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新发展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日本论文,大国论文,新发展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及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加快。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实施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这些动向和特点不仅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日本加速实施政治大国战略的新动向与新特点
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是日本执政党自80年代初起就确定了的基本方针。冷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加快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并呈现出一些新动向与新特点。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外交的政治功能，突出对外援助的政治色彩。
经济外交本是冷战时期日本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受诸多因素制约而采取的特殊外交方式。冷战结束后，虽然国际环境和日本主体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经济外交的方式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日本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政府发展援助（ODA）。在实现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加大政府发展援助的力度。日本政府表示，1993—1997年ODA计划中期目标力争在已完成的4次目标、500亿美元基础上总额接近倍增。日本在1994年度紧缩财政的情况下，还增加了ODA预算，而同期，其他援助大国的ODA总额却普遍减少。日本的ODA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一。在世界ODA总额中的比重超过20%，日本之所以特别重视对第三世界援助，其原因是：第三世界国家多深受前苏联和中国影响，且经济比较困难，对他们加强援助不仅可以加深这些国家对日本的依赖，而且可以淡化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对日本的“旧怨”、增进“理解”；而加强对美国战略重点国家的援助，弥补美国经济力量的不足，则既可以缓和与美国的摩擦，又可在与“东方”的抗衡中显示出日本“西方一员”的作用，增强日本在西方世界中的地位。
冷战后，日本经济援助政治化的另一个明显举动是，通过制定ODA四原则措施，将经济援助同民主、人权、军备等问题联系起来，使经济援助中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如由于中国反对日本官方接待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广岛亚运会，将对中国的第四次日元贷款年限从以往5年改为“3+2”方式，并准备推迟贷款期，缩减贷款数量，借口中国进行核试验，冻结了1995年对华援助贷款。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争取最大的国际发言权。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作为处理全球事务和解决国际纠纷的唯一权威机构，作用和威望大大增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确立了“以为联合国作贡献为手段，以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目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高国际地位”的新方针，并积极创造条件，“积累实绩”。
首先，面对近年来联合国经费不足，财政困难的窘境，鼎力相助。1991年日本承担联合国的经费已占其全部经费的11.38%，1992年又增加到12.45%，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的经费，日本占14.8%，仅次于美国，远超出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其次，积极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的活动，谋取联合国高级职位。目前日本已加入联合国几乎所有专门机构，并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环境规划署、儿童基金会等组织中担任理事国。日本还极力谋取这些机构的领导职位，以图发挥更大作用。近年来，日本已先后有三人担任联合国的高级职务。日本对此尚不满足，甚至要竞选联合国秘书长。
再次，积极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插手解决地方冲突，扩大国际影响力。海湾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就跃跃欲试，图谋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发展。它一方面拨巨款援助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另一方面，积极制定《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1992年6月15日，在国内一片抗议声中，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合作法》（简称“PKO法案”），根据此法案，日本自卫队可以在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随时被派往海外。“PKO法案”通过后，日本立即以柬埔寨为突破口和实验地向海外派兵。1994年又向卢旺达、莫桑比克派遣了两批自卫队和文职人员。1994年10月，日本众议院又通过自卫队法修正案，为日本更广泛，更大规模地执行“维和任务”提供了新的依据，并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铺下又一块基石。
日本政府还通过广造舆论、反复宣传，使其绝大多数国民认识到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必要性。日本外务省联合国局局长高岩真洋说：目前正在进行权力的重新分工，安理会成员国应该有世界性的影响，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应是领导国家。谁出钱，谁就应该有决定权。[①]1994年日本执政三党就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达成协议。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由外相河野洋平在第49届联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一申请。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9月演讲中也强调，日本要为联合国改革尽早实施作出不懈的努力，意即尽快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第三、立足亚太，巩固亚洲盟主地位，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
战后，日本长期实行“脱亚入美”战略，外交上追随美国，经济上依赖美国，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冷战后，日本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依据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和亚太地区形势的发展，进一步确立了以亚洲为依托，争当亚洲盟主，进而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战略方针。对此战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其文章中阐述道：“由于冷战后国际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已不能再用西方一员的概念去作外交政策的判断。加强亚太地区的合作，已成为日本外交的当务之急。”[②]为此，日本政府加紧采取措施：
首先，以加强经济关系和扩大经济援助为先导，进一步密切同亚太国家的关系。在贸易方面，近年来，日本同亚洲地区的贸易额逐年扩大。1991年对东盟6国、香港、台湾的出口额相当于1985年的3倍。1992年日本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总额为1904亿美元，1993年达到2400亿元。目前，亚洲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对外投资和政府援助方面，亚洲地区也是日本的重点。近年来，日本海外直接投资的77%，政府开发援助的63%集中于亚洲地区。1994年8月，村山首相提出旨在加强日本与亚洲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和平友好交流计划”，设立了长达10年总额1000亿日元的交流基金。同时，日本还大肆活动，力图构筑以它为主导的东亚经济圈。1995年11月，日本借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大阪举行的机会，积极活动，推进亚太经济合作，以显示其大国地位和作用。
其次，积极进行亚太政治安全对话，掌握亚太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主导权。1991年7月中山外相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时，建议设立一个“友好国家互相增进信任的政治对话场所”。1992年自民党综合政策研究所又提出设立“亚太安全合作会议，亚太安全保障委员会以及亚太国家首脑会议”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1992年6月，前首相宫泽喜一正式提出建立亚太地区安全对话机构的主张。目前，日本正采取步骤实施这一构想：一是积极参加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支持并参加东盟地区论坛。二是加强双边安全对话，如维持日美安全体制，加强日中、日俄、日朝及与东盟之间的对话，以建立相互信任的双边安保机制。三是建立由日本主导的多边安全保障机制。1994年12月，日本主办了由亚太地区各国军队高级干部参加的亚太地区安全保障研讨会。1994年11月20日日本提出建立“东北亚地区论坛”的构想，并积极推动美俄中朝等国参加。此外，日本还不断增强自卫队的维和职能，企图使自卫队成为亚太地区的维和部队。
第四、调整防卫战略，加强发展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日本在继续提高防卫战略地位的同时，更加突出了防卫战略为政治大国目标服务的机能。1991年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军事力量的作用靠其他手段和力量无法取代，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证”的论断。此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多次在重要场合将向海外派兵问题与政治大国战略联系起来，把向海外派兵作为走向政治大国的重要先决条件。以前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郎为会长的“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特别调查会”也多次提出调研报告，极力主张日本应冲破宪法束缚，积极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此为国际社会作出更多贡献，确立日本政治大国地位。[③]为此日本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不断增加军费投入。日本自1987年军费开支首次突破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以来，军费开支逐年增加。1991年为343.9亿美元，1992年为365亿美元，1993年为377亿美元，1994年为430亿美元，1995年增至560亿美元（按当年日元对美元汇率计算）。[④]这个数字仅次于美、俄，居世界第三位。
其次，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战后较长时间，日本基本上奉行了专守防卫的建军方针。然而近年来，日本自卫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活动范围由“海边”扩大为“无边界”，其指导方针由“专守防卫”改变成“远洋防卫”和“海上歼敌”，日本的防区范围扩大到周边近百海里和东南、西南1000海里海域，甚至扩大到整个日本“经济生命线”（即西太平洋—马六甲海峡—中东海上运输线）。
再次，重视质量建军，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90年代以来，日本的武器装备现代化和高技术化发展迅速。已在装备水平和更换周期上赶上美国。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和亚洲最大规模的驱逐舰队，扫雷能力居世界第一位，反潜能力仅次于美、俄；航空自卫队拥有F—15等高性能的战斗机，配备有最新型的地对空“爱国者”导弹；战斗机数量已超过美国部署在远东的战斗机，与美国保卫本土的战斗机数量相当，防空导弹在单位面积的密度上超过美国；陆上自卫队也大量购置高、精、尖的先进武器，如90式主战坦克，89式装甲战斗车，230毫米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等，其火力、机动力已分别是二战时日军的10倍、13倍。进入1995年，日本还加快了推进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的构想，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力争在2000年基本形成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此外，日本目前已具备生产核武器的潜在能力，它掌握了制造钚、浓缩铀的技术，并拥有制造2000枚核弹的核原料。其运载工具H2火箭可将核弹头运往地球上任何地点。
第五、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加大对国际问题的影响力。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关系重心的转移，环境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谁在此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谁就能在21世纪全球战略格局中处于主导地位。为此，发达国家争夺环保主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美国由于经济不景气，难以继续扛“环境外交大旗”，欧洲联盟中德、法、意等国由于东欧国家环境改造的拖累，显得力不从心。日本紧紧抓住时机，积极开展环境外交，摆出为全人类作贡献的姿态，同时，多方行动，力争环保问题的国际主导权。
1991年7月4日，日本主持召开了亚太环境会议，呼吁亚太各国加强合作，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环保机制。1992年4月日本又主持了地球环境贤人会议，30多个国家的前国家元首及财政专家与会。日本前首相竹下登在会上提出，只有在地球环境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才是日本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主要内容。在同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上，日本也大出风头，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对各国首脑作出最大的环保援助承诺。日本表示，从1992年度起，每年增拨预算3000亿日元用于增加环保援助和地球环境信贷基金，而且从1992年度开始的5年内，投入总额9000—10000亿日元作为环境配套援助。日本政府还表示要在资金技术和人类资源开发等方面广泛进行援助。日本还转化政府部门职能，协助外务省开展“环境外交”。通产省专门成立了环保技术国际转让中心，向亚洲、东欧和拉美国家转让环保技术。环境厅通过“绿色和平协力队”的形式，建立了海外环保志愿人员制度，帮助发展中国家培训环保人员，发展环保技术，建立环保机制。内阁各省厅也纷纷提出环境国际计划。通过开展环境外交，日本大大密切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增强了自己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日本加快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90年代以来，日本加快实施政治大国战略，对整个国际关系及亚太地区的国家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将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对世界格局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首先，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有利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两极格局瓦解，世界进入以多极化为特征的格局重组时期，多种政治力量竞相崛起，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加快走向政治大国，也是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日本以及其他力量中心的崛起，客观上形成了国际政治权力的分散化，国际竞争力的多样化，以及各种影响力的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有助于削弱“一超独霸”世界的局面，推动世界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其次，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客观上加强了西方世界的力量，使“东西方”力量对比更加不平衡。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使战后维持40多年的东西方抗衡格局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力量明显衰弱。只有中、朝、越、古四国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特别是日本将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势必形成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和作为经济强国的日本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携起手来，共同主导联合国安理会以至于世界事务的局面，使得国际关系中东西方力量对比更加不平衡。
再次，日本走向政治大国以及随之产生的日本军事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将对世界和平形成潜在威胁。尽管日本领导人一再声称不发展军事力量和谨慎对待军事力量，但政治大国的强烈欲望及经济力量的极度雄厚，不可避免地促使其扩充军备。日本政治家非常清楚，没有军事实力作后盾，政治大国的主张只能是虚幻的蓝图。目前，日本自卫队从指导思想到作战方针，从兵力配置到战斗力水平，已远远超出自己需要，再联系当前日本国内“修宪”浪潮的不断升温，对侵略历史的多次否定言论及向海外派兵的强烈意识，很难使人相信日本政治家所宣扬的扩弃军备完全是“为国际社会作贡献”。
二、对日美欧关系的影响
日、美、欧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成员，冷战时期日、美、欧一直维系着以美国为主导的战略同盟关系，然而，随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日本与美、欧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冷战后日本加速实施政治大国战略，与美国独家称霸世界的战略发生了严重对撞。在经济领域，两国产生诸多摩擦，且愈演愈烈，直至诉诸国际法庭；在政治上，日本为显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与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如海湾战争后，针对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想，提出建立“日美欧三极主导体制”；在波黑问题上，对美国单方面解除对穆斯林武器禁运表示遗憾；在军事上，日本为推动政治大国战略，不断扩充军力，美国则担心日本发展过快，威胁自己的利益，既维护与日本的安全合作，又处处防范日本；在文化方面，日、美都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念、传统、文化、心理等影响世界，对立情绪日渐增长。另外，围绕亚太地区主导权，美日也展开激烈的争夺。随着日本加快成为政治大国，日美关系中争夺的一面还将加剧。但由于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很深，在安全战略上有共同需要，在政治上也要互相支持，因此，未来日美之间仍将维持同盟关系，但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将从主从关系逐步变为平等关系，日本将更加强调自主权。
与日美关系相比，90年代以后，日欧关系出现密切的趋势。日本为提高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摆脱受制于美国的不利局面，积极加强同西欧的政治经济关系，如建立首脑定期磋商制度，扩大经贸合作，修补不融洽的关系等。但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加快迈向政治大国，担心日本过于强大而对西欧构成威胁的忧虑也在产生。西欧有的舆论就提出：日本实力扩张是90年代西欧面临的重大威胁，其程度甚至超过目前的东欧动乱。所以，西欧一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在经济上遏制日本；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对日实行有限度支持。如法国虽然支持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却反对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企图；德国则反对日本对俄政策，批评其过于自私等。总之，日本的扩张强化了西欧对它的戒心。
三、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首先，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以及由此形成的日美争夺，客观上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由于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重点在亚太地区，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发生冲突，双方在亚太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美国积极参加经济合作，争夺亚太市场。1992年美国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达5340亿美元，同东亚的贸易总额为3480亿美元，比美欧贸易额多50%；1992年美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达780亿美元，近年又上升到920亿美元。日本与亚洲的贸易也在飞速发展。1991年亚洲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地区，1992年日本与亚洲的贸易额为1850亿美元，超过美日贸易额（1480亿美元）；在投资方面，日本对东亚和东南亚的直接投资占其海外投资的60%，日本向亚洲地区提供的援助是美国的5倍。日美竞相在亚太地区扩大投资，增加援助，发展经贸，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和市场，又使亚太地区能充分利用和发挥自己的资源和优势，从而促使亚太经济继续快速发展。
其次，日本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也增加了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从经济方面看，日本的投资和援助增加固然有利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但由于日本经济影响力的无孔不入及日益加重的经援政治化色彩，使亚洲一些国家对日本的经济依赖越来越深，危及这些国家的经济安全进而威胁其主权。
在军事方面，日本近年来军事力量的日新月异加速了亚太地区“逆裁军”现象发展。长时期以来，亚太地区未形成欧洲那样相对固定的安全机制，各国本身就心存疑虑。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加速了各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1993年东盟国家军费平均增长13.5%，军事战略由陆地型、内向型转向海洋型、外向型。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以海空军为重点加强质量建军，大力发展小型快速导弹舰队、潜艇和直升机航母，提高制海制空能力和反潜作战能力。越南奉行“注重质量”的建军方针，重点调整兵种比例，拟将海、空军比例分别提高13%和16%。联系到当前亚太地区还有一些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如一些热点尚未消除；一些国家间存在领土和边界争端；民族、宗教纠纷时有发生等，上述军力攀升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
四、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在冷战时期，日本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基本坚持了“友好第一”、“协调为主”的方针，目的是通过一定程度地打“中国牌”提高自己在美苏争夺中的地位。但是冷战后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其对中国政策出现了渐变。日本要主宰亚太，走向政治大国，不希望身边有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与其竞争，但它要成为政治大国，又不能不求助于中国，而且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对日本有着不可抵挡的利益诱惑。基于此种认识，日本在90年代中后期，将对中国采取合作加防范的方针。即在经济上同中国保持依存与合作关系，通过贷款等手段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抑制中国的竞争力量；在政治上加大对华关系的政治比重，在民主、人权、军备等问题上对华施加压力，以显示日本的大国地位。
近年来，日本对华关系中的一些作法已明显地反映出上述变化。如，一方面继续扩大中日双边贸易，1993年中日贸易总额达37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日台贸易额，1994年中日贸易额又达到478.9亿美元；另一方面又在许多问题上与中国对立，如把对华贷款同中国核实验挂钩，在防卫白皮书中列入“中国的军事态势”，发展日台实质性政治关系，挑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等。因此，随着日本政治欲望的不断膨胀和政治大国进程的加快，中日之间的矛盾将呈上升趋势。但从世界局势和日本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日本还将注意协调中日关系，抑制矛盾的扩大。
注释：
①德国《柏林日报》1993年7月28日。
②日本《文艺春秋》1992年4月号。
③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载于《参考消息》1995年10月12日。
④日本《环境白皮书》1993年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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