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中古宗教文献整理上的新收获*
——评刘林魁《〈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
魏宏利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佛教东传是我国对外交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其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民族、文化艺术等多个方面。就其宗教影响而言，一方面借由佛教徒的不断传法实践，佛教逐渐扩大它在中土世界的影响力，由起初的不为人重到南北朝时期一变而蔚为大国，无论在社会上层还是普通民众中都获得了普遍的信众。与此同时，在中国本土原始巫术及神仙信仰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早期道教，因为佛教的传播也加快了自身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与佛教产生复杂的互动实践。其中，道教借助佛教比较完善的教团和戒律完善自己的组织和戒律，在较短时间内使道教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借鉴和吸收佛教的思想、概念，加速自己宗教经典化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出于文化立场的差异和宗教竞争等原因，道教与佛教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其中就包括在教义、教理和具体宗教实践上论衡争胜，从而构成中古宗教史上重要内容，也为人们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角度。而有关佛、道论衡的文献结集，较著名的有梁释僧祐所编《弘明集》，唐释道宣编辑《广弘明集》也是同一性质的著述。此外，道宣所编《集古今佛道论衡》(以下简称《论衡》)也是反映这一宗教论争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研究参考价值。但一直以来因为各种原因，尚未有学者对此书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注释，从而为相关研究者的查阅和使用带来诸多不便，而这一遗憾随着刘林魁教授的新著《〈集古今佛道论衡〉校注》(中华书局，2018年10月出版，以下简称《校注》)一书的出版而结束。作为一部凝结了作者大量心血的文献整理专著，本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优点，以下结合笔者的阅读体会略谈几个方面。
首先，正如校注者在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集古今佛道论衡》一书虽为护教而作，但其所录文献却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从而也具有不同面向的研究价值，校注者分别从文献、宗教、文化三个角度予以了概括，皆言之有据。其中，尤其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其具有的文化学价值。校注者指出，《论衡》一书所录事件，有出于虚构者，如卷甲“后汉明帝感梦金人，滕兰入雒，道士等请求角试事”，或有所记人物年龄、官职与史书记载不相吻合者，如卷甲“魏明帝登极，召沙门道士对论，叙佛道先后事五”所记邢峦、魏收诸人事迹。从客观事实的角度看，这些内容上的问题固然是佛教徒为护法弘教而故意造作，但变换一种思路来观察，这些造作背后所反映的观念、立场和具体方法，却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宗教发展史上的一幅真实图景，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当时佛、道之间思想互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角度。这正如道教徒造作“老子化胡”的故事虽属虚妄，但自有其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认识价值一样。从这一角度来观察《论衡》一书所载诸事，笔者相信会有很多新的收获。此外，是书卷四对高宗朝论衡程式的叙述，对于今人还原和了解当时辩论的真实场景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此对论衡这一文体的形成和特点也会加深了解。概括而言，《论衡》一书因其内容的丰富、广泛，从而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而刘林魁教授对本书的整理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这一资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沾惠学林，功莫大焉。
其次，从文献整理的角度来看，《校注》也是一本高质量学术专著。在校勘使用的版本选择上，全书以《高丽藏》为底本，以《资福藏》《赵城金藏》《碛砂藏》《普宁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藏》《频伽藏》等九种藏经为校本，又参考了《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相应校勘成果。应该说，真正做到了汇集众本以毕其功于一役，为最终高质量的完成整理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校勘记的撰写体例上看，全书没有完全采用“死校”的方法，在遇到需要辨析的地方，校者往往以自己独到精准的判断以决其疑，如卷乙“陈高祖下诏述绛州天火焚老君像事五”一五四页校注[一] “‘摧
’，《金本》作‘摧擗’，《资本》《碛本》《普本》《南本》《北本》《径本》《清本》作‘摧枿’。‘摧’，疑为‘槎’字之形误也。‘摧’即‘槎枿’。张衡《东京赋》‘山无槎枿’，李善《文选》注引薛综：‘斜斫曰槎，斩而复生曰枿’”，颇有所见。这样的例子在全书的所在多有，兹不繁引。这种工作看似细碎，但需要校者具备较深厚的知识储备和敏锐的眼光始可胜任愉快，显然本书在这一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第一个问题，关于大力发展有效灌溉面积。刚才我也说到了，应该说这些年，我国灌溉农业的发展还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央的投入和地方的投入都在逐步增加。2011年中央的农田水利投入资金达到了659亿元，地方的农田水利投入达到了600亿元，加起来一共1 200多亿元，增幅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国家明确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后，我想我们国家的灌溉农业还会迎来更快的发展。按照“十二五”规划，到“十二五”末要新增4 000万亩（266.67万hm2）的有效灌溉面积。从目前我们的投入和正在实施的项目来说，以及从各地的规划实施来说，是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
古籍注解从来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里首先涉及注解基本标准的选择，是以字、词训诂为主，或以解释名物、制度、地理、人物为重，又或以疏通文旨兼述作者之意为目。从《校注》一书的注释看，因为是书的宗教文献性质，有关佛、道，尤其是与佛教相关的概念、名物是注者用力较多之处，这对于读者理解文意具有切实的助益，这里试举一例，以概其余。如卷丁“上在东都，令洛邑僧静泰与道士李荣对论事五”二九四页校注[四] “‘采’，《 资本》《碛本》《普本》《北本》《清本》作‘彩’。落采，亦作‘落彩’，即落
也。，美发也。落，即落发剃度也。《高僧传》卷三《求那跋陀罗传》：‘捨家潜遁，远求师友。即投簪落彩，专精志学。’”这样的例子非常多，这里限以篇幅，不繁具引。此外，对于涉及的人物、地理、事件，注者亦有涉及，而且有些地方还加上自己的辨析，对书中存在的问题予以揭示。最显著的例子为卷甲“魏明帝登极，召沙门道士对论，叙佛道先后事五”条，其中提及邢峦、魏收、祖茔、萧综、李寔、许伯桃、温子昇七人，《校注》七六页注者在校注[二]中通过与《魏书》《北齐书》《北史》《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仔细对勘，最后得出“综合上考，此处罗列之七人，鲜有符合史籍者”的结论。同样的例子还有同卷“晋孙盛老子疑问反讯附”条，其原文中有“盛，字安国。有说云，即东晋名士绰之后也”的记述，五二页校注[二]注者通过比勘《三国志》《晋书》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指出孙盛与孙绰实为从兄弟，从而纠正了原文以盛为绰后的错误。通过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注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注解，而力图进一步做出学术性的探索，这样就为读者利用此书提供了更多可供利用的价值，这是值得称道的。对于一般的词、义疏通，本书注者也多所措意，解释基本含义之外，往往也征引群籍以求追本溯源，加深读者的理解，这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也极其考验注者自身的知识准备，注者既以此自任，这是值得钦佩的。
当然，《校注》并非尽善尽美。本人阅读中，发现以下两个问题，现在提出来，以供读者思考。第一，卷甲所录“宋太宗文皇帝朝会群臣，论佛理治致太平事四”六七页校注[七]“‘渊’，原本作‘深’，指‘竺道深’，即‘竺道潜’，与上句‘蘭、护、开、潜’之‘潜’重复。《高僧传》卷七‘释慧严传’作‘渊’，即‘康僧渊’，《高僧传》卷四有传，据改”。 “深”为避唐高祖李渊讳改，此处之“深”，所指正“康僧渊”，似乎与“竺道潜”无涉。第二，卷甲“魏陈思王曹植辩道论附”三一页“或殁于沙丘，或崩乎五柞”一句，“沙丘”是战国时赵国境内之古地名，在今河北邢台市广宗县境内，为始皇帝第五次东巡驾崩之地，此处似应加一注解为好。
但是，实际情况却可能是，没人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没人能预见到人类会有怎样的创造力，集全球成千上万企业家、科学家之脑力，将会怎样迅速推动技术的改善。
以上是我阅读刘林魁教授《校注》一书的一点体会，限于自己的学力，对书中的很多胜意尚未领会从而有所发挥陈述。但就我粗浅的看法，本书的出版是中古宗教文献整理上一个重要的新收获，一定会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新的帮助，而笔者也相信这应该是刘林魁教授以数年心血完成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这一目的一定可以达成。
DOI： 10.13467/j.cnki.jbuss.2019.02.022
*[收稿日期] 2018-12-18
[作者简介] 魏宏利(1975-)，男，陕西凤翔人，文学博士，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文献学。
(责任编校 张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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