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度从紧货币政策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通过三年半的努力，1992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实现了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全国市场物价涨幅持续回落到适度水平，1996年以零售物价指数表示的通货膨胀率降至6.1%，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8.3%；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高达9.7%，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和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分不开，和国务院部委的努力工作分不开，也和中央银行及整个金融系统努力贯彻中央关于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努力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分不开。
一、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是宏观金融调控的核心
宏观金融调控，从一般意义上讲，主要是中央银行通过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对人们特别是金融机构的金融行为进行干预和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生活的一种调控方式。在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是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作为与货币供应相联系的一种手段，其原理已广为人知。但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货币政策的具体内容有很大的不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通货膨胀较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有着深刻的涵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其基调是从紧，这一点不言自明，但其涵义不仅仅于此，实践已经大大丰富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内涵。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来考察，它的涵义是：（1）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以抑制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坚持物价涨幅低于经济增长率，政策目标是适当的；（2）坚持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对持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不过多地高于经济和物价水平增幅之和；（3）控制手段是不断改革的，它坚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负面作用小的政策工具，并使之合理组合，提高其政策效应。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之所以成为转轨时期卓有成效的宏观调控手段，根本之处就在于它符合中国的国情。
（一）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混合型货币政策，是世
界各国宏观调控经验与中国金融宏观调控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产物。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经济转轨时期的特殊货币政策，有其特定的经济基础和制度环境。中国是一个劳动力多、资本缺乏、整体技术水平低的发展中大国。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正经历着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双重转换”；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中国的经济体制决定了是一种资源约束经济，而不是一种需求约束型经济；相当多的企业还未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这样的体制背景和微观基础面前，我们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同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以货币供应量为核心的货币政策，也不同于某些市场经济小国以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既不同于南美国家的货币政策，又不同于我国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保障供给”的银行信贷政策。概括地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混合型货币政策。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建立以来，宏观调控经验总结的产物。8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银行针对各个时期的经济金融形势，特别是针对通货膨胀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货币政策。从1995年的紧缩政策，1986年有区别的松动政策，到1987年“紧中有活”的货币政策，1989年较大力度的紧缩政策，进入90年代后，又提出“控制总量、调整结构”的货币政策方针。这些政策，尽管重点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从紧的基调。而紧到什么程度，采取什么方式紧，则因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而异。“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正是从十多年来的货币政策中发展而来，又在三年宏观金融调控实践中得到发展的。
（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重点控制总需求，同时促进有效供给，
保证了总供求的基本平衡。
重点控制总需求，同时努力增加有效需求，促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这是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重点内容。通货膨胀是总需求超出总供给的必然结果。总需求过旺或总供给不足，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1993年前后，中国基本上处于需求拉动的快速增长之中，投资需求膨胀、消费需求膨胀成为引起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因此，抑制通货膨胀，主要应抑制总需求。我们在控制住总量的同时，调整结构并促进有效总供给的做法是：（1）通过调整信贷结构调整经济结构。通过研究、调整信贷政策，引导金融机构按信贷原则和产业、区域、技术政策发放贷款，避免信贷资金使用分散化，以增量调整带动存量调整。（2）改革投资体制，坚决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比如，对新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凡未按国务院规定筹足资本金，或资金来源不合规定的，或重复建设、产品无销路的，银行不予贷款。对挪用流动资金搞固定资产投资的，银行停止贷款。（3）规范金融服务行为，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国有独资银行，要把服务对象逐步转向大中型企业，提高大中型企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社会化水平。同时，增设城乡合作银行、恢复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质，对中小企业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4）运用贴现、再贴同、利率等手段对经济结构实施微调，并逐步加大这一政策手段的操作力度。
（三）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是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一项中长期政
策。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方针，已经超出了一般操作的时间界限。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在整个“九五”时期，我们都要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尚未完成，经济运行中长期存在的“低效益、超分配、软约束”的问题仍然存在，导致通货膨胀的因素并未消除。（1）国家财政困难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扭转，综合财政赤字即应由财政支出转由信贷资金安排的隐性赤字还大。（2）在解决短期总量失衡问题后，经济结构矛盾愈益突出，对“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缺乏有效调控机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适应能力不强、经营机制转换缓慢，对增加货币投放的压力依然很大。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通过“休克疗法”来完成，更不能希望在一个经济周期内一揽子解决。中长期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与经济结构的多周期调整过程相呼应，而且有助于结构问题的充分暴露和创造低通胀、高增长的宽松环境。（3）农业基础还相当薄弱。我国物价统计中的零售商品约有一半是商品类，一遇到粮食减产或其它意外情况，物价就会迅速上扬。
此外，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一项中长期政策，表明该项政策具有了连续性、稳定性，从而给了市场一个稳定明确的信号，增强了公众对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信心，避免了作为权宜之计的短期政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及其诱导公众产生的错误预期。正因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一种方针适用的时期较长，所以，它为适时灵活地微调和预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四）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一项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一项行业
管理政策。
有些人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作一项行业管理政策，这是一种误解。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与纺织业政策、轻工业政策、煤炭业政策等行业政策绝不能相提并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作为一种特殊货币政策，它仍然是调节总需求、总供给的总量政策。尤其是，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量的多少、流向、结构产生的乘数效应直接关系到所有企业的生产决策和各种商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关系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商品选择行为，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一般行业政策的范畴。从各国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历史看，货币政策也始终是一项宏观管理政策，而不是一项局限于金融业本身的行业政策。
（五）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创造性。
首先，从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目标界定上看，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既不是货币政策关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传统的四大目标，也不是象某些西方著名的中央银行那样只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金融调控目标，而是在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目标的同时，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功能，照顾到有质量的、适度的经济增长。这是西方货币政策目标理论中找不到的，是对货币政策目标理论的一大发展和创新。在所有转轨经济国家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其次，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使稳定币值的目标得到具体化。在国内外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稳定币值”的说法随处可见，但仅仅是一个理论概念或者定性的描述而已，除了一些货币贬值、通货膨胀方面的事例外，很难再找到更具体、可操作的量化说明，即它没有解决操作问题。大家知道，我们的主张远比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的描述具体明晰。因为，通货膨胀率要平均低于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左右，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这一数量目标不是随便拍脑袋得来的，而是在广泛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轨经济国家宏观调控经验教训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和经历的起伏，得出的一个数量概念，简单、明了、可靠、可操作。这是将“稳定币值”、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用差额法直接挂钩，在发展经济学里是没有过的，因为经济学家们从一般相信发展国家的通货膨胀总是难于治理，都要高于经济增长率。实践表明，对币值稳定的这一界定，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再次，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划分和货币流动性的分析上具有独到之处。在严格控制各层次货币供应增长总量的同时，密切注意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相对变化，使M[，0]与M[，2]、M[，1]与M[，2]保持合理的比例，在此基础上，既对经济运行实施微调和预调，又把适度从紧的中长期政策和短期的调节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判断是，货币流动性大大高于其长期趋势值时，经济一般处于过热状态；反之，货币流动性大大低于其长期趋势值时，表明经济处于低谷。根据货币流动性波动偏离其长期趋值的幅度，我们及时采取利率调节、公开市场操作等微调和预调措施，使各项经济指标始终处于较好的控制之中。
最后，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应了内外平衡的要求。我国的金融宏观调控是在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资本流入急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是在处理对内平衡和对外平衡的复杂环境下实现的。这一点突出显示了中国人民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较好水平。随中国经济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国际收支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结构逐步多元化，国民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加深，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融合程度有了新的提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冲击也将更加强烈，这对中国的宏观调控来说无疑是新的挑战。特别是人民币实现经常项目有条件的可兑换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兼顾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比如，当外资流入，银行结汇较多，外汇占款流出的货币量较多时，中央银行无论怎样控制规模，其实都只能适度紧缩，或采取有限的对冲操作，收回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一部分再贷款，以实现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1996年12月27日我国宣布人民币实现经济项目下完全可兑换后，需要继续调整汇率、外汇管理等有关涉外政策与制度，金融宏观调控在兼顾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面临更高的要求。
二、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基础
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还与金融改革、金融风险防范及监管等其它政策措施的同步协调分不开。
（一）加大宣传力度是推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思想基础。
我们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要坚决改掉与克服经济工作中的行政命令、政企不分和层层压指标等原有弊端，又要能够在新的形势下，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使我们的重大经济决策能更充分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的拥护，使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更快、更准确、更有效地贯彻执行。
依法宣传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是我们必须认真做好的工作。一项货币政策，从出台到贯彻，到影响经济运行，中间要经过一系列传导环节。做好宣传工作，在给市场传达准确信息的同时，有助于疏通不同的传导环节，为政策的贯彻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比如，我们通过权威、规范的渠道按季及时公布各项宏观金融指标数据，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发布重要经济金融信息，以削弱或消除人们在经济发展、收入水平、资产收益等方面的过高期望，引导各类经济主体利用市场“信号”建立合理预期。特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行政学院合作，举办“省部级干部金融改革与发展专题研究班”，一方面增进省部级干部对金融基本知识、金融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绩及目前存在的棘手问题的广泛了解，另一方面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积极宣传我们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张，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这种形式的“专题研究班”对于遏制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必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实际上有利于降低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在各地的执行难度。
对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宣传只是一种手段，认真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一个切合实际的货币政策，如果没有认真地执行，或者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就会产生背离实际的操作效果，还可能产生误导市场的滞后信号，影响新一轮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效，与三年来始终一贯地坚持宣传贯彻、统一认识、认真执行分不开。
（二）不失时机地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是增强适度从紧货币政策效果
的组织制度基础。
金融体制的改革，金融制度的创新，是货币政策创新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在传统金融体制下，适度从紧的政策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执行，因为缺乏相应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1993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不失时机地推进金融改革，创新金融制度，宏观金融调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在提高整个金融体系运作效率的同时，又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开辟了道路。比如，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国人民银行不再对非银行金融部门发放贷款，不再对财政融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业经营，组建城市合作银行，试行主办银行制度，整顿规范信托投资公司；完成汇率并轨，推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完全可兑换，开办公开市场业务，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总行分行监管的分工协调制度，等等。这些金融改革成果的取得，为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金融体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近几年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支持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可以预计，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1997年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放大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效应，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推出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制等新的改革和措施。
（三）整顿金融秩序，消除和防范金融风险是成功实行适度从紧货
币政策的金融环境。
我们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重视金融秩序和防范金融风险这两个重大问题。事实上，1985—1986年、1988—1989年等宏观调控时期所运用的政策工具与1993—1994年差不了太多，但是，为什么这次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呢？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基础条件，较好的金融秩序和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措施也不可或缺。对金融秩序的治理整顿，堵住了资金融通的“邪门”，疏通了“正门”，有效地阻止了资金“脱媒”，为金融宏观调控塑造了新的资金流动格局。
多年积聚起来的金融风险，正在逐步暴露出来，如不认真加以控制和化解以致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波，将大大削弱金融机构的支付能力，损害社会主义金融业的良好信誉；加剧中央财政收支矛盾，倒逼中央银行超额发行货币，引发通货膨胀，既会削弱宏观金融调控效果，又会严重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为了保证今天金融宏观调控的顺利实施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系列部署。
三、继续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必须认清形势，正视困难。
综观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虽然抑制通货膨胀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达到了开好头、起好步的要求，但我们仍然不能盲目乐观、掉以轻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要努力做到“稳中求进”，按照“九五”规划的要求，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不失时机地进行预调和微调。这是实事求是、从大局出发的英明决策。
1.隐型通货膨胀压力依然存在。物价涨幅回落只是我们宏观调控中取得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解除了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通货膨胀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治理，零售物价涨幅、居民消费品价格涨幅均在6%以上。现在，虽然总供给比之于总需求略有剩余，但是，潜在需求的拉动压力还是很大的，隐形通货膨胀压力依然不可小视。人们手中持有的现金和储蓄存款随时可能转变成即期购买力。一旦出现不良宏观经济形势，这些结余购买力可能在短期内转变成即期需求，从而激化总供求矛盾，促使物价大幅度反弹。
2.各方面的投资扩张冲动强烈，经济过热反弹压力增大。为了治理这次通货膨胀，我国对固定资产投资已经控制了好几年。现在通货膨胀率明显下降，态势有所缓和，各地、各部门都准备增加投资，加快发展步伐。“九五”计划规定的全国经济增长目标年均在8%左右，但现在各地上报的同期地方国民生产总值计划增长率大都超过全国的平均增长率。在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观的情况下，各地都正在争取上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对各地的投资冲动所形成的压力稍有疏忽，对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犹豫不决，就可能使“集资热”、“投资热”、“房地产热”等迅速反弹。如果把“八五”时期结转到“九五”计划内的在建大中型项目，以及计划外超概算、资金缺口大的各种项目考虑进来，情况就更让人担忧。
3.微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一时难以彻底解决。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的国有企业困境、农业基础薄弱等问题，这是整个“九五”时期都必须集中攻关的“堡垒”，在攻关取得决定性成果之前，都需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来配合。现在“高烧”刚刚退去，正是医治痼疾的大好时机。对存在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按照“当期效益”标准分门别类，加大改革和转制力度，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一步。当期效益好的企业，基本上是开工充分、产品销售有利润、符合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且能承担起银行贷款利息支出的企业，尚有发展潜力，完全可以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基础上实现经营机制的转换，摆脱不利局面。经过努力可以实现当期效益的企业，开工不足、产品销售微利、有产品、有发展前景，但难以负担起正常资金周转需要的利息支出的企业，也还有改革的余地，只是需要一定的支持和耐心。扭亏无望的企业，不但负担重，当期效益也为负数，已不再适用改革和转制的政策，只能依法破产。基础建设、基础产业、农业等薄弱环节，要继续抓紧予以弥补。由于基础建设、基础产业、农业的投资周期长、供给弹性小，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支持，计划的完成、成效的获得均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实现。但是，近几年经济的健康快速增长，已经使我们在基础建设、基础产业和重视农业方面尝到甜头，这一点在前面的经验总结中已经作了深入的阐述。毫无疑问，“九五”时期在巩固发展基础建设、基础产业的同时，还要有更多的投入，否则，下一个五年或十年的经济发展就会缺乏后劲。如果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经济形势，使农业基础“瓶颈”、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消费基金膨胀等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能够得到根治，宏观经济发展才有可靠的微观经济基础。
4.就业问题日益突出，降低失业率要纳入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下一步目标。失业和就业是市场经济的共同问题，我国由于人口多，这个问题更加迫切。本来城镇就业就面临很大的压力，现在企业竞争逐步激化，少数企业破产倒闭，失业人数和失业率有较大上升不可避免。现在宏观经济环境好转，为降低失业率、解决失业人员的生活问题准备了较好的条件。他们可以参加再就业学习和培训，提高技能，增加知识，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如果放松适度从紧的力度，这种大好局面得而复失，通货膨胀再度抬头，结果只能是少部分人从中获益，多数人深受其害，尤其对失业人员及其家庭危害更大。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生活将失去保障，国家将失去出台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障改革出台的宝贵时机，最终贻误的是整个国家。因此，从长远看，我们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降低失业率，对于维持失业人员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大有助益。
（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方式。
首先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财政仍然困难，财政该支未支、该补未补，而由银行垫支缺口，即综合赤字过大，造成信贷资金财政化，扭曲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关系。其他逆调工具和顺调节工具之间的搭配也要更多地摸索。其次，这轮金融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在时机、力度和时滞方面还有不足之处，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再次，加快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从信贷规模管理和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控制转变。
（三）吸取以往的深刻教训，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1988年初，经济界对1987年宏观管理所取得的成效，经济形势向协调方向发展估价过于乐观，而对多年存在的产品结构、投资结构和经济效益滑坡等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最后使决策层放弃了刚刚实行几个月的“双紧”方针，对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过急的要求，致使1988年经济过热，使本已经缓和的矛盾又变得突出。现在，我们所处的大环境与当年十分相似，因此，务必统一认识，防止重演当年一幕。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的远景目标纲要》的要求，“九五”后四年金融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纲要》提出的要求，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贯彻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整信贷结构，优化资金配置，积极推进宏观金融调控手段的多元化、间接化、规范化进程，改革货币政策工具，推进金融体制和信贷资金经营方式的转变，改进金融调控手段，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秩序，全面提高金融服务水平，支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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