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管理变革：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校论文,北京大学论文,校长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10-0087-09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制度。蒋梦麟执掌北京大学后，将“教授治校”改成了“校长治校”。蔡元培为何要实行“教授治校”？蒋梦麟又为何要改“教授治校”为“校长治校”呢？ 一、蔡元培与“教授治校” 1.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的初衷 据沈尹默回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实源于沈尹默的建议： 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您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蔡说：“你的话对，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我说：“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要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便您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我的建议，以成立评议会为最重要，蔡先生深以为然，完全采纳，向当局提出，果然达到了目的。[1] 从沈尹默的回忆来看，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初衷在于：蔡元培的主张与政府不同，为了防止蔡元培离校之后学校陷入混乱。 蔡元培也曾多次表明，在北京大学实施“教授治校”制度，是因为不愿因校长的去留问题而导致学校陷入混乱。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发表《告北大同学诸君》，表示“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2]。1920年9月26日，蔡元培在北大开学日的演讲时表示：“我在去年开学时说过：‘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大受影响。”[3]1922年12月17日，蔡元培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表示：“又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致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4]1923年，蔡元培在《关于不合作宣言》中也表示：“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5] 社会舆论也如此认为。例如《大公报》报道：“北大自五四运动校长问题发生后，蔡氏颇感到校长随政潮而转移，故由校中教授组织评议会，议决校务方针，交由校长执行。”“蔡氏离校有五年之久，北大所以维持不敝者，此制之力也”。[6]《少年中国》评论“民国八年的‘五四’学潮起了之后，蔡校长南下，一时北京大学颇陷于无政府的现象；好在平时组织还有教授会评议会等，勉强支持下去”[7]。 由此可见，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初衷，确是为了防止因校长去留问题而导致学校动摇。事实上，蔡元培通过“教授治校”也达到了其目的。顾孟馀认为：“先生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滞，且能依照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等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在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8]胡适也说：“今日的北京大学，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下去；蔡先生就不回来，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9]教授治校“使学校的基础稳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全体”[10]。 2.蔡元培实施“教授治校”的其他因素 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评议会与教授会上，尤其是评议会。这些制度得以建立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外部环境来说，国家的相关法令规定要设立评议会与教授会。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发《大学令》，规定大学应设立评议会与教授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自为议长。”[11]《大学令》的起草者正是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何炳松认为：“《大学令》中最可注意的特点就是全校的评议会和各科的教授会的设置，这是现代所谓‘教授治校’制度的起源。”[12]1917年颁布的《修正大学令》也是在蔡元培的建议下制定的。《修正大学令》同样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正教授及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遇必要时，得分科议事。”但《修正大学令》中已没有“教授会”的相关规定。由于《修正大学令》颁布后，原有的《大学令》并未废除，新旧两令并行。因此从法律来说，“教授会”可以继续存在。在1924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令》中，明确规定“国立大学设评议会”，并恢复了“教授会”：“国立大学校各科、各学系及大学院各设教授会，规划课程及其进行事宜，各以本科本学系及大学院之正教授、教授组织之。”[13]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努力实施自己所提议的法令，实乃顺理成章。周培源曾说：“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所发布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但后来并未实行。他到北大后身体力行，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14] 从既往历史来说，北大评议会早已建立。1915年11月，根据《大学令》规定，北京大学时任校长胡仁源设立北大首届评议会，由每科选举评议员二人组成。[15]当时北大评议会的建立得到教育部的承认：“查该校评议会简章暨会员履历册尚无不合应即准予备案。”[16]尽管“直到蔡元培1917年从德国归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法令中关于大学自治的规定从来没有真正付诸实现”[17]。但北大的评议会制度毕竟建立起来了，蔡元培所确立的“评议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胡仁源所建立的评议会制度的“萧规曹随”。 以上两条原因，在北京大学要求教育部给评议会备案的呈文中，亦是如此：“案查钧部公布大学令第十六条内载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召集评议会自为议长等语。本校评议会曾于民国四年十一月间选举会员详报钧部在案。第事隔两年，已逾改选之期。而旧选各员且有离校者，欲实行集会，不得不改选一次。”[18]1917年4月11日，教育部批复北京大学评议会准予备案。[19]1917年12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本校各科各门之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每部设一教授会。其附属各学科，或以类附属诸部，或各依学科之关系互相联合，组合成部。每一合部，设一教授会”[20]。 从蔡元培的个人角度来说，留学经验的影响、民主理念的坚持以及五四运动的刺激，均对其实行“教授治校”有所推动。 蔡元培曾留学于德国，对德国的大学制度非常熟悉。他说：“德国各大学，或国立，或市立，而其行政权集中于大学之评议会。评议会由校长、大学法官、各科学长、与一部分教授组成之。校长及学长，由评议会选举，一年一任。”[21]蔡元培不仅对德国大学制度非常熟悉，而且推崇有加。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表示“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他的校长，由四科教授迭任。如甲年所举的是神学科教授，乙年所举的是医学科教授，丙年所举的是法学科教授，丁年所举的是哲学科教授。周而复始，照此递推。诸君试想，一科的教授，当然与他科的学生很少关系；至于神学科教授，尤为他科的学生所讨厌的。但是他们按年轮举，全校学生，从没有为校长生问题的。这是何等精神呵!”[22]蔡元培不仅对德国大学制度推崇有加，而且明确表示要学习借鉴德国的大学制度。据蔡元培回忆，五四运动以后，他回校重掌北大时，“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生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23]罗家伦也认为：“他(笔者注：蔡元培)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Wilheln Von Humboldt)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24] 蔡元培的民主思想也促使“教授治校”制度的建立。蔡元培在解释“教授治校”时表示，北大的“教授治校”是因民主精神而建立的。他说： 当时的组织系统尽管没有什么人对之有异议，但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内部的不协调，主要在于三个科，每一科有一名学长，唯有他有权管理本科教务，并且只对校长负责。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25] 经过五四运动的刺激，蔡元培决意完善“教授治校”制度。1919年12月3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规范与理顺了校长、评议会、行政会议、各种行政委员会、教务处、总务处、各系教授会等组织之间的关系[26]，使“教授治校”趋于完善。在蒋梦麟看来，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亦是在五四之后日臻完善的。蒋梦麟说：“暴风雨过去之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9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长，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的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27]社会评价也是如此：“八年的下半季，大学恢复了原状，大家‘痛定思痛’，鉴于已往没有组织的缺点，才有大学内组织的预备。自今以后，可算是另开纪元。”[28]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的刺激，促使蔡元培更加完善“教授治校”制度。 二、蒋梦麟与“校长治校” 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每当蔡元培因各种原因离校之后，皆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蒋梦麟后来回忆说：“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29]对于学术自由之风气来说，可能如此。但对于蔡校长的“教授治校”来说，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之后，不仅未“谨守蔡校长余绪”，反而是将之改为“校长治校”。蒋梦麟何以要改呢？ 1.法律的变更与政府的整顿 1929年7月26日，国民政府通过《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并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大学设校务会，以全体教授、副教授所选出之代表若干人，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之。校长为主席。”[30]《大学组织法》的这种变更，在当时即有人认为是从民主制转变为校长独裁制：“《大学组织法》自从国民政府成立后已经把从前的大学章程改订一次。例如取消大学评议会之民主制而采用校长专政的独裁制。”[31] 《大学组织法》是蒋梦麟就任教育部长期间通过的。蒋梦麟改革北大，正是持此理由。据胡适日记记载：“梦麟为明日召集评议会事，今夜请评议员吃饭，先谈明天提出的实行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一案。马幼渔问梦麟为什么理由要变制，梦麟说了三个理由，最有力是说：‘大学组织法是我做部长时起草提出的。我现在做了校长，不能不实行我自己提出的法令。’”[32]随后的北京大学第五次评议会通过了改组办法：(一)本校各项组织及各项办法自本年七月一日起，遵照《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改定，自四月一日起开始筹备。(二)本校评议会决议案，除与《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抵触外，在校务会议尚未议决变更以前继续有效。[33]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学在1932年6月16日通过的《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置校长一人，综理校务，由国民政府任命之”，“本大学设校务会议，以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之代表若干人组织之，校长为主席”。[34]《申报》亦如此报道：“北京大学已按照现行《大学组织法》改组。”[35] 不仅法律出现变更，而且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全国性的教育整顿，北京大学也不例外。教育部在整顿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的训令中指出各校问题严重：前往参观各校时，负责人员，多不在校，而各校教职员之多，出人意料之外；教职员在外兼课，有一人而担任几校系主任者。因之请假缺课，视为常事；学生上课，精神涣散，竟有上课学生，不到三分之一者。设备非常缺乏，机器亦有损坏，图书馆亦有大半有名无实，经费方面，薪资往往占全预算十分之八以上；而设备费，则在十分之一以下。学生占据宿舍，视同己产，私相授受……而整顿的办法有四要点：减少薪资增加设备、教员兼课切实限制、考查学生严厉实行、占据宿舍必当禁止。[36]1931年4月18日，教育部令国立、省立、私立各大学、学院“查大学授课时间，关系于学生学业者甚重，自应按时讲授，不容稍有旷缺，现在各校教员中，其顾念责任，从不缺课者，固不乏人，而随意请假，漫无限制者，亦所常有，自非由各校严订教员请假代课及补课办法，认真考核，不足以资整顿”[37]。对于政府的整顿要求，北大原来的评议会已无能为力，甚至评论会的某些规则使得整顿难以进行，譬如北大评议会曾有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过评议会通过”。北大的改革还受到政府高层的直接干预，例如蒋介石对北大限制教授兼课的支持。1931年4月27日，蒋梦麟从南京回到北平，表示“本校教授制度，拟略变更，限制教授在外兼课，蒋主席对此点，非常赞成，但因限制教授兼课而得罪人，蒋主席嘱余不必过虑，只要减少钟点，提高待遇，即有办法”[38]。 2.评议会存在的问题 评议会作为“教授治校”的主要机构，并非事事圆满。北京大学评议会在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种种问题，如派系斗争、规则破坏、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等。 首先是评议会中的派系斗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一方面带来思想的解放，另一方面也导致派系林立，无论校内事务与校外事务，派系斗争都颇为激烈。对于这些派系斗争，蒋梦麟处理起来颇感困难。 就校内事务来说，例如评议员的选举、教授的任用等，均存在着派系斗争。当时的《晨报》曾刊载：“北京大学虽为校长制，但一切设施，实由评议会主持，故该评议会力量极大。每届改选，各教授靡不极力竞争。”[39]顾颉刚则对教授人选之间的派系斗争进行了详细描述：“蔡先生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办法，因此教授就有了权。权之所在成了争夺的目标，于是马上分成英美派和法日派两大系，用团体的力量做斗争的工作。校里要请一位教员，他如是美国留学的，那么法日派里必定提出一个他们的人，要求同时通过；法日派如果先提出，英美派也必要这样以保持其平衡。”[40]沈尹默回忆当时北京大学的情形，也表明当时派系之间的冲突。他说：“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胡、傅诸人后来和我势同水火，我南迁后，蔡先生时在京沪间，但我每次拟去看蔡先生，均不果，即胡、傅等人包围蔡所致。”[41] 就校外事务来说，派系冲突在1925年北京大学脱离教育部事件中表现得极为突出。1925年，因反对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北京大学内部对于学校是否要脱离教育部而独立，意见不一。李石曾、顾孟馀、马裕藻等力主北大脱离教育部，并使北大评议会通过此决议。胡适、李四光、王世杰等人尽管也反对章士钊，但并不赞成北大评议会议决脱离教育部，他们主张，北大应当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应当以个人名义去作学校以外的活动，不要牵动全校；北大评议会应当谋学校内部改革，不当轻易干预其职权之外的事业。[42]《大公报》认为，蒋梦麟后来改“教授治校”为“校长治校”，与此事件极有关系：“自蔡去、蒋代后，北大丧失重心。教授因种种原因，便派别丛生。最显然者为现代派(胡适之、周鲠生等)、语丝派(周氏兄弟等)之分野，校长派(蒋梦麟、余文灿等)处于二者之间。民十四为反对章士钊事，现代、语丝两派争斗甚烈，蒋氏应付颇感痛苦。观事后彼答胡适之书，谓彼所过生活为‘忍痛’生活，其难言之隐，不觉溢之于辞矣。故此次问校，即决定取消‘评议会’制度，而以‘校长治校’、‘教授治学’相标榜，并依《大学组织法》将文理法三科改为文理法三院。由教授会议制，一变而为校长独裁制，暑后已开始实行。此后用人行政，自较自由，此制度之又一变更也。”[43] 其次是评议会通过的相关规则不时遭到破坏。因各种原因，评议会通过的相关规则未必能时时得到遵守，固定的规则并不能很好应对变幻的时局，试举两例： 总务长兼教务长问题。在1919年12月3日通过的评议会决议规定：“总务长……以教授为限(不得教务长兼任)。”[44]但此规则并未得到切实实施。1926年4月25日，周作人致函蔡元培，表示：“‘教授治校’，此为北大之特长，使校长不妨暂离之原因，但以个人观之，成绩亦未可乐观，如教务长与总务长不能兼任，载在章程，最近改选教务长，乃即由现任总务长当选兼任，该项章程，在此次选举，似已不发生效力，故北大法治之精神，实已有疑问，不得不望先生之来而加以补救也。”[45]后来总务长兼代理校长蒋梦麟自被选为教务长后，辞去总务长之职，余文灿被选为总务长，此事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总务长续任问题。1919年12月9日，在北京大学评议会临时会议上，马幼渔提议：“总务长应定续任次数，但得续任一次。”此提案获得通过。[46]但此规则在蔡元培的要求下，很快就变了。1923年7月，蔡元培致函北京大学评议会，要求评议会同意校长之职仍由蒋梦麟代任：“负责之个人，拟援九年例，仍请总务长蒋梦麟教授任之。”同时提到“蒋教授所任之总务长将满期，照章不能再连任。”为了让蒋梦麟能连任，蔡元培提出“但现值危急之秋，骤易生手，必多窒碍。拟请修改校章，将总务长只准连任一次之条文删去。”评议会只得“准此”。[47] 第三，有些问题，评议会未能解决，最终还是要由校长来解决。试举三例。 (1)教授兼课的问题。胡适在其日记中记载了1922年10月3日的一次评议会，特别记录了蔡元培的意见： 九时，开评议会。议及教授兼任他校教课钟点的限制，我提议“不得过本校授课钟点二分之一”。后经修正为“不得过六小时”。有几位评议员反对，颇有讨论。蔡先生起立，大声发言，面色红涨，很有怒气。他说：“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这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间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样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48] 尽管评议会最终议决“本校教授，在他校兼课，每星期至多不得过六点钟”[49]，但从政策议决过程来看，蔡元培的态度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2)北大的讲义费风波。1922年10月，北大校方按照评议会的决议，决定向学生征收讲义费。因学生反对而起风潮，致使蔡元培愤而辞职。在其辞职呈文中说：“上届评议会开会，议决以本校经费支绌，此后所发之讲义，须一律征费，以备购买参考书之用。乃一部分学生不加谅解而反对，经元培一再明白解释，该生等一概置之不理。本月十日下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50]蒋梦麟描写当时情境：“先生(笔者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先生坚执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51]讲义费风波平息后，北大教授吴虞在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8时到9时，在北大上课，晤杨适夷谈，主张评议会议事，以后当由全体教授通过，然后再由评议会执行，不能由评议会少数人垄断，事情失败，又推蔡孑民出，身当其冲也。”[52] (3)北大的经费问题。1926年，北京大学经费陷入困境，评议会无以为计，只得求助于蔡元培，希望蔡元培早日到校，以其个人威望、所处社会地位来解决。1926年5月，北京大学评议会致函蔡元培：“先生之学问道德与政见，不论处何种环境，俱足使野心者不易中伤耶。……本校目前最大困难，仍是经费问题。现时本校同人之恐慌，亦即在此，但俄国庚子赔偿，为数甚巨，大可接济北京国立诸校。俄国使署近亦较前容易接洽，先生为俄款委员会之委员长，如能及时北来，道行此款，益以梦麟先生及其他本校同人之辅助，大概可望成功……本会同人，用特一致恳请先生早日到校，主持一切，俾目前急待解决之种种问题，得顺利进行。”[53] 以上三事，评议会或因为自我保护而反对合理化政策(如某些评议员反对限制兼课)，或因权责不一无法负责(如讲义费风波)，或因无能为力而求助于校长(如经费问题)，皆可体现北大评议会在处理某些相关事件时并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需求助校长解决之。 3.蒋梦麟个人威望不足及其与评议会的矛盾 蔡元培能实行教授治校，实与其个人威望有很大关系。《大公报》认为：“蔡氏长校时德高望重、笼罩一切，故虽采取‘兼容并包’主义，而校中意见，当为一致。”[54]顾孟馀评价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指出“非校长之清公雅量，则此制度不克成立，非师生绝对信赖校长，此制度不易推行也。”[55]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并无此威望。1923年，蔡元培因反对彭允彝而辞北大校长职，但未被准许。他要蒋梦麟代理校长，蒋梦麟表示“最高限度，代表先生个人为止。兹命代理，于学校、个人均感不系(易)维持，学校众意佥同，曷敢畏难思退。惟长夜多梦，当求万全之计。请电评议会依照前函改为个人代表。”对此，蔡元培致电北大评议会，表示“培亦赞成”。[56]据马叙伦说：“蒋梦麟先生在北大里毫无根瓣，拿什么资格来替蔡先生代办校长的职务？……蒋梦麟先生很识相，在某晚出席教职员会上很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代捺印子的，一切请各位主持’。”[57] 即使在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其个人威望依然受到挑战。在1925年反对章士钊的运动中，北大评议会以七票对六票通过了北大脱离教育部的决议，“是时蒋代校长因家事南归，校务由顾教务长代拆代行。顾先生不及待蒋先生之归，亦未电告蒋先生，即令文牍退回教育部公事三件”[58]。可见当时教务长顾孟馀召集评议会，完全无视代理校长蒋梦麟之存在。面对支持与反对两派意见，蒋梦麟因其威望不高而颇有为难之处。有学者推测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改“教授治校”为“校长治校”，“这可能是蒋梦麟接受了1925年脱离教部事件的教训之后，试图以此方针缩小教授的权力范围，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59]胡适在1925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陈)伯通又谈北大所谓‘法国文化派’结党把持，倾轧梦麟的情形，闻之一叹。梦麟方倚此辈为心腹朋友呢!我虽早窥破此辈的趋势，但我终不料他们会阴险下流到这步田地!此辈者，李石曾、顾孟馀、沈尹默一班人也。”[60] 就是在蒋梦麟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后，“因为过去一班老教授，大都与彼声誉相等，分庭抗礼，颇难应付，而且一部分老教授在学生间颇有信仰，对于蒋氏集权主义之实行，难免不生影响，故蒋氏此次对老教授持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61]可见，蒋梦麟即使大权在握，个人威望依然有限，学校评议会不仅未成为其助手，反而成为羁绊。“国立北京大学刻正进行改组，编拟校务计划，昨拟[据]该校秘书长郑天挺谈称，本校自蒋梦麟校长长校后即积极整顿，以维持北大以往历史。现已组织校务会议，负责全校事务，本校行政，向评议会负责进行，旋以其中多有不便，日前曾开会讨论，议决改评议会为校务会议。”[62] 由此可见，蒋梦麟个人威望不如蔡元培，且与评议会的矛盾由来已久，对评议会早已不满。沈尹默说：“1922年，蒋梦麟和胡适联合起来，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胡适骨子里一开始就反对评议会，至此达到了他的目的，评议会成为空的，取消了教授治校。”[63]胡适确实对评议会越来越失望，他说：“下午到评议会，开了四个半钟头的会。我现在对于这种会实在没有多大兴趣。我现在渐渐变成一个蠹鱼了。如何是好？”[64]蒋梦麟正式就任北大校长，胡适功不可没。两人都对评议会有看法，去之顺理成章。石原皋也认为：“蒋梦麟首先把教政分开，以校长治校，削弱了以沈尹默为首的评议会的实权。”[65] 4.北大面临的现实困境：教授问题与经费问题 1930年12月22日，蒋梦麟接见北大学生会代表时表示：“北大今日所感困难之点有二：(一)经费困难，每月虽有七万五千元之经常费，但教职员开支过大，致亏空甚多，将来拟设法补救。(二)良好教授不易聘请，教授多半赴他校任职，在学期告一段落时，当设法请其返校。……教授问题较经费问题为更重要，如经费虽充足，各种设备完美，而无优秀之教授，则绝对不能提高学生程度。”[66]12月24日，蒋梦麟到校视事，表示“现北大最感困难者，为聘请教授，经费问题次之……若无法聘教授，则无法办北大”[67]。可见，在蒋梦麟看来，北大当时存在两个主要困难——经费问题与教授问题，而教授问题尤甚。北大的教授问题至少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优秀师资流失。胡适说：“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了‘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去了。”[68]寿亭也表示：“北大自‘五四’以后，满满的衰落下来，好教授纷纷离校。”[69] 二是现有师资作风懒散、水平低下。从作风懒散来说，当时有人批评“不按钟点上课，是北大教授的特性(也有例外)，也是北京大学的特点，何以呢？同一教授，到清华大学就能按时上课，到北大就不然。他们非到打钟后一刻不上课”，“还有许多教授，既不请假，亦不上课。”“我也希望北大当局，对于这些懒教授，有种相当的办法”。[70]从水平低下来说，有人直斥北大教授为“饭桶教授”，“因为北大从先曾经出过几位名教授，就使得北大的教授显得格外的高。北大也就藉此摆起大架子，不轻易请一个人当教授。然而一细察内幕，才知道北大有不少的饭桶教授。不但他们的学问实不见得怎样好，就是他们的资格声望，也真不算高妙。但是他们因有别的关系，偏又混进来了。而外边有许多学识资望很好的人，我们无论怎样的盼望，怎样向当局要求，总是请不进门。唉!现在的北大的确是早闹着人才的饥荒了”。[71] 三是北大教授兼课问题严重。胡适说：“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四十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地在各校轮流辍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过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72]在蒋梦麟当教育部长期间，就曾要求大学教授专任。[73]如今当了北大校长，更要解决兼课问题。 要解决北京大学的教授问题，必须首先解决经费问题。寿亭在《整顿北京大学之我见》中讲到教授兼课问题，认为解决之道在经费。“北大某教授，在北平各大学，共兼三个主任，五个教授；这么忙的教授，哪有时间预备功课。欲铲除这种弊病，必须将教授的薪金提高，限制教授在他校兼课的钟点(或者一点钟也不许兼)，这样他才能专心在北大教书。敷衍告假的毛病，自然就去掉了。教授生活费，既然有了保障，全国的好教授，一定争来北大。”[74]1931年5月25日，蒋梦麟在北大举行纪念周时表示：“从前大学教授所以兼课之原因，一由于欠薪，一由于科目太多，人数不足，今后教授待遇，既可提高，经费亦可不致拖欠，生活问题，可以无虑。”[75]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认为：“今日之大学教育有三层最大困难：一为教授俸给太低，国立大学之教授月俸尚不如政府各部之一科长，北大教授最高月俸只有三百元，故人人皆兼差以自给；二为学校经费不固定，贫士不敢倚赖一校之俸给以为生活；三为学校经费十之七八用在薪俸，无余财以购置书籍仪器，故虽有专门学者亦不能专力作高深之学术研究。”[76] 这些问题，是北京大学评议会无法解决的。蒋梦麟因得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帮助，通过与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合作，北大获得百万元的资助，用以聘任教授及添置设备之用。为学校经费事，蒋梦麟还亲自赴京交涉催款。[77]正因为经费有了保障，蒋梦麟才肯就任北大校长，才有底气说“现北大最感困难者，为聘请教授，经费问题次之”。随后蒋梦麟通过限制教授兼课，辞退旧人，招聘新人，解决了教授问题。由此，北大才走向中兴。 三、总结与反思 第一，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制度，其初衷是为了防止因校长去留问题而导致学校动摇。“教授治校”制度得以建立与完善，还有诸多因素推波助澜：国家的相关法令、北大评议会历史、德国大学的影响、蔡元培的民主思想、五四运动的刺激等。 第二，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制度，尽管客观上说，教授的权力得到提升，但在评议会的许多决策中，蔡元培的个人意见还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蔡元培因其个人威望甚高，故能调和各派、统领全校，如《大公报》所评论的“德高望重、笼罩一切”。 第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自上而下的改革源于校长的顶层设计，当设计此制度时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存在时，校长的顶层设计就可能会做相应的改变。 第四，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所面临的问题与蔡元培不一样。蔡元培时期所面临的校长与政府之间剧烈的矛盾冲突问题，在蒋梦麟时期已不复存在。蒋梦麟所面临的经费问题与教授问题，评议会都无法解决，而且蒋梦麟任北大代理校长期间，对评议会存在的诸多问题明察秋毫，且与评议会发生诸多矛盾，深受其苦。这种源于顶层设计的“教授治校”，遇到另一种顶层设计，即蒋梦麟所说的“校长治校”。而这种新的顶层设计由于顺应国家法令与政府整顿教育措施，因而推行得更加顺畅。 第五，蒋梦麟所实施的“校长治校”制度，不仅意味着校长权力集中，也意味着一种责任担当。当评议会无法解决北大所存在的经费问题与教授问题时，蒋梦麟果断废除“教授治校”，改为“校长治校”，承担起北大中兴的重任。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78]《大公报》也评价：“北大今日在蒋氏治理之下，确较年前稍有声色。”[79]陶希圣表示：“在艰危的岁月里，校务会议不过是讨论一般校务，实际上，应付难题的时候，北大一校之内，梦麟校长，适之文学院长及周枚孙(炳琳)法学院长随时集会，我也有时参加。……梦麟先生是决定一切的人。北大六年的安定，乃至国立八校六年的延续，没有梦麟与适之的存在与活动，是想象不到的。”[80]可见，时移事易，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并非意味着大学管理的一种倒退，实乃不同时势下的制度应对而已。 收稿日期：201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