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及其多维动态平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动态平衡论文,中国经济论文,增长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1)12-0026-03
本次世界金融危机虽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冲击，但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未受实质性影响，因而这一冲击集中体现在中国出口大幅下降上，推动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仍然和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前相同。本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出口极度依赖经济型的经济结构的缺陷，这将迫使中国政府更多地将注意力从单方面关注经济增长转移到既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又关注经济结构调整的多维动态平衡中。
一、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量与比较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国或经济体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扩张，现实经济增长率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上升偏离，物价上升；回落亦是相同原理。关于中国潜在增长率仍然有不少的估计方法，本文用以下三种方法对潜在增长率进行测量。
(一)HP滤波分析
HP滤波法是宏观经济分析中用来得到经济数据时间序列长期趋势的一种常用方法。张连城和韩蓓运用HP滤波方法，测算出了1982-2007年间我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为9.6%，适度增长空间为9%～10%之间。①本文对1978-2009年中国GDP增长率进行HP滤波分析，由此得到趋势增长率为一条曲线，其范围大体在8%～10%之间，可以将这一区间视为以9%为中线的适度经济增长区间。
(二)生产函数法
生产函数法是首先利用现实经济数据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并得到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利用消除趋势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从而得到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再估算出潜在就业，将趋势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就业带入总量生产函数便得到了潜在产出。运用该方法估算潜在增长率在原理上是十分恰当的，但是存在资本存量、劳动力人数、人力资本、科技等生产函数的解释变量需要估算的问题。这些解释变量的估算因人而异，本身存在很大的争议，因而估算结果可能会存在不小的差异。使用生产函数法估算GDP增长率的代表性实证研究有两个：一是林毅夫等所做的测算，其结果是2004-2014年为8.56%，2014-2024年为7.08%；②二是王小鲁等的估计结果是，2001-2010年为6.58%，2011-2020年为6.21%。③这两个结果相差较大。因此，尽管在国际上广泛使用，但生产函数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测算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三)菲利普斯曲线法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方程，可以建立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定量关系。为避免伪回归，我们先对样本期1980-2009年间的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④检验结果表明，这两者均为一阶平稳变量。于是，可以用最小二乘法对CPI增长率和GDP增长率进行回归。回归方程可以简化为：GDP=8.22+0.34×CPI。其中，GDP和CPI分别表示GDP增长率和CPI增长率。在通货膨胀适度、可控的情况下(CPI增长率为正，但不超过5%)，相应的GDP增长率约为8%～10%(如表-1所示)。
表-1 GDP与CPI增速的相关性分析
CPI
0 1 2 3 4 5 6 7
GDP 8.22 8.56 8.90 9.24 9.58 9.92 10.26 10.60
通过对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菲利普斯曲线法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目前的潜在增长率为8%～10%，中值为9%。
二、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多维度动态平衡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新型的全球分工格局已经出现、人口结构逐渐向老年社会过渡、城市化进程已经过其加速期、重化工化阶段已经完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支撑点已经开始步入其衰退期——体制变轨的资源配置效应开始衰退；全球化红利开始步入平稳发展阶段，国际贸易的加速增长将被贸易平稳增长所替代；人口红利已渡过拐点，人口负担的反向效应开始出现；城市化虽然依旧会稳步提高，但其产生的增长冲击力量在加速回落；工业化虽将进一步发展，但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将在工业的深度发展和服务外包发展的作用下不断降低。从未来更长时期来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出现一定的适度下降，但还会维持在9%左右。因此，在下一个高速增长期既要注重转型调整，也要注重维持多维度的动态平衡。
(一)注重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中的动态平衡
外需驱动转向内需驱动调整中的动态平衡核心要点就是转型的速度不能过度破坏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不能因转型而出现大规模的需求下滑型经济崩溃，因为储蓄水平在短期难以改变。并且，与国内高储蓄状况相对的是，整个世界“新三角”分工体系在新世纪刚刚完全确立，美国以“金融与技术创新”为主体的一角、日本和德国以“高端制造业”为主体的一角、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以“低端制造业和原材料”为主体的一角的国际分工模式并不会马上崩溃，全球不平衡问题也不会在3-5年内快速消失。这就决定了四点。第一，中国不能在内部储蓄-消费结构不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前提下进行外需的大幅度调整，有关国民储蓄倾向的内部制度性调整是中国不平衡模式调整的核心基础。第二，中国不能在新型国际分工格局刚形成初期进行全面的“逆格局”调整，外向型战略只能进行结构性调整，而不能进行全面的方向性调整。第三，中国不能在内需和外需存在大量总量联动性、结构非替代性的条件下进行全面收缩外需，内部消费-投资以及收入等变量之间的自我循环机制的扩大是外需调整的前提之一。第四，外部不平衡的调整重点不宜在经常项目顺差的调整，而应当在资本项目顺差的调整，中国应当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过渡；贸易顺差的调整核心不应是总量的调整，而应是产品结构、贸易方式以及贸易区位等方面的结构调整，外需总量调整的速度不仅应服从内部不平衡的调整速度，而且应当慢于外需结构调整的速度。
(二)注重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中的动态平衡
由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投资的各种特性决定了投资的过度调整很容易使宏观经济偏离中短期的稳态增长路径。目前，中国的高投资有其客观的基础，投资驱动模式向消费驱动模式转变的核心不在于投资增速的降低，而在于消费增速的相对提升，投资增速不仅在中期具有保持高速度的必要性，而且在外需向内需转变的开始阶段还有在短期提高增速的必要性。首先，高储率决定中国必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高投资的状态；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也决定了中国需要高速的投资增长；再次，为了保持宏观经济总体相对平衡，中国经济由外需驱动向内需驱动模式的转变也需要投资在中短期内有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否则外需向内需的转变很可能因为总量的失衡而夭折。因此，一方面要寻找到与前期高速投资形成的产能过剩相匹配的新的有效需求，或进行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治理；另一方面投资增速也不能马上快速下调。国民经济平稳中转型不是简单地决定于投资的减少或投资的增长，而是决定于动态过程中投资增长速度对总需求的影响是否与投资对总供给的影响相均衡。中国外部不均衡和内部结构性的调整在中期内需要一定的高投资增长速度，在长期需要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在总供给与总需求相对平衡的条件下进行结构性调整，在实现实际GDP与潜在GDP于速度相对一致的增长中实施“正向调整”与“反向调整”。
(三)重视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平衡
城市化带来的投资和消费的增长是以全社会的社会改革为前提的，城市化的速度快于社会改革的速度不仅会带来城市化成本急剧增加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结构崩溃的诱因，使高速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城市化虽然依然存在20个百分点以上的提高空间，但是，城市化并非单纯的经济改革，其本质是社会改革的产物，因此，其自然的逻辑是“社会改革与城市经济发展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带动相应的投资和消费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继而进一步推动城市化。在这个逻辑链中凸现得最为明显的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向城市进行转移并非单纯的“经济吸引”，代表现代生活方式和文明发展方向的城市文明是未来人口转移的核心动力之一，“文明移民”主导下的城市化将使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加速攀升。第二，即使“经济移民”为主体的城市化，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养老体系、社会安全网、政府治理、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建设改革与之匹配，城市化也难以承受经济波动带来的强烈的社会外溢效应。第三，必须充分认识到未来产业发展模式以及就业模式变化的规律，不能过高估计服务业的发展所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因为未来25年中服务业的份额虽然稳步提升，但提升的幅度将远小于一般人所估计的程度。第四，城市人口结构的急剧变化可能成为制约城市化带来的各种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的核心因素。
(四)重视服务业与制造业、服务业与消费之间的互动平衡
中国服务业虽然存在3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但是中国服务业在GDP 增长的贡献率以及所占的份额在未来25年的变化是比较缓慢的。这种状态产生的核心原因在于服务业发展在本质上存在自身的规律。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未来25年的次高速经济增长时期，中国第二产业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服务业的发展依然没有超越其工业依附的特性。因此，对于工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通过工业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工业服务的外包与分工的发展来推动。第二，消费性服务业在本质上是消费水平大幅度提升、消费层级发生质变的产物，它的发展基本不遵从“供给创造需求”的逻辑。因此，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依然是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核心，而消费的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的进一步革命是比较缓慢的，它需要以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社会性制度发生巨大变革为基础。第三，而对于金融、航空、电讯等混合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目前的各种行政性管制，同时也受目前全球分工格局固化的约束。发达国家的高端服务业的输出以及各种管制对于本国高端服务业的约束将使这些产业的发展面临“两难困境”，这需要我们在战略上权衡放松管制与对外开放的冲突。
(五)重视需求型技术变迁与供给型技术变迁之间的匹配平衡
要重视产业的技术基础与经营基础的匹配、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匹配，避免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盲动症驱使下，陷入“新能源陷阱”与“动态比较优势狂躁症”之中。新技术、新能源以及新产业是任何一次高速经济增长所渴求的，但是这些因素的获得不仅取决于对技术的需求，更主要地取决于技术的供给以及技术实施的市场化与产业化基础。日本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创新的经历、拉美20世纪60年代在动态比较优势战略上的失误以及当前我国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出现的低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都可以提醒我们，在向新技术、新能源、新产业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进程中必须切记冒进。
(六)重视后工业社会目标与工业化社会目标之间的平衡
避免过度利用后工业社会的目标来评判工业化发展的各种措施，防止出现盲目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而使我国政策目标出现“内在冲突”、“目标无解”的困境。中国工业化将在相当一段时期主导中国的发展。但是，目前充斥中国社会各界的观念是西方输入的新词汇——“绿色复苏”、“低碳经济”、“新能源经济”、“GNP轻型化”，导致我们很多专家将“高增长、低投入、低能耗、新技术、低污染、高效益”作为增长目标，而这种目标在任何社会上都是无解的。事实上，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性，在政策制定上坚持以自身为主，防止各种发达国家理论家带来的意识侵蚀。后工业社会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具有研究的价值，但它必定与中国社会存在巨大差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走出的中国道路在本质上不是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
(七)重视增长速度与社会利益协调的平衡
中国社会与政治结构往往需要中国经济应当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未来中国经济在发展方式转变和新轨道运行的进程中依然有保证高速增长的基础，增长目标不宜进行大幅度的压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变轨并非与高速增长存在必然的冲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依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正如前面对中国潜在增长率的分析的结果表明，未来中国经济依然具有保持在9%左右的高增长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结构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这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和体制转变中利益协调压力。中国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不仅会带来就业水平的加速下滑，更为重要的是会带来增量改革的停滞以及利益协调的经济空间收窄。
三、对策建议
第一，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速度不宜过猛，在坚持“在高速增长中调结构”的原则下，目前“速度”问题依然具有首要性和战略性。
第二，应当将社会结构转型速度与经济转型速度之间的矛盾作为当前政府需要解决的核心矛盾，全面解决社会转型滞后带来的各种问题，使中国经济在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第二次大改革中获得“第二次生产力大解放”。因此，应当加速社会保障体系、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其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改革长期规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改革。
第三，可以适度调整目前以“反危机、防恐慌”的短期应对政策，转向以经济转型和培育新增长源为着力点的、兼顾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
第四，投资政策不宜大调整，中国依然需要较高的投资增速。
第五，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特别是初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成为改革的核心要点。但是，应当注意改革的次序，居民收入在GNP占比的扩大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不宜因工资体制的调整对萧条期的企业带来过大的成本负担。
第六，积极、稳健推进城市化进程，探索并推进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的资产化，将扩大城市化的资本供给，进而扩大国内需求。农村改革与城市化改革速度应当匹配。
注释：
①张连城、韩蓓《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分析——HP滤波平滑参数的选择与应用》，载于《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年第3期第22至28页。
②林毅夫、郭国栋、李莉、孙希芳、王海琛《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展望》，载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2003年版第15至23页。
③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