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资源建设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文献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学科的发展不是一种孤立封闭的过程，从学科内部讲有理论的逻辑继承和嬗变，也就 是说任何新理论的出现都有其源流可寻。从其外部而言，技术条件的突破可能会导致理论的 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环境变迁亦可能造成学科的萎缩或突飞猛进，这是不容置疑的。1996 ～2000年的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演化亦复如此。由于理论的惯性，一些老调还在重谈，比如 藏书评价、选书、藏书布局、结构和剔旧等等，虽是旧调重谈，还是谈出了一些新意。不过 ，这5年最重要的事件是Internet的出现，这对图书馆界来讲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事件 ， 它的出现对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发展是一个极大的刺激性因素，无论怎样估计其重要性都不过 分。技术的重大突破会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同样，这种突破如何适应社会 需求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说社会的前进正处在某个交叉点上，这种技术变革适应了社会变革 的需求，这种技术必将得到大发展，反之脱离了社会需求的技术变革是没有生命力的，从根 本讲 还是时势造英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幸运的是Internet正是这种应运而生 的“英雄”技术。理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更是如此，“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 ，网络时代的图书馆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文献资源建设的理论和技术问题。总之，理 论的逻辑嬗变、技术革命的促进和日益紧迫的社会需求既是文献资源建设发展的原因，也是 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1 文献资源建设概念之辨析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文献资源建设理论也存在一个“正名 ”问题。目前至少有“藏书建设”、“馆藏建设”、“馆藏发展”、“文献资源建设”和“ 信息资源建设”等几个并存的概念，谁是谁非还莫衷一是。储流杰认为，“‘藏书建设’这 一概念大约产生于50年代，在一定意义上与馆藏建设同义，但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馆 藏建设’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因为严格地讲，‘馆藏建设’概念含混，范围不定，只 能限定在微观层面，不适用于宏观层次，因而只适用于口头表达，将其作为理论概念则不妥 。‘文献资源建设’正是宏观层次上的高度集成的概念。因此，在微观层次，也不宜使用‘ 馆藏文献资源体系建设’（即馆藏建设）这一提法，因为馆藏建设不存在宏观布局、规则、协 调、组织和政策法规等体系建设问题，只存在馆藏结构建设、特色建设、完备性和适用性建 设等问题。体系是指由若干有关事物和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正如我们可以 说在全国或某一区域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而不能说在某一个企业建立工业体系一样。 [1]”储流杰又认为：“在网络环境上规范概念，可采用‘信息资源建设’这一概念，这里 的‘信息资源’(information resources)是狭义的，即指文献资源或数据资源，包括文字 、声像、印刷品、电子信息、设备、技术和资金等。……我完全赞同陈光祚教授用‘信息管 理学’作为一级学科的观点；‘文献资源’已不适应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即现代信息不仅 包括传统的文献资源，而且还包括大量的电子信息资源。[2]”王春生对此持不同意见，他 认为“对于文献资源建设”这么一个组配不当的复合词，很难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3] ”他认为，“‘文献资源建设’这个学科名称是在研究‘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即馆藏合 作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提出者和赞成者普遍认为这个学科名称适应了馆藏文献信息共享活 动不断增加的图书情报工作发展趋势，应当承认，经费困难与文献信息量剧增的矛盾确实使 馆藏文献信息共享成为图书情报工作的一大发展趋势。但‘文献资源建设’的提出并不是其 必然结果。从实际工作看，每个图书馆都是根据各自的需要进行本馆的馆藏体系建设的。所 谓馆际协作、宏观文献信息保障体系的建设，也都是在各馆馆藏体系建设的框架内进行的。 而各个图书馆的馆藏体系建设不都是在馆际协作、宏观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建设的框架内进行 的。没有一个馆会不顾本馆的需要去搞协作，去进行什么宏观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建设，换 句话说，即使是协作任务，如果本馆读者根本不需要某一学科的文献，没有哪一个图书馆会 愿意对这一学科的文献进行收藏。即使在宏观馆藏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建设中，大家最关心的 问题也是如何通过协作减少本馆的收藏压力，这中间也存在一个得与失的比较。如果通过协 作而减少收藏所带来的不便超过因减少收藏而获得的经济利益的话，各个图书馆在经费许可 的情况下，不管是否有协作分工，都是不愿意缩小收藏范围的（网上信息资源的建设是另外 一回事，它不同于一般的宏观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建设）。因此，宏观文献保障体系建设是一 个很虚的东西，其提出只不过是为单个图书馆馆藏建设增加了一个目标性要求（即可以考虑 因协作而减少收藏），而不能使单个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也没有引起整个 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建设在本质上发生变化。馆藏建设的本质是增加馆藏信息量，建立科学 合理的馆藏信息体系。虽然有政府部门的参与，但宏观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建设还是在图书情 报机构的范围内进行的，它的落实还是要通过单个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来体现的。如果在小范 围（一个馆）进行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建设叫馆藏建设，而几个馆或所有馆合起来的文献信息 保障体系建设就要改称‘文献资源建设’，显然没有必要。宏观文献信息保障体系与单个图 书馆的文献信息保障体系，两者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这个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是大 厦与砖块的关系，而是大厦与某一层的关系。建大厦的一层可以叫建楼，建一幢大厦自然也 可以叫建楼。因此，图书情报机构合作发展馆藏的大趋势，并没有使‘文献资源建设’这个 学科名称的产生成为必然[4]。”王春生最后认为，“馆藏建设”这个概念的合理性不能否 认。他认为这个概念有利于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因为国外没有提出和采用“文献资源建设 ”这个学科名称，仍然采用馆藏建设，但馆藏文献信息共享却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网络 环境下，馆藏建设的本质，仍然是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馆藏信息体系，虽然由于长期困扰图 书情报机构进行文献信息共享的通讯问题已得到了解决，各个图书情报机构之间馆藏文献信 息的共享会很容易地实现，各馆在馆藏信息体系建设方面也更容易选择与其他馆进行某些合 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各馆馆藏信息体系建设的主要目的仍是为了满足本馆读者的需要，而 不是协作任务，网络环境下的馆藏建设实质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馆藏建设”作为一个 学科名称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能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5]。应该说，王春生的观点 还是相当清醒和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
吴慰慈、罗志勇认为图书馆现代化网络需要进行资源、组织和系统三方面的建设。“资源 建设，主要是指文献信息资源建设[6]”。这样，又提出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概念， 很快，储流杰又提出了更宽泛的“信息资源建设”这个概念[7]。问题的关键是对“信息资 源”这个术语理解各有侧重之处。钟守真、李月琳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信息资源的概念有多 种不同的解释，但总体上讲，大致有两种角度：一是狭义的，认为信息资源就是文献资源或 数据资源，抑或各种媒介和形式的信息集合，包括文字、声像、印刷品、电子信息、数据库 等。这都是限于信息本身。二是广义的角度，认为信息资源是信息活动中各种要素的总称。 这既包含了信息本身，也包括了与信息相关的人员、设备、技术和资金等各种资源。事实上 ，这两种角度是认识和理解‘信息资源’的两个方面。前者能够帮助我们把握‘信息资源’ 概念的内核与实质。这种认识的基点，在于强调‘信息资源’之所以被人们所重视，是基于 它本身所蕴含的内容实质有利于人们生产活动中不确定性的消除，有助于人们进行决策，减 少生产活动中其它物资资源、能源资源的消耗，降低成本、节省开支、提高效益。它强调的 ‘信息资源’是指人类社会活动中经过加工处理有序化了的、大量积累的、有用信息的集合 。与信息活动有关的人员、设备、技术和资金等则看作是信息活动中必要的条件而已。而广 义的理解，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信息资源’的内涵。这种观点是以系统论来考察的，信息 活动中的各要素只有按照一定的原则加以配置，组成一个系统，才能发挥其最佳效用，显示 其价值。而这种价值的大小又在很大的程度上受上述诸要素的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的影响。 因此，单独考虑信息这一资源要素，是有失偏颇的。在这里，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信息只 有 在实施管理后才具备有成为资源的条件，可以说，‘信息资源是经过人类开发与组织的信息 的集合’。这是其一；其二，‘信息资源’不仅指信息本身，还应包括信息活动中相关要素 。因此，这是一个多要素集成的概念[8]。”这种广义狭义的二分法虽然避免了语义上的逻 辑矛盾，但却有点强词夺理。正如“水资源”和“水利资源”是两个不同概念一样，“信息 资源”和“信息资源建设”也是不同的概念，后者必然包含信息本身，也包括了与信息相关 的人员、设备和资金等各种资源。因此王春生说“信息资源建设不是馆藏建设。总的来说， 所谓信息资源建设，讨论的是如何丰富网上的信息资源，与平常所说的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 建设是两回事。网上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否决定于已有非数字化文献信息和新创文献信息的数 字化程度等，而馆藏建设的内涵是根据一定的目标，经过对社会上已有信息的选择，建立起 一个信息体系。因此，不能用信息资源建设取代馆藏建设[9]。”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好在 真理愈辩愈明。不过，我们认为学科名称的频繁变化对学科发展并不都带来好处，虽然文献 载体类型多样化，人们由图书到文献到信息，导致人们为了覆盖概念的所指而不断变换概念 ，这实无必要。
2 藏书发展与发展政策
藏书发展和藏书发展政策是近年来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的热点之一。“藏书发展”(Collecti on.Development)是一个含义相当广泛的概念，它来源于阮冈纳赞的图书馆五定律之一：图 书馆是一个成长着的有机体。夏佩福认为“这个概念在国内文献中使用并不多，一般以‘藏 书建设’来代替。并且认为藏书建设是指符合图书馆任务与读者需求，系统地建立、发展、 规 划、组织藏书体系的全过程，其活动内容包括藏书基础模式的确立、藏书体系规划、藏书补 充、藏书组织管理等。这些内容虽然涉及藏书发展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但仍然显得过于狭窄 。美国从70年代起开始注意与图书馆藏书有关的各项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其看成是一 个有机的整体，其主要特征就是将原来使用的book selection,collection building等用语 改为collection development。特别是在70年代末，美国出版了许多以collection develop ment为题名的图书和论文集。这个用语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图书馆员已经接受了人们将目 光从个别的新的资料转向了现有的馆藏的全体这个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图书馆员已强烈 地意识到图书馆的馆藏不但是指图书，而且应该是指任何形式的记录资料。实际上，藏书 发展是弄清楚图书馆所服务的人群的情报需求，制定规划，收集文献，保持藏书的活力，及 用 户使用信息资源的过程[10]。肖希明认为“藏书发展与藏书建设、图书选择、图书采访是密 切相关的概念，但它们并不是同一概念。图书选择、图书采访，是指遵循一定的方针、原则 ，挑选适合需要的出版物和采用一定的方式和途径收集出版物。无疑，这是藏书发展的重要 内容，但不是它的全部工作。藏书建设，国内一般认为指的是符合图书馆任务与读者需求， 系统地建立、发展，规划、组织藏书体系全过程，其活动内容包括藏书基础模式、藏书体系 规划、藏书补充、藏书组织管理等。这些内容虽然涉及藏书发展活动的大部分内容，但 仍然显得过于狭窄和微观。美国著名图书馆学家G.E.Evans指出，藏书发展是一个弄清楚图 书馆所服务的人群的情报需求，制定规划收集文献，克服藏书中的薄弱环节，保持藏书的活 力，以保证用户使用信息资源的过程。国内学者研究指出，藏书发展的含义是图书馆在分析 社区和读者需求、评价馆藏的基础上，根据制定的藏书发展政策，使藏书的输入（选择和采 访）和输出（淘汰与剔除）达到最佳状态的一种工作。藏书发展的内涵非常广泛，从图书馆社 区分析和读者研究、馆藏发展政策的制订，到图书的选择与采访和藏书的评价、剔除、维护 ，再到合作藏书发展与资源共享都是其研究范围。[11]”关于藏书发展政策(collection de velopment policy)，夏佩福认为是指图书馆对不同学科领域、不同深度和广度的资料作出 选择和保存决策的指南，是图书馆规划藏书发展，合理安排购书经费的基本依据。藏书发展 政策一般对有关主题领域的现有藏书的充实和重点收集的图书资料有着明确的规定，并包含 图书馆基本的选书规则等有关理念[12]。关于藏书发展政策的内容，肖希明认为应包括以下 构成要素：图书选择与采访政策；经费分配政策；藏书发展纲要的制定；藏书管理政策；合 作藏书发展政策；馆际互借与资源共享政策；藏书保护政策；藏书剔除政策[13]。
关于藏书发展政策的基本功能，夏佩福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让图书馆员、管理者 和读者等了解图书馆既存藏书的性质和范围，藏书发展的目的和计划；(2)规定了藏书发展 与管理等有关的职责；(3)确定图书馆的基本图书资料选择规定后保持这个选择过程的一贯 性，根据有效使用资源的原则形成优秀的藏书发展；(4)明确图书资源收集的优先顺序；(5) 提供预算和分配的基础情报；(6)明确藏书发展工作的责任分担和相互关系；(7)提供处理剔 除资料的选择和藏书评价的指针等[14]。从我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看，研究和制订藏书发展 政策的现实意义，肖希明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1)为藏书发展提供宏观指导。(2)为藏书发 展工作提供标准和规范。图书馆藏书发展不仅需要政策的宏观指导，而且需要政策进行具体 规范。(3)为合作藏书发展提供依据[15]。
肖希明、王友富还撰文介绍了国外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理论和实践概况。该文对国外关于 藏书发展政策的定义、内容范围、研究意义、制定政策的依据、程序以及新的信息环境中藏 书发展等问题作了较系统的介绍[16]。馆藏规模是藏书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藏书发展稳态理论”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式。藏书发展稳态理论又称零增长理论。 王莉认为“稳态”比“零增长”更容易抓住这一理论的本质，更能精确地揭示这一理论的内 涵。王莉认为，强调稳态理论不适于中国图书馆现实的观点，是机械地认识稳态发展理论的 结果。因为稳态发展理论仅仅提供一种思想而不是具体的实施方案，同时稳态理论并不是绝 对 的不增长、绝对的“零”。文献增长是必然的，图书馆馆藏的增长也是必然的。稳态理论并 不排斥和否认馆藏的增长，只是为盲目发展敲响警钟。所以稳定理论应当肯定，在中国也是 可行的[17]。
3 从图书采访论到图书采访学
图书采访是文献资源建设中一个老问题，但老问题却谈出了不少新观点。黄宗忠的《论图 书 采访学》当之无愧是一篇力作。文章首先论证建立和发展图书采访学的必要性，认为其必要 性有以下几点：(1)图书采访工作永远是图书馆的基础工作。在信息化社会，图书馆图书 采访工作只会加强，不会削弱。(2)图书采访工作需要图书采访理论作指导。要建立一个有 价值的馆藏，或者是基本上能满足读者需求的馆藏，不仅需要图书馆图书采访人员及相关人 员的努力，还要有正确的科学的图书采访理论作指导。(3)图书采访工作的实践经验需要总 结 上升为理论。图书采访工作的实践是图书采访理论的源泉。长时间以来，广大的图书馆工作 者在图书采访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通过一代一代人的总结、开发、概括、提升，形成了 我们今天的已有理论与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图书馆的变革，图书采访工作 实践的内容越来越丰富，经验越积越多。然而，由于各个时期的社会环境与条件不同，过去 总结出来的经验与理论，有些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既要批判地继承 过去的经验与理论，又要认真总结今天的新鲜经验，上升为理论，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 以指导再实验[18]。”
文章的第二部分对图书采访理论的形成、发展进行了评价。介绍了目前图书采访理论中较 系统的几种理论：“(1)图书馆藏书绝对完整论，或称绝对完备论。藏书绝对完整论或绝对 完备论经过了近200年的实践与研究，不少人持否定意见，认为难以做到，也没有必要这样 做，其理由：一是从历史发展看，出版物增长很快，而图书馆经费、人力、设备、空间都是 有限的，实际上这一想法是难以实现的；二是图书馆收藏大量没有科学和实用价值的多余出 版物，实际上是淹没了有用的藏书，占用了设备与空间；三是国家图书馆虽是人类文化遗产 的保存处所，是一个国家的收藏中心、版本图书馆，然而它仅要求是系统完整收藏本国所有 出版物，并非绝对完整收藏全世界出版物。(2)图书选择论。针对藏书绝对完整性，19世纪 俄国的斯达索夫提出了藏书补充选择论，认为国家图书馆藏书补充需经严格的选择。斯达索 夫的功绩在于提出了图书‘选择’一词，并对藏书系统化和特色化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图书 采访中的图书选择理论，从提出至今已有100多年了，它为当代图书馆界普遍接受，并成为 今日主流。特别近几十年来，由于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出版物的品种与数量不断增长，出 版物良莠混杂，图书馆规模与任务不一，因此图书采访中对图书进行选择是必由之路。 近些年来，还有一些学者不仅把图书选择看成是图书采访工作中的一个环节，而且把图书选 择、图书采访、藏书补充、文献收集、图书采购看成是同一内容、同一事物。由王振鹄教授 编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的《图书选择法》一书，就反映了这种走向。在王著之前， 早在1966年，印度阮冈纳赞也出版了《图书馆书刊选择》一书，也持这种看法[19]。”(3) 图书需要论与价值论。“图书选择论确立后，那么选择什么书呢？首先应当选择图书馆需要 收藏与读者需要使用的图书。图书馆需要论，自19世纪以来，逐渐在图书采访工作中占上风 ，已成为今天图书选择最重要的指导思想。选择任何一本书，都必须考虑图书馆馆藏需要和 读者使用需要这两个因素。读者使用需要，有正确需要与不正确需要，图书选择时，一般只 应 考虑读者正确需要[20]。”(4)图书选择评分法。英国公共图书馆学家麦考文（Lionel Roy M ccolvin,1896—1976年），1925年年仅29岁时发表了《公共图书馆图书选择原理》一文， 认为图书选择是图书馆中最基本的任务，或者称为基本职能。优良的图书选择会导引出优良 的读者服务。因此，选择图书时，既要重视图书的知识价值，又要重视图书的社会需求。他 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一个纯理论的“图书选择评分法”[21]。(5)社会调查选择 论。英国的维纳德(Wellard,J.H.)认为图书选择的社会需求性应通过社会环境调查和读者需 求调查来确定，这是对社会需求理论的补充与深化。他认为社会环境调查有五个项目：图书 馆区域人口密度与读者分布、城市发展、工业发展；为读者需求调查也有五个项目：读者类 型、读者数量、阅读兴趣、阅读内容及其原因等。维纳德提出的图书选择两项调查，今天仍 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公共图书馆的采访工作，可惜的是做得太少了，或根本没有做[22] 。(6)读者使用概率论。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18 92—1972年）1966年出版了《图书馆书刊选择》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负责图书采购的图 书馆员或教师，应该注意到选择图书对于读者使用该书的概率性。”即选择符合读者需要的 、使用率较高的图书。阮冈纳赞的读者使用概率论，是对图书选择社会需求理论的补充和发 展。(7)图书采访协调论，或称图书合作采访论。20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的急剧增长，出版 物的猛增，图书馆经费、人力、物力、空间的有限，一个图书馆要搞好馆藏建设，选择和收 集本馆需要的图书，满足读者需求已成困难，在此形势下，图书采访工作的出路，就是要突 破或抛弃一馆独立采访的广而全的做法，要打破馆与馆的界限，走多馆合作采访，甚至全国 合作采访，区域合作采访之路。这是采访工作的新思路、新理论，也是图书采访工作必由之 路。(8)图书采访国家控制论[23]。(1)关于图书采访的含义，黄宗忠认为采用“图书采访” 或“图书馆采访”一词较好，比较明确，能全面概括和反映图书采访全过程。(2)黄宗忠认 为图书采访学的对象是图书采访系统或图书采访工作。因此，图书采访学就是研究图书馆读 者需求与觅求、选择、采集图书的矛盾产生、发展规律的科学[24]。(3)关于图书采访学的 研究内容，黄宗忠认为可以分成五大块：“一是图书采访的基本理论研究；二是图书采访及 图书采访理论发展历史的研究；三是选书理论及其方法的研究；四是图书采访技术方法的研 究；五是图书采访现代化的研究[25]。”(4)关于图书采访学的研究任务，黄宗忠认为主要 有以下方面：一是不断总结图书采访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二是探讨图书采访的原理 与规律；三是研究图书采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四是发展图书采访技术与方法；五是预测图 书采访未来的发展趋势[26]。选书决策也是研究者较关心的问题。高波对中美大学图书馆选 书决策进行了比较研究[27]。张炎烈对国外选书专家系统机制进行了剖析，给出了选书专家 系统的理想结构模型[28]。王成林对“合作选书”的发展趋势，合作选书的具体方法作了进 一步探讨，认为“合作选书”应树立下面意识：(1)质量意识；(2)使用意识；(3)整体意识 ；(4)经济意识[29]。赠书作为图书馆采访的一种方式之一，在新形势下有了较快的发展。 刘光宏对我国图书馆接受赠书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对策[30]。
网络是图书馆采访工作面临的新环境，王春生认为网络环境对采访工作有以下方面的影响 ：“(1)文献信息容量增大，类型增多，导致对特定文献的评价更加困难。在同一文献中集 合多种类型信息，使得在评价文献中不但要对各种类型的信息单独进行评价，还要对它们之 间结合的合理性、完善程度进行评价。(2)网络文献信息情况复杂，缺少了传统文献出版中 的出版商这一环节对文献信息质量的把关，大量信息垃圾充斥网上，过去根据出版者的特点 、信誉选择文献的方法难以再发挥作用，大大增加了采访时对文献信息进行正确评价的难度 。(3)采访观念的变化。由于网络出版的文献产品出卖的只是使用权，而不是某个有形物体（ 如书、磁带）的所有权，这就要求采访人员树立一个新观念，即文献信息使用权的采访也是 采访工作的一部分，它与文献信息载体实物所有权的采访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4)采访工 作对技术的关注日益增加。高校图书馆在技术水平、服务层次方面在我国整个图书馆事业中 都是比较高的，因而涉及的技术问题也比较多。实际上，采访工作从采购音像、缩微文献开 始，就已经涉及技术问题了。随着网络的发展，采访工作需要关注的技术问题越来越多，不 但要关注技术问题的硬件方面，如电脑的配置，还要关心技术问题的软件方面，包括操作系 统，本馆是否有专用软件，读者培训与使用是否方便等。软件方面的技术问题是以往采访工 作中很少涉及的。采访工作中大量技术问题的出现要求采访人员不断学习，努力通过各种方 式增加自己对新技术的了解，提高理论水平，丰富实践经验。同时，还要注意在采访工作中 与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否则，很难顺利完成文献采访工作[31]。”
4 藏书结构：从“等级结构说”到“构建要素说”
藏书结构思想源于美国图书馆界。80年代初肖自力在《图书情报工作》1981年第1期发表了 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试论藏书结构》，首次提出了藏书结构的概念，并提出了藏书等级结构 5级之说。该文影响甚大，一批学者相继投入取得不少成果，近年亦有一些相当分量的成果 问世。王耀文、刘永胜认为关于藏书结构概念的特征，从众多零星和分散的论述中，可归纳 出四点：(1)模糊性特性。(2)多维复杂特性。既要考虑文献学科属性，又要兼及文献的类型 、 语种、出版时间，更要照顾读者的需求水平。美国图书馆协会曾从18个方面构思藏书结构的 框架，国内一般考虑了5个方面，即学科结构、等级结构、语文结构、类型结构和时间结构 。(3)整体相关特征。组成藏书系统的各要素，即各种不同成分的藏书并非毫无关联地凑合 在一起，而是处于彼此联系、相互配合的状态之中，一旦这种联系、配合发生突变，藏书结 构就要受到破坏。(4)自组织特征。藏书结构是一个开放系统，由于受出版社、书店、读者 群、经费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它不断吸收着外界输入的各种能量、物质和信息，而且这种吸 收表现为持续不断的过程，再加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制约，藏书结构便形成有组织的、有 秩序的稳定结构[32]。关于等级结构的划分，目前初步形成了5种学术观点：肖自力的“5级 ”之说；黄本华的“3级”之说；张炎烈的“7级”之说；李银生的“4级”之说；刘永胜的 “4级”之说[33]。
应该说等级结构说还是静态划分法，朱同同的“构建要素说”是藏书结构理论的一次重大 突破。朱同同认为“某类事物的集合不一定就是体系。可称为体系的集合，除了以某类事物 为构建材料外，还要有足以形成其整体性状和功能的种种内在联系，即要有构建要素。图书 馆文献体系也不应是种种文献的简单累积，而应该是有种种内在联系的功能整体。图书馆文 献体系犹如知识大厦，目前图书馆界对这所大厦的构建材料的研究，即对种种文献的研究比 较深入，然而对这所大厦的构建要素，即对影响其整体功能的种种内在联系的研究，却很少 涉 及。问题在于对种种文献性能的熟悉不能代替对图书馆文献体系构建要素的认识。图书馆馆 员要从图书馆文献体系施工员的角色，上升到这一体系设计师和管理者的位置，必须对体系 的构建要素有清楚的认识。图书馆文献体系的建设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开展科学研究，就不 能回避对其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首先开展深入探讨。没有研究对象不能形成学科，而搞不清 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也就不能科学地建立学科。图书馆文献体系的构建要素，不是一个臆 造的概念，而是一个客观存在，具体指一系列对图书馆文献体系的整体性状有着重大影响 的内在联系因素。认识这些构建要素是把握图书馆文献体系整体功能的前提，在认识的基础 上能够全面规范这些构建要素了，图书馆文献体系性的变化甚至优化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 提出图书馆文献体系的构建要素并对这一概念开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理论意义和实践意 义。图书馆文献体系的构建要素可按其性质划分为评价性构建要素、结构性构建要素和动力 性构建要素三类。评价性要素揭示整个文献体系在构建发展中的价值目标，结构性要素揭示 整体空间布局和过程构建框架的种种内在联系，而动力性要素则揭示其所以具备整体活力的 内在原因。三者相辅相成，全面构成揭示图书馆文献体系内在联系的基本要素[34]。”
以上的“等级结构说”和“构建要素说”一般还是针对传统图书馆的，卢芝平则给出了数 字图书的藏书级别体系：永久保存级。数字资源保存在本地数字图书馆，其他地方不可获得 ，其内容、维护和存取由该馆负责。这一级别的资源可采用以下三种方式进行存取：在线存 取(online)，近线存取(near-line)，脱机存取(off-line)。服务级。这类资源对用户是有 用的，是用户必须的，数字资源也保存在本地数字图书馆，但该数字图书馆并未就其内容、 维护、存取等作出像永久保存级资源一样的承诺。代理级。数字资源保存在其他地方并由其 他机构负责管理和维护，但本馆通过谈判或协商已取得对该资源的存取权限，并在本馆目录 中已对其进行了编目或链接。镜像级。该信息资源是其他数字图书馆馆藏的拷贝，尽管它保 存在本地，但本馆不对其内容和维护承担主要责任，它支持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发展，但不能 成为该数字图书馆的主要馆藏。链接级。它可以是在任何地方保存的资料，图书馆可以在本 馆资源的某一位置上进行链接。对这类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无权控制，也不对其内容和维 护负责。图书馆应当根据馆藏发展政策进行评价和筛选[35]。
5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从实体构建到网络共享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研究是近年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方面的热点。黄俊贵转引有关期刊上的数 据说：1994～1999年，6年间有关文献资源共享问题研究，共发表论文2374篇，平均每年263 .33篇，差不多每1.38天就有1篇论文产生[36]，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这个问题已成热点。张玉 礼认为“从藏书建设自身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发展结果看，文献资源建设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 方面的含义。微观意义的文献资源建设是指单个图书情报机构对文献的收集、组织、管理、 贮存等工作，即我国图书情报界习称的藏书建设。而宏观意义上的文献资源建设则是指一个 地区、一个系统、一个国家，乃至国际间众多图书情报机构对文献资源的统一规划、协作、 协调发展，最后形成一个整体，来满足社会对文献的需求[37]。”
进入90年代后，文献资源建设与文献资源共享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的提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学术论文中。人们意识到资源共建是资源共享的 基础，而资源共享却能引导人们更好地进行资源共建。这种理论思考尽管具有更好的完整性 ，但它并没有改变原有理论的基点与框架。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近十多年文献资源共享理论 研究，主要是1984年以前理论的深化与细化。就理论的基点与框架而言，文献资源建设理论 已经整整15年没有实质性进展了[38]。”
1998年11～12月间，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共享协作与华东师大信息学系成立联合课题组，进 行了一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其研究结果为一份研究报告《上海地区文献信息资源共享 问题研究》（简称《上海报告》），发表于1999年第3期《图书馆杂志》。范并思把这个全新 的文献资源共享的理论框架概括为：“在确立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目标时，应该以文献资源 的可获知能力(accessibility)和文献信息资源的可获得能力(availablility)取代原有宏观 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文献资源保障率；在研究文献资源共享问题时，他认为构成一个完善的 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必须有三个方面：第一，文献资源体系(holding)；第二，书目信息 存 取体系(bibliographic access)；第三，文献传送体系(document delivery services)[39] 。”可获知能力是指特定单位用户获知所需信息有无和所在等信息的整体水平。而可获得 能力是指提供可利用的文献信息资源的整体水平。这两个概念的提出，文章认为有两个意义 ： “第一，扩大我们对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思路。我们并不否定文献保障率的重要性，只是把 它放入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正如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的，单个图书馆不可能通过本馆的资 源 满足读者的需要。同样对于一个城市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注意建立合理的文献资源的布 局，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扩大各种多样化的途径来促进本地区的文献 相互利用的发展，促进对异地、国外的丰富的信息资源的利用。这两者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 义、不可偏废。第二，适应新的信息环境变化。目前资源共享的环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点 ：一是网络的高速发展。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电子文献传送以及一次和二次文献的连动检 索和传送。地理区域性的文献资源的完备化的意义也远远降低了。二是电子文献传送产业对 图书馆市场的渗透。近年来，联机检索商、出版商，图书馆协作网络等各种各样的公共的 和商业性的信息业已经开始不断开辟和扩大电子文献传送的市场，可以通过这些企业来补充 本地 文献资源的不足。这些变化既是对图书馆的挑战，也扩大了我们资源共享的机会。如果 我们善于利用这些环境的变化，就可以减少许多财政压力，增加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可以 选择是订购期刊还是只是利用电子文献传送商的期刊论文的服务[40]。”范并思根据这个体 系，提出新的文献资源保障率计算公式：
文献资源保障率=存取检索能力×（文献资源拥有数+文献传输能力）文献资源总数
在这一新的公式中，文献信息存取检索能力是最重要的。用户必须要知道本馆、本地或异 地有什么文献资源，然后才谈得上利用文献。这就需要将相关信息集中起来，建立完善的书 目信息服务体系。在网络时代，这一体系还应该延伸到终端用户。知道有什么信息资源后， 还知道如何获得它。最便利也是成本最低廉的方法是在身边的图书馆中完全获取它。这在一 般情况下是不经济的，也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利用信息传送体系，这一体系除包括传统的邮 递 服务，在异地则可以是电子信息传送或传真方式。总之，对一个文献资源共享体系而言，让 用户以最快、最便捷、最廉价的方式知道自己所需文献在什么地方，其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 拥有这些文献。正如以上公式中所示，存取检索能力是惟一的、不可取代的，而文献拥有数 却可以通过文献传输能力得以改善[4]。但是，肖自力认为用可获知力和可获得率的概念取 代原有的文献资源保障率有两点值得商榷。(1)他们（指上海的联合课题组）误解以致完全扭 曲了原有的文献资源保障率的内涵，当作了文献资源拥有率的同义语。因为，根据《中国大 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文献资源保障率=文献满足用户需求量/用户对文献的 需求总量，而不是范并思的公式。按照范的公式，提高文献资源保障率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 文献，追求文献的绝对完备。这不仅困难，而且没有必要。这样的“文献资源保障”自然应 当摒弃，就是在80年代也不能成立；(2)他们强调资源共享的环境变化、网络及电子文献传 送产业的发展，可以利用异地、国外的丰富的信息资源，因而地理区域性的文献资源的完备 化的意义降低，可以减轻对文献资源保障的压力，尽管上海地区国外文献收集存在明显的负 增长趋势似乎也无所谓。肖自力认为就上海市而言，这个思路或许可以理解，但不能推向全 国。虽然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趋势愈来愈明显，却非世界大同，国家仍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单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更要有自己的规 划与布局[42]。
数字化、网络化浪潮风起云涌，文献信息工作的全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迅猛发展向文 献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提出了许多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富有前瞻性的理 论成果问世以指导实践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