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创新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研讨会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4-0086-06
2011年1月8日，由《政治经济学评论》和本刊编辑部共同主办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创新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刊主编梁树发教授和《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张宇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的杂志，并共同主持了研讨会。学者们围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资本论》的研究，以及中国发展道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和热烈的讨论，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行了反思。
一、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经济学本来就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两个“学科”之间的外在对话问题，它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内在沟通，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审视其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丰子义教授指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来审视其哲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首先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变革。唯物史观的创立和革命性变革，不是在纯粹的哲学领域中发动的，恰恰是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没有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没有对经济学的研究，就没有唯物史观的形成。如果说《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解剖，那么《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可以视为初步解剖。尽管后一种解剖与前一种解剖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所显示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它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历史观上的一场重大革命。其次来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恰好得益于哲学上的革命，即方法上的革命。这种革命突出体现在这样一些反思性的批判中：一是前提的批判。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看做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彻底瓦解了这种前提的设立。这样的前提性批判分析，对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结论的批判。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得出的各种结论，马克思给予强烈质疑，认为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这种批判精神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众多结论的考察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结论的推翻就意味着基本理论论证的推翻。三是方法的批判。马克思自始至终将资本主义社会放到现实的生产过程中来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研究，具体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有生有灭的历史发展过程，从而宣告了“天然论”的终结。
通过两种变革过程可以看出，在马克思主义论域中，并没有纯粹的经济学，也没有纯粹的哲学，而是相互胶着在一起的，不可能离开它的整体性来理解每一个部分，也不可能仅仅从各部分之间的相关性来理解其整体性。应当对这种整体性予以实质性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通经济学与哲学的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
韩庆祥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哲学体现为“哲学问题，经济寻求”，哲学革命得益于经济学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哲学中的经济学体现为“经济问题，哲学分析”，哲学研究推动经济学变革，发现了剩余价值。他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经济问题的哲学价值导向。由此，追寻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哲学道路。
第一，经济学中的哲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的作用是在推动其哲学信仰的清算中得以呈现。正是在经济学研究的推动下，通过对自己的哲学信仰的清算，马克思得出结论：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正是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学逻辑的引入，导致了哲学领域一场划时代的革命，没有经济学研究，就不会有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也不会有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是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而获得的；马克思阐释唯物史观的基本结构时所使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概念，是从经济学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得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如“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经济学逻辑的必然结论；社会革命也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说明的。
第二，哲学中的经济学。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所误解的经济问题与经济范畴都提升到哲学层面进行人本主义思考，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在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到异化劳动再到共产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其经济学研究的人本立场鲜明地呈现出来。实际上，马克思的人本立场在其经济学研究的一系列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足以说明人是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哲学前提：现实的个人是经济生产的出发点；人的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来源；社会的人及其交往关系是货币的基础；工人劳动是资本增值的基石；人本学是国民经济学的秘密；人的解放是生产关系的评价标准；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承担者。
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核心和灵魂是他的唯物辩证法。这个方法使马克思既超越了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中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推动马克思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中发现了剩余价值，实现了经济学革命。
叶险明教授认为，加强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和互动，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其一，写出中国的《资本论》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学界同仁的愿望，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界同仁的愿望。其二，当代西方经济学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提供近似的范本。西方经济学和哲学发展的教训几乎都在中国学界带有“中国特色”地重演了一遍。只有马克思超越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对立的逻辑能给我们从方法论上指出实现宏伟目标的路径。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主义”，其根源是当代中国的经济学的发展还不足以为哲学整体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经济学场”，从而也就不能使哲学从“哲学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当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主义”虽然与其在方法论上拒斥“无用的”、不属于“科学”的哲学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由在整体上还不具有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新形态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状况决定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哲学主义”当然不可能给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总体上的方法论支撑。因此，可以断言，中国的《资本论》的诞生还为时过早，虽然目前学界不少人已经为此付出了努力。
郗戈博士认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互动对话，其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视野”的重建。这种重建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基于总体性视野被“专业主义”肢解的现状，并指向资本统治的总体性逻辑与“分而治之”的策略。第一，资本对现代社会的统治遵循总体性逻辑，但同时兼有“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资本是总体性的存在：资本将整个社会统合起来，形成普遍联系的社会总体。另一方面，资本统治的总体性恰恰是通过“分而治之”策略来实现的：资本的总体性隐而不显，而是表现为孤立的片段和环节，通过这些碎片化的表象来掩饰其总体性的存在本身。例如，资本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然而，资本总是用可感觉的、孤立存在的“物”来掩饰超感觉的、关系性的总体存在本身。第二，资本统治的“分而治之”策略诱发了思维领域的总体性视野的瓦解。在社会存在层面，资本的总体性表现为一系列个别、片段、局部的表象；这些表象反映到社会意识上，就会产生出肢解总体性的抽象思维。拘泥于孤立的哲学或经济学的专业主义视野，就只能抓住资本的某些片段、枝节，而看不到资本的全貌。由此，资本完成了自我掩饰，而思维却陷入“盲人摸象”。第三，总体性视野瓦解的现状，迫切要求我们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视野。资本的总体性存在、“分治”策略，及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主义后果，更加凸显了重建总体性视野的必要性。在当前形势下，应当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整体革命，将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整合起来。回到马克思，不是回到某些枝节性观点，而是回到马克思的总体性视野，从而以总体性的资本批判为基点，介入当代现实，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反思
目前，政治经济学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具有深层方法论问题。这就需要揭示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然后对这一哲学基础进行反思，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实现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
安启念教授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从来都是与对社会、历史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都是如此。在他那里，经济生活不是没有政治、历史、文化、人文内容的技术领域，他研究的是政治经济学。不仅如此，即使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众多学者中，马克思的研究也有鲜明的特色，这就是他着眼于历史的超越性。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不是研究如何提高物质生产力，怎样实现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而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是要超越资本主义。他的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怎样达到共产主义，达到物质生产的彼岸。马克思关注现实问题，其目的是超越现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完全体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他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在这一表述的结束部分，马克思讲到社会形态问题，提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它们是人类的史前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取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共产主义是在“物质生产的彼岸”，是后经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不仅是唯物史观，不仅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范畴及其关系，而且有着超越的向度，着眼于人类如何超越物质生产对人的支配，从人的前史进入真正人的历史。实际上马克思的全部事业都是为实现这种超越服务的。过去我们对他的这一经济学研究方法、角度和相关思想研究不够。
马克思的这一经济学研究角度在今天显示出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资本主义在现时代真正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马克思所说的后经济形态、自由人联合体、物质生产的彼岸世界正在变成现实，现实生活正在发生这样的转变。资本主义经历了三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是马克思那个时代，主要表现是经济危机和阶级对立。这个危机通过资本主义内部政治民主、福利制度的完善以及实行凯恩斯主义等措施，基本得到缓解。第二次危机是资本扩张引发的两次世界大战。由于出现了联合国和WTO等组织，这次危机也得到缓和。现在资本主义制度陷入了第三次危机。资本的本性是无限扩张，这一扩张在今天造成的已经不是阶级对立或为争夺发展空间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而是造成了全球性的人类生存危机。资本扩张造成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使地球日益不适合人类居住，而人类不可能找到第二个地球。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再也不可能有新的发展空间了。地球的有限性和人的生命所需要的条件决定了资本主义要克服它的第三次危机是根本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真正走到了历史尽头。人类必须进入摆脱物对人的盲目支配以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方式自觉组织和控制物质生产的世界。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超越性角度显示出了它的现实意义。今天的经济学研究不应该忽视马克思的这一特殊角度。
叶险明教授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方面，我们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束缚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对立，不能全面、正确地把握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科学观念”严重异化，没有形成哲学与经济学的紧密联盟。也可以说，这些问题构成了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方面的困境。只有超越这种困境，才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只有在“科学”的标准上全面、正确地把握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在观念上拒斥所谓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对立，才有可能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从方法论上看，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标准与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混为一谈，是所谓实证经济学（应是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或实证研究）和规范经济学（应是经济学的规范方法或规范研究）对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的对立必然阻隔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系及其互动发展。其最终结果一定是哲学和经济学的“萎缩”。而处于“萎缩”状态的哲学和经济学都不可能完成时代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只有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科学的规范研究结果和实证研究结果与“可检验”间的关系，才有可能树立起消除“科学观念”异化的自觉。
仰海峰教授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主要体现为人本学和经验论。人本学与经验论成为近代以来思想型的内在构成部分。正是因为人本学的抽象，才需要经验论的具体；正是因为经验论的太具体，才需要一种抽象的本质来加以提升。从这里可以看出，当马克思以人本学的方法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最多只是走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题。同样，传统所谓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际上也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并不构成根本的对立。当近代哲学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对立面时，它们并没有看透问题的本质，而只是停留在问题的现象界。经验论与人本学虽然在表面上是有差异的，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超历史性。超历史性也意味着实证性，因为超历史的东西就是没有历史的，没有历史的就是永远存在的，永远存在的就是永远当下的，就是经验的、实证的。这时它们都会将当下的存在当做一个自我生产、自我扩张并自我确证的过程，当做一个永恒合法的过程。这正是斯密、李嘉图等讨论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方式。也正是在这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分道扬镳了。
孟捷教授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演化经济学进行比较，并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反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命题。从文本上看，马克思没有正面、系统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阐释，这种阐述是在书信中、序言中、导言中呈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同时进行阐释的。这就使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开放度高，诠释性宽。马克思提出了由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概念组成的原理。马克思在生产方式的名义下研究了资源配置，即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下特定的资源配置方式。此外，马克思还在生产方式的名义下讨论了技术创新。他说，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提高生产力。强调生产方式这个中介是重要的，这对于克服技术决定论具有说服力。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原理具有类似于自然规律的属性，但规律性在社会领域应以人的目的论活动为中介，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介，在这点上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是不够的。由于生产方式即组织劳动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同样的生产力基础，可以有不同的生产方式，这就有人的选择和目的论活动在里面。历史唯物主义可与演化经济学进行比较，演化经济学对生产力进步的形式研究得非常具体，比如技术创新就有多种分类，其分为渐进的创新、根本的创新、技术体系的变革、技术革命等不同层次。这里最彻底、最全面的创新是技术革命。与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是技术范式的形成，即一套技术和组织原则。技术革命在扩散的时候，就取决于这套范式被接受的程度，这时可能遇到社会制度框架的阻碍。范式要被接受就需要以制度的创造性毁灭为前提。这样范式才能扩散到整个社会经济，技术革命也才能推广。这个过程是非决定论的。演化经济学里的这些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张文喜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超越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事实”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克服政治经济学影响的根本方面。马克思认为，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无批判地满足于直接观察和描述那些所谓“看得见的”经济领域里的经济事实，却遮蔽了隐藏在“物”的事实之下的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超越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哲学含义。就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超越和决裂的事实，我们只有哲学地理解才有可能。因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已经不再处于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之中，相反，马克思已经走向与西方经济学根本不同的层面，它使政治经济学模式的最终消解成为可能。这个层面就是历史的层面。
三、《资本论》研究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
在当代新的境遇下要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和层次，仍然绕不开《资本论》这座“思想高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聂锦芳教授强调，《资本论》是诠释马克思思想的最重要的文本依据。但是检视既往的《资本论》研究史，就会发现，至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其一，将《资本论》视为一部俨然已经完成了的著作，离开其庞大的笔记和手稿群，甚至离开马克思本人的“第一手稿”，只是根据由后人整理“成型”、辗转翻译（德→俄→中）的三卷“通行本”展开研究，这明显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其二，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大多数论者不了解甚至完全不知道人家的文献积累、研究进展和前沿论题。其三，把马克思完整的思想硬性地区隔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板块，《资本论》则更多地被看做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忽略或淡化了其宽广的理论视界、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其四，无视马克思时代与其身后20世纪整个世界发展的时空视差、社会变迁及其二者复杂的内在关联，只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便对《资本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随意的概括和极端性的评论，实际上并没有客观地再现和揭示《资本论》的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
现在是需要全面超越原有研究方式和水准的时候了。第一，站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以权威、完整和准确的文献资料、版本作为重新研究《资本论》的基础。第二，突破把《资本论》仅仅看做是单纯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哲学上只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与检验的传统而狭窄的研究思路，而要在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的基础上将其宽广的思想视野、深邃的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蕴涵全面地展示、提炼出来。一是观照和把握复杂社会的方式、方法；二是社会有机体系统理论的建构；三是历史形态与历史诠释之间关系的处理；四是《资本论》的理论归旨。第三，结合对20世纪资本批判史的梳理、结合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来重新理解和评价《资本论》中的资本理论及其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确立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意义。
王东教授也提出要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基础，首先需要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古典经济学的。马克思的超越有“一块大地，两个高度”。“一块大地”就是立足于时代，实事求是。“两个高度”即新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和世界历史的高度。
韩立新教授从马克思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的亚细亚社会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市民社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中国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进程。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是作为说明资本生产活动、说明资本的非正义性的理论来定位的，但实际上，它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理论，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此我们应该突破过去对“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狭隘定位，将它提高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来认知和应用。
但是，按照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资本的原始积累不可能产生于东方，而只能产生于西欧的日耳曼世界，东方社会是不可能靠内因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进入市民社会的。但是，同为东方社会的日本已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且进入了市民社会，而中国也正在完成着这一历史进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关键时期。能否有所作为，其关键就是要看我们能否敏锐地抓住中国经济现实的本质，能否从“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出发创造性地解释今天的中国发展道路，从而建构起高于其他学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来。
中国在1978年以后随着包产到户的开始，已经出现了劳动与所有的分离过程，也即《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所描述的资本的原始积累进程。2007年我国颁布的《物权法》承认了私人产权的合法性，在现实中汹涌的城市化浪潮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在城市中与他人的资本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其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成为资本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合理地解释这个过程，是我们这代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邱海平教授就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对中国道路或模式的解释进一步指出，不仅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解释的范围应扩大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样对中国道路才有一个完整的解释。有的人对中国道路问题理解有偏差，只承认改革开放以后的道路，不承认之前的道路，这违背科学方法论。
王峰明副教授论证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角度”和“高度”。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处于基础性地位，而从政治经济学方面看，马克思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因素以及劳动二重性的理论，则以浓缩的形式展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原理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贯彻和体现。一方面，马克思用劳动的具体性解释商品的使用价值，并把使用价值的创造同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条件”和“技术手段”以及在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技术关系”即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要求在社会生产力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商品的使用价值规定；另一方面，他用劳动的一般性和抽象性解释商品的价值，并把价值的创造同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或占有关系联系在一起，要求在社会生产关系的高度认识和把握商品的价值规定。
具体到商品的价值规定与生产关系的本质性关联，马克思的论述至少在五个层面或方面展开：价值是商品交换中“量”的“相等性”背后的“质”的“等同性”；商品价值是对象化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价值是劳动的社会性或“社会劳动”实现的一种历史形式；商品价值是一种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商品价值是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身家性命。
不深入到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层面，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或者说，不站在生产关系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和弄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理论史的角度看，也正是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完善生产关系范畴和原理的基础上，发动了对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变革，初步确立了科学形态的劳动价值论。
以此来看，与其说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毋宁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角度”和“高度”。正是站在了这样一个高度上，才使得马克思完成了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视角，才不仅把马克思同古典经济理论而且同形形色色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区别开来。因此完全可以说，生产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具有库恩所说的“范式”的意义和作用。
邱海平教授同意王峰明的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界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研究对象，这是造成政治经济学诸多弊端和缺陷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上，生产关系概念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它应该是一个方法，也可以上升为一个范式。今天中国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现状，原因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过去秉承了苏联范式，严重地束缚了自己，拒绝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的问题。
总之，各位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等问题展开讨论，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学术对话和学科整合，对于深化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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