定论为特征的机械论思想迥然有别。在农业生产中，农民同土地、同大自然保持着直接的接触，所以古代农业文明容易形成尊重自然规律，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通过农业生产进行哲学思考，就会很自然地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看作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断运动、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产生朴素的有机论思想，产生既利用自然又保护自然的生态学观点。
针对农业社会中出现的滥伐、滥采、滥捕、滥杀等破坏自然资源和生态的现象，在中国许多古籍如《孟子》、《荀子》、《管子》、《礼记》、《吕氏春秋》中，都阐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意义。在中国古籍《六韬·虎韬》的“神农之禁”中说：“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理，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而农顺之时矣。”《周书》中又有“禹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六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注：（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孟子在向梁惠王陈述利民兴邦、实行“王道”的大计时，指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注：《孟子·梁惠王上》。）荀子也把维护生态平衡视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举措，他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穀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注：《荀子·王制》。）在这种生态意识影响下，我国自周朝起几乎历代都制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制度和法令，对维护自然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欧洲，农业文明同样也导致朴素有机论哲学的产生，例如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种子说，16世纪瑞士巴拉塞尔士的种子论等。
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和自然处于初级平衡状态，物质生产活动基本上是利用和强化自然过程，缺乏对自然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和改造，对自然的轻度开发没有象后来的工业社会那样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但是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也比较缓慢，没有也不可能给人类带来高度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和主体的真正解放。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尚属于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变革的幼稚阶段，所以，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但这只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与对自然开发能力薄弱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因而不是人们应当赞美和追求的理想境界。
工业文明：人类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出现第二个重大转折，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运用科学技术的武器以控制和改造自然取得空前胜利的时代。从蒸汽机到化工产品，从电动机到原子核反应堆，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都建立了人化自然的新丰碑。人们大规模地开采各种矿产资源，广泛利用高效化石能，进行机械化的大生产，并以工业武装农业，使农业也工业化了。从近代科学诞生到本世纪的新技术革命，在只有四百年的工业文明时代内，社会生产部门不断更新，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人类在开发、改造自然方面获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
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自然界不再具有以往的神秘和威力，“自然对人无论施展和动用怎样的力量——寒冷、凶猛的野兽、火、水，人总是会找到对付这些力量的手段”（注：《黑格尔全集》第11卷，1934年俄文版，第8页。）。 人类再也无需象中世纪那样借助上帝的权威来维持自己对自然的统治。在工业文明的发源地英国，弗兰西斯·培根宣告“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只须凭借知识和理性就足以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如果说在原始文明时代人是自然神的奴隶；在农业文明时代人是在神支配下的、自然的主人；那么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仿佛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征服和驾御自然的“神”。
近代工业同古代农业的本质区别之一就在于它广泛采用机器进行生产，机器成了物质文明的核心。生产的机械化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机械化，人们把社会、自然和人都看作机器，机械论的思潮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和价值观。机械论的自然观把自然界视为一部大机器，认为自然界具有稳定的静态结构，它是在外力作用下产生运动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服从于单义决定论。
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本质区别之二在于，农业生产一般是按照自然物自身变化的“惯常行程”的生产，而工业生产则是改变自然物“惯常行程”的生产。农业生产一般引起自然界自身的变化，它的产品是在自然状态下也会出现的生物体；工业生产则引起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现的变化，它的产品是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人工制成的产品。恩格斯说：“我们还能够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在自然界中发生的运动”（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
由于工业生产同农业生产相比与自然界的距离较远，与自然条件的关系较间接，如果说在农业文明中人们力求顺从自然、适应自然，人和自然是相互协作的关系，那么在工业文明中人们就认为自己是自然的征服者，人和自然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历史进入20世纪，曾经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辉煌胜利的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却给自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伤害，因而使人类自己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工业文明下，人们把自然当作可以任意摆布的机器、可以无穷索取的原料库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圾箱。这些做法违背了自然的规律，超出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阈限。当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利用时，自然界则以自身的铁的必然性，向人类施行了严厉的报复——全球性的生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指工业文明—引者注）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见和预防的后果。其中对地球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现实观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的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注：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4 年版， 第187页。 ）“人类好象在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大量危机：人口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等等……这场全球性危机程度之深、克服之难，对迄今为止指引人类社会进步的若干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注：M·梅萨罗维克（Mesarovic）等著：《人类处在转折点上》，刘长毅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工业文明的人类高扬主体性和能动性，而忽视了自己还有受动性的一面，忽视了自然界对人类的根源性、独立性和制约性，忽视了马克思所说：“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 第167页。）。 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开发观念和行为准则违背了人和自然关系的辩证法，而藐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大自然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历史呼唤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这种新的文明，有人从文明发展的顺序出发称之为后工业文明，也有人从生态价值标准出发，称之为生态文明，即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新文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观念转变是近代科学机械论自然观向现代科学有机论自然观的根本范式转变，也是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向现代生态文明发展观的深刻变革。建设这种新的文明，要求人类通过积极的科学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以理性为主的调节控制能力，预见自身活动所必然带来的近的和远的自然影响和社会影响，随时对自身行为作出控制和调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现代化过程之中，我们需要以史为鉴，总结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的经验得失，避免传统工业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弊病，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转变传统观念，建立正确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是建立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
在自然观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唯一性。工业文明的成就使人们产生了过分的自信，认为只要拥有科学技术手段，地球上可供开发的资源将是无限的，如果一旦地球变得不适于生存，人类还可以到地球之外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种盲目乐观论没有看到，是否存在地外生存环境，目前还只是一种猜想。在现代天文学的视野内，地球仍是当今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人类能够生存的星球。当然，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言，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有可能发现和创造地外生存环境，开拓的范围有可能指向所有的自然界。但是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我们必须从现实出发来考虑问题。而照当前现实情况来看，人类对地球上资源和环境的破坏，如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要多久，地球就会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况且，即使是未来开发地外生存空间，也须把地球充作根据地和材料库，而且应以地球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样板。为了实现将来的宇宙开发，就必须首先维护和发展地球上的生物圈。因此，人类不应沉湎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好地球这个今日唯一可供生息的家园。人类不只是地球的栖居者、享用者，而且应当是地球的保护者和管理者。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其会议报告题为《只有一个地球》，副标题是《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该报告的前言指出：“实际上联合国对这次会议的要求，显然是要确定我们应当干些什么，才能保持地球不仅成为现在适合人类生活的场所，而且将来也适合子孙后代居住。”（注：巴巴拉·沃德、雷内·杜博斯主编：《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石油工业出版社1981年版。）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科学技术观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功应用，科学主义的观念已深固地根植于民众心中，人们普遍认为在制服自然方面似乎没有科学解决不了的难题。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科学技术虽是推动社会的巨大动力，但它并不是万能的，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具有局限性和两重性。科学技术经常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误用而产生危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更是被严重地“异化”，从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当然，把资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归罪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反对发展科学技术，这种看法也是极其错误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要依靠科技进步。不过，应大力强调发展绿色科技，即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的科技。只有用绿色科技体系武装起来的生产力，才能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推动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同时，由于人类当前面临的问题涉及人类和地球共同构成的极其巨大复杂的系统，因此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技术，它是与社会科学和社会技术（例如社会管理技术）密切结合、融为一体的科学技术。
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发展观念，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统一起来。我们不能离开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单纯强调对自然的保护，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那样就无法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倒退。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由于科技和经济不发达所造成的，只有积极致力于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对自然的保护来单纯强调对自然的开发，使开发变成对自然的粗暴掠夺和破坏，必须吸取某些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忽视环境保护的历史教训，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以便全面长远地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条件和提高生活质量。
其次，针对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核心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针和政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
关于控制人口。世界人口在本世纪初为16亿，而到本世纪末将超过62亿，预计到21纪中期世界人口将达到100亿。 由于人口暴增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并对人类自身生存构成威胁，从而使控制人口增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的首要的问题。控制人口战略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至少从下列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 ）制定与本国或本地区自然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划和政策，提高社会计划生育意识和开发日益完善的控制生育技术。（2）不仅控制人口的数量， 而且注重人口的质量，采取措施提高人口的素质，开发优生优育手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使人口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相互适应， 通过扩大妇女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改善医疗保健条件以及加快城镇化过程，推动社会经济进步。（4 ）地球的人口负载量和人的平均消费指数是相关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消费指数越高，这个极限值就越小。因此在控制人口的同时还应要求较富裕的人们根据地球的生态条件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且在满足人们需要时，要把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粮食、衣服、住房、就业，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要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富裕阶层中提倡合理消费，反对享乐主义，在生态系统负荷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改善生活质量。
关于节约资源。我们地球上有两个有效能量的来源：一个是地球在过去漫长年代中储藏的能量（如石油、煤、天然气等），这种能源只有在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内可被再生，对人类来说只能被看成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另一个是当前太阳提供的能量（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畜力等），这是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内可以再生的能源。人类直至工业化以前所消耗的主要是后者，相对于地球来说，它是来自于外部环境的负熵流。工业化以后，能耗急剧上升，而且主要集中于消耗地球形成以来所储备的不可再生的能源，这一不可逆过程所产生出的熵增，是目前人类对太阳能的利用水平远远不足以弥补的。所以，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疯狂滥用既是导致能源危机的直接原因，又是造成环境危机的罪魁祸首。
全球性的资源紧缺是以往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的结果，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从以前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这意味着人类在资源使用品种和使用方式上将与传统工业文明形成重大区别，即：（1 ）从主要使用不可再生资源转变为主要使用可再生资源。从主要使用石油和煤等矿物燃料（化学能源）转变为主要使用太阳能、风能这类生态能源。（2 ）对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率不能超过其再生和自然增长的限度。必须考虑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以确定开采量。（3 ）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应考虑耗竭的速率和资源的临界性。要研究将耗竭减至最小的技术的可利用性和得到替代物的可能性。同时要对紧缺的不可再生资源实行更有效的管理保护以及综合利用。
无庸置疑，象中国这样的未来资源需求量日益增大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只有立足于建立一个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发展。这个体系可以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1 ）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2 ）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3）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4）以节约粮食为中心的适度消费型生活服务体系。
关于环境保护。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是传统工业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不完善造成的，即生产过程缺乏基本的废物处理技术与手段。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按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总规律来改善现存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社会物质生产模仿天然自然的生物圈物质运动，实现‘无废料生产’或‘废物还原’和‘废物利用’的生产，创造社会物质生产的新工艺体系，即生态技术和生态工艺。
因此，环境保护的关键是改造现有生产技术，走“洁净生产”和“绿色技术”的道路，谋求基本无废弃物的新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是以自循环为特征的生产，即在生产过程中，废物将作为原料进行再生产，从而大大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干扰。只有用污染减少型技术取代污染增加型技术，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持续发展才能得到保证。除了从技术根源上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的可能性之外，还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做好下列工作：（1）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治理；（2）推广生态农业，植树造林，保护生物多样性，研究和开发无公害的农业技术；（3 ）大力开展国土整治，改善生态环境；（4）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把环境、 资源价值纳入生产核算体系，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消除污染，实现绿色增长。
再次，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制观念和伦理规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
空气、日光、水等是人类生活必需的环境要素，是属于全体人类的共有财产，任何个人或少数人不得擅自利用、支配、污染和损耗它们。1970年3 月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 月在瑞典举行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所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人有在优良环境里享受自由、平等和适当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9年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及以后颁布的一系列关于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和法规，标志着我国环境管理开始走上法制的轨道。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充分反映了我国当前国情和建设现代人类文明的要求。为贯彻十五大的这一正确方针，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有关环境管理的法律和法规，开展有规模、有力度的宣传教育活动。关于生态文明的教育，既要成为学校教育的必修课程，从小培养年轻一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又要融入电视报纸等大众宣传媒介，以引起全体社会成员对生态环境的经常关注；要纠正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主人、把自然视为人类奴仆的错误观念，树立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伦理观念和行为规范，使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子孙后代，成为人们普遍具有的道德自觉。
总之，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现在已经进入协调关系的新时代。人类不是自然的统治者和征服者。“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因此我们应该象对自己的血肉和头脑一样珍爱和保护大自然。人和自然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和自然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动态平衡的和谐关系。在人和自然的矛盾中，人类对于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活动不仅改变了生物圈的面貌，成为生物演化的关键因素，而且已成为地球上最巨大的能动力量，其影响扩展到岩石圈、大气圈乃至太空。人类因素引起全球变化的后果，一方面使天然自然变成社会自然，使天然生态系统变成人工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另方面当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和利用超出自然界能够承受的限度时，它又对自然生态平衡产生了严重的消极作用。由于作为主体的人是自然进化的引导者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者，整个人类和自然系统的动态平衡有赖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所以，人类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责任，调整自身的行为，力求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通过相互依赖、互惠互补，达到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协调发展。
反思过去，瞻望未来，在对待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不应盲目乐观，也不应消极悲观。恩格斯曾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与此同时，他又充满信心地指出：“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 ）我们虽然有理由为人类今天面临的困境而深切忧虑，但也有理由对人类的未来寄予希望。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就一定能够创立一个完全新式的人类文明，一个可以永续发展的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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