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两国论”出台背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登辉论文,背景论文,两国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登辉“两国论”的抛出，除明年大选因素外，还有其深刻的历史及现实因素。通过对“两国论”产生的背景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两国论”是国际环境和岛内政治格局变化的产物，它反映了台湾当局面临的现实压力及其分裂主张的虚弱性。
一、海峡缓和局势与台湾的国际压力
从台湾海峡局势中的国际因素看，冷战后，由于美国国内政治中对中美关系和台湾海峡局势看法的不同，导致了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在两岸关系事务上的政策主张出现变化。在此背景下，围绕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出现一系列互动：1992年，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和美国片面提升美台关系；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演习；美国相继增加了武器售台等。由于中美双方的政治意志在导弹试射中得到考量，其后，美国对台政策，退守到在东亚维持现状的立场。1998年6月克林顿访华时，重申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承诺“三不”政策。“三不”政策虽然并不直接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在台湾问题上有重大变化，但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它反映了中美双方对台湾海峡军事冲突的考虑。从中国方面看，在亚太安全的核心仍然体现为美日安全关系的条件下，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无疑是中国保障自身发展所凭藉的安全依据，同时也是遏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报行战争边缘政策的有力武器。从美国方面看，虽然美国国内对中国统一有不同看法，但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出于现代化建设需要所强调的以和平统一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符合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事态的进展表明，在这种考虑下，美国的立场回复到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并表示，它愿意促成两岸之间就统一问题进行谈判。
随后，美国政府派遣前国防部长佩里访问了北京和台湾，探寻两岸关系中缔结中程协议的可能。1999年4月下旬，朱鎔 基总理成功访美。自此，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与维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显示出的合作趋势，对台湾的分裂势力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从台湾海峡局势中的日本因素看，冷战后，虽然日本也曾多次隐晦地表露过它力图对台湾前途施加影响的决心，但关键还是取决于日本在地区问题上的战略定位。美国曾分析过日本可能选择的四种国家战略：单独大国战略，即在军事上脱离美国的保护伞，发展独立的军事实力；地域战略，即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营造除美国外包括该地区多数国家在内的，以日本为核心的地区经济集团；维持现状战略，继续以美国同盟条约体系为日本对外政策的轴心；全球性的非军事强国战略，以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在全世界扩大影响。美国在90年代初的分析判断是，日本倾向于在第一和第四种可能中作出选择。（注：参见冯昭奎《日本今后的战略选择》，《美国阿斯本战略研究所报告书》，引自《光明日报》1993年11月26日。）
从9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发展变化看，美国在美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上掌握了主动权。一方面，美日安保同盟的续定再次牢牢地把日本缚在美国亚太地区安全的战车上，这使日本不得不在政治上延缀挣脱美国束缚的考虑。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自身的经济实力受到削弱，而构成以日本为核心的，把美国排除在外的亚洲经济圈的设想，也已经没有可能。在此情势下，日本退守到选择维持现状战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强了。显然，这种战略选择意味着日本将会节制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与美国的对台政策保持更多的一致，这对于把希望寄托在日本能通过“周边问题”以影响台湾前途方面的岛内分裂势力，无疑是又一沉重的打击。
俄罗斯曾经是造成台湾问题的国际因素之一。冷战后，它对台湾前途施加影响的能力已急剧减少。目前，其外交战略处于调整时期，但近来推行的双头鹰政策已呈现重返亚洲的迹象，即改善和加强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关系。1997年11月，俄罗斯成为亚太经合组织的新伙伴。俄罗斯《消息报》评论说：“1998年，时利钦总统已完全有权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等领导人一同参加下一届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得到这种机会后，俄罗斯纵身跃上了渐渐远去的火车。”（注：俄罗斯《消息报》1997年11月27日评论，转引自《参考资料》。）显然，要成为“东方快车”上一员的俄罗斯，战略上更不会轻易改变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对华政策框架。这一点在俄罗斯政府继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宣布“三不”政策后所宣布的“四不”政策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台湾当局幻想从俄罗斯争取更多“国际生存空间”的可能性，从冷战后的“一丝希望”几乎降到了“零”。
从大国与小国的关系看，台湾问题上还存在以美日、美中为主体的大国与中小国家力量的交互影响。如上所述，台湾问题后的国际背景之一，是大国力量的组合，即美国、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四大国长期竞争和相互制衡。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成员。长期以来，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与地区内中小国家保持友好睦邻关系，对与之有历史遗留问题的周边国家，中国都采取了搁置争端的态度。美国与中小国家关系的维持，主要借助于它无所不在的军事存在和军事保护。但这种强大的军事存在本身，必然导致中小国家寻求通过与中国发展关系来平衡美国的军事压力。这两点决定了在台湾问题等地区问题上中国和其他中小国家的和平共处关系具有普遍性，决定了中国政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并坚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的基本方针，在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中拥有广泛的政治基础。（注：目前，在反对“两国论”的国际斗争中，已经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重伸了支持中国政府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问题后面这些国际因素的变化，增加了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的危机感，并由此导致台湾当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缺乏冷静与信心。 今年5月，发生了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中美关系出现逆转。在此情况下，台湾当局不审时，不度势，错误地认为可以通过“面向西方、背对中国”的片面选择来换取西方国家对台湾独立的支持。于是，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当局不顾不少“议员”所执的反对立场，作出向料索沃救援行动捐蹭3亿美元的决定。另一方面， 加紧了“两个中国”的分裂活动。5月下旬，李登辉的《台湾的主张》一书出版，7月，又抛出“两国论”。
二、两岸关系发展与岛内的压力
从两岸关系看，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两岸关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下列积极性因素的推动所至。
首先，在海峡两岸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两岸关系形成了经贸上相互往来、政治上加强沟通、民间交往上增进理解这样一种循循渐序的局面。双方虽然对一个中国的内涵有分歧，但从整体看，两岸关系的走向基本体现了1992年11月海协、海基两会设立时双方达成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共识。其后，即使是1995～1996年事态的发展，也未使两岸关系出现根本性变化。导弹演习后，两岸经贸往来仍在不断加深。两岸对话也逐渐朝向制度化方向发展。1998年10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率团参访了祖国大陆，实现了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时隔五年的复会并达成四点共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辜振甫先生1998年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和1999年10月汪道涵先生议定的访台，标志着台湾和大陆恢复了最高水平的半官方对话，对话内容还将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展到政治议题和技术问题。两岸关系朝向制度化前进发展的这种趋势，是台湾分裂势力所不乐意看到的。
其次，香港回归中国的进程已做到如人们理性所期望的平稳过渡。这成为一种示范，对世界、特别是台湾岛内民众心态所产生的影响十分巨大。随着香港的回归和《基本法》的贯彻和具体落实。台湾民众将有机会从香港继续保持繁荣的实际情况中感悟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对台湾经济发展和现实生存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性。此外，香港回归的过程也使中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对台湾与大陆统一进程的政策，必须在实际意义上比对香港和澳门采取的政策更具弹性，才能为统一目标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氛围。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台湾岛内金融、制造业看好大陆和香港的前途，并期望通过香港进一步进入大陆。由此，许多企业纷纷进入香港，如台湾四大商业银行和航运集团已驻扎香港。台湾大企业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的已达22家，设地区办事处的已达30家。此外，通过香港，还有相当一部分“侨资”进入岛内投资。香港回归和大陆的对台政策对台湾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台湾岛内政界、商界对台湾当局现行大陆政策的不满增多，要求发展两岸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据台湾“经济部”统计，今年1～5月，台湾对大陆投资达5亿多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41%。
台湾当局原来判断台商投资大陆会“大幅萎缩”，结果却与当局的预期完全相反，“戒急用忍”已面临崩溃。如果拟议中的汪道涵先生的访台实现，台湾担心情势将有可能进一步朝此方向倾斜。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内部分裂势力主张的，对国际社会承认一个中国的现实进行挑战的看法占了上风。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台湾的辜振甫也跟随其调子就1998年他对中国大陆的访问时拟定的，今年10月汪道涵先生的访台，说成这将代表“国与国的访问”，公开放弃了海基、海协两会成立时，海基会所宣称的、“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这一主张，而使台湾的前途成为分裂势力手中的赌注。
三、台湾岛内政局变化形成的压力
一般认为，台湾目前的派系格局于90年代初已露端倪，台湾政坛进入以李登辉为主导的时期是1996年的台湾大选后。总起来看，台湾的派系格局有如下特征：一是在大陆因素的影响下，派系问题的公开化、组织化、规范化程度都比较低，大陆政策成为台湾最大的政治问题。二是从90年代中后期起，由于某些国际势力加强了对台湾问题的干涉，岛内各派间初步形成一种打乱原布局，逐渐朝李登辉为核心的势力汇合的趋势。三是李登辉的分裂路线导致主要派系国民党的力量进一步分散，在党内形成反对势力。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斗争复杂，素有党员“造反”的传统。国民党内象陈力夫似的重量级人物，其影响到60年代中后期后才逐渐消失。李登辉入主台湾政坛后，国民党政党路线的变化，促进了政党本身的分裂。最近两年，在国际格局变化和两岸关系朝向制度化前进的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党内斗争更加激烈，原来所形成的，岛内派系汇合的趋势受到了挑战，直接威胁到李登辉的主导地位。以1997年8 月国民党十五大为例，选举前，曾由96.6%的代表连署李登辉为唯一的主席候选人，但选举结果实际得票率仅93.4%，比预期低了3%。 此结果引起李登辉的严重焦虑。其后，随着”党务革新“和”宪政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民党内出现的新的重量级人物，不仅在参选问题上不顾党内制裁的威胁，还在参选口号上公开向李登辉发出了台湾政治要从“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过渡的挑战，并独立提出参选的大陆政策，以争取民众的支持。（注：参见今年7～8月台湾媒体对台湾选情的报道。）
此外，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在追求参政的考虑下，也开始作出向“务实主义”靠拢的姿态。今年5月8日至9 日召开的民进党八届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中，民进党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以“中华民国即台湾”的方式承认了“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一方面标志着台湾岛内政治中出现了民进党向以李登辉为核心的政治势力靠拢，争取国、民两党走台独路线联手竞选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民进党受大陆因素制约，在两岸关系上的立场趋于缓和，不得不对其原来所提倡的公开“台独路线”，以及其所倡导的、就宣布独立作早期“公投”主张作出调整。台湾岛内派系问题出现的这些变化，其重要性在于这一事实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台湾公众对待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宁愿维持现状而不是采取任何过激或挑衅的行为。
上述政党格局的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分裂势力的政治基础，只会越来越小。在选举问题上，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国民党公开分裂。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李登辉为核心的势力不仅是政治上遭到打击，其经济力量也会由于党营事业不得不分家而遭受严重削弱，可以说，分裂势力已经处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四、一国两制与民族利益
一国两制与民族利益的关系，说到底是一国两制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国家利益的内涵包括阶级性与民族性，形式上体现为特殊利益与普通利益的交织。50～70年代，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强调阶级性是国家利益的根本特征。80年代起，随着一国两制的提出，对台政策在国家利益的体现上，出现民族利益日渐增长的历史性变化。众所周之，一国两制保留了台湾的国防资格，在对外关系方面，台湾可参照香港模式，以适当名义参加不具备主权性质的国际组织的活动。此外，台湾领导人可以到大陆担任最高副职，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任何事情都可坐下来在两岸间协商。应该说，这是比香港模式更宽松的模式，是统一大业这一最高国家利益特殊形式的典型体现。正如江泽民主席今年7月18 日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话时所郑重指出的：“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政府的坚定决心，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同胞的共同愿望。”（注：参见今年9 月中旬《人民日报》和海外中文报纸对批判“两国论”的有关报道。）
“一国两制”的政策，回答了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的关系，体现了全体中国人的利益。在台湾公众对待两岸关系的态度是宁愿维持现状而不是采取任何过激或挑衅行为的现实条件下，并且随着继香港回归后澳门的回归，“一国两制”的政策将会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此外，在直接面对台湾民意的同时，中国政府对“如果出现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的情况”绝不会“坐视不管”的坚定立场，对岛内分裂势力试图借公投制衡两岸关系，打破台湾现状的政治目的，也从根本上进行了限制。
相反，李登辉主导推行的“民主化”进程，已逐步将1949年撤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权经四次修宪缩小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由于丧失了早期所坚持的“中国正统”，台湾当局在政治上迫切需要使其政权的“合法性”表面上完全来自台湾地区人民。由于台湾“民主化”进程本身的不成熟，台湾政治中还有很大的个人意志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分裂势力欲打算借大选之机割断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台湾“民选”中的个人影响和操作成分就有可能增强。因此，不能排除以李登辉为核心的政治势力利用“台湾情结”影响选举的可能。不过，从台湾当局的种种手法和在台湾社会产生的效果来看，这种政治主体性是被动的。在两岸关系仍然为台湾政治中最重要关系的现实条件下，制造矛盾破坏对话与谈判的政策和分裂主张所造成的两岸局势紧张的结果，只能突出台湾政治非理性的一面。这种情况使台湾人民更加可以看清楚，以李登辉为代表的独台路线的目的在于借助对“公投”的操作和外国干涉势力的支持，把台湾“合法”地与大陆分离，迫使台湾人民对“统、独”作出“选择”。这种把台湾人民的利益当作抵押的独断行径，从根本上违背了台湾人民的利益。
所谓“独立政治实体”的“客观表述”，所谓“正式的法理渠道”的“追求”，其实质，就是要抽掉一个中国的内容。这样，在坚持走分裂道路的国民党势力与民进党联手竞选的压力下，两岸关系出现突发性剧变的可能性确实增大了。可见，“两国论”的抛出，从政策上抽掉了维持两岸共同追求稳定前景的模糊空间。应该说，这不仅是对主张维持现状的台湾民意的一种扭曲，也是对两岸之间建立正常往来关系设置障碍。由此造成的后果，要由“两国论”的炮制者来承担。
综上所述，“两国论”的出台，使两岸关系即将进入稳定阶段的前景，遭到了蓄意的破坏，“两国论”试图从根本上阻碍和延缓两岸关系发展的用心，也大白于天下。同时，“两国论”也暴露出台湾分裂势力所处的困境及其虚弱本质。
目前由“两国论”引起的海峡之间的紧张状态，相对两岸关系取得进展的历史来说，是一种退步。但我们仍然深信，两岸之间已经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是非个人主观意志所能轻易改变的。“两国论”引起的两岸形势出现的动荡，是台湾当局在强大的外交压力下为虚张声势所蓄意制造的。所谓“越乱越好”是一种假象，掩饰不了“两国论”的虚弱本质。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寄希望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永远是战胜分裂势力的基础，中国，也永远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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