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关，通常把起草公文（包括其他事务文书）称为写材料。材料一词，在写作中指的是为文章服务的、用来提炼和表现主题的事务和观念的统称；与所要写的整篇文章相比，它只能是文章的“血肉”，因而严格地讲，它不能是完整的文章。但是由于习惯的原因，机关公文写作──尽管所写的一篇篇看来是完整的文章──却不知从何时起被习惯而又非正式地称为“写材料”。对它的称呼我不准备也无法去寻根究据，仍就入乡随俗地称之为“写材料”吧。
想想刚到机关时，写材料真累。对一些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例行性材料，常常是憋得很久也写不出一两页，总是让我难以置信地觉得它不像写作文、记日记那样地顺手。为了凑满字数，经常在搜肠刮肚、绞尽脑汁而仍无济于事后，便拿些不管是有用还没用的现成话来凑，而凑成的只言片语连自己都不相信它是一篇文章，更谈不上质量怎样了。──对于未从事过机关公文写作的初学者，在写材料未上路之前，大抵都是这样。这无疑是很痛苦的。
但是遇到这样的“拦路虎”，并未使我退缩，这主要得益于一个曾是“老机关”的领导同志的指教──他的其中一句话给我的影响最深──“文件是最好的老师”。此后，我便下功夫学习各级下发的文件，特别是一些研究性的文章。一方面学习政策规定，另一方面学习文件的写作技巧、写作方法。也正是从那时起，养成了现在一直坚持的习惯──文章摘记和剪贴报纸。在学习文件中，经常把认为有用的观点和词汇摘记下来，以便经常翻看，这为日后写作积累了可供资用的素材；对一些好的文章还把整篇结构记下，空闲时便分析、揣摩和体会写作思路、结构特点以及语言风格。
剪报纸的习惯，是在与学习文件的同时养成的。以前看报纸只是看看“新闻”以图消遣，或者为了消磨时间──常言道，“一杯茶水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而那时起看报纸不同了，主要是为了“充电”而看，看的大多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特别是这上的理论、评论方面的文章。看过后，对于感觉到重要的，对写作将能够用得上的东西，就剪下来专门贴在本上。这两个习惯的养成，对写材料确实有了帮助，逐渐地感觉到脑子里有了点“货”，从那以后，无论是写何种材料都会有一些素材可供使用，从而解决了写作中的“有东西可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不会再有以往那样无话可说的窘态。
对于所积累的资料和素材，按照写作主题初经分类，就可以理出思路，安排出结构；而再进行精筛细选，拼拼凑凑，倒也能写出当时自认为好的文章，领导也有满意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方法只能在初学阶段使用，如果要使自己的写作水平有所突破，就不能一味地使用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不是一劳永逸的、能起长久作用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也不够科学，因为它不符合写作规律。首先用这个方法写作很累。由于受到现成文章或材料的束缚，潜意识里好像是要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要搜集到，搜集到后还要全面地、细细地看过，并进行排列组合和取舍；最为难过的，还要组织语言把经过取舍后留下的“精华”衔接起来，这不免有些牵强附会的感觉。所以，虽然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说法──有人把它奉为作文的终南捷径──但要“抄”好，尽可能给人不是“抄”的感觉，达到很多人向往的“看你会抄不会抄（？）”的境界，那也是很不容易的。
其次，用这样的写作方法，很容易限制写作思路。眼前的现成材料多了，就会不自觉地忙于现成的材料，从而就懒于动脑思考了；而且人的思维都有先入为主的习惯，很难打破“思维定势”，由此写作思路就会囿于现成文章或材料中的思路和观点，而很难再有所新的突破。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受到现成文章或材料的限制，越是难于挖掘新的观点，进而越是难以养成动脑思考的习惯。在机关，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很多过于追求写作套路，所写的文章很多都是“千人一面”，格式固定；语言热烈、鼓动有余，而精练、韵味不足，便是这个习惯使然。不是出自于谁人之口的精辟之言：“没有一句错话，但也没有一句有用的话。”便是对这样文章的评价。
关于文章质量的区分，我曾看过一篇文章作此定论，但因时间久远已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样──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能清楚、准确地表达意思，语法和逻辑没有错误。第二层次：观点鲜明，材料充实，层次清晰，结构严谨，文字精炼；总体上看文章较为自然流畅。第三层次：在第二层次的基础上，有很强的思想性、很好的意境，能体现较高的修辞水平，很容易感染读者，甚至让人有“不忍释卷”的感觉。
机关写材料，第一层次应是最起码的要求，是初学者或是新进机关的同志必须要达到的。第二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写作实践，经过总结摸索，一部分人也能达到。上面所提到的，依赖于大量文章或现成材料拼拼凑凑而写成的文章，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第二层次吧！更多的只能界于写一、二层次之间。而第三层次却很难达到，从第二层次到这个层次，有着质的区别，要越过很高的门槛，而必须具有很好的文学素养、深厚的理论根基、丰富的写作实践才能达到。在机关中能达到这个层次的也只能是少数，甚至极少数。
对照我自己，我感到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那种依赖现成文章和材料的写作方法束缚住了。大概是一两年的时间，都是从现有的资料中找观点，拼句子，凑文章。虽然有时通篇洋洋洒洒，热情洋溢，但是逻辑和语言却经不住推敲。这样写作水平自然没能提高多少。
二
写作是实践性、创造性很强的脑力劳动。一个人的写作水平，除了语言表达能力以外，与他的知识水平、理论素养、实践经历和思想情感是密切联系，并受到这些影响的。我认为，对一个人的写作水平起着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前两者，即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而后两者，即实践经历和思想情感，所起到的作用也不容易忽视，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实践是第一位的，而认识对实践又会起到能动的反作用。在文艺方面有这样的观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作家或理论家或其他需要不断和文字打交道的学者，固然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然而只有在有了丰富的甚至曲折的实践经验、甚至复杂的思想情感之后，才能写出一些高质量的、甚至在一个时期乃至一个时代都有一定影响的文章、作品来。但是对于初步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讲，如果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不高，即使实践经历和思想情感无论怎样丰富，也写不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从提高写作水平的角度来讲，知识水平和理论素质与语言表达能力一样，似乎更为重要。当然，决定写作水平的因素很多，不仅限于这四个方面。再说这几个因素，孰重孰轻？这是不好判断的，因为这些因素是因人而宜的。比如，在不影响发挥专长的情况下，知识理论功底较厚的人，应该多积累一些实践经验；实践知识较为丰富的人，应该注重弥补一下理论知识方面的不足；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较深造诣的人，应该侧重于研究一些语法、修辞和逻辑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在这里讲到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并没有把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进行分析。因为无论是何种人，无论他从事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对于他而言，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理论素养乃是一生要务；那么更何况以知识、理论为基础，以表达思想、观点为目的的写作实践呢？
俗话说，“根深才能叶茂”。万丈高楼平地起，其前提是必须有很扎实的地基。写作是同样的道理，要提高写作水平，首先必须要打牢知识、理论这个根基。打牢这个根基唯有通过学习才能实现。学习的途径有多条，其最为重要的就是阅读：一个是精研作品，一个是博览群书。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说：“……一个人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前五十年阅读积累，后五十年著书立说。”这主要是就文学创作而言的。文学创造虽然与公文写作是两回事儿，但它们也有相同之处：都是通过书面语言的形式来表现思想、观点和意图。诚然，具有很强应用性的机关公文不可能等到作者有五十年的阅读经历后再去起草，而就连具有不同程度虚构特点的文学创作也不可能要求作者一定要有五十年的阅读经历。我想博尔赫斯所说的这句话不是教条，他表达的是一种涵义，也是对后人的期望，那就是：一定要重视阅读积累。当然阅读不仅限于阅读书本，也要放开眼界去阅读社会，书本阅读与生活积累是同等重要和互为补充的。
除了要进行大量的学习阅读以外，学会思考问题和善于运用知识也很重要。书本上的知识是死的，实践中的知识如果不经过思考，不善于运用，就会陈旧，最终也会变为死的。这个观点，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古人就已认识到并已躬身践行了。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我想，这些名言经典虽然不能人人都知道，但是每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都应该知道吧！那我们是否这样去做的呢？
知识的来源可分为三类：一是亲知──由个人感官和亲身经历所得的经验而获得的知识，这是直接经验；二是闻知──从旁人口头或书面传授得到的知识，相当于间接经验；三是说知──在亲知和闻知的基础上，通过推理活动而获得的知识。这样的经验虽然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获得的，但它却比前两者的直接经验、间接经验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创造性的、最具有生命力的经验。写文章也一样，通过对现有的知识理论进行思考推论，可以获得文章所需要的新的知识理论，实际上也就是想出自己的观点，写出自己的语言，从而体现出的是一种创造性。这样写出的文章才能新颖、生动。
因此，写材料（包括其他形式的写作），上述两方面都不忽视：一是阅读积累，二是思考领悟。其实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之所以写作水平不高，或是到一定程度后提高很慢，主要“结症”就是在阅读和思考两方面下功夫不够。对于我而言，这方面是有深切体会的。特别是随着当前形势和工作实践对人的素质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自我感觉到写作能力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其他方面亦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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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于为写作打下一点基础的目的，近两年我便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相继购买了大量的书籍，逐渐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读的主要是毛泽东的一些著作（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读了一些），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历史文献，一些理论家和学者的文章；与此同时，还看了一些古今中外的长短篇小说和散文。
看书，确实是能够对提高写作水平起到一些作用，比如拓宽知识面，增强语感，提高运用和把握语言的能力，但有些人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总是看那些诸如公文“写作技巧”、“写作大全”、“写作宝葫芦”之类的书，以求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类书应该看，特别是一些初学者看后会有些帮助，但是一味地看这类书帮助不见得有多大，而要提高层次更难。如果希望对自己的写作能有所帮助，在这里我可以推荐一下，我觉得曾被誉为“中央一枝笔”──胡乔木的文章值得一读。胡乔木作为高层机关工作人员（就机关职务来讲，他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后又任中央副秘书长等职），虽然他早已离开我们了，但他仍是我们各级机关工作人员学习的楷模，尤其是他的文章，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提起胡乔木的文章，那还是一个巧合。有一年在清理旧书刊的时候，偶然翻到以前未来得及翻看便束之高阁的《秘书》杂志，无意间在一份1997年第4期的封面上看到了“辞章家胡乔木”的字样。出于对写作的爱好和由于标题的醒目──是受“辞章家”几字的吸引，很想领略；二是对于胡乔木只知其人，但了解甚少（这是我的孤陋寡闻）──我当即把此文读了一遍。该文章介绍了这位“才学超群的在党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的一些情况，使我初步认识到了我前所未闻的关于他在思想战线、党史研究、新闻领域、语言工作中，特别是在起草党的重要文献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做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为了求得他的“墨宝”，第二天，我便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胡乔木文集》第三卷（只有这卷了），回来便看了起来，顿时他的深遂的思想、缜密的思维、优美的言辞强烈地吸引了我，以致我连续两天把这整整一本书一口气看完。当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感受，仿佛是“相见恨晚”吧！──不管怎么说，还是很感激、很庆幸那次不经意的偶然机会，否则与这位“特殊的老师”恐怕就永远无缘相见了。不！应是无缘得到他的指教了，即便是有，那谁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呢？后来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不惜花费了很大周折买到了他的前两卷文集。自此，把这三卷《文集》奉为“枕边秘宝”。其中很多文章我都不止读过一遍，有的三五遍，甚至十多遍。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未能很好地研究过，但是看过后，这些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告诉我写文章是什么概念。巴金说：“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他的文章很多精彩动人的地方，只须读过，便在脑子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自此潜意识里对于所要写的材料似乎感觉到应该怎样去写。我想学习的实质就在于此吧！虽然从胡乔木的文章里我还不能学到些什么写作秘诀，但是受到的影响和熏陶总会是有一点的。每当我向别人推荐他的文章时，他们总是问我能否谈出究竟好在什么地方，而我却从没说出个所以然来。这不仅是我不具备对他的文章作出客观评价的水平，而是我觉得，作为比他年轻得多的后辈没有资格去评论他的文章。但是，我仍忍不住在这里要说一说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他的文章具有独特的思想韵味和艺术风格；正如他所说的“凌云健笔意纵横”，文章思路特别开阔，能够把曲折复杂的事情清晰自然地表达出来；文气起伏变化明显，客观恰当地反映着事物的矛盾；字里行间体现着意味深长的辩证思想和很强的说服力；文辞优美却又朴实无华，丝毫没有柔造感和牵强附会之意……算了算了，这些枯燥、干瘪的语言，是无法表达出我的看法和感受的，即便能表达出来，我的看法和感受仍不免片面和肤浅。总之，你只要一读起他的文章，我相信一定会不忍释卷，即令是一些很长的文章，也会促使你一口气把它读下去，而且在读的过程中保证你会深深品味、细细咀嚼。
胡乔木之所以因写作水平极高而在党内享一定地位，具有一定影响，这自然与他孜孜以求、始终如一的学习实践是分不开的。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在党内外已广为人知（他的个人藏书就达3万册以上，这也体现他的好学）；他一丝不苟，无私奉献，为党为国家一直在竭忠尽虑、鞠躬尽瘁地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极为难得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才写出众多炙至人口的在党史上光辉闪耀的文献，他才在党的多条战线上享有很高的赞誉和地位。所以，从胡乔木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是他的道德文章，从他身上体现出的道德品格──勤奋好学和躬身实践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他曾说过并且一直践行的几句话永远令我难忘：
“凡是人类的事情我都想知道。”
“倘使生存，仍要学习。”
“搏动的心脏，着魔地忙碌。”
……
四
文章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一切高质量的文章，都是作者在对曲折复杂、不断变化的客观事物进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丰富的思想观点，与自己深厚的知识理论和很高的文学造诣相结合的产物。像胡乔木以及其他众多理论家和“笔杆子”，在写作实践中就是很好地实践和体现了这个结合。作为我们从事机关文字工作的人员，也应该以他们为榜样，来实践和体现这个结合。
机关的行政公文、事务文书作为应用文体，其目的都是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正因为如此，有人就提出：公文写作又不是文学创作，不必讲求思想性、艺术性，只要能表达意思、讲清问题就可以了。这个观点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起码对机关公文没有正确的认识。1958年胡乔木在一次讲话中，首先就提出了对写文件的看法、认识问题。他说：“为什么重视这个问题？应该从政治上来看，各部门特别是做经济工作的人，都要依靠党、依靠群众……（引者略）可是工作要依靠党、依靠群众，这就要向党和群众作宣传，使他了解，不了解就不能依靠，所以工作中要有文件、报告。要达到宣传的目的，就要讲究方法，使对方能够懂，要合乎三个要求：“一要引人看，要有好的介绍方法，要有吸引人的力量。毛主席常讲，文章的题目和头几句话很重要，首先头几句就给人家的印象不好，人家就不愿意看。不仅开头引人看，还要人家能一口气看到底。
“二要使人看得懂，人家看不懂或不完全懂，就看不下去，看下去了也难得动员他。似懂非懂，目的就达不到。
“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如果看完了、看懂了，说服不了人，还是达不到目的。……（引者略）
“文章如果不合乎上面三个要求，写了人家不看，不能说服人，打动人，文章就等于没有写，就达不到依靠党和群众的目的。为了使党和群众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了动员群众，这是个政治问题。……（引者略）写文章一定要讲究方法，才能达到政治目的。……（引者略）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就要认真注意，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无论马、恩、列、斯都很注意这个问题。（《怎样写好文件》，《胡乔木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4～25页）
那么对照一下，我们对于机关公文写作，是不是这样认识的呢？“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古话永远值得我们记取。
我还听过我们机关的一位领导同志曾说过的一句话：写材料，不仅体现出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水平，更主要是体现了他的工作思路、工作水平，特别是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句话很对！写材料与抓工作是紧密相联的，如果要写出好材料，就应该而且必须从工作实践出发，因为工作实践是写材料的唯一源泉──这个观点，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有异曲同工之处──那么，衡量公文写作的标准也应该而且必须以工作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那种只追求精彩、浮华、空洞文字的形式主义而忽视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这一原则的写作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而那种拿现成的文章或材料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不断变化的工作实践，更是错上加错。
所以，机关工作人员，写材料都不能为了写材料而写材料。写材料虽然是我们的工作，但不是我们唯一的工作，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工作要做。严格地讲，它只是我们的工作手段，而不是我们的工作目的。我们的工作目的，就是为党委首长建言献策，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我们写一切材料最终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
对于这一点，我也是恍然之间才领悟到的。我以前写材料之所以不会或不愿主动进行思考，那主要归结于我工作思路局限、没有主见的缘故。在领导和同事的帮助下，并经过自己的努力，工作态度和工作思路才慢慢地有了一些转变，学会了主动思考，“不唯上不唯书”，敢于突破过去和文件上的固有做法。──这大概就是我当初进机关一两年来乃至有生以来工作上最大的进步了。这或多或少对写材料起到了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写材料已基本能够摆脱现成文章或材料的限制和束缚，对它采取的态度只是借鉴，而更多地是依赖于自己的主动思考来确定主题、组织语言。这对我而言，算是在写作方面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了。
总而言之，要不断地提高写作境界和写作水平，除了前面所说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实践本身以外，还得最终依赖于工作实践，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实践。这不单单是写作方法问题，而是写作态度和写作文风的问题。在这里，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胡乔木的一段话：“革命文风不能从写作过程本身来解决。它只能从对于客观事物和人民群众要求的深入观察，革命斗争的锻炼，革命理论的掌握，以及对写作主题的认识来解决。假如一个人成天写文章，只是从书本上学，要从这里面来解决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的问题，我想是不可能的。一篇写得好的文章、作品是作者对他所要写的东西作了长期深入观察的结果。鲁迅也常常讲这个道理。他要求学文学的人不要只懂得文学，不要只读文学书，一定要了解社会，要有多方面的知识。有的文章是需要很快写出来的，而且可以写好，但那并不是作者在一个晚上就把写作的本领都准备好了，而是长时期培养锻炼出来的。”（《科学的态度和革命的文风》，《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398～399页）
那就让胡老前辈的这段至理名言作为此文的结尾吧！我所谈的一切都归功于他的这些话。
论文作者:周东滨
论文发表刊物:《成功》2019年第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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