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183;实践#183;实事求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真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有很多教条主义者，为什么有这种现象？也许有这么一种原因：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太高，威信太高，在推行这种理论时，许多人都深信不疑，于是，大家都把它当作绝对真理，把马克思的话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那当然就可以照搬照抄，这样就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教条主义者。如何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呢？我以为首先要从理论上弄清一些问题，即深入探讨真理、实践、实事求是的理论问题。
一、真理问题
真理是什么？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探讨过。人类思想发展到现在，对于真理应该有比较深刻的看法。但是，不幸的是许多人对于真理的看法还停留在很肤浅的水平上。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偏向：一是把真理看成简单的、一成不变的死东西；一是认为没有真理或把真理看成不可捉摸的神秘的东西。
把真理简单化，也有多种情况。有的人认为，真理一旦被发现，就固定下来，就是永恒的，普遍适用的，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一加一等于二，平行线不会相交，等等。有的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适用的。这个问题从观念上说，是对的。有的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实际出发，那么就会有复杂的情况。一加一等于二，这个数是抽象的，如果具体到事物上，什么东西相加都可能有复杂的情况，假若一把火加一捆干柴，最后结果既不是两把火，也不是两捆柴，而是一小撮灰和飘走的一缕烟。又如一只狐狸和一只鸡加在一块，最后结果却只剩下一只狐狸。当然，一只公鸡和一只母鸡加在一起，也可能产生出一群小鸡，最后结果却是若干只鸡。一个人加一个人，是两个人，力量也增加一倍。但是，如果组织得好，那么，力量就会比单独的两个人大；如果组织不好，增加内耗，那么，力量可能比单独的两个人小，甚至比一个人还小。所以，在一种情况下，人多力量大，众人添柴火焰高；在另一种条件下，人多不好办事，互相扯皮，效率低。从实际出发，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事情本来就是那么复杂。有些人总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此就弄出许多错误来。
关于马克思主义，许多人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又说那是马克思主义，似乎谁都可以给马克思主义下定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陈独秀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反对武装斗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一定要用武装斗争这种革命形式。在革命遭受惨败以后，从实际出发的革命领袖提出武装斗争，拿起枪杆，保卫自己，发展自己。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博古等人提出革命武装斗争要采取城市暴动的形式。共产党在长沙发动武装暴动，结果失败了。后来，从实际出发，采取转入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取得了革命胜利。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吗？比如在日本那样的国家，能不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进行革命呢？不能。因为那里农村没有回旋的余地，城市已经联成一片。有的人从这些事实又概括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城市暴动，所谓农村包围城市，都是具体的革命形式，这些形式都不是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是武装斗争。因为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是不打不倒的。也就是说，武装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武装斗争。这是以前的观念。现在这个所谓的基本原则似乎也不是基本原则了。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在讨论的时候，是难以分清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理论是否正确，不在官位的高低，也不在于支持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以后实践证明。这就是所谓实践检验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那么容易弄清楚的。真理难以确定，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真理。
有些人认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真理，真理都是主观的，谁都可以说自己的这一套理论是真理，但是，别人却不承认。别人又有另外的一套真理。这种真理观当然是又一个偏向。真理是有客观性的。许多人总是以自己的思想观念作为真理的标准，与自己的思想观念一致的就是真理，与自己的思想观念不同的就不是真理。实际上，在一定条件下，是有统一的真理的。真理有绝对性，这是不可否定的。在中国大陆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是真理。这符合客观实际，也符合中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里有两个标准：客观标准和价值标准。符合实际情况，正确的反映了客观规律，这是真理的客观标准。这种理论对社会，对人民，对国家，是有利的，那就是真理。如果对社会、人民、国家没有利，或者还有害，那就不是真理，而是谬误。这是价值标准。如何用标准来检查是真理还是谬误？那就是实践。社会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实践检验问题
一般说法，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证实的就是真理，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证伪的就是谬误。例如，水加温到100度，就会沸腾， 我们做一个试验，得到证实。我们就认为，这是真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在高山上做这种实验，不到100度，水就沸腾了。在这里， 这个真理没有得到证实。原来的说法是不是真理呢？有的人就认为，既然被实践所否定了，那就不是真理。原来是真理，现在又不是真理。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哪一种正确呢？似乎不言而喻，后者正确。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后人所推翻，今天的一切也会被后代所推翻，那么，人类还有什么真理？这里有一个对真理的看法问题。辩证法认为真理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没有终点。因此，人类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只要被实践所证实，那么它就是正确的认识，就是真理。虽然被以后的实践所否定，它还是那个时候、那种条件下的真理。新的实践否定了原有的认识，提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认识是在新的情况下的真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也会被后来更新的实践所否定。它也仍然是这个时代这种情况下的真理。既不是过去的真理，也不是未来的真理。各个阶段的真理连接起来，形成真理的过程。每一个时期的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的。
在自然科学中，比较强调反复试验，反复证实。例如，水在100 度时沸腾，反复试验，都能得到证实。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许多事件都是一度性的，只能发生一次，不可能再重复一次。有时虽然出现前后有惊人相似的两个事件，实际却有很大差别。因此社会科学领域就无法进行反复试验，就不能反复证实。无论如何正确的结论，都不能照搬到另一条件下应用。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中没有什么共性，而是说，在任何有共性的两个条件中，还都有它们之间的特殊性。例如，俄国进行十月革命，成功了。中国也要进行革命，找不出与它相同的因素，国情很不相同。但是，中国人民感到需要革命，需要改变现实，需要改革政治，需要振兴救亡。中国与俄国，国情不同，目的也不同，却产生了相类似的革命。在革命的方式、过程诸方面都不一样。到八十年代，经过世界几十年冷战以后，俄国结束了七十年的苏联历史，重新回到分散的十几个国家。东欧各国也都脱离苏联的控制，回到独立自主的地位。中国既不同于东欧的国家，也不同于苏联，走着自己开辟的道路。从冷战出来以后，中国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内外方针，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方针，取得一系列成功。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古巴以及东欧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都不一样。什么理论都是不能照搬的。中国照搬苏联的要失败，哪一国照搬中国的也要失败。任何国家都要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参考外国的先进经验，来确定自己的治国方针。
科学已经成为全世界公认的原则，现在批评某种说法，可以说它不科学，是否科学，成为真假是非的标准。但是，什么是科学？许多人却说不清楚。过去有的人说科学就是被科学实验所反复证实了的。近年又有人提出科学就是可以被证伪的。似乎两说正好相反，而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后者更深刻，更辩证。可以被证伪，说明它以后会被实践所否定、所证伪，承认现在的结论都只是一种假说。例如，过去说，食品中有三大营养要素：淀粉、脂肪、蛋白质。这三者以等量脂肪所产生的热量为最多，因此营养最高。西方人认为热量高就是营养高。这项研究成果是科学的，于是有些人就大量进食高脂肪食品。在美国很多人得了心血管病，经科学家研究认为是由于脂肪摄入量过多，这也是科学的结论。于是许多人又不敢吃肥肉之类含脂肪高的食品。现在，美国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是否与脂肪摄入量过多或过少有关，值得研究。科学研究认为，脂肪食品中有很高的胆固醇，胆固醇是引起心血管疾病的元凶。但是，有的科学研究结果认为，胆固醇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它的作用很大，也很重要。脂肪和胆固醇对于人体的作用情况是相似的，既需要又不能过多。需要多少？多少算过多？不同个体是否也不一样？这就是特殊性的问题。如果没有度的界限，那么就无法确定它的科学性。也许可以说，没有度就没有科学性可言。有毒的东西不能吃，无毒的东西可以吃。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为什么说“好像”呢？因为它不科学。
我们现在生活的空间几乎到处有毒，有细菌，不管你接触哪儿，也不论你吃什么食品，都无法躲过它们。那么怎么办？不接触任何东西，不吃任何食品，人还怎么活呀！这要看毒的量多少，不能绝对不吃有毒的东西。某医学院有一个讲微生物课的教师，他知道许多食品有细菌，又知道细菌会导致各种疾病，因此他经常利用工作之便，使用显微镜来检查食品。任何食品中都有很多细菌，他当然很害怕，因此，吃一个苹果，要洗五遍，用开水烫，用高锰酸钾消毒，用凉开水洗。结果他的抵抗力很差，四十多岁就死去了。接触一点有毒的东西，甚至吃点有毒的东西，可以增加抵抗力，对健康有利。在这个意义上说，俗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还含有一点辩证法。无毒的东西是不是可以随便吃呢？也不是的。例如吃肥肉过多，也有害健康。一次吃太多，容易得急性胰腺炎；长期多吃，则容易得心血管疾病，总之，食品重要的是要注意量。
实践检验问题，人们原以为很简单，八十年代初进行了一场大讨论，才发现这个问题不简单，需要研究的方面还非常多。
三、实事求是
用实践检验科学成果，最主要的要注意实事求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妨碍实事求是的因素主要是观念问题。过去，中国人喜欢按传统办事，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不容易被群众所接受。例如，五六十年代，科技人员在农村推厂新技术就很困难，因为农民世世代代就是那样耕种，不习惯于改革措施，也不太相信新技术会提高多大效益。甚至在有明显效益的情况下，也还有人不肯采用。经过反复试验，不断取得明显效益，农民才逐渐愿意推广新技术。半个世纪以来，长期以“鼓足干劲”为口号，真正做到“科技兴农”还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而且至今科技还没有得到充分推广，还需要继续宣传。应该说，农民不相信科技的这种观念基本上转变过来了，现在都比较相信科学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不法商人就将伪劣产品，加上科学的名义，来欺骗农民。什么农药，什么良种，都以科学的名义，从农民那里骗取金钱，坑农害农。开始受到传统的局限，不相信科学，不是实事求是。后来，相信科学，没有分清真科学与假科学，只要有科学的名称，都相信，实际上也是缺乏实事求是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某种科学观念已经成为阻碍实事求是的东西。即使是真科学，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在不同的条件下，也未必都是合理的，适用的。如果盲目照搬，那就可能失败，造成巨大损失。只有从当前本地的实际出发，作一番研究、试验，确实适合本地的，才可以逐步推广。
实事求是，有来自几个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我认为归根到底都是观念的问题。从政治上说：“唯上”是个主要问题，不论什么事，都是官大的说了算，谁官大，谁就真理多。有了分歧，请大官来裁断，大官说谁对，谁的说法就成了真理。从思想上说，“唯书”则比较严重，好像书上写的都是真理，特别是权威著作上的话，更加使人不敢怀疑。如果书上写的与自己的想法不一致，那就是自己的水平不行，总是找自己的原因。对于中央发下的红头文件，既是最高的“上”，又是印成的“书”，是双料的“唯”。中央文件当然很多是正确的，但不能否认，有时也会出错。我们对当前的中央文件的错误往往看不清楚，只要拿出过去的中央文件，恐怕很多人都可以从中指出一些错误。我们讲实事求是，又不允许提出与中央文件不一致的看法，那么，所谓实事求是就不可能真正实行。我们在政治上要与中央保持一致，但是有不同看法，又不能隐瞒自己的观点，那就应该通过组织，把自己的意见反映到上面去。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如果有不同看法，不说出来，盲目执行，会给工作带来损失，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没有深思熟虑，对于中央文件随便议论，造成不好影响，那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如何处理这类事情，需要分析，需要思考，需要辩证法的指导。没有自然科学知识和文化素养，没有辩证法哲学思想的指导，要做到实事求是，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无论对于自然科学的问题，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无论是科学文化的问题，还是经济政治的问题，都要分清是非真假。分清是非不是容易的事，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如何，不能只凭自己的过去经验，也不能只凭书上是怎么写的，也不能只听上级是怎么说的，要从实践中加以考察，即所谓实践检验。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不可能绝对全面，都会有偏差，而且实践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又是无止境的。总之，任何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的。因此我们都需要虚心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要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地与大家讨论一些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要树立开放的观念，破除保守的、僵化的观念，才能实事求是地对待一切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如果实事求是真正成为我党的作风，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四个现代化必将更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