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朝鲜论文,唐五代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傅勤家著《中国道教史》，书中论及道教在海外传播情况，其中包括道教在朝鲜的传播，但傅氏的介绍十分简略。同时代朝鲜学者李能和(1869-1945)著《朝鲜道教史》，该书在二战前用中文撰写，至今被视为研究朝鲜道教的力作。当代韩国学者车柱环著《韩国道教思想研究》，由汉城大学出版部1978年刊行。车柱环的增补本改名为《韩国的道教思想》，由同和出版社1984年出版，此书由日本学者三浦国雄、野崎充彦译为日文，日译本改为《朝鲜的道教》，由京都人文书院1990年6月出版。
有关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新罗的传播，中国和朝鲜的史籍文献都可资参考。在高句丽、新罗、百济鼎峙的三国时代，是道教正式传播进入朝鲜半岛的时期，但朝鲜有关此时代的史书多已佚失，学界研究三国时代的道教，多采用高丽时代金富轼撰《三国史记》，高丽僧一然著《三国遗事》，两书分别撰于1145年和1285年，带有明显的儒教、佛教观点。唐代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入唐留学的新罗宾贡进士颇有关系，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崔致远就是道教的传人。学界研究朝鲜道教史的发展，一般都要提及金可记、崔致远的活动，本文则以金可记、崔致远为中心，来考察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的传播。
一、金可记入唐求学与道教信仰
探讨道教在朝鲜社会的传播，最早可追溯至先秦道家思想的影响。三国时代神仙思想的始源，可追溯至新罗花郎道的修炼活动。修花郎道者称为花郎国仙，花郎道又谓“玄妙之道”，以修行神仙之道为特质。其“玄妙”明显受道家思想影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老子《道德经》第一章的名句。另据金富轼《三国史记》记载：百济太子大破入侵的高句丽军，乘胜追击至水谷城西北，将军莫古解谏告太子说；“尝闻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多矣，何必求多。”（注：《三国史记》，汉城，明文堂，1988年6月。下同。）于是太子闻言而停止追击，这说明老庄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三国时代已传入百济。崔致远《鸾郎碑序》说：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注：《三国史记》卷4，新罗本纪第4，真兴王37年条。）
新罗曾有仙史记载花郎道的起源，玄妙之道具有中国道家无为的特点，花郎国仙“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逍遥于山水之间的修炼形式，都说明花郎道具有道家的精神特质。
檀君神话是古朝鲜的始祖神话，檀君神话建立在神仙信仰基础上，相传檀君治理天下1500年，最后进阿斯达山成为神仙。僧一然《三国遗事》卷第二说：“郡中有三山：日山、吴山、浮山，国家全盛之时，各有神人居其上，飞相往来，朝夕不绝。”（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卷，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第979页。下同。）此神人“飞相往来”的记述，来自《列子·汤问》中对五神山仙人的描写。百济的三仙山居住着神人，这些飞相往来的神人就是神仙，中国秦汉时期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传说，可谓是古朝鲜神仙思想的原型。公元16至17世纪时，朝鲜文士赵汝籍撰《青鹤集》，称檀君神话中的桓因为真人，桓真人被视为为东方仙派鼻祖。
朝鲜历史大致可分为古朝鲜、三国、统一新罗、高丽、近世朝鲜、现代等六个阶段。唐朝立国初年道教正式传播进朝鲜社会，当时正值三国时代的末期，根据高丽汉文史籍的记载，唐高祖、唐太宗都曾派道士赴三国布道。《三国史记》说高句丽荣留王七年(624)，唐遣刑部尚书沈叔安，策封为上柱国辽东郡公高句丽国王，又命道士以天尊像及道法，前往高句丽宣讲老子。这是道教正式传入高句丽的明确记载。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也载唐高祖遣史册封高丽王之事。高句丽荣留王八年(625)，高句丽又派人入唐学佛老教法。在高句丽宝藏王时期，道教在高句丽得到进一步发展。《三国史记》载盖苏文告宝藏王说：
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陈请。太宗遣道士叙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王喜，取僧寺馆之。（注：《三国史记》卷21《高句丽本纪》第9。）
《三国遗事》卷第三有“宝藏奉老”条，专门记载宝藏王听盖书文劝告兴道教事，并说唐太宗遣道士叙达等八人抵达高句丽，宝藏王“以佛寺为道馆，尊道士坐儒士之上。道士等行镇国内有名山川”。（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卷，第988页。）僧一然撰《三国遗事》，将道教的传播定位在隋唐之际，《三国遗事》卷第三说：“《高丽本纪》云：丽季武德贞观间，国人争奉五斗米教。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注：《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卷，第988页。）由此在唐武德(618-626)至贞观(627-649)的三十余年时间里，高句丽国人已信奉道教。关于新罗道教的传播，有唐使节邢
奉命入新罗，送《道德经》给新罗国王的记载。
新罗赴唐求学的学人对道教的兴趣，是唐代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途径之一。早在隋代就有高丽、新罗、百济的学人来华学习，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接纳外邦学子的国学相当兴盛。《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载：“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部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注：《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6册第469页。）公元668年，新罗与唐军攻灭了高句丽，朝鲜半岛历史进入统一新罗时代。此后来唐朝求学的外邦人中，考取进士科的新罗人最多。崔瀣《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说：“进士取人，本盛于唐。长庆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罗宾贡，题名杜师礼榜。由此以至天岉终，凡登宾贡科者五十有八人。”（注：《东文选》卷84，马山，民族文化刊行会，1994年。下同。）唐穆宗长庆(821-824)至唐昭宗天岉元年(904)，新罗考中进士科的宾贡进士多达58人。唐代的长安、洛阳汇聚着一批新罗学生，据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人朝状》说：“是时簦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至今国子监内，独有新罗马道，在四门馆北庭中。”（注：《东文选》卷47。）唐朝的国子监内专门辟有新罗马道，可见来自统一新罗的留学生人数之众。在唐代道教颇受尊崇的时代背景下，入唐的留学生不能不受到崇道风气的熏染，时人甚至称入唐求学为“渡海登仙籍”（注：张乔《送宾贡金夷吾奉使归本国》，《全唐诗》卷638，《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册第7305页。下同。）。在唐代科举考试制度中，由乡贡及第者称乡贡进士，由生徒及第者称国子进士，而外邦士子登第者则习称宾贡进士。清徐松《登科记考叙》论唐代进士科类别说：“而宾贡得人，新罗有金可纪，高丽有崔致远，大食有李彦升。无流品之别，无华夷之限，衡校古今，得士之盛，于斯为最。”（注：［清］徐松《登科记考》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第1-2页。）在统一新罗时代入唐求学的学人中，金可纪与崔致远都与道教有着密切关系。金可纪来华留学的时间，是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登第则在唐宣宗大中年间(847-859)。
在入唐的新罗宾贡进士中，金可记以信奉道教而著称，中国史籍、道经有关于他奉道的记载。至迟在五代时期，金可记就被列入道教神仙传记。南唐沈玢《续仙传》卷上载：
金可记，新罗人也，宾贡进士。性沉静好道，不尚华侈。或服气炼形，自以为乐。博学强记，属文清丽，美姿容，举动言谈，迥有中华之风。俄擢第，进居终南山子午谷中，怀隐逸之趣。手植奇花异果极多，常焚香静坐，若有思念。又诵道德及诸仙经不辍。后三年，思归本国，航海而去。复来，衣道服，却入终南，务行阴德，人有所求无阻者。精勤为事，人不可谐也。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诏，为英文台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当上升。时宣宗极以为异，遣中使征入内，固辞不就。又求见玉皇，诏辞以为别仙所掌，不留人间。遂赐宫女四人，香药金綵，又遣中使二人专看侍。可记独居静室，宫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闻室内常有人谈笑声，中使窥窃之，但见仙官仙女，各坐龙凤之上，俨然相对，复有侍卫非少。而宫女中使，不敢辄惊。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烂熳，果有五云唳鹤，白鹄，笙萧金石，羽盖琼轮，幡幢满空，仙仗极众，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观者填隘山谷，莫不瞻礼叹异（注：《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3月。第5册第81页。下同。）。
北宋李昉编《太平广记》卷五十三《金可记》条，即引录自南唐沈玢《续仙传》。元代浮云山道士赵道一编《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六有《金可记》的传记，其事迹沿袭《续仙传》的记载，仅在文字上略有润色而已。道经中仙传所载的道教史，多有虚实结合的特点，关于金可记入终南山修道一事，却有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石刻为佐证。20世纪80年代，西北大学李之勤教授等考察子午道，首先发现金可记摩崖石刻（注：李之勤《再论子午道的路线和改线问题》，《西北历史研究》1987年号，三秦出版社，1989年。）。此石刻在历史上著名的子午道北口，大石上刻有楷体字15行，每行约20字，另外还有其他石刻文字。大字前五行半为“杜甫赞元逸人玄坛歌”，即《全唐诗》中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诗，第五行下半行之后是金可记的事迹，题为“金可记传”。此楷书传文现共存125字，是《续仙传》金可记文字的缩写。诗文前下方有“转写刘礼”四字。金可记摩崖石刻文字，史籍、金石或地方志都不见著录。中国学者周伟洲认为摩崖碑上的金可记传及杜甫诗文，是北宋时一位名叫刘礼的人转刻的，是据《续仙传》中金可记传缩写而成，缩写的原因主要是因崖面的限制（注：周伟洲《长安子午谷新罗人金可记摩崖碑释解》，《中国’2000丝绸之路与西北少数民族国际学术研讨会》，兰州，2000年8月5日－11日。）。
终南山子午谷历来是隐居修道之地，长安子午谷金可记摩崖石刻，记载曾在子午谷修道的元逸人、金可记的事迹。元逸人是唐代著名的文人，曾在终南山子午谷隐居修道。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诗曰：
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
屋前太古玄都坛，青石漠漠常风寒（注：《全唐诗》卷216，第7册第2253页。）。
金可记在考中进士科后无意仕途，退居终南山子午谷中修道，是继元逸人之后的隐居修炼者。金可记归新罗不久后重来长安，身穿道服再次隐入终南山修道，显示他笃志于求道修炼的热忱。唐大中十二年(858)二月十五日，金可记在终南山子午谷羽化升仙。《续仙传》中金可记羽盖幡幢升仙的描写，习见于张陵、许逊等高道的羽化升仙场面，是道教仙传中典型的虚拟化表达。但正是通过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描写，反映出中国道教对金可记神仙地位的肯定。
金可记在唐朝修道期间，与高道大德交往并得到道法的真传。相传他从钟离将军得道书、口诀传授，经三年修炼丹成。据朝鲜汉文古籍《海东传道录》记载：钟离权向新罗的崔承佑、金可纪、僧慈惠传授道法，并授《青华秘文》、《灵宝毕法》、《人头五岳诀》、《金诰》、《内观玉文宝箓》、《天遁炼魔法》、《参同契》、《黄庭经》、《龙虎经》、《清净心印经》等经书。学界认为《道藏》在朝鲜社会的传播，是新罗末期的留唐学人带回的，金可记得钟离将军道书传授可谓实证之一。相传金可记在终南山会见天师申元之，申元之“游名山博采方书，得内修度世之道”（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39《申元之》，《道藏》第5册第323页。），金可记有在终南山与申天师相见的可能。唐代道士申元之长于太阴炼形之道，唐代柳宗元撰《龙城录》，就记载唐明皇与申天师八月十五日游月宫事。
金可记有《题仙游寺》曰：“波冲乱石长如雨，风激疏松镇似秋。”（注：《全唐诗》，第25册第10194页。）为《全唐诗逸》卷中收录。金可记与唐代文士还有交往，唐代诗人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诗曰：
登唐科第语唐音，望日初生忆故林。
鲛室夜眠阴火冷，蜃楼朝泊晚霞深。
风高一叶飞鱼背，潮冷三山出海心。
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乡（注：《全唐诗》卷506，第15册第5753页。）。
金可记在文献中又作金可纪，徐松《登科记考》中对此有考证。
二、崔致远的道教思想
崔致远(857-?)，字孤云，一曰字海夫，号孤云。新罗王朝京城（庆州）沙梁部人。（注：韦旭升《朝鲜文学史》说崔致远沙梁部人。韦旭升《朝鲜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说沙梁部系高墟村改名。李朝高丽人徐有榘《校印〈桂苑笔耕集〉序》说崔致远为新罗湖南沃沟人。）崔致远12岁即入唐求学，关于崔致远登第的年龄，学界多有18岁登第之说，徐有榘《校印桂苑笔耕集序》：“年十二，从商舶入中原。十八举进士第。”（注：《孤云先生文集》卷1，《崔文昌侯全集》，韩国成均馆大学，1972年，第286页。）《三国史记》卷四十六《崔致远传》亦持此说。中国学者诸祖煜在考辨资料的基础上，提出崔致远二十岁中第的新见，认为崔登第之时不是十八岁，也不是十九岁，而是二十岁（注：诸祖煜《崔致远登第年龄考》，《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崔致远《初投献太尉启》自述：“自十二则别鸡林，至二十得迁莺谷。方接青襟之侣，旋从黄绶之官。”（注：《唐文拾遗》卷42，《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册第10843页。下同。）唐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说：“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35册第465页。）这是崔致远20岁登第的可靠证据。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崔致远任宣州溧水县尉，四年任满后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从事。
崔致远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在宾贡进士中为著述宏富者。据崔致远《桂苑笔耕集》自序，他曾作《今体赋》五首，《五言七言今体诗》共一百首，《杂诗赋》三十首，《中山覆篑集》五卷，《桂苑笔耕集》二十卷。崔致远回到新罗以后，曾将著述编成《文集》三十卷。徐有榘《校印桂苑笔耕集序》说崔致远：“东还后著作，散佚无传，唯有梵宫祠墓之间，披林薮，剔苔藓，尚可得十数篇。”（注：《孤云先生文集》卷1，《崔文昌侯全集》，韩国成均馆大学，1972年，第286页。）牛林杰根据近年崔致远汉诗考证最新成果统计，韩国现存崔致远的诗共有127首（注：牛林杰《韩国文献中的〈全唐诗〉逸诗考》，《文史哲》1998年第5期。）。崔致远存世诗文被纂辑为《崔文昌侯全集》，由韩国成均馆大学于1972年6月出版。
崔致远回新罗后编撰《桂苑笔耕集》，于公元886年表进于新罗朝廷。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的诗文，是在淮南高骈幕府期间写成。崔致远自称“四年用心，万有余首，然淘之汰之十无一二”（注：《桂苑笔耕集·序录》。）可见《桂苑笔耕集》，经过崔致远严格的挑选。《唐文拾遗》卷三十四至卷四十四为崔致远文集，此十六卷收录《桂苑笔耕集》的文章。《唐文拾遗》中有崔致远写的斋词，计有《应天节斋词三首》、《上元黄箓斋词》、《上元斋词》、《中元斋词》、《下元斋词》、《斋词》、《黄箓斋词》、《禳火斋词》、《天生院斋词》、《为故昭义仆射斋词二首》等十二首，还有《祭五方文》、《筑羊马城祭土地文》、《求化修诸道观疏》等科仪文书，这些科仪文书用四六骈文写成，《唐书·艺文志》卷五十记载：“崔致远《四六》一卷，又《桂苑笔耕》二十卷。”崔致远在淮南时曾撰《四六》一卷，《唐文拾遗》中崔致远的斋词应出自《四六》。
崔致远撰写的涉道诗文，反映出他的道教思想和道家情趣。崔致远所写十三首斋词中，多为道教三元斋会使用的文书。如《上元黄箓斋词》说：
年月朔启请如科仪。伏以有德不德，无名可名。自施倏忽之功，莫究希微之旨。是以紫府乃修心可到，玄关非用力能开。臣志慕真风，躬行正道。但以汉良前筋，劳战伐之谋；越蠡扁舟，未遂优闲之望。既荣人爵，须报主恩。誓歼无赖之徒，久练不祥之器。动拘俗役，虑犯玄科。今则节已及于上元，灾未销于下界，谨修常醮，仰贡微诚。所愿枭覆顽巢，凤回仙驾。帝座与三台永耀，王畿与九牧皆安。雷惊而蛰户全开，风埽而妖氛静息。俾臣灵根日茂，至业天成。虎符提阃外之权，终安泽国；虹节指壶中之境，得认家山。臣无任虔肃祷祠恳悃之至。谨辞（注：《唐文拾遗》卷41，《全唐文》第11册第10831页。）。
从斋词内容可知举行上元黄箓斋，是为唐王朝的国祚祈祷。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唐僖宗入蜀避难，斋词祈愿唐僖宗凤回仙驾，早日回到长安，使“王畿与九牧皆安”。《应天节斋词三首》第三首曰：
伏以濑乡白鹿，既挂仙踪；函谷紫云，果资王气。积庆于天长地久，传华于圣子神孙。耀玉京而我李长春，演金箓而庄椿永茂。伏惟皇帝陛下三无
德，万有覃恩。叶感星梦日之祥，掩四乳八眉之瑞。上天降圣，爰乘解愠之风；列土修斋，况值宴阴之月。伏愿峒山顺轨，汾水迴銮。迎万岁之岩音，归九重之天阙。享七百年之休运，寰宇中兴；守五千字之格言，兵戈大定。仰祈玄鉴，永护皇居（注：《唐文拾遗》卷41，《全唐文》第11册第10831页。）。
唐代的应天节按例举行金箓斋会，道教的金箓斋是为唐王朝的国运祈祷。唐代举行道教斋醮用敬献天神文书，这些科仪文书多由斋主慕名请文士撰写，崔致远传世的十余首斋词，即是唐代淮南道教斋醮仪式的记录，也反映出崔致远的道教修养学识。道教的斋词是科仪文书的一类，多运用骈体的四六文句，如此构成对仗工整、音律相协的祀神文书，这需要撰写者的文学与道学修养。斋词作为在斋醮科仪中敬献天神的文书，其实是表达道教思想的一种工具。斋词采用四六体的骈文格式，在书写上比较讲究对仗、用典，以收言简意赅、道韵深沉的效果。崔致远撰写的的祀神斋词，可见对斋词格式和道教思想都有很好把握。
崔致远还撰写有涉道的骈文，反映他对道教典故非常熟悉。崔致远《上都昊天观》牒文说：
大德真璞混成，灵源广润。淘俗态于心水，莹仙姿于面冰。蓬岛神仙，应待衔杯之乐；茅家兄弟，敢攀执袂之游。思救苦于寰中，尚阻追欢于物外。属以阵蛇出穴，戎马生郊；每勤斋敬之心，深假护持之力。达圣聪而有谓，施醮礼以无亏。今别秦岭烟昏，难寻四老；楚淮月皎，幸伴八公。但以桂苑繁华，扬都壮丽。既见星坛月殿，处处荒摧；难期鹤驾霓旌，时时降会。欲设精严之备，须资扬统之权。白马将军，方役大朝之元帅；青牛道士，暂充下界之仙官。比年既遂于攀留，他日必同于轻举。事须请充淮南管内威仪，兼指挥诸宫观庄田等务（注：《唐文拾遗》卷40，《全唐文》第11册第10829-10830页。）。
标题注文称：“声赞大德赐紫谢遵符充淮南管内威仪指挥诸宫观制置”，可知谢遵符为上都昊天观声赞大德，是精于科仪的赐紫道士，同时又充淮南管内威仪，指挥诸宫观制置。昊天观是唐代长安著名道观，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以晋王宅置立，地处长安保宁坊的昊天观规模甚为宏大，唐代诗人姚合《游昊天玄都观》诗可以为证（注：张泽洪《唐代长安道教》，《宗教学研究》1993年1-2期。）。崔致远撰《蓬莱山图一面》，他描写道家的蓬莱山图说：“千堆翠锦，一朵青莲。雪涛蹙出于墨池，鲸喷可骇；云峤涌生于笔海，
戴何轻。……所冀近台座而永安寰海，展仙斋而便对家山。许沾一顾之荣，预报三清之信。”（注：《唐文拾遗》卷42，《全唐文》第11册第10851页。）崔致远撰写的十余篇涉道骈文，是文学与道教义理完美结合的作品。
崔致远还写有几篇道教题材的诗，属于中国文坛中的涉道诗之类。涉道诗描写道教宫观胜地，抒发与道士交往的情谊，吟咏道教教义思想、养生修炼，是文人与道士的唱和之作。涉道诗兴起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唐代已趋于极盛，敦煌文书中就有李翔《涉道诗》二十八首。崔致远与道门人士唱和酬答的涉道诗篇，为我们研究崔致远的道教思想提供了线索。崔致远《朝上清》诗曰：
斋心不倦自朝真，岂为修仙欲济人。
天上香风吹楚泽，江南江北镇成春（注：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全唐诗外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7月，上册第315页。下同。）。
上清是道教三清神之一，诗中描写斋醮朝拜上清，道士修仙以济世度人，这是是道教的基本教义。崔致远《留别女道士》诗曰：
每恨尘中厄宦途，数年深喜识麻姑。
临行与为真心说，海水何时得尽枯（注：《全唐诗外编》，上册第317页。）？
此诗原收录于《桂苑笔耕集》卷二十，其前一首《行次山阳续家太尉赐衣段令充归觐续寿信物谨以诗谢》，后两首是《酬进士杨赡送别》、《楚州张尚书水郭相迎因以诗谢》。据此可判断《留别女道士》是崔致远在楚州所作。崔致远东渡回国前，在大珠山下写了十首诗，在写景抒情的意境里，不时流露出道家的情趣。如《石峰》诗曰：
嵒绝顶欲摩天，海日初开一朵莲。
势削不容凡树木，格高唯惹好云烟。
点酥寒影妆新雪，戛玉清音喷细泉。
静想蓬莱只如此，应当月夜会群仙（注：《全唐诗外编》，上册第317页。）。
朝鲜文士李睟光(1563-1628)《芝峰类说》，韩国李钟殷、郑珉编《韩国历代诗话类编》，张志渊编《大东诗选》，分别收录崔致远数首涉道诗，为《全唐诗》所不见者，在此不赘。
最能表现崔致远道教思想的，还有一篇以他亲身经历写成的传奇作品。新罗末期有《新罗殊异传》流传，其中有一篇题为《崔致远》，是讲崔致远在宣州溧水游“双女坟”事。《新罗殊异传》原书已佚，朝鲜汉文献《太平通载》卷六十八收录此篇，名称则题为《仙女红袋》。该篇故事体裁是唐代流行的传奇，《仙女红袋》的作者应为崔致远，有中国史籍的记载为佐证。唐代《传奇》的作者裴铏，号“谷神子”，唐懿宗咸通五至九年(864-868)曾为高骈的掌书记。裴铏《传奇》所记皆神仙怪谲事，崔致远与裴铏都在高骈幕府供事，他用传奇体写《仙女红袋》，或许受到裴铏传奇的影响。《仙女红袋》写崔致远梦见二女仙，相互以诗歌酬答的故事，这与唐代张文成《游仙窟》相类。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类编》卷下《双女墓》条说：
《双女坟记》曰：有鸡林人崔致远者，唐乾符中补溧水尉。尝憩于招贤馆，前岗有冢，号曰双女坟。询其事迹，莫有知者。因为诗以吊之。是夜，感二女至，称谢曰：“儿本宣城郡开化县马阳乡张氏。”二女少亲笔砚，长负才情。不意为父母匹与盐商小竖，以此愤恚而终。天宝六年同葬于此。宴语至晓而别。在溧水县南一百一十里（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第246页。）。
唐宋时期的新罗有鸡林之称，新罗人金大问撰《鸡林杂传》，就是一部有关新罗的杂史，北宋元丰年间王云亦撰《鸡林志》四十卷。在民国七年《高淳县志》载：“双女墓，县东三十里，花山李氏宅旁。鸡林人崔致远，唐乾符中补溧水尉，曾为诗吊之。”1998年8月，高淳县政府正式确定双女坟遗址，于双女墓前立文物保护标志石碑（注：《江苏高淳地方史志作者陈后翔、濮阳康京撰有《双女坟与崔致远》一文，登载于《高淳文史资料》第14辑，1998年。）。朝鲜汉文献《仙女红袋》说崔致远，“尝游县南界招贤馆，馆前冈有古冢，号双女坟，古今名贤游览之所”。崔致远在双女坟题诗以吊，当晚在招贤馆梦见手提红袋的两仙女，并与二仙女有芳词的酬答。《仙女红袋》说道：
致远乃作诗翠襟曰：“我把狂词题古坟，岂期仙女问风尘。翠襟犹带琼花艳，红袖应含玉树春，偏隐姓名寄俗客，巧裁文字恼诗人，断肠唯愿陪欢笑，祝祷千灵与万神。”继书末幅云：青乌无端报事由，暂时相忆泪双流，今宵若不逢仙质，判却残生入地求。……致远归冢边，彷徨啸咏，感叹尤甚，作长歌自慰曰：“草暗尘昏双女坟，古来名迹竟谁闻，唯伤广野千秋月，空锁巫山两片云，自恨雄才为远吏，偶来孤馆寻幽邃，戏将词句向门题，感得仙姿侵夜至。……阮肇刘晨是凡物，秦皇汉帝非仙骨，当时嘉会杳难追，后代遗名徒可悲（注：《太平通载》卷68。）。
在崔致远撰写的传奇故事中，张氏二女成了梦中的女仙，唐代杜光庭撰《墉城集仙录》，是历代道教女仙故事的集成。崔致远撰《仙女红袋》的传奇，刻意将张氏二女联想为女仙，诗歌中仙女、仙质、仙姿、仙骨、青乌的描写，既具有传奇文学的浪漫气息，也是他道教思想的自然流露。我们从崔致远的涉道斋词、诗文，不难看出他十分熟悉道教教义、典故，可以说崔致远在唐朝留学，接受了盛唐道教文化的洗礼和熏陶。
结语
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中国道教曾在朝鲜传播，并在朝鲜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中国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后，大致分科仪道教、修炼道教、道教民间信仰三大流派，对朝鲜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朝鲜的修炼道教，是以研习内丹为特色的道派，又称丹道、丹学。金可纪得钟离权传授丹功奥义，经多年修炼终成有道之士，其升仙过程颇富传奇色彩。崔致远是朝鲜丹学具有影响的人物，他赴唐学修炼丹道的返反之学，回新罗后著《参同契十六条口诀》、《伽倻步引法》、《量水尸解》、《松叶尸解》等道书，后人尊为朝鲜丹学派鼻祖，实为朝鲜道教最有影响的传人。李能和《朝鲜道教史》评价崔致远说：“先生之于道教志慕盖深耳”（注：李能和著《朝鲜道教史》，民族文化社，1981年，第92页。）。释纯白《新罗国石南山故国师碑铭后记》，称赞新罗崔氏“一代三鹤，金榜题回”，誉崔致远为三鹤之一，“实君子国之君子；亦大人乡之大人。”（注：［清］陈鸿墀纂《全唐文纪事》卷10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下册，第1292页。）在儒释道三教并兴的唐代社会，其实崔致远同时受到了儒释道三教的影响，这与唐代文士的学识修养也是相同的。唐五代时期道教在朝鲜社会的影响，这是东亚文化圈文化传播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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