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精英同社会、农户互构与博弈的研究——以富岗山庄经济发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农户论文,山庄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精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
在学术界，农村问题已经成为十分热门的研究课题。前些年，有的学者在研究农村问题时缺少宏观系统的视角，往往就事论事，没有从各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中找出问题的实质所在。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问题的不断涌现，系统地审视各相关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显得非常必要，而人们认识的积累和深化也使其成为可能。社会学者在研究中国村庄层面的制度现象时，十分强调村庄“能人”的作用。然而，仅仅强调村庄领导人或精英的作用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农村精英为什么能够影响村民的制度选择，其产生影响的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对农村精英同社会、村民互构与博弈的研究。
二、对富岗山庄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过程的调研
地处河北省邢台市内邱县太行山深山区的富岗山庄（原岗底村），十几年前是远近闻名的山秃、水浑、人穷的小山村。在杨双牛出任村支部书记之前的1984年，这个只有169户人家、570口人的村庄，人均纯收入不足80元。杨双牛担任支部书记后，带领群众依靠科技治山、靠品牌赚钱，奋斗20年，全村由穷变富，拥有以河北富岗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为龙头的6家集体企业，山庄集体固定资产总值达5600万元，工农业总产值2100万元，人均收入4200元。该村遵循集约经营、生态效益第一和生态经济效益并重等生态经济林景观建设的原则，通过实施防洪减灾“蓄、集、整、改、排”基础工程标准化技术体系、生态经济林景观建设技术、优质无公害苹果标准化集成技术、太行山板栗集约栽培集成技术等多项标准化技术，探索出了在山场开发中实行统一规划设计、统一组织施工、统一组织服务、统一质量标准、统一检查验收和分户管理的“五统一分”；在生产经营中实行分户专业承包、分散经营管理、分类技术指导、分清责任权利、分级独立核算和统一名牌销售的“五分一统”管理方式。
1984年，富岗山庄以农村精英杨双牛为核心的新班子上任，正值“荒山分到户，不要村干部”闹得最凶的时候。富岗山庄和其他山村一样，把山场全部放到了户。令农民和村干部万万没想到的是，“人叫人动人不动，政策调动积极性”的预言，在富岗山庄却没有灵验。8000亩荒山下放给农民，山场依旧是光秃秃的。根源就在于：荒山分到户，干部放了“羊”。靠一家一户，水利办不起，技术人员请不起，治山投资拿不起。农村精英杨双牛为核心的新班子清楚地看到，落实党的“两山下放”政策，形式上下放了荒山，实质上没有达到中央下放荒山的目的。为此，他们做出了三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实行责任制。放山不“放羊”设想向群众一透露，富岗山庄议论四起：有的说新班子要走回头路，有的说干部是在跟中央“两山下放”对着干，还有人提出了“干部要把富岗山庄人引向何处去”的质疑。以农村精英杨双牛为核心的新班子及时与村民进行思想交流，表明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致富的决心。他们向村民说明分山到户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分户经营，调动群众治山的积极性，使群众尽快富起来。说到底，收是为了更好地放，统是为了更好地分。村民们弄清了收荒山为了放绿山的道理，全村当时130户村民，家家签字画押，自愿把山场交给集体统一治理。
第二个选择是科技入户。荒山治了，果树栽了，如何才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果品是摆在干部和群众面前的一道难题。就在这时，河北农业大学专家小组沿太行山来到了富岗山庄。杨双牛向专家们全面汇报了治山的情况，农大的李教授带领水保专家，把富岗山庄的山山水水考察了一遍。他根据富岗山庄海拔500～1200米、温差15度和片麻岩的中性偏酸土壤的特点，在红富士苹果树上好中选优，优中改良，培育出了富岗一、二号苹果，并实施了无公害绿色食品生产工程。
第三个选择是企业化生产。为了参与市场竞争，以农村精英杨双牛为核心的新班子制定“五分一统”管理模式，实行多种奖惩办法，全部工序按程序执行，极品果生产达到多少斤，特级果达到多少斤，都有明确的奖励规定，富岗山庄的果品销售实施一个窗口策略，不走大商场，不进超市，也不摆摊，不通过经销商推销，不售给果品贩子，而是由公司设立专卖店，实行独家经营，保证了上市产品的质量，创出了富岗山庄的品牌。
三、博弈模型：农村精英同农户之间在制度选择上的博弈
一套制度要具有可实施性，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构成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富岗山庄的共同致富政策要在农村内部自我实施，就必须构成农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纳什均衡解。从这一个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是哪些因素导致富岗山庄继续实行共同致富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农村推广家庭承包经营，俗称“分田到户”。当时的富岗山庄也面临着实行分田到户的选择。党支部书记杨双牛上任后提出集中治理的方针，继续实行共同致富的政策。为此，杨双牛分别召集干部和社员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干部和社员同意杨双牛的主张，不搞分田到户，坚持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我们首先将制度选择的过程概括成农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博弈模型，然后研究共同致富制度成为纳什均衡解的条件。
1.博弈的参与人：农村精英与村民。面对如何应对市场风险这一问题，农村精英和村民都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上，农村精英与村民可能具有不同的能力。因此，在建立博弈模型之前，有必要对博弈参与人的类型做出区分。
按能力来划分，农村精英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农村精英有能力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够提出一套相应的思想观念来解释为什么应该采用他的解决方案。我们称这一类农村精英是“有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反之，另一种类型的农村精英是“无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除了按创新能力对农村精英进行分类，还有必要按农村精英的廉洁程度和领导能力来进一步分类。“廉洁程度”的含义不用解释，“领导能力”是指农村精英在农村内外是否有足够的组织、协调和管理的能力，以便实施他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把农村精英的廉洁程度和领导能力合称农村精英在村民心中的“可信程度”。在一个农村内部，村民能够充分地知晓领导人的个人信息，因此，农村精英的“可信程度”在农村内部是公开的信息。按照可信程度来划分，农村精英也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的农村精英在村民心中有较高的可信程度，我们称之为“高可信程度的农村精英”；一种类型的农村精英在村民心中没有多少可信度，我们称之为“低可信程度的农村精英”，农村精英可信程度的高低是影响村民评价其解决方案的重要因素。
同时，我们把村民简化成一种类型，即村民没有能力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但有能力对农村精英提出的方案做出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的评价。把村民的类型作这样简化的理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具有创造性能力的人，是社会中的少数人，即社会的精英人物。如果某位村民也有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创造性能力，他将是现任农村精英的挑战者。在引入挑战者之后，农村内部的制度选择就取决于两个博弈的结果：一个博弈是农村精英同村民之间的博弈；另一个博弈是挑战者同村民之间的博弈。谁能获得村民的支持，谁将是农村的未来农村精英，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将成为农村的制度。然而，这只是将一个博弈模型变成两个模型，这两个博弈模型在本质上又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讨论农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博弈，即在博弈模型中不考虑可能出现挑战者这一种情况。
综上所述，在博弈模型中，农村精英有下述四种类型：有创新能力且有高可信程度的农村精英、有创新能力但只有低可信程度的农村精英、无创新能力但有高可信程度的农村精英、无创新能力且只有低可信程度的农村精英。村民只有一种类型，即无创新能力但有评价能力。博弈的顺序是，农村精英先提出自己的战略，随后村民做出选择。
2.农村精英的战略选择。面对市场风险问题，农村精英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有所作为”；一种选择是“不作为”。“有所作为”的战略是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不作为”的战略是不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只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我们假设农村精英都希望在农村事务上有所作为，这可以提高他在村民中的威信和成就感。因此，对于有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来说，他将优先选择“有所作为”的战略，而不是优先选择“不作为”的战略。对于无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来说，由于他提不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故他只有一种战略，那就是“不作为”。但是，有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选择有所作为的战略，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这是因为，农村精英提出的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可能同上级政府的政策不一致（否则，这种方案就不具有创造性），因而有可能遭到上级政府的干预，也有可能被村民否决。这两种政治风险无论哪一种发生，都将动摇农村精英的地位。当然，如果他选择不作为的战略，就可以避免这两种政治风险，不过，这种战略使得领导人在村民中的声望和成就感会相应降低。
在富岗山庄，杨双牛自1984年起一直担任富岗山庄支部书记，迄今已有20余年。杨双牛在任职期间，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这是富岗山庄民公认的事实。而且，杨双牛思维敏捷，头脑灵活，具有很强的经营能力和活动能力。所以，杨双牛是属于“有创新能力且有高可信程度的领导人”，故他有两种战略可以选择。那么，在杨双牛看来，有作为的战略是一种什么战略？当然，有作为的战略必须帮助村民解决市场风险问题，至于杨双牛认为应该用何种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则与他的思想观念有关。用杨双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锦上添花”。因此，杨双牛的有作为的战略是主张“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也就是继续实行共同致富；不作为的战略是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即解散大队和生产队，实行分田到户。在这两种战略中，杨双牛将选择何种战略，就必须预测村民可能的反应。
3.村民的战略选择。村民的战略选择依赖于农村精英的战略。如果农村精英选择的战略是“不作为”，即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即分田到户），则村民的战略是唯一的，那就是“接受”。这是因为，如果农村精英要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村民是无法反对的，只能接受。换句话说，在此种情况下，村民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其结果是一样的，最终还得要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
如果农村精英选择的战略是“有所作为”（即继续实行共同致富），那么村民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接受”；一种是“不接受”。如果村民选择的是“接受”，那么就构成农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纳什均衡，共同致富将继续实行下去；如果村民选择的是“不接受”，那么共同致富将被废除，村民们实行分散的家庭经营。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村民在何种条件下将选择“接受”，在何种条件下将选择“不接受”。若要村民同意继续实行共同致富，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条件：在村民看来，共同致富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效用必须超过为保留公社制度所须付出的代价。我们先说富岗山庄共同致富为村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富岗山庄共同致富首先为留在大队的村民提供了劳动岗位，但也为那些暂时离开大队，在市场就业的村民准备了一条退路。这就是说，在市场环境中，农村内部的为每一位村民提供的公共产品是“就业保障”，即在保留公社制度的条件下，无论村民是选择在农村出工还是离开农村到市场就业，这项制度都为他们消除了失业的风险，且对他们有同等的效用。我们把“就业保障”对村民的效用，一项投入是每一位村民都必须贡献出一份土地资源的租金，用于在农村内部组织集体生产与按劳分配，这项投入原本可以直接分给每个村民（如实行家庭经营的情况），但如果保留原有制度，则必须将它集中在集体手中。这份租金的一部分在集体生产过程中耗散了，一部分以按劳分配的形式补贴给了在农村出工的村民；另一项投入是农村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和廉洁奉公的精神，即是衡量农村精英的“可信程度”，农村精英的能力越强、越廉洁，则农村精英的可信程度越高；反之，农村精英的可信程度越低。对每个村民而言，共同致富提供的“就业保障”的效用，这是因为，能够集中的土地租金越大，集体的经济基础越牢固，则村民在大队出工的“按劳分配”、报酬越高，故“就业保障”这种公共产品对村民也越有价值；农村精英的可信程度越高，说明农村精英越有能力管理和经营集体资源，也越不会侵吞集中在大队的土地租金，故由共同致富向村民提供“就业保障”也越有效率。在这两种情况下，共同致富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对村民的效用都随之提高。
四、共同致富构成博弈均衡的条件
现在我们假设农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博弈是完全信息博弈，村民知道领导人的类型，农村精英也知道自己的类型，并能预见到村民在不同情况下将如何选择。这一假设在农村内部是可以成立的。
根据上述分析，共同致富要构成农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纳什均衡解，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农村精英必须是“有创新能力的领导人”。否则，农村精英将选择“执行上级政府的政策”，村民只能选择“接受上级政府的政策”，这意味着废除共同致富。所以，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只讨论“有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不讨论“无创新能力的农村精英”。在农村精英具备了创新能力这一前提之下，农村精英是选择“有所作为”还是选择“不作为”，则还要看村民对领导人的战略如何做出反应。
先看第一个博弈模型（农村精英有高可信程度）。如果农村精英选择“坚持共同致富”，那么村民选择“接受”时，各得一个单位的收益，意为农村精英达到了有所作为的目的，村民也找到了应对风险的办法；反之，如果村民选择“不接受”，则农村精英的收益为负一单位（意为农村精英不但不能实现有所作为的目标，而且有失去村民支持的可能），村民的收益为零（因为村民否决了农村精英提出的方案，故还没有找到解决市场风险问题的办法）。如果农村精英选择“不作为”的战略，即执行分田到户的政策，村民选择“接受”和“不接受”是无差异的，此时双方的收益都是零，意为大家都没有达到各自的目标，也没有遭受损失。第二个博弈模型同第一个模型只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在农村精英（低可信程度）选择“坚持共同致富”时，如果村民选择“接受”，则村民得到负一单位的收益。出现这一点差别的原因是，当农村精英的可信度较低时，村民们认为农村精英具有侵吞土地租金的强烈动机，或者认为农村精英缺乏足够的能力来管理集体经济与公共收入。所以，如果此时农村精英仍然坚持实行共同致富，那么村民们就判断，他所投入的土地租金将遭受损失，实际生产出来的“就业保障”在效用上将低于投入的土地租金，共同致富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应对风险的办法。
在上述第一个博弈模型中，我们假设如果继续实行共同致富，村民需要投入的人均土地租金，在满足这一条件之下，博弈模型有一个纳什均衡解，即农村精英（具有高可信程度）选择“坚持共同致富”，村民选择“接受”，结果是继续实行共同致富。
第二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即农村精英（具有低可信程度）选择“执行分田到户”，村民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这两个纳什均衡解是无差异的，结果都是废除共同致富，实行分田到户。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共同致富构成纳什均衡的四个条件：第一，在市场环境中，村民面临市场风险，他们希望找到应对风险的办法。第二，农村精英具有创新能力，奉行与“按劳分配”相类似的一套思想观念，因而提出用实行共同致富的办法来应对市场风险，并愿意承担政治风险。第三，农村精英的可信度应达到临界水平。第四，每个村民每年拿出来供“按劳分配”的土地租金，第一个条件是农村精英能够影响村民的制度选择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农村精英只有在帮助村民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影响到村民的行为和选择。第二和第三个条件是对农村精英的要求，农村精英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才具有影响村民的能力。第四个条件界定了农村精英的影响限度，只有在这个限度之内，农村精英才能发挥其影响能力。
五、结论
本文论证的一个结论是，农村的精英人物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影响农村的制度演进。就富岗山庄而言，农村精英的影响能力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来源于村民需要解决的问题。1984年以后，村民面临一个紧迫的共同问题，即如何防范市场风险。村民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为农村精英发挥影响能力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二，来源于农村精英具有解决问题的政治热情和能力。当社会面临一个共同问题需要解决时，大多数社会成员既没有能力，也缺乏动机去设想一套解决问题的思想与方案。具备这种能力和动机的人，是社会的精英人物。因此，精英人物提出用何种思想理论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及精英人物是否愿意承担由此而带来的政治风险，将决定社会成员的制度选择范围。所以，当杨双牛提出以“集体生产，按劳分配，共同致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愿意承担政治风险时，就为村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办法。第三，来源于农村精英在村民中具有较高的可信程度。具体而言，用共同致富为村民提供“就业保障”，以应对市场风险，其效率同农村精英的廉洁程度与领导能力正相关。只有当农村精英的廉洁程度与领导能力达到村民认可的临界水平，村民才会同意保留这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