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四新论文,易卜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106.3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文学革命为先导，对腐朽的封建文化发起了总攻。文学革命倡导写实主义，强调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密切关系。在文学创作方面，宣传婚姻自主、妇女解放、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暴露社会黑暗等等成为风行一时的主题。
在这场破坏封建旧文学、建立民主新文学的斗争中，一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大量地翻译、介绍了外国进步文学，充分发挥了文学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这种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尤其是对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介绍，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引进和吸收了外国进步文学思想，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是在继承民族文学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的输入，一方面尽量的消化、吸收”〔1〕中产生并发展起来。
“从1918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2〕对易卜生的介绍， 促使新文学运动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束缚而迅猛发展起来。易卜生作品中所表达的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和社会理想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易卜生（1828～1906年），挪威戏剧家，是欧洲19世纪末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欧洲近代戏剧的奠基人。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把易卜生作为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新思潮的象征而接受的。在戏剧方面，易卜生对五四话剧界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外国作家，话剧界将他的“社会问题剧”作为楷模，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现代话剧。在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题材、主题、情节、结构、人物塑造等方面与易卜生的剧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独幕剧《泼妇》、蒲伯英的《道义之交》等作品，都从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借鉴了易卜生“社会问题剧”。
易卜生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这种特殊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个绝非偶然现象的产生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中国现代话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与西方近代戏剧的关系。
易卜生以其民主思想和戏剧艺术上的创造性贡献而成为世界戏剧大师。他出身贫寒，经历过社会底层的生活，酷爱文学，最喜欢拜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戏剧创作形成了15世纪末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高峰。他创造了具有崭新内容与形式的新戏剧，开创了欧洲近代戏剧的新纪元，因而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坎坷的生活经历加上挪威庸俗、虚伪的小市民社会对他精神上的压抑形成了他愤世嫉俗、孤独傲岸、富有反抗精神的性格。在罗马、德累斯顿、慕尼黑等地27年的侨居生活使他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体验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虚伪性。为了冲破陈规陋习的束缚，实现改革社会的理想，易卜生提出了“精神上的革命”、“人心革命”的口号。他揭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法律、道德、宗教的虚伪性，全盘否定了传统的道德观念与社会秩序，表现出与恶势力进行不妥协斗争的勇气。
易卜生早期剧作大部分采用挪威古代神话传说、英雄传奇、民间故事为素材，注入新的内容，使戏剧为现实社会服务。其中《布朗德》（1866年）、《培尔·金特》（1867年）就是以戏剧谴责小市民庸庸碌碌、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与陈腐的社会秩序对抗的斗争愿望。
易卜生的进步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中期创作的一系列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之中。这一时期，他以现实生活为题材，揭露和批判的锋芒触及整个西欧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他犀利的批判精神和高度概括的艺术技巧使他的现实主义剧作在欧洲戏剧界引起了轰动。在剧中，易卜生从各个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弊端，表达了资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和社会理想。尤其是他的《社会支柱》（1877年）、《玩偶之家》（1879年）、《群鬼》（1881年）、《人民公敌》（1882年）四部作品，达到了他思想和艺术的巅峰。
在《社会支柱》（又译为《社会柱石》或《栋梁》）中，易卜生无情地撕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坚人物博尼克的面具，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上层人物隐藏在高尚体面背后的丑恶灵魂。这种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文学创作的榜样。成仿吾的《欢迎会》、蒲伯英的《道义之交》等剧本都吸收了《社会支柱》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表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传统道德的思想。
《玩偶之家》（又译《娜拉》）则是以中产阶级家庭冲突表现出妇女解放的深刻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争取婚姻自主、妇女解放，所以当时的中国新文化界把娜拉作为新女性的象征而接受过来。《玩偶之家》像一支催化剂，加速了五四反封建斗争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现代话剧改革的进程。鲁迅对娜拉的出走曾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文章。阿英认为：“易卜生的戏剧，特别是《娜拉》，在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3 〕娜拉的形象鼓舞千千万万中国新女性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庭，加入反封建斗争的行列。娜拉式的出走竟成为五四时期新女性反抗封建家庭压迫的一种流行方式。《玩偶之家》对五四话剧界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在五四初期创作的话剧剧本中常常可以找到娜拉的身影。
《群鬼》（又译《亡魂》），是易卜生对资产阶级攻击《玩偶之家》的一个反击，他用牺牲在旧道德、旧礼教重压下的阿尔文太太的可悲形象从反面证明了娜拉的反叛是妇女的唯一出路。
易卜生在《人民公敌》（又译《国民之敌》）之中，借斯多克芒医生之口向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猛烈抨击。潘家洵将这部作品评为“一部充满为真理而斗争精神的伟大作品”〔4〕。 我们在五四话剧创作中暴露社会黑暗主题的作品中不难找到《人民公敌》的痕迹。
易卜生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是与五四精神合拍的，是与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婚姻自主的民主思想相吻合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倡导“写实主义”，提倡“平民文学”，是中国文学思想的一个飞跃，也是干预社会生活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开端。“写实主义”文学植根于晚清谴责小说的沃壤之上，又接受了欧洲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与法国的司汤达、巴尔扎克和俄国的果戈里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相比，易卜生的作品更加平民化，多以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为背景，以社会中下层人物为主角，揭露种种社会问题。这一特点很符合以科学和民主为战斗旗帜，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新文学运动的需要。在易卜生剧作的影响下，中国现代文学中涌现了一大批“问题小说”、“问题剧”，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目前学术界公认，最早将易卜生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先生。1907年，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先生在留日学生创办的宣传反清革命的激进刊物《河南》月刊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两篇文章，论及易卜生，认为易卜生刻划的是“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他赞赏的是易卜生“立意在反抗”的精神，将其与尼采、拜伦、果戈里等人一同作为“精神界之战士”介绍到中国来，并推崇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鲁迅介绍易卜生的目的是要唤醒中国广大青年，投入反清、反封建的斗争中去。鲁迅于1923年由《娜拉》一剧而写出《娜拉走后怎样》的著名文章，就中国的家庭和婚姻制度，提出男女平等，并揭示了这种妇女解放的斗争的严酷性：“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从思想上比易卜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妇女解放是一个反封建斗争的重要问题，需要艰苦的政治斗争，而不是以个人反抗和简单的出走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表现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更加激进的革命倾问。鲁迅在1925年写的短篇小说《伤逝》更以感人的艺术形象表明，以个人斗争为手段、以个人幸福为目的进行抗争的知识分子，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必然走向悲剧结局，通过作品呼唤广大知识青年投身于革命斗争。通过鲁迅的作品，我们也可看到易卜生作品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易卜生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激发人们改革社会的思想，但又把新的社会理想寄托在少数具有反叛精神的人物身上。他们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改革社会的纲领而向社会挑战，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唯心史观和历史的局限性。
易卜生剧作在艺术上也对中国话剧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曹禺论及易卜生时讲：“我为他的剧作谨严的结构，朴素而精练的语言，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发出的锐利的疑问所吸引。”〔5 〕易卜生剧作在情节、人物、语言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上对曹禺的剧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日出》、《雷雨》等优秀作品。
五四话剧界之所以接受易卜生，除了上述思想和文学发展上的原因外，还有中国话剧运动自身发展的原因。
中国话剧的前身是新剧，产生于辛亥革命前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新剧第一次公演可以追溯到1907年旅日留学生戏剧组织“春柳社”在日本东京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春阳社”，也上演了这个剧目，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独立思想。
早期新剧与辛亥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舞台上直接宣传革命道理，宣传民族、民主思想。这时期主要是受到莎士比亚、雨果、萨都、斯克里勃等人的影响，新剧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强烈的反封建革命精神。在表演艺术上，打破了中国传统戏曲一本数折的形式，开始尝试使用欧洲戏剧的分幕方法，并装饰了舞台布景。在演出时实行开放式的形式，演员充分意识到观众的存在，既使用传统戏曲中的宾白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又吸收欧洲古典剧的“独白”手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和理想，甚至演员现场发挥，进行革命演讲。
辛亥革命的高潮过去后，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北洋军阀夺取了民主革命果实，在全国实行反动统治。随着革命进入低潮，新剧走向了消极的一面，日益商业化、庸俗化，脱离了社会斗争，进入了“文明戏”阶段。到1913年，虽然大的职业剧团有六个，即新民、民鸣、开明、启民、文明和新剧同志会，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也为民众所接受，但是新剧在思想上却成为用新的形式宣传落后思想的东西了。
新剧的产生不仅是由于社会需要这种新的戏剧形式，更重要的是社会需要以这种新的戏剧形式反映时代的精神，即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思想，所以新剧一旦脱离了社会革命斗争，则必然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五四前夕，新剧便一蹶不振。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时代赋予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以新的使命，就是发挥话剧密切联系社会、反映社会生活、对各阶层影响广泛的特点，迅速反映这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话剧界面临着一场从艺术思想到艺术形式上的改革。
在艺术思想上，要将沦为消闲解闷的文明戏改造为批判封建礼教、暴露社会罪恶的现代话剧。要以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干预生活，表现新思想、塑造新人物，恢复新剧的战斗传统。在这个时代的要求下，五四话剧界吸收和借鉴了欧洲近代剧的现实主义风格，系统地移植了易卜生、史特林堡、肖伯纳等人的剧作。我国话剧事业奠基人欧阳予倩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状况痛心疾首，对社会问题十分关注，时时感到徬徨苦闷。当他读到易卜生批判社会的戏剧时，禁不往击节称赞。他推崇易卜生戏剧创作为现实服务的主张，认为戏剧负有启迪社会、改革社会的重大任务。与欧洲其他近代现实主义剧作家相比，易卜生的作品更适合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需要，适合社会改革、戏剧改革的需要，更符合五四的时代精神。例如《玩偶之家》一上演，立即引起了中国进步知识界的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反封建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话剧的改革。而肖伯纳的著名话剧《华伦夫人之职业》1921年在上海新舞台上演，反响却不大，这是因为肖伯纳的剧作反映的是西方社会风貌，揭露的是西方的社会问题，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是有差距的。正由于这个原因，易卜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话剧界的影响超过了其他西方现实主义剧作家。尤其是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从思想到艺术上都符合新文化运动的需求，符合话剧界的改革需求。在这个基础上，中国进步知识界接受了易卜生，并大力翻译、介绍、演出了他的作品，使其成为这一时期话剧剧本创作的典范。也正是由于对易卜生及其“社会问题剧”的介绍，才给“五四”话剧界带来了生机，使这一时期的话剧创作带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就妇女、婚姻、家庭、道德等社会问题向封建礼教、向旧传统发动了进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生力军。
易卜生及其戏剧之所以在五四中国新文化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之所以对五四话剧界、文学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归根结底是由于五四时代的需要，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是人类进步思想火花的碰撞，是社会进步理想的共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争相介绍易卜生的思想，翻译他的作品，演出他的戏剧，形成了一股“易卜生热”，体现了五四时代的精神与特征。同时，易卜生及其剧作对中国话剧的理论建设，对话剧团体、剧作家、话剧创作以及话剧舞台表演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在中国话剧运动发展史上都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收稿日期：1997—01—13
注释：
〔1〕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83页。
〔2〕参见：文献[1]，第45页。
〔3〕参见：文献[2]，第34页。
〔4〕参见：文献[3]，第4页。
〔5〕曹禺：《纪念易卜生诞辰150周年》。《人民日报》，1978年3月2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