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总统金大中的经济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总统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金大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两年间，金大中先是作为在野党领袖后是作为总统，在一系列的论著和演说中反复阐述自己的经济哲学，并为贯彻自己的经济哲学提出了一整套实践方案。本文将从多个层面讨论金大中的经济哲学及其实施方案。
一、从理论上看金大中的经济哲学
金大中早在1994年就撰文讨论民主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强调了民主主义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注：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 第65页。）1997年3月他在《金大中的21 世纪市民经济浅说》中全面阐述自己的经济哲学，明确指出他所主张的新的经济政策的基本框架是“民主的市场经济”。（注：金大中：《金大中的21世纪市民经济浅说》，韩国图书出版山河，1997年版，第13页。）1998年4 月他在亚欧首脑会议上指出：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机制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依靠这两个轮子就能促进真正的经济发展。（注：韩国《东亚日报》，1998年4月9日，第7版。）1998年9 月韩国政府出版《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一书，将金大中经济哲学看作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哲学，认为其基本点是“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并行发展”。（注：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第51页。）
从理论上讲，对金大中经济哲学的考察应当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交互关系出发。当我们将政治体制分为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分为官治经济和市场经济（注：这里之所以将“官治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主要是因为金大中在阐述其经济哲学时采用了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现今各国的经济体制几乎都可看作是市场经济。因此，此处所说的“官治经济”是指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通常被称为完全竞争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可得出四种社会模式：1.权威主义加官治经济，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权威主义而在经济上实行政府主导的社会模式；2.权威主义加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权威主义而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原理的社会模式；3.民主主义加官治经济，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主义而在经济上实行政府主导的社会模式；4.民主主义加市场经济，这是一种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主义而在经济上实行市场原理的社会模式。
这些社会模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一种模式：在经济规模较小、经济结构简单的发展阶段，通过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入到重要产业部门，可有效地推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当经济规模较大、经济结构复杂时，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第二种模式：政府只在维护财产权和治安方面发挥作用，不对经济运营进行有计划的干预，从而可避免因政府失败而出现的经济问题，但是对经济的消极的甚至是自由放任的态度无法为纠正市场失败和促进经济增长作出积极贡献。而且，在这一模式下社会不可能建立对作为个人行为发生的官商勾结的监督机制。这样，从动态观点看，权威主义必然要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使权威主义成为时代的错误。第三种模式：如果政府有强有力的调控能力和正确的经济政策，那么这一模式能有效地推进经济增长。但是这一模式不可能回避这样的问题：其一，欠缺坚实市场经济基础的民主主义政权不可能是稳定的，而不稳定的政权不可能具有官治经济所需的权威；其二，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必将为官治经济设立不可逾越的限界。第四种模式：可视为这几种模式中最为理想的模式，是唯一既能克服政府失败又能克服市场失败的模式，是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较高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模式，是能伴随政治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完善和巩固起来的模式。民主主义的发展可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亦可促进民主主义的发展。
从上可知，金大中的经济哲学实际上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它在上述的四种模式中选择了理论上最合理的模式，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最优发展模式。
二、从韩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看金大中的经济哲学
社会有自己的历史步伐，现实有自己的时间秩序。理论上最优的模式未必是现实中的可行模式，而现实中的可行模式未必是理论上的最优模式。民主主义加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虽被看作是最优模式，但它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是适时可行的。这样，金大中经济哲学的适时性和可行性只能从韩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发展（注：朴昌根：《韩国产业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章。）中进行评判。
1.李承晚政府时期（1948—1960年）。这一时期韩国政府所实行的是权威主义加市场经济的模式。在政治上李承晚虽然标榜美国的民主主义，但实则实行了独裁统治；在经济上自1954年起推崇自由市场经济，推进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并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结果，经济增长迟缓，原本不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未能得到有效发展，而官员腐败与官商勾结过早地产生了垄断、寡头垄断等破坏市场秩序的现象。
2.张勉政府时期（1960—1961年）。这一时期韩国政府所要实行的是民主主义加官治经济的模式。（注：韩国政治学会：《民族共同体与国家发展》，1989年，第281页。）张勉的民主党政府是反对独裁、 要求实现真正民主主义的“四·一九”革命的产物，而张勉政府不仅提出了经济第一主义和非平衡增长战略，而且在经济上要实行扩大政府直接投资、为市场经济加上政府强有力指导的资本主义体制即混合经济体制。但是，随着短命的张勉政府的寿终正寝，民主主义加官治经济模式的社会实验也就彻底失败了。
3.朴正熙政府时期（1961—1979年）。这一时期韩国政府所实行的是权威主义加官治经济的模式。在政治上，朴正熙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或“韩国式的民主主义”只不过是权威主义统治的遮羞布。在经济上朴正熙政府将张勉政府所要推行的官治经济变为现实，制定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战略、经济开发计划和产业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的贸易、财政、金融政策，建立了一整套官治经济体制。
4.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政府时期（1980—1998年）。首先看全斗焕政府时期（1980—1988年）。全斗焕作为通过政变上台的总统在政治上实行了权威主义，但是他所采纳的总统单任制和直接选举制为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经济上他决定将经济运营方式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民间主导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次看卢泰愚政府时期（1988—1993年）。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作为通过直接选举上台的民选总统，顺应历史潮流，在政治上广泛接受民主化力量的要求，使得政治民主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自主化、自由化、开放化和国际化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
最后看金泳三政府时期（1993—1998年）。著名民主人士金泳三就任总统，表明1961年以来长达32年的“军人执政”历史最终结束。金泳三政府为医治“韩国病”，消除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官员腐败等社会弊端作了多方面努力，并在推进韩国经济的世界化，改革财政、金融、行政管制制度和经济意识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执政党内部各派系之间纷争不断，与在野党关系紧张，导致政局不稳；在经济上也未能理顺经济增长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经济改革基本失败，最终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
从上可知，从80年代起韩国在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从韩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发展看，到了金泳三政府时期民主主义加市场经济模式的全面推进已具备了适时性和可行性。这一历史进程的延误是由于金泳三政府的失误。因此，金大中的经济哲学是与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现阶段相适应的一种发展哲学。
三、从韩国经济危机看金大中的经济哲学
金大中提出自己的经济哲学，又是与从199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有关的。更确切地说，金大中的经济哲学是为使韩国摆脱经济危机而开出的一个处方，而金大中及其政府之所以开出这样一种处方，与他们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有关。韩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被分为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注：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第20—35页。）
1.韩国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金大中政府认为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包括下列三点。（1）企业经营不善导致金融运作不良。1997 年以韩宝集团的破产为开端韩国30大财阀中有8家财阀先后破产， 殃及金融部门，导致金融危机。（2）未能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督体系。进入90 年代后韩国大力推进资本自由化，但是由于未能及时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从1994年起短期外债剧增，超过长期外债，而大量短期外债又被用于长期投资，从而无法制止外汇危机。（3 ）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政府对外汇危机的政策发生失误，未能阻止大量外资迅速撤出韩国，因而几乎耗尽国内外汇储备。
2.韩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金大中政府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包括下列三点。（1）韩国经济的整体结构脆弱。 从卢泰愚政府时期起人们已指出韩国经济的结构特征是“五高三低”，“五高”即高工资、高利率、高地价、高物流费用、高行政费用，“三低”即低效率、低附加值、低技术。（注：金大中：《金大中的21世纪市民经济浅说》，韩国图书出版山河，1997年版，第26页。）（2 ）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尚未确立。“先经济开发，后民主化”的逻辑导致韩国民主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滞后，政府对经济的权威主义的干预和管制还相当广泛。（3）政府的改革政策的失败导致韩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 金泳三政府的世界化政策在改革韩国经济构架，使之在适应经济全球化与知识信息化方面遭到了失败。
总之，在金大中及其政府看来，韩国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因军事政权的遗产即权威主义的政府介入而使各种市场未能顺畅地发挥其功能。（注：金大中：《金大中的21世纪市民经济浅说》，韩国图书出版山河，1907年版，第13页；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第52—54页。 从中可知，金大中经济哲学的提出还与他对世界各国经济运营方式的比较研究有关。）这样，金大中及其政府将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并行发展看作是韩国克服经济危机，推进又一次腾飞，实现“第二次建国”的唯一途径。
四、金大中经济哲学的实践方案
为了实践金大中的经济哲学，需要全面转变经济政策范式，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秩序。金大中经济哲学的实践原理是重视自由、正义和效率。为确立自由、公正、高效的经济秩序而制定的基本原则有：经济自由和责任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市场竞争提供回报的原则，保障人人机会均等的原则和不分内外的市场开放原则。（注：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 第68—72页。）这样，金大中政府决定推进政府、金融、企业、劳动四个方面的结构改革，并建立开放经济体制。（注：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第108—223页。）。
1.政府改革。金大中政府认为韩国经济的结构改革必须从政府部门开始。政府改革的目标为：（1）顾客优先，注重成果；（2）以企业方式运营政府；（3）行政要有柔性且透明；（4）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创造性。
为达到这些目标，金大中政府决定：重新调整政府作用与功能，精简政府机构，使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以顾客（国民）为中心的行政服务体制，以最低价格提供最优服务；提高财政运营的透明度与责任心；税制要公平，税收要透明；维护国民安全和市场经济秩序的管制要大力加强，等等。
2.金融结构改革。金融结构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迅速调整不良金融机构和不良债券，早日实现金融市场的正常化，遵守符合国际标准的市场经济原则，确立透明的自我负责原则。
为此，金大中政府决定：（1）整顿不良金融机构。对于银行， 据其不同情况进行合并、出售或整理不良债券。第二金融圈的结构调整要由大股东负责，据不同情况进行关停并转；（2 ）确立自主经营负责制，加强股东的经营参与权与监督功能，按照国际标准改善会计和公告制度；（3）积极培育金融市场，使之成为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
3.企业结构改革。金大中政府的“企业结构改革五大原则”为：（1）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2）禁止相互债务保证；（3 ）大力改善企业财务结构；（4）设定核心企业并加强与中小企业的合作；（5）加强大股东与经营者的责任心。
根据这五大原则，金大中政府规定：企业要按照国际标准制定财务报表和会计资料，实行客观独立的外部监理；禁止30大财阀系列企业之间新的债务保证，逐步取消其全部既有债务保证；大幅度降低5 大财阀负债率；彻底改变“船队式经营方式”，并通过行业交换推进行业专门化；加强董事会对最高经营层的监督功能；根据市场原理，使不良企业及时退出市场，改善企业收购兼并机制。还为这些措施的实施规定了具体的期限。
4.劳动市场结构改革。为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和恢复经济活力，金大中政府要在下列三个方面作出努力：（1 ）要使国民从追求静态稳定就业转变为追求动态稳定就业；（2 ）为解决结构调整时期的失业问题，政府要采取综合对策，尽可能减少失业，增加就业的机会，加强就业介绍与职业培训，扩充社会安全网，保障失业者生活稳定；（3 ）充分发挥劳资政委员会的作用，将劳资政协议作为劳资关系的新范式，创造新的劳资关系文化。
5.建立开放经济体制。随着各国市场的开放，消费者利用丰富信息资源，跨国选择价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务，企业跨国寻找最优经营环境，消费者、企业和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剧烈竞争。为适应这样的经济环境，需要建立透明开放的经济体制。
金大中政府为此要采取两个方面的对策：（1 ）促进外国人对韩投资。大幅扩大允许外国人投资的行业，全面许可外国人对韩国企业的收购兼并，实行外国人购置土地自由化，构建外国人投资综合信息网，简化外国人投资手续；（2）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先进的外汇制度。
除以上的改革方案外，金大中政府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发展方案，其中包括：稳定物价，加强出口竞争力；加快经济的知识化、信息化，培育中小企业和风险企业；扩充社会间接资本和提高土地供应效率，培育高附加值的先进农业和海洋产业；建设福利共同体，提供方便优质的保健医疗服务；构建与自然相和谐的“绿色”经济，奠定南北共同繁荣的基础。（注：大韩民国政府：《与国民一道开拓未来》，韩国文化观光部政府刊行物制作社，1998年9月版，第224—358页。）
以上，我们从多个层面考察了金大中经济哲学及其实践方案。这些方案能否成功，金大中经济哲学能否变成现实，将不仅对金大中政府的形象而且对韩国社会的未来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关键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除其他因素外，改革推进方式将决定改革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