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文化论战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三十年论文,透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步步紧逼，民族危机加重，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文化将何去何从？现实的课题又一次尖锐地推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面前，使中西文化之争的烽火再起，并把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本位之争难解难分
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贤达群起讨论，一时间盛况空前，颇呈百家争鸣的气象，拉开了中西文化讨论的帷幕，论战中形成了本位论者和西化论者两大阵营。
《宣言》中，十教授描述了中国文化领域里一幅险象环生、悲惨凄凉的画面，认为中国的文化面临着生存危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自身的特征。所以，他们强调文化建设要“特别注意此时此地的需要”。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真正应该从事的是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在《宣言》中提出了本位文化建设的方针，即“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①]
《宣言》发表后，一些人对于“中国本位”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这是因为《宣言》从中国社会的状况出发，提出按照中国社会的实际，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保持中华的独立，无疑迎合了人们的民族自救情绪和心理，人们对它寄有一种重振中国文化的希望。同时，它抛弃了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及二者的折衷调和，在理论上是一种进步，在文化选择方法上是一次尝试。然而，理论上的漏洞恰恰也就出现在这里。十教授关于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主张，只是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又缺乏确切的内涵和外延，容易造成文化选择上的主观随意性。一方面，复古派完全可以说固有的文化就是需要，应以中国文化为“本”。另一方面，《宣言》主张要使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特征，不能不使人联想到“中国为体”的思想。实际上就为中国文化的选择留下了一道理论屏障，也为复古派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反对派西化论者的诘难就从批判“中国本位”开始。
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认为，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在理论上是不可信的。他觉得“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实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根据中国本位”，就是“中学为体”，“采取批评态度，吸收其所当吸收”，就是“西学为用”。在胡适的眼光里，“中国本位”论又岂止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替换词，简直是为复古派鸣锣开道，这在胡适的文章里是一目了然的。辛亥以来，历经大的社会震荡，始终没有打破那个“中国本位”。“然而老成持重的人们却至今日还不曾搁下他们悲天悯人的远虑。何健、陈济棠、戴传贤诸公的复古心肠当然是要维持那个‘中国本位’，萨孟武、何炳松诸公的文化建设宣言也只是要护持那个‘中国本位’。何健、陈济棠诸公也不是盲目的全盘复古；他们购买飞机枪炮，当然也会挑选一九三五年的最新模特儿；不过他们要用二千五百年前的圣经贤传来教做人罢了。这种精神，也正是萨、何十教授所提倡的‘存其所当存，吸收其所当吸收’。”[②]胡适不惜笔墨，在文章中指出了“本位论”是“中体西用”的翻版，揭示了“本位论”与全盘复古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难怪他“细读这篇《宣言》，颇感觉失望。”
胡适对“中国本位”毫不留情的指责，还由于他看到了本位论在实践中的不可行。在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努力改变中国文化状况的历史上，记录下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其原因就是先人们的主张里含的保守的成分多于破坏的成分，他们太舍不得那个他们心所欲而口所不能言的“中国本位”。胡适认为：十教授视历史事实而不顾，口口声声离不开那个“中国本位”，尽管他们宣言“不守旧”，其实还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只不过是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这种文化建设的结果必然是重蹈前人之覆辙。
胡适等西化论者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中国本位”的责难有合理的一面，它提醒人们，“本位论”不是挽救中国文化命运的新主张，其理论上的缺陷，只能为复古派张目，为“中体西用”乔妆打扮，充其量只能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起调和的作用，所以西化论者也把“本位论”作为折衷论。同时，缺乏实践性的“本位论”，是束之高阁的理论，空洞的口号，抽象的原则不是改变中国文化状况的有效途径，从而促使人们对中国的文化出路不断探求，不断追问。
文化选择方向大相径庭
论战双方在“本位论”问题上的分歧，造成了各自在文化选择方向上的差异。
本位论者认为，文化的选择不能离了此时此地的需要，否则一味的西化，是忘记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将会导致奴性的文化。西化论者断定本位论是对“中体西用”的改头换面，利于复古派粉墨登场。双方分歧鲜明，选择方向截然相反，前者强调以中国为本位，后者坚持西化。
从论战双方对立的文化选择中，我们看到了在有关文化的诸多问题上，双方的看法都是大相径庭的。他们都从自己眼中的现实出发，依据其文化理论，展开了唇枪舌剑。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个基本的文化理论问题，也是文化选择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对此，双方各执一端，形成了这场文化论战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位论者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西化论者注重文化的时代性与普遍性。本位论者认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左右，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能保持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文化的本质就是有独特性。以此理论为依据，本位论者要求在文化选择中，应该以客观的态度，观察一下，西方的文化是不是适合中国的环境，“中国是中国，不是任何一个地域，因而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同时，中国是现在的中国，不是过去的中国，自有其一定的时代性，所以我们特别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③]环境不同，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也不同，中国的文化建设，就应以中国为本位。
针对本位论者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西化论者指出，文化的普遍性和时代性是不容忽视的，一味坚持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中国文化就难以有发展的出路。他们认为，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文化是人类适应时代环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文化应是“人类的创造品”。民族的精神，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创造文化。西化论者还从文化的时代发展趋向提出，未来的世界文化呈大同的趋向，我们自现在起就不该存什么民族的成见，要保存什么民族的特征，给文化交流留下障碍。“我们主张全盘西化，并非以为西洋文化之在今日，已臻完美至善的地位。我们的见解是：中国文化根本上既不若西洋文化之优美，而又不合于现代的环境与趋势，故不得不彻底与全盘西化。”他们深感文化的发展，不仅是让外来文化适应中国文化，更应该利用文化的力量，改变中国，以使中国文化跟上世界文化发展的节奏。
争辩中，尽管本位论者和西化论者都振振有词，自以为是，但是他们却犯了同一个错误，即割裂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只看到了它们之间的区别，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一个统一体，它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补益，给文化的发展以巨大影响，无论强调其中的某一个侧面，选择任何一派的主张，中国的文化都无法摆脱当时的困境，如果象本位论那样，坚持此时此地的需要，抓住文化的民族性、特殊性不放，只能是目光短浅，不可能站在人类文化的高度，放眼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反映时代的要求，从而必然被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所遗弃，这样的文化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但是，如果象西化论那样，眼中只有文化的普遍性和时代性，轻视民族意识，就不可能创造出有特色的文化来，没有特色的文化，只能是一种“东施效颦”的文化，它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不会有什么贡献，它在世界文化领域也将没有立足之处，这样的文化是没有出路的。
文化的整体性与可分性是双方争论的又一个焦点。西化论者从论述文化的整体性出发主张文化的不可分性。他们指出，文化是个整体，既没有长短之分，也没有其它层面的可分性；文化的特性是复杂的，它所表现的各方面是互有密切关系的。而文化研究者所提出的文化成分的分析，只不过是文化认识上的一种权宜，文化本身并没有这回事。就是“连了所谓科学的客观方法的分析文化的特性，也是主观的分析。因为它本身上分析不来，所以各方面有连带的关系，一方面因了内部或外来的势力所冲动，必影响到他方面。她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她并不是这样的机械的，并不是这样的简单的”。[⑤]。正因为文化有整体性和各方面的连带关系，所以陈序经告诫说：对于文化我们不能随意的取长去短，何况一谈到长短的时间问题，总免不去主观的成份。而且有取人家之短而加自己之短的危险。为避免这一现象，西化论者提倡采纳西方文化须从整个着手。“要是不采纳整个的西洋文化，而在因袭的圈子里发扬中国的文化遗产，也难以适应世界文化的。”[⑥]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了文化是不可能自由选择的，尽管在理论上人们似乎对于某种文化有选择的自由，但是文化作为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在事实上使这个自由受到极端的限制。
本位论者对于文化的不可分性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文化不仅有类别上的可分性，如有国别性之文化和世界性之文化的区别，而且文化的联系性也确认文化本身是绝对可分的，文化的吸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文化单位与诸方面都具有联系性，是这种联系性形成了文化的整体性。但一个文化整体内在的若干单位，一方面是矛盾的联系，一方面是关系的联锁。“因为是矛盾的联系，所以在文化本身尚且是正反的或反合的对立各有分野，更不待说自由选择的可能与不可能了。”[⑦]
既然作为整体的文化存在着矛盾的联系，那么，西方文化必然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本位论者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使西化论者的观点陷入了窘境。吴景超特别注意到了在“西方文化”这个名词之下，包含许多互相冲突、互相对立的西化集团。独裁制度是西化，民主政治也是西化；资本主义是西化，共产主义也是西化；个人主义是西化，保护政策也是西化。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所谓整个的吸收西方文化，是吸收独裁制度呢？还是吸收民主政治？是吸收资本主义呢？还是吸收共产主义？在本位论者看来，西方文化本身的种种矛盾，是西化论者的致命伤。
本位论者论证了文化是可分的，文化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却没有指出参与文化选择的人是依存于社会环境的，文化的选择要受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文化的自由选择，也只能是在一定社会条件许可的范围内的自由选择。同时，也留下了这样的提问：文化选择中，如果没有一种与现代化要求相一致的价值取向目标，那么这种选择的结果又将把中国的文化引向何方呢？
在当年的论战中，双方还在文化的演进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西化论者从文化演进的规律着眼分析，认为唯有西化，才能使中国的文化得到真正的进步。胡适总结了文化变动的普遍现象。第一，文化本身是保守的。文化自身的惰性，足以抵挡一个民族内部的新奇风气的起来，抵抗外部新奇方式的侵入。第二，凡两种文化按触时，其保守性和抵抗力的强弱，与其自身的适用程度呈比例。第三，在优胜劣败的文化变动过程中，没有一种完全可靠的标准可以用来指导整个文化的各方面的选择去取。文化的裁判官是不存在的。第四，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除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因为它们是在固有的环境与历史之下所形成的，而这种保守性就是本国的本位。
据此，胡适特别提出，文化自身的惰性，决定了只有全盘西化，让世界文化充分和中国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中国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⑧]自然会有一个中国的新文化。
对于西化论者的观点，本位论者当然不会赞同，在他们的观念中，文化的惰性并没有普遍的意义，文化的改造和发展不应通过走极端来实现。他们认为，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性质的文化，有富于动力的，也有富于惰性的，中国文化确实富有保守性和惰性，我们要努力改造的正是这种惰性，绝没有必要通过走极端使之自然地由惰性又拉回折衷的点。更何况“主张全盘西化者并不就是‘取法乎上’，提倡批判抉择的更不得谓为‘取法乎中’，前者既不会得到‘仅得其中’的结果，后者也不至陷入‘风斯下矣’的境地。”[⑨]对于文化“惰性”的改造，应该剖析是非之真，把握进化之环。改造“惰性”的先决条件只有提倡科学精神，应用科学方法，采取批评态度，不守旧才会留己之长，不盲从才能取人之长，留己之长与取人之长的总和才是正确的新文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胡适关于文化演进的理论，并非毫无道理。他看到了文化发展的客观性，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进规律，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是通过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实现的，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对此都会显得软弱无能。还有，他倡导在文化改造中拼命走极端，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这虽然偏激了些，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这样的主张也不无道理，看看历史上中国文化历经冲击震荡，依然积重难返，就会感到胡适的这一观点，确有可取之处。
本位论者和西化论者在文化选择上以及在诸多文化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是双方在文化建设目标上的对立。本位论者的文化建设目标充分体现在十教授的《我们的总答复》中。他们说：我们所主张的中国本位，就是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和准备为条件的创造。此时此地整个民族的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⑩]对此，西化论者作了这样的评论：中国本位文化的要义就是取消“民权主义”！更透彻地讲，“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就是独裁政治建设运动！”[①①]
西化论者在这次论战中，提出的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是世界化、现代化。胡适在论战中曾说：“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因此，“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①②]当时有人明确地讲：“我们需要的文化，是‘中国的文化’，是‘现代的文化’”，“中国今日应该现代化”。可见，西化论者实际上已把建设中国文化的目标与现代化联系起来了，陈序经认为，这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
探索有益难题无解
30年代的这场文化讨论，时间并不是很长，但影响较大，其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历史上历次文化讨论。经过这场论战的洗礼，人们提高了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中国文化抉择的认识层面上拓展了思路。这场讨论，实际上为重建中国的新文化作了有益的探索。
论战对于中国的文化出路没有求得一个统一，可它却为一种新文化观的问世作了有益的铺垫。讨论中，既批评了全盘西化的荒谬，又指出了本位论的不可取，与此同时，各种方案应运而生。
文化讨论中把文化建设的目标指向了现代化，无疑使文化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方位。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西方文化中的弊病，有人提出：中国的文化建设面临的是现代化的问题，而一切西化未必能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因为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复杂的社会情况是不容许我们笼统的。这就清楚地区分了西化与现代化不是同一个概念，应该追求的是现代化而不是西化。讨论中，还有人提出了建设文化现代化的四项具体措施：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现代工业，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难以生活，战时无法攻守。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的学术，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第四，思想方法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作事的方法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可见，文化论战中所提出的文化现代化的观点既明确又具体，为人们从折衷、西化等文化选择的定势中重新转换了一个新的选择角度，使中国的文化建设触摸到了时代跳动的脉搏。
论战中的文化选择，反映了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的矛盾心态。从论战留下的170多篇论文中，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文化选择不仅有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从根西化论，现代化论，还有选择三民主义的、二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各种各样主张的提出，根源于社会本身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政治分化激荡，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西方文化原有的光泽似乎正在悄然隐退；同时苏联革命的胜利，又启示中国人，西方文化并不是铁板一块，它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加之，随着外强的入侵，既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信息，新的视野，又加重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要使中国的文化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免不了要向西方学习，却担心西方文化中糟粕的侵入，更担心被殖民地化。现实的社会矛盾使他们在历史的尺度与道德的尺度之间进退维谷，必然形成了他们这个群体的矛盾心态。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不止于一种顽强的苦闷的挣扎。在他们理想中的中国与现实中的中国之间有一种矛盾；他们的自尊自大心理与仰慕西方文化心理之间有更突出的矛盾。他们无法在内心世界里消除或化解这种矛盾，必然导致文化选择上的多样性。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难以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下找到出路，也不可能在纯粹的文化论争中走出困境。
事实上，参加论战的任何一方都没有真正从理论上解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们所设想的各种方案、措施，都难以在实践中真正解决中国的文化出路。如何正确对待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反叛，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弃与扬，这是现实社会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难题。选择的艰难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铸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特有的凝聚力、消融力和回归力。尽管中国传统社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每次冲浪过去之后，深层结构中的文化内核都被幸免地保存下来。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面前，他们的种种主张未免显得苍白无力。同时，选择的艰难还来自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在传统文化氛围中熏陶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割断与其千丝万缕的联系，摆脱传统的种种缠绕，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都会有意无意地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不可能充当中西文化取舍关系中的真正公正的裁判官。这样，中国文化的出路似乎成了一个难破的题，无解的方程，可它又始终吸引而又困扰着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迫使他们继续进行艰难的跋涉，勇敢的探索。
注释：
①《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
②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3月31日。
④陈序经：《关于全盘西化答吴景超先生》，《独立评论》，第142号。
⑤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58～59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1月版。
⑥沈昌晔：《论文化的创造致张季同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第14期。
⑦李绍哲：《文化联系性》，《晨报晨曦》，1935年6月10日。
⑧胡适：《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第142号编辑后记。
⑨李绍哲：《全盘西化论检讨》，《晨报晨曦》，1935年4月6日。
⑩十教授：《我们的总答复》，《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10日。
①①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国闻周报》，第12卷，第23期。
①②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