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因及其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侠义论文,成因论文,唐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侠义小说是唐代小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结合时代背景以及文人的创作心理，对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因加以探讨，接着，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从题材内容、思想倾向等角度，对侠义小说在后世改编作品中所出现的嬗变特征进行归纳、总结。
关键词 侠义小说 成因 幕府 嬗变特征
唐代崇尚侠义，豪侠、节义之士比比皆是。《剧谈录·潘将军》：“冯缄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①《唐语林》：“天宝已前，多刺客。”②《唐国史补·李勉》：“或说天下未有甲兵时，常多刺客。”在任侠风气的笼罩下，唐代出现相当数量的侠义小说。据统计，《太平广记》“豪侠”类收入作品25篇，除《李亭》出自汉代《西京杂记》以外，其余24篇全部是唐五代的作品。本文所规定的侠义小说，其内涵比较宽泛，主要指描写豪侠之士、颂扬节义之行的作品，除了《广记》所引“豪侠”类作品以外，还包括如《广记》卷一六六“气义”类《吴保安》、卷四九一“杂传记”类《谢小娥传》等歌颂节义之士的篇章③。
一
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因，学界有过不少论述，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帝王的崇侠尚义。《旧唐书》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④沈亚之《冯燕传》中，冯燕出于义气，主动出首，挽救无辜者张婴的性命，执政者感其义行，“贾公以状闻，请归其印，以赎燕死。上谊之，下诏，凡滑城死罪皆免。”帝王对于侠、义的态度，对任侠的社会风尚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第二，唐朝皇帝原属西北胡化很深的贵族，“统一中原的时候，胡化色彩也就随之而来”⑤，北方少数民族尚武、豪爽的特点也随之流入中原，弥漫于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间。第三，唐朝政治清朝，思想开放，《太平广记》卷一一六《唐武宗》：“李某（原注：武宗名）坐毁圣教，减一纪算，当与西海君同日录其魂。”⑥直接谴责武宗灭佛之过。《周秦行纪》称德宗为“沈婆儿”。这些对于礼教束缚日趋森严的宋元明清时代文人来说，是何等的“犯上”。“封建礼教的束缚相对松弛和人的主观精神的昂扬奋发，它使得人们偏于高估自身的价值，强调个性的自由，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的束缚。”⑦
分析侠义小说的成因，我们还要涉及到唐代文士与幕府的关系。幕府主要指那些设幕开府的军政与行政（包括诸王府、地方州郡等）府署。入幕为僚是唐代文士一条重要的仕进道路。请看两条史料：
《容斋随笔》卷一《唐藩镇幕府》：“唐世士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蕃府辟署为重。”
《唐音癸签》卷二七：“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旧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
科举是为官正途，但每年录取的人数十分有限，于是很多落第士子便“因缘幕府”，寻求进身之阶；考中进士的书生也“多以诸藩府辟署为重”。唐代著名文人骆宾王、李白、高适、杜甫、韩愈等都曾经做过幕府属吏。
安史之乱以后，节度使权力很大，元稹《薛戎神道碑文铭》即指出：“时贞元中，宠重方镇，方镇喜自用，不用朝廷之法。”很多藩镇集团不服从中央命令，他们争权夺利，我行我素，为了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扩大地盘，他们培植刺客、延纳文士、召集豪侠之徒。《新唐书·李石传》称：“士之喜利者多趋之，用为谋主，故藩镇日横，天子为旰食。”
唐代小说作家与幕府制度关系密切，李公佐“尝举进士，元和中为江淮从事，后罢归长安，会昌初，又为杨府录事。”⑧裴铏 “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⑨沈亚之等人也曾入幕。这些幕府作家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比较优越，生活也很悠闲，草拟公牍、奏章之余，便是宴饮、游玩、诗词唱和，有时聚在一起闲话，很多传奇小说就是他们闲聊之后的产物，如《冯燕传》作者沈亚之自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叙谊事。其宾党耳目之所闻见，而谓余道元和中外郎刘元鼎语余以冯燕事，得传焉。”侠义之事是幕府作家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文士崇尚侠义，如唐代诗人杜甫《遣怀》诗歌颂侠义之士：“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其他如陈子昂的《感遇》、李白《侠客行》、崔蠡《义激》等诗文作品中都有侠的内涵。唐人小说《霍小玉传》中“衣轻黄纻衫，挟弓弹，丰神隽美，衣服轻华”的黄衫客就是文士笔下典型的侠士形象。简言之，侠义之事成为幕府作家闲谈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出现了大批侠义小说。
下面我们以中唐为界，将中唐以前作为侠义小说创作的前期，晚唐五代为后期，以此来观照侠义小说，可以发现：前期与后期的侠义小说体现出不同的创作主旨和作者的理想志趣。前期创作包括《纪闻·吴保安》、《冯燕传》、《谢小娥传》等，这些作品歌颂中央集权统治，反映士子要求建立强大帝国，维护封建正统的心理态势。《谢小娥传》结尾指出：“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公开褒扬贞孝，维系封建纲常。关于《虬髯客传》的作者、作年，学术界仍有争论，一说作者为张说，一说晚唐杜光庭所作，此处姑不作详细考证，从其思想性来看，小说大力宣扬封建正统、真命天子，结尾声称：“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从侠义小说创作整体来看，符合前期创作的风格(10)。后期作品包括《昆仑奴》、《聂隐娘》、《红线》、《崔慎思》等，反映晚唐五代藩镇割据、战火连绵的社会景状，侠义之士如聂隐娘、红线两位女侠就直接卷入当时藩镇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在这样的动乱岁月，人们希冀侠义之士去主持正义、打抱不平、除恶扬善。所以说，聂隐娘、昆仑奴、红线等作为群体的侠士形象，之所以能在晚唐五代小说作品中出现，不仅是当时任侠之风的产物，也代表着唐代小说作家乃至广大民众的心理追求。
二
唐代在后世出现嬗变的侠义小说，笔者经过爬梳、挟剔、比较、鉴别，同时吸取前辈学者如谭正璧、钱钟书的研究成果(11)，共得12篇，宋、元、明、清时代不少小说、戏曲作家根据以上12篇侠义小说的人物、情节进行改编，由此出现很多嬗变作品。对唐代侠义小说的嬗变情况，笔者试列如下：
《纪闻·吴保安》——（明拟话本）《古今小说》卷八《吴保安弃家赎友》——（明传奇）沈璟《埋剑记》、（明戏文）郑若庸《大节记》（佚）。
《谢小娥传》——（明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卷一九《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清杂剧）王夫之《龙舟会》。
《冯燕传》——《绿窗新话·冯燕杀主将之妻》、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纪录汇编》卷二○一陆
《病逸漫记》北京马姓事、卷二○二祝允明《前闻记》某校尉床下义气事、《贪欢报》第八回、（明拟话本）陆人龙《型世言》第五回《淫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入话。
《唐国史补·故囚报李勉》——（明拟话本）《醒世恒言》卷三○《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虬髯客传》——（明杂剧）凌濛初《虬髯翁正本扶余国》、（明传奇）张凤翼《红拂记》、张太和《红拂传》（佚）、冯梦龙《女丈夫》。
《传奇·聂隐娘》——（宋话本）《西山聂隐娘》（佚）、（明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入话——（清杂剧）尤侗《黑白卫》。
《传奇·昆仑奴》——（宋元戏文）《磨勒盗红绡》（《宋元戏文辑佚》辑曲七支）、（元杂剧）杨讷《磨勒盗红绡》（佚）、（明杂剧）梁辰鱼《红绡妓手语传情》（佚）、梅鼎祚《昆仑奴剑侠成仙》。
《甘泽谣·红线》——（宋话本）《红线盗印》（佚）、《绿窗新话·薛嵩重红线拨阮》、（明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入话——（明杂剧）梁辰鱼《红线女夜窃黄金盒》、胡汝嘉《红线记》（佚）、（明传奇）更生子《双红记》。
《原化记·崔慎思》——（明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入话、《聊斋志异》卷二《侠女》、卷六《细侯》。
《桂苑丛谈·张祜》——《儒林外史》第十二回张铁臂虚设人头会、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三《白万州遇剑客》、韦骧《韦先生集》卷一七《白廷诲传》。
《玉堂闲话·裴度》——（明拟话本）《古今小说》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
《玉堂闲话·葛周》——（明拟话本）《古今小说》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
豪侠与节义一般是联系在一起的，侠与义融为一体，为了叙述的便利，笔者将上述12篇唐代侠义小说分为豪侠与节义两类进行论述。
第一类，描写豪侠的小说，包括《虬髯客传》、《传奇·昆仑奴》、《传奇·聂隐娘》、《甘泽谣·红线》、《原化记·崔慎思》、《桂苑丛谈·张祜》等6篇。
虬髯客、昆仑奴、聂隐娘、红线、《崔慎思》中的侠女等人办事干脆利落、爱憎分明，武艺高强、轻财尚义。昆仑奴智力过人，飞墙走壁，“瞥若翅翎，疾同鹰隼，攒矢如雨，莫能中之。”聂隐娘、红线、侠女也是智勇双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推资财、授兵法于李靖，令佐真命天子李世民，既有眼力、智谋，又通达时务，聂隐娘、红线、崔慎思三篇作品写的都是女侠故事，这些侠女有的地位低下，如红线，原是节度使薛嵩家一名普通女奴；有的出身高贵，聂隐娘即为大将之女。不管出身地位如何，这些侠女都具有相同的性格，她们机智果敢，嫉恶如仇，才干超人，不让须眉。
我们注意到，小说作家描写这些侠客的结局，都采取隐蔽式叙述方式，并且沾染上仙道色彩。聂隐娘“后渐不知所之”，开成年间赠药一粒于故主刘昌裔之子刘纵，希望帮助刘纵摆脱灾祸；红线“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出家学道，“遂亡其所在”；昆仑奴后来“卖药于洛阳市，容颜如旧。”侠客事成以后纷纷栖真入道，这种仙道色彩的渗透与唐朝道教盛行的现实有着紧密联系，唐代很多侠义小说作家崇奉宗教，杜光庭出家为道士，裴铏喜记神仙之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传奇》三卷，唐裴铏撰。……其书所记皆神仙诡谲事。”这些无疑在侠义作品中烙下深深的印记。同时，隐蔽式叙述方式使作品中的侠客形象若隐若现，神秘莫测，给读者留下不少想象空间，也增加了侠客自身的神秘性。
《桂苑丛谈·张祜》以豪侠之士自居，一日，一个装束异常的人以贮首贮囊中，声称是仇人头颅，假称侠士，向祜骗去十万缗。张祜自此豪侠之心顿衰。这个故事嘲讽了当时一些冒牌的侠士。
第二类，描写节义之行的作品共有6篇：《纪闻·吴保安》、《谢小娥传》、《冯燕传》、《唐国史补·故囚报李勉》、《玉堂闲话·裴度》、《玉堂闲话·葛周》。
《吴保安》弃家赎友，《谢小娥传》中谢小娥替父、夫报仇，文章结尾称赞小娥的贞节之行：“誓死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冯燕传》中冯燕被人称为“义士”，司空图《冯燕歌》即云：“魏中义士有冯燕，游侠幽并最少年。”(12)《故囚报李勉》描写一个不知名的义士，杀死对李勉恩将仇报的故囚夫妇；《裴度》义还原配，《葛周》嫁爱姬于部将，以上作品突出地体现了一个“义”字。世俗中人具备这个“义”字，则可以超越世俗，吴保安抛弃家业，完成赎友的义举，以至妻儿星散；谢小娥作为一个弱女子，走出闺房，一心报仇；冯燕置生死于不顾，主动自首；同时，这个“义”的出现可以超越法律的约束，谢小娥、冯燕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相反却得到上层统治者的同情与宽恕，甚至得到褒奖。笔者认为，这个“义”字的内涵主要表现为豁达、大度、光明磊落、敢作敢为、急人之急、忧人之忧等种种高尚的品行。
三
唐代侠义小说在后世小说、戏曲作品中出现的嬗变特征，笔者归纳为以下两点(13)：
特征之一，后世嬗变作品往往托古喻今，具有较强的讽刺性和现实性。
“作意好奇”(14)是唐代侠义小说作家比较普遍的美学追求，这种“好奇”的特色在作品中表现为情节的跌宕曲折、侠士、刺客等人物形象技艺的超群、人格的高尚等等，后世文人改编唐人小说，对此加以改造，在强调作品之“奇”即人物、情节的传奇性的同时，主张传奇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注入了大量的现实成分，借助于侠士形象的塑造、世态人情的描摹，来反映现实，体现作者的创作主旨。
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朝中叶以后，由于交通便利，运输发达，城市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带来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如《郓城县志》批评明末世风时指出：“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15)上至皇帝、大臣，下至贩夫走卒之徒，贪利忘义、以怨报德的景状随处可见。金钱万能的思想充斥于社会各个阶层，《金瓶梅》中集商人、官吏、市民三者于一身的西门庆就曾扬言：“咱闻那佛祖西天，也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是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16)为了追求财富与权欲，封建官吏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逢迎拍马，无所不为。《谢小娥传》的改编本、清初《龙舟会》杂剧中，谢小娥父、夫无辜被害，李公佐劝她到衙门告状，她说：“如今做官长的，谁得似老爷清正，只寻那有想头、无干系事去推敲……”(17)话本《裴晋公义还原配》着力刻划官吏们巴结上司、钻营权贵之门的丑态：“四方郡牧，往往访觅歌儿舞女，献于相府……这班阿谀谄媚的，要博相国（指裴度）欢喜，自然重价购求。也有用强逼取的，鲜衣美饰，或假作家妓，或伪称侍儿，遣人殷殷勤勤的送来。”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的封建社会现实，在唐代侠义小说的改编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忘恩负义、以怨报德的现象也十分突出，以明代为例，在康海《中山狼》杂剧中，东郭先生与杖藜老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杖藜老人）“这般负恩的禽兽还不忍杀害他，虽然是你一念的仁心，却不做了愚人么？”
（东郭先生）“丈人，那世上负恩的尽多，何止这一个中山狼么！”
（杖藜老人）“先生说的是，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
后世文人在改编唐人侠义小说的实践过程中，鞭鞑负恩、不义行径的文字很多，如话本《吴保安弃家赎友》、《淫妇背夫遭诛》、《李汧公穷邸遇侠客》、《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入话、戏曲《埋剑记》、《黑白卫》等。后世文人有感于世风的日益弊坏，他们幻想着世间能够出现象聂隐娘、《故囚报李勉》中的无名义士等豪侠形象，铲除人间的不平。在《黑白卫》第一折，作者尤侗借老尼之口说道：“人中禽兽世上顶多，若不剪除一番，怎显得正剑诛邪之法”。(18)与此同时，后世作家大力歌颂唐人小说中吴保安、裴度、葛周等义士，以此与世俗不义小人进行鲜明对照，杨善惩恶，话本《吴保安弃家赎友》开头一段话便通过对比点明作品主旨：“末世人心险薄，结交最难。平时酒杯往来，如兄若弟；一遇虱大的事，才有些利害相关，便尔我不相顾了。……还有朝兄弟，暮仇敌，才放下酒杯，出门便弯弓相向的。……如今我说的两个朋友，却是从无一面的。只见一点意气上相许，后来患难之中，死生相救，这才算做心交至友。”(19)改编作家希图通过这种仁义与负义的两相比照，达到“以励浇俗”(20)的作用。
特征之二，后世嬗变作品日益注重文学创作的社会教化功能。
这种嬗变倾向在明清戏曲中表现尤其明显。我们试以《吴保安》——明代沈璟《埋剑记》传奇这组作品为例，加以论述。
《吴保安》出于义气，弃家赎友，《新唐书》卷一九一称：“（杨安居）嘉保安之义”。笔者在前文曾经指出，这种“义”是侠义之“义”，主要体现为个人品行的高尚，而在《埋剑记》中却被改造成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封建五常之一即“仁义礼智信”的“义”。不同时代政治、思想、文化间的差异，造成了“义”的内涵的转换。戏曲不仅渲染吴保安的义行，而且还刻划郭仲翔的“忠”、郭妇的“孝”，如郭仲翔陷身蛮夷，“人在曹营心在汉”，忠于唐朝，誓死不降：“孝和忠一事无成，背人时几番悲哽”（第十四出《士节》）。“忍死含差，捐生犹豫，只为君亲未报。……我在则衰慈聊慰余年，我死则寡妻岂能就养，因此不辞戮辱，曲尽纲常，将移孝以为忠，故往役不往见。”（第十八出《混迹》）“忠”和“孝”成了郭仲翔生活中的精神支柱。郭妇精心侍奉婆母，割股疗亲，郭母称赞道：“真是你孝行妻，割股肉煎药殷勤进也”（第三十一出《归里》）。仆人郭顺“也是个义仆”（第三十一出《归里》）。忠孝节义，在这篇戏曲作品中得到大力弘扬。
唐代其他侠义小说如《红线》、《虬髯客传》、《裴度》等作品的嬗变也出现这种创作倾向。《虬髯客传》结尾叙述虬髯客率领千艘海船，十万甲兵，攻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成为扶余国新的国主。到了明代杂剧《虬髯翁》中，虬髯客，这位扶余国主自称“千岁”，自觉“归顺天朝”，并且出兵协助唐帝国征服高丽（第四出）；昆仑奴、红线女亦然，他（她）们在明杂剧《昆仑奴剑侠成仙》、《红线女夜窃黄金盒》之中，即将成仙得道、脱离尘世之际，也不忘拜辞朝廷、皇帝，昆仑奴说：“朝廷也须一谢者”（上拜科）(21)。红线望北拜辞道：“愿朝廷爷万岁万岁万万岁。”(22)忠君思想的浓郁，成为侠义小说嬗变的一个重要特色。
唐代小说的嬗变过程中，统治者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一方面禁止那些有损于帝王、后妃形象、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戏曲，如《大明律》明文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23)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
“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部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送、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圣者，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24)
同时，统治者又鼓励作家创作那些“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25)的戏曲。封建礼教的力量日益强大，唐代侠义小说中朴素的侠、义观念逐渐淡化，而被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所取代。改编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小说、戏曲宣扬封建教化，如曾经改编过唐人小说《枕中记》、《南柯太守传》、《霍小玉传》的明代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他以其主张戏曲歌颂“真情”而闻名于世，实际上他对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功能也有过一段论述：
“（戏曲）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愤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然则斯道也。孝子以此事其亲，敬长而娱老；仁人以此奉其尊，享帝而事鬼；老者以此终，少者以此长。外户可以不闭，嗜欲可以少营。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26)
汤显祖在此公开宣称，戏曲应当完善三纲五常，为维护封建教化服务。清人梁廷楠称扬康熙年间戏曲作家夏纶的“惺斋五种”时说：“惺斋作曲，皆意主惩劝，常（尝）举忠、孝、节、义，各撰一种。”(27)戏曲是否宣扬封建教化成为评定戏曲作品优劣的重要依据。有鉴于此，后世作家改编唐人侠义小说，大力塑造孝子、节妇、忠臣、义士的形象，我们从这种嬗变历程之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特征。
综上所述，笔者对于唐代侠义小说的成因进行简要论述，其中着重强调了侠义小说与幕府制度、文人创作心理之间的关系；接着笔者对12篇在后世出现嬗变的侠义小说进行探讨，从两个方面对其嬗变特征进行归纳。在古典小说研究领域，唐代小说的嬗变研究基本上还是一段空白，笔者不揣浅陋，对此加以初步论述，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剧谈录·潘将军》，《太平广记》卷一九六引。
②《唐语林》卷四，参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③本文所探讨的侠义小说，包括唐五代作品。对于唐代小说的分类，笔者采取五分法即分为神怪、婚恋、逸事、佛道、侠义五种类型进行研究，参拙文《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
④《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
⑤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第四章。
⑥《唐武宗》，《太平广记》注出《传神录》，明抄本作出《传记补录》。
⑦陈伯海《唐代社会的思想潮流与诗歌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下。
⑨《全唐文》卷八○五。
⑩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沿用传统说法，将《虬髯客传》当作晚唐作品。
(11)参照谭正璧《话本与古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钱钟书《管锥编》册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司空表圣诗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13)唐代侠义小说在艺术上的嬗变特征，参照拙文《唐代小说嬗变研究》第八章《从唐代小说到元明清戏曲艺术上嬗变特质》，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4年。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及。
(1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六。
(15)《郓城县志》卷七。
(16)《金瓶梅》第五十七回。
(17)《龙舟会》杂剧第二折，《清人杂剧二集》本。
(18)《黑白卫》杂剧第一折，《西堂全集》本。
(19)(20)《吴保安弃家赎友》，《古今小说》卷八。
(21)梅鼎祚《昆仑奴》杂剧第四折。
(22)梁辰鱼《红线女》杂剧第四折。
(23)(25)《大明律》卷二六。
(24)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
(26)《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四《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汤显祖集》册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
(27)梁廷楠《曲话》卷三，《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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