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道德在天灾传播程序中的显性体现——评新中国灾难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干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显性论文,天灾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新中国论文,灾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复杂，属天灾频发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传播媒介对天灾的报道呈现出全新的阐释视角，在认同灾情存在的前提下，剔除了传统天灾观中天人感应内的唯心主义因素，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对待灾情，并适度改造了传统中国人定胜天的观念。新世纪的天灾报道在延续传统报道模式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吸纳了来自传统和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意识形态内涵，在传播国家关怀、突出政府护民能力的同时，吸纳了民间思想，突破了以意识形态简单改造社会的方式，恢复与保留了对自然生态的适度敬意。尤其是国家主流媒介对天灾生发前后所体现出来的群体性的拯救者形象做出了大范围、高密度、持久性的塑造与播扬，从而使得天灾和天灾传播构成了两种同源异质的传播景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意识形态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一元化存在格局，后期则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类型化和多功能化的特征。意识形态可划分为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民间意识形态及社会意识形态两大类别。其中，政党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呈对称关系，而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可比性。
出于国体初定之时的思想统一之需，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党和政府的任何一种精神性、文化性决策，皆围绕意识形态的整一性而制定。国家主流媒体对“三年自然灾害”的报道当然也要优先体现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三年自然灾害”的语义学意义极为通俗易懂，它告诉接受者，1959-1961年度中国存在过极端的自然灾害现象，而由此造成的大面积的人员受难状况仅仅与大自然活动有关，与人类的行为以及执政党的执政策略无关系。此派观点主要见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这种意识形态的积极倡导者是毛泽东主席。受到多元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当年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民众都陷入一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之中，而群体性的浪漫氛围必然要干扰社会的理性秩序。1959年4月24日，中国的沿海一度出现自然风暴，毛泽东曾批示：“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①“三年自然灾害”事件同样受到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与民间意识形态两种立场的阐释，如果说前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话，那么后者则分别以刘少奇和彭德怀为代表。刘少奇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承认了天灾的有限性，坦诚地提出了“人祸说”。②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主席，结果导致当年的庐山会议斗争锋芒的逆转。然而，“人祸说”不仅触犯了久已存在的国家禁忌，还分化了当时传播力量的统一性，具有反抗传统意义上国家道德的倾向。庐山会议后，“人祸说”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之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几乎成为这三年全部历史的代名词。
后期，刘少奇、彭德怀的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观点得到了认可。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承认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此后，针对“三年自然灾害”体现政党与国家、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文章不断出现。“人祸说”得以放大，成为主流观点，而参与此观点论述的不仅有新闻界从业人员，还有气象学家、作家、亲历者等。王维洛认为，当年出现灾害是人祸而非天灾。文章还列举了当年政府的5项错误决策，第一，大办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导致中国的粮食储备告急。第二，大量增加城镇和职工人数，农业人口锐减。第三，投资和人力物力向工业方面倾注，大炼钢铁，农业投入减少，部分粮食不能收获到仓。第四，减少粮食播种面积，致使粮食产量下降。第五，实行粮食高征购政策，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③在此基础上，王维洛认为：“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④
从终极的意义上说，“三年自然灾害”说是一种仅片面强调天灾的传播学预设，但它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几乎成为难以抹去的一种意识形态符号，呈现出一种完整的、暖色调、喜剧式的国家道德的风貌，冲淡了事件原本的反吉祥、反喜剧和反圆满的传统文化内涵。经典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以高度的观念性见长，其存在历来以否定现实的真实性为前提，并以此为前提，在传播领域内扮演误导者的角色，因此，在传播学领域内虚构的历史战胜客观的历史则时常成为可能。戴维·米勒及韦农·波格丹诺称：“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⑤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叙述文本里就一直出现过这种截然对立的两种叙述模式。当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叙述空间缩小之后，社会和民间性意识形态必然会生发出无限的能量并最终占据叙述空间。天灾说和人祸说也得以在事发半个世纪后变成了文化传播领域内的一组对抗性情愫。英国政治学家大卫·麦克里兰曾说：“摇摆于肯定和否定的含义之间，是意识形态概念的全部历史特点。”⑥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介入，迫使“天灾说”变成了带有虚妄性的命题，“天灾说”逐渐演变为“谎言说”，而“人祸说”则递进为“真理说”。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显示了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不仅直接影响了两代人甚至数代人的不同的历史观念，还给历史叙述带来了混乱，可见，揭秘现象在中国一直遇到强大的儒学传统的挑战，也同时触动中国人的反道德的罪感承受力。
美国传播学者托德·吉特林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指大众媒介，引者)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位和集体认同……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⑦国家主流媒介对1959-1961年度的“三年自然灾害”的传播同样不可能让普通民众获悉丰富、具体的灾祸图景，而只能最大限度地将其当做屏蔽经济调整失落的移植性认知对象。应当说，造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有执政党执政经验不足的因素，也有当年国际环境险恶的具体原因。但是，新兴意识形态脱离中国本土文明后所呈现的不确定性、观念性和假设性以及当年的政府、民众对新兴意识形态的非理性的迷恋和向往情状，则构成了更为原始的文化思潮性动因。“三年自然灾害”的语义学信息一经传出，大自然就逐渐变成了人神共怒的天然敌对物和万众一心的声讨对象。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地借助主流媒介将大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地球运行原理方面，体现了政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无奈之情，却在另一方面安抚了民心，稳定了政权。另外，国家利用强大宣传机器的整体性心理治疗功能，为受到天灾以及天灾恐吓打击的广大民众送来了仪式治疗的特殊方剂，这其中自然包括仪式控制的具体方法。弗洛姆在评论意识形态的现代危机时曾说：“所有这些意识形态通过父母、学校、教会、电影、电视、报纸从人的童年时就强加给人们，它们控制着人们的头脑，似乎这是人们自己思考或观察的结果。”⑧根据当年的传播理念，“三年自然灾害”是天灾，而外国人的逼债事件是人祸。原本萌发于地球的一种自然现象，却在高度集团性的人类群体中突然间改换了面貌，在拟人化的传播氛围中扮演起自然妖魔和人类罪恶的角色，并曾经唤起了中华民众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意志，完成了其由天然现象到神话内蕴转移的使命。
唐山地震的信息传播情况再现了意识形态的差异性陈述。唐山地震和“三年自然灾害”不同，由于发生时间短暂，破坏强烈，且人员伤亡具有突发性、恐怖感和不可预测性，有关其信息传播的隐晦特性远没有“三年自然灾害”那么突出。但是，当年有关唐山地震的信息传播仍然具有适度的意识形态过滤后的必然的欺骗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党与国家、社会与民间意识形态贯穿在有关天灾传播与报道的全部过程中，其中，带有选择事件真相的政党禁忌和带有幻想性质的民间性谣言形成了对应的两种极端状态。在此，禁忌是对真实的遮蔽和掩盖，谣言则是对事实的漠然和隔膜。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中国的主流媒介报道特色呈现出新的征象。比较主流媒介对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的报道模式可知，两者除却在报道的时效性、准确性、报道篇幅等方面差异较大，最应关注的是媒体报道的公开性差异。唐山地震后的1个月里，虽然每天都有关于唐山地震的消息见诸于媒体，但多是对抗灾进程的笼统性概括，且加入了大量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汶川地震的灾情报道则体现出新闻国际化的某些特征。首先，国内媒介大面积提高了真实性和信息的公开程度，对消弭谣言，抚平民众恐慌心理起到积极的作用。2008年5月15日的《人民日报》在第5版至第8版推出抗震救灾特刊，这是《人民日报》60年历史上首次为重大突发事件推出特刊，也是全国最早推出的抗震救灾特刊的报纸。其次，唐山和汶川地震报道的差异性还表现在真实性方面。《金融时报》评述道：“1976年的唐山地震，往往被当作此次地震的坐标。‘文革’末期针对新闻的封锁可谓登峰造极：先是不准记者进入灾区，之后对进去的记者也有严格限制，只准拍物，不得拍人。以至于今天，后人在留下的照片里只能看到彼时的残垣断壁，而很难看到那些伤者或死者。汶川大地震发生约18分钟后，新华网开始发布消息。”⑨信息公开度的加强，从侧面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政府向国际主流意识形态观靠拢的迹象。
应当说，近期国家主流媒介针对各种天灾的报道以及政府所采取一系列的举措，正在逐渐接近西方的意识形态标准，这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尝试性地设立临时性国家祭奠日，祭奠日的设立是不再回避死亡的西方观念和中国文化中崇尚纪念亡灵传统两相融合的产物。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地震以及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难哀悼日设立期间，央视各频道以及各地方台一律转播哀悼内容以及各级群众和武警等救援组织全力救援的动人场面，而多台联合的垄断性播映再度显示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符号。在短短的数天之内，反复播放的抗震救灾画面给人带来一种除却抗震以外，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皆失去了正确性的虚假印象。心理学的常识表明，反复出现便意味着重要性。现代叙述学也认为，文化认同在更大程度上是被叙述出来的。超量的叙事覆盖带来了受众灵魂的恐惧感，受众在惊恐之后感觉世界早已面目全非，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力。传播媒介的超级精神慑服力再度在现代化技术的支持下实现了对普通民众自然精神状态的强制性干预。
覆盖性强大的联播节目给国家营造出了声势浩大的哀悼场景，却也将举国哀悼的氛围人为地分化，其所融合的多元的价值观依然出现了相互脱节的裂痕。其一，表明大自然并不听从人类的指令，人定胜天的主张仅是中国法家思想的价值观，反映了人类对待人自身力量的自信和乐观的态度，同时，人定胜天的立论本身具有的片面性和虚幻性，它不仅显示出早期人类渴求证明自身价值的冲动，还隐含了人类自身的自恋情结，确立了人类可以自由主宰世界的人本位的原始化的理想。其二，电视媒介中传播出的天灾画面以及其对人类形成的伤害镜像可以引导出观众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样也暗示出了天灾本身的自然性和合理性，从而催生出观众的思维错觉，并使观众实现精神的震动和升华。其三，既然天灾难免，人类可以选择各种信仰以减缓对死亡降临的恐惧感，这里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强大信仰功能。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4 000万，唐山地震死亡242 769人。⑩但是，以上两类数据在当年皆属禁忌，其数据在近期被披露。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时主流媒介不再回避死亡问题，截至2008年5月31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8 977人遇难。(11)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人类中心主义者，其心理活跃点在资本、阶级、意识形态以及人类理想社会的构建，而对大自然则采取了相对漠然的态度，鲜有论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仅仅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2)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是唯物主义者，皆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议题也很少对大自然作出重点思考，而且，即便对人生的思考，主流意识形态执行主体也继承了马克思所强调的主观能动性，即改造社会的愿望和理想，从未将人类作为物种中的普通类别而追求对自然的适应。这便先后给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唐山地震以及青海玉树、四川汶川地震之类的天灾现象的传播带来了巨大的预设空间。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类针对天灾的报道热点也集中在人，而非天灾本身。上海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曾概括当时我国关于灾害报道的观念是“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13)王中教授这一概括潜伏下了更大的潜台词，即融合了传统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对中国媒介的双重影响。
米歇尔·福柯曾经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与规训社会相对比的控制社会。在控制社会中，“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到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般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14)意识形态具有生命本体延续的一致性和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排斥能量，它以支配一切的权力影响着大众媒介的主潮流，意识形态一旦成为执政党的信仰后，往往要体现出强大的集权优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思想界曾普遍性地认为，与其说讨论“什么是真实的”，不如讨论“真实是怎样说出的”。这便在权力话语的层面阐释清楚了接受与被接受、管控与被管控、支配与被支配的古老关系。简单而言，全方位、立体性地阻隔其他信息，以国家祭奠的形式悼念某地区遭受天灾后的蒙难民众，虽然可以极大地体现出举国同心的价值观，而其负面的作用同样值得关注。
出于阐释权力话语的需要，中国主流媒介利用天灾传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种借助天灾深刻的震慑人心的感召效应而适时地宣扬国家权威的过程。但是，主流媒介利用天灾传输意识形态的权威的同时，必然引发社会和民间意识形态的联动反应。不可否认，意识形态是建设一个统一、强大、富足中国的必备要件，而超强的国家媒介力量无疑要放大意识形态原生性的假设性本质，并为意识形态涂抹上现代神话学的印记，或为古典原型神话向现代神话的转移提供突变性动能。包括“三年自然灾害”、唐山地震以及汶川、北川、舟曲地震泥石流这样的天灾堪称国家的伤痛，而以意识形态当做国家道德和全民族群体性仪式治疗的工具，并用以疗救广大受灾民众的创伤心理，则无疑是对意识形态社会能量的功能重组，体现出当代中国传媒界所具有的国家道德传输和国家仪式治疗功能。美国学者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有着明确的宗教起源，而且它也从未完全脱离这一基本的宗教隐喻。”(15)凯瑞进而认为：“从仪式的角度看，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16)应当说，传播本身是宗教的延伸和转型形态，而宗教的表演学形态则为戏剧，而仪式和戏剧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治疗效果，两者的受众可以在接受戏剧和仪式模式后同时获取多元的心理抚慰和满足感，这种慰藉和满足感在中国经常以道德或伦理传播领域里呈现，因此，新中国建立后的灾难传播的模式，体现了国家传播主体在迈向国际化、普泛化和普适性价值观的同时，适时地保留了国家道德的根性传统。当天灾到来时，中国主流传媒始终将禁忌传统和意识形态立场、国家道德与传播仪式、伦理关怀与戏剧宣泄相融合，体现了中国主流传媒对世界传播学的具有东方学意义的实践性和学理性贡献。
注释：
①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页。
②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
③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
④王维洛：《天问——“三年自然灾害”》，《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1期。
⑤[英]戴维·米勒，[英]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0页。
⑥[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页。
⑦[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9页。
⑧[德]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1页。
⑨王安：《雄起中华》，新浪网，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0525/10304907342.shtml，2008-05-25。
⑩朱继东：《沉重的记忆 永恒的精神——本网大型专题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28/content 4886497.htm，2006-07-28。
(11)姚晓晨：《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8977人遇难》，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8217/122500//122647/7324679.html，2008-05-31。
(1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3)王益民：《中国当代精彩新闻评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1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31页。
(15)[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6)[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