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逻辑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从2002年“新常态”一词出现在西方媒体中，到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及“新常态”，再到人们普遍接受用“新常态”来分析中国经济现实、寻求中国发展对策，人们对“新常态”的认识日益深刻。之所以国际上早期提出“新常态”的初衷与国内关于“新常态”的理解和内涵相差甚远，这是因为“新常态”是在国际、国内两种完全不同的背景和语境下提出的，此“新常态”非彼“新常态”。时至今日，国际上所讲的“新常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推动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第五个周期上升阶段趋向结束，上一波经济全球化与信息社会化的动能消耗殆尽，全球经济进入下行阶段(罗斯托，1983；陈漓高等，2009)。而中国是在深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时期，经济转型升级正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才成为热词的。从本质上说，经济“新常态”，即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一种新状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高速增长走向中高速增长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下滑。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中国GDP年增速从2007年14.2%，降至2010年10.6%，2015年再下降为6.9%。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结构性减速，既与国际因素和外部冲击有关，更是中国经济追赶型增长过程中内在结构性因素发展变化的结果。在全球经济表现长期停滞的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结构性减速的原因大致是：(1)从全球经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世界经济处于长周期的停滞或下降阶段，国际市场的需求大幅减弱，全球经济低迷拖累中国经济。(2)从需求层面考察，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需求疲软；中低端的消费需求得到较充分的满足，而中高端的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或者由于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而阻碍了消费需求扩张；出口拉动经济的作用明显减弱。(3)从供给层面分析，生产要素的增长动力下降，生产成本上升，支撑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大幅递减。劳动力供给的增长率趋缓，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突出，短期内人力资本红利难以替代人力资源红利。资本投资回报减少，带来储蓄率下滑。学习型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进步缓慢。资源环境约束增强，难以持续支撑过去30多年年均9.9%的经济高速增长。(4)从经济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追赶型增长阶段的后半程，外部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加剧，增长的内生动力下降，潜在增长能力下滑，GDP潜在增长速度逐步走低。从中国人均GDP水平来看，2014年达到7 591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上处于第90名左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已经由β收敛约束逐步转向σ收敛约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将持续走低(Barro，2016)。 (二)城市经济和服务业经济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国家、服务业经济比重超过第一、二次产业之和，城市经济和服务业经济居国民经济主导地位。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6.1%。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第二产业比重高0.5个百分点；2014年提高到48.1%，比第二产业高5.4个百分点，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化，标志着中国正式步入服务经济时代。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5%，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经济已经超过第一、二次产业之和，城市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相对于制造业而言，由于劳动生产率差异，服务业经济在相同产出条件下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就业，这为在中高速增长条件下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可能性。《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15年我国GDP增长达到6.9%，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1 312万人，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5%，顺利完成了2015年中央政府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 000万人以上和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的目标。①根据国际经验，随着经济增长，一个国家从贫穷到富裕的过程将经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从农业主导转向制造业主导，第二次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从GDP增加值、就业、消费等所占份额来看，中国正处于第二次经济结构转型的拐点。随着第二次经济结构转型的成功，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三)产业转型升级转向中高端产业 新常态促使传统产业和中低端产业发生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摆脱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状况，新兴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等中高端产业兴起，专利技术、市场渠道、品牌运营及研发设计等高级要素成长迅速，大大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5)》指出，2010年中国中高端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12.57%，2014年提高到15.29%。2010年，低端产品进口占全国制成品进口的比重为9.36%，2014年下降至8.79%，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25.42%)；中国中端产品进口占比，2005年约为26%，2014年提高至29.1%(张其仔，2015)。可见，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中高端消费需求不断增强。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我国的供给结构亦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公报》显示，2015年，高技术产业投资32 598亿元，增长17.0%，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5.9%。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1.8%。另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技术改造投资9.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技术改造投资5.4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中部地区2.6万亿元，增长11.6%；西部地区1.6万亿元，增长6.8%。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为43.2%，比上年同期提高2.3个百分点。②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201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以及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27个重点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21.9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近1.3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3%和10.4%。2015年，新能源汽车产销340 471辆和331 092辆，同比分别增长3.3倍和3.4倍；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7.6%；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软件业务收入4.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风电产业新增装机容量3 297万千瓦，新增风电核准容量4 300万千瓦，同比增加700万千瓦，累计核准容量2.16亿千瓦，累计核准在建容量8 707万千瓦。③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国际资本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及本土企业界的“学习效应”，促使中国企业不断获取高级生产要素，持续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现阶段，根据嵌入GVC的位置，促进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并根据自身产业优势主动构造国家价值链(NVC)，进而促使我国低中端产业升级转型为中高端产业，形成更加强大的国家竞争优势。 (四)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创新驱动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动力减弱，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经济增长依靠创新驱动，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而创新本身是多元的，包括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产业创新、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等。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核心是科技创新，关键是促使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本质是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近年来，科技创新在创新驱动中正在发挥重要作用。《公报》显示，2015年R&D经费支出14 220亿元，比上年增长9.2%，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0%，其中基础研究经费671亿元。全年国家安排了3 574项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 561项“863”计划课题，累计建设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2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58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1187家。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206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557亿元，投资创业企业1 233家。全年受理境内外专利申请279.9万件，授予专利权171.8万件。有效专利547.8万件，其中境内有效发明专利87.2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6.3件。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30.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9 835亿元，比上年增长14.7%。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稳中有升，国家创新指数得分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排名第19位，与上年持平，得分比上年高出3.2分。2014年，中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3.1%，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已达到16.7%的历史最高水平。④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促使制度环境发生变革，社会和企业不断创造出保护知识产权、激发创新、获取高级要素以及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从实践来看，唯有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永动机，是经济增长不竭的原动力。 (五)全面开创开放经济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经济格局。2012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2014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达1196亿美元(不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同比增长1.7%，外资流入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⑤《公报》显示，2015年吸收FDI(不含银行、证券、保险)新设立企业26575家，比上年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263亿美元，增长6.4%。当然，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仍面临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全球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较长时期内依然存在，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多变。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促使中国开放经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1)双向市场开放取得有效突破，随着海外资金、先进技术和智力大量引进，国内企业海外投资扩大，中国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奠定我国中高端产业发展的基础。(2)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3)金融业双向开放水平不断提高。2015年12月1日，IMF正式宣布，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入篮SDR，这将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进程。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进一步放松外资银行、保险、证券等市场准入，创建开放多元共赢的国际金融合作平台。(4)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逐步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公报》显示，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吸收FDI新设立企业2 164家，增长18.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5亿美元，增长25.3%。(5)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促使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不断提高，在实现全球经济平衡、经济增长稳定、金融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中国必须始终注重贸易、投资和金融的有效平衡，严守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持续增强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 二、新常态下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在新常态下，国际环境异常复杂，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各种经济社会风险可能集中发生，宏观经济稳定面临巨大压力。但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事实，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新常态下中国有更多的新机遇，也面临各种新挑战。 (一)新常态下的新机遇：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独特表征，亦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但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世界为中国提供了从经济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的特殊机遇。 从国际上来看，危机中蕴藏着新机遇。(1)世界正在酝酿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德国提出了“工业4.0”，使信息化和传统精良制造结合起来，推动制造业更加智能化，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实施“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等一系列战略，进而把握新科技、新产业、新商业模式可能带来的机遇。(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升级，形成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潮流。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了很强的技术力量和充足的产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总包、设计、施工、管理、运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设备的出口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3)全球经济的低迷期，为中国企业在海外低成本并购带来极好的机会。中国正处在产业升级关键期，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可以获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平台和国际销售渠道。(4)中国广阔的市场吸引海外的高端人才、高端产业向中国汇聚，将对中国产业升级提供新动力。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把握种种机遇，时刻关注金融安全和资源安全，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来实现合作共赢。 从国内来看，中国正处于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城市经济和服务业经济占主导，将使我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促使产业升级，增强产业竞争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构筑优势互补、合理分工的城镇产业发展格局，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而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相互协调，则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新常态下的新挑战：由增长乏力陷入多重危机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新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纷繁复杂，我国经济运行在新的中高速平台，国际、国内的各种新挑战纷至沓来。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进入长周期的停滞或下降阶段，一直处于低增长和弱增长的态势，对中国经济构成了严峻挑战。(1)后全球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依旧不足，新兴经济体增长出现下滑，全球市场预期悲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全球流动性泛滥，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各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不平衡性增强，全球金融风险加深。(3)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正面临深刻调整，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推进TPP、TTIP，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六国实行货币互换，对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带来新挑战。(4)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成为新常态，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构成威胁。(5)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如美国在军事、外交上“重返亚洲”。(6)2015年12月17日美联储近十年来首次宣布加息，美国升息或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石油价格下跌以及俄罗斯经济动荡或将放缓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欧洲货币政策的不平衡性或将影响全球经济复苏进程。日本经济政策的结构性困境及其有效性将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总之，世界经济复苏非常复杂，不同经济体的复苏状况各异，因此很难判断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经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而使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国际经济战略重组期。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内部更是面临多种新挑战。一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内部深层次的矛盾，如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在经济增速放缓后有可能暴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种问题和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智慧。三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极限，生态环境恶化严重，资本回报下降，短期人口红利消失，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四是经济转型升级滞后，经济增长的动力衰减。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传统产业对经济推动力减弱，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经济的推动力逐步增强，原有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形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阵痛”和压力。五是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了大量风险和泡沫，金融杠杆形成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快速膨胀，影子银行风险骤增，流动性泛滥引致资产价格泡沫，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需要花费较多的精力防范、控制和化解转换过程中的财政金融风险。 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和再造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动力亦在发生转换，如何获得更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1月份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需求侧宏观管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在需求侧发挥“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本质上是一致的。激发和培育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必须更加注重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有效组合，更加注重短效、长效机制的积极配合，更加注重需求侧、供给侧，尤其是科技创新的综合发力。 (一)加强需求侧宏观管理，释放经济内需增长动力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衡协调，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Ramsey，1928；Cass，1965；Koopmans，1965：225-300)。中国连续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国内消费需求受到抑制。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投资和出口一度形成依赖。2013年、2014年经济增长分别为7.7%、7.3%，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4.2、3.6个百分点(出口为-0.2和0.1个百分点)。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5年、2006年、200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别达到了1.3、1.9和1.5个百分点。由于经济增长依赖投资和出口，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空间则受到挤压。2011年、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超过了投资，但在2013年投资再次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⑥二是因为中国产业较长时期处于价值链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直接导致劳动者报酬低廉，一般劳动者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抑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购买力向高收入者集中，而高收入者往往钟情于中高端消费品，于是，国内居民购买力通过收入分配的杠杆转移到国外市场，进一步阻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三是税制结构不合理，致使地方政府缺乏扩大内需的积极性。在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分配结构中，国内消费税划归中央，而资源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归地方。无论从官员的锦标赛晋升机制，还是从可支配财力对地方官员行政绩效的影响来看，这种税制结构不能形成扩大内需的激励作用。四是区域发展不协调，落后地区仍处于要素驱动或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依靠资源投入即可获得“短期内快速增长”的实惠，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 当前，在转向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发展动力也转向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消费需求拉动，并与投资拉动相协调(洪银兴，2014)。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5年达到66.4%，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向由内需特别是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型正在取得突破。从国际经验来看，大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支撑，并以消费需求占主导。2008年，美国、印度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在各大国经济中是较低的。我国人口多，幅员广，回旋余地大，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阶段，扩大内需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潜力。当然，随着我国开放经济的深化和中高端产业的发展，外需仍然大有作为。 因此，必须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促进消费升级。同时，调整相关财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向城乡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瓶颈”或“短板”领域，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在充分开拓内需市场的过程中，对外需市场亦不可偏废，要努力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双向开放中更加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 (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是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降低要素成本、释放要素供给活力、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形成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短中期的重点、难点是要化解产能过剩，中长期则要培育先进生产要素，前者已有大量文献做了深入分析，本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下文讨论的侧重点放在对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分析上。 首先，改善劳动力供给，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⑦2010年为52717元，2015年提升为76978元(比上年提高6.6%)，国家整体经济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3年下降，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2年减少244万人，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13年减少371万人。⑧另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中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全国就业人员总量的19%左右，高技能人才的数量更是只占5%，技能型劳动者总量严重不足，技工短缺的现象非常突出。⑨正如威廉·伊斯特利(2005：79)所言，没有一个国家是在缺乏高素质人才的条件下走向富裕的。因此，在实施有利于农业人口转移和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同时，需要增强基础教育投入和发展，大力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重视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增加公共健康支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人力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本，培育和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其次，完善城乡土地使用制度，适度对土地增加资本投入，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发布的《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分析报告》显示，2009-2014年，全国城镇土地面积增加165万公顷，增幅为22.8%，年均增长4.2%。增速总体呈逐渐放缓趋势，年度增幅由2010年的4.7%下降至2014年的3.7%。2009-2014年，工矿仓储用地产出效益的增长速度逐步下降，而商服用地产出效益的增长比较平稳，从2012年起，增长率超过工矿仓储用地产出效益增长率，维持在8%左右，城镇土地利用效率不断提高。2014年商服用地产出效益为4776.1万元/公顷，工矿仓储用地产出效益为665.9万元/公顷。我国城镇土地利用潜力仍较大，要积极探索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治，开拓节地增效的新路径，对旧城镇、“城中村”和旧工矿等进行改造，完善配套设施，加强节地建设，拓展城镇发展空间，提升土地资源价值，提高节约集约用地水平。2014年全国村庄土地利用情况抽样调查显示，农村宅基地面积约占村庄建设用地62.9%，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占比约为全国城镇水平的1/4。⑩农村居民点建设和农地整理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为此，要探索逐步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同权同价、可自由交换的土地使用权市场，推进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试验，通过确权促进农地流转。与此同时，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政策，充分调动政府、企业和居民的积极性，增加土地资源开发整理的投入，从而提高土地使用价值。 再次，盘活资本存量，改善投资结构，提高资本的质量和效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3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5%，同比下降4.3%。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环比上涨0.3%，同比下降5.2%。2016年1-3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5.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已连续49个月负增长，产能过剩局势仍较严峻。(11)为此，需要加速淘汰落后产能，推进兼并重组，提升有效产能；继续减税降费、加速折旧等降低企业财税成本，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以降低企业财务成本，改善资本回报，提高企业盈利水平。同时，加快建立和全面压缩负面清单，促使更多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有利于民间资本进入，并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有选择地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 当然，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对于培育先进生产要素，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具有核心作用。科技创新既能提供持续增长动力，又是一种内生增长动力，下文专门对科技创新展开分析。 (三)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培育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埃德蒙·费尔普斯，2013：XX)。根据条件收敛假说，在技术进步、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相同的条件下，初始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发展水平会不断缩小，并最终收敛到相同水平。所以，经济增长水平越高，增长速度越缓慢，而要获得更快的增长必须改变技术进步、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等条件。我国未来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上升的空间有限，而激励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进步的空间广阔。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Freeman & Soete，1997；Peters，2008)，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Romer，1990)。因此，大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促使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将促使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高质量增长。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坚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和主导的同时，政府在创新驱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是创造和维护促进企业创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并在创新的公共品领域和具有外部性、垄断性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必须塑造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充分激发人们的创业创新活力，加快实现增长动力转换。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使体制机制由鼓励跟踪模仿转向激励创新创造。(1)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2)构建普惠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在财政、金融政策上大力支持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创新研究，实现领先型创新。(3)不断优化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引导大中型企业完善创新投入机制，促进大中型企业研发活动，激发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先发优势的科技创新型领军企业。(4)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及平台，发展技术交易市场，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5)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调创新，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资金链全面融合，充分发挥创新园区和产业基地的作用，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资本化、产业化和市场化。(6)充分调动企业家在科技创新项目选择上的灵感和智慧，赋予创新领军人才充分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决策权，尊重创新者的知识价值和劳动成果。 四、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路径及策略 在新常态下，我们必须自觉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定走市场化改革之路，坚定走“四化同步”发展之路，坚定走区域协调发展之路，坚定走开放发展之路，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充分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潜能，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有效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一)坚定走市场化改革之路，实现市场与政府功能互补 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一直是理论和实践的难题。经济学理论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决定论，凯恩斯主义对自由市场决定论的反思，新自由主义古典市场决定论的复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证伪。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后期突出强调政府干预和加强发挥政府的计划功能，70年代末、80年代初偏爱充分利用自由市场的力量，90年代以来越来越强调制度设计的重要性。理论和实践告诫我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有效弥补新市场失灵，使市场与政府在比较优势上功能互补。从我国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来看，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体制及机制)，厘清市场与政府的职能边界，确保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有效衔接，使市场与政府既不缺位又不争位，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个有效率的市场要靠政府来创造条件。政府的职能是明确界定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制定和执行法律，维护竞争，部分地规制市场，有限地对价格(房租、工资、股价、汇率等)的管制、对贸易的管制，以及有倾斜的产业政策，当好裁判等等。而且，在处理新市场失灵(不完全的信息、不完全的市场、动荡的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多重均衡和路径依赖性)，提供公共物品，满足教育、健康、减少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发展要求，提供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政府具有广泛的功能。在一些全球性协调发展等问题上，在谋求本国利益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可以更有作为。目标是使政府去做它能做得最好的事。面对的挑战则是如何以最低的代价获取政府行动的好处(杰拉尔德·迈耶，2003)。 因此，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强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构建统一开放、机制健全、价格正确、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坚决打破国内阻碍统一市场发育的区域和行业垄断，消除市场分割，最大限度地对全球开放国内市场。建立健全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促进市场发育，增强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自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二)坚定走“四化同步”发展之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四化同步”发展，新型工业化是动力，信息化是核心，城镇化是载体，农业现代化是基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新常态下要促使“四化同步”发挥更强的协同效应，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第一，强化新型工业化的引擎作用。努力改造传统产业，坚决淘汰落后污染产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技术的自主水平，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科学规划产业发展，按照比较优势，促进产业有序转移和承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强力培植国家价值链，突出发展产业集群，培育地区特色产业体系，逐步形成城市群与城市群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第二，发挥信息化的核心作用。信息化表现为智能化、电子化、全球化和非群体化，具有虚拟性、全球性、交互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增强信息技术研发投资，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力推进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促使信息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全面渗透、融合，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业、信息服务业和建设智慧城市，充分获取信息经济的溢出效应。 第三，增强新型城镇化的主导作用。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本，以创新为动力，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融合、集约高效、绿色生态为引领，实现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开放、共享发展。一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二是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推动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三是以绿色生态发展理念引领城乡发展，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四是改革完善城乡规划，准确把握城市、乡村规划定位，强化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和乡村产业协作协同。 第四，夯实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用。深化农村改革，完善现行土地制度和经营方式，健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设施、技术、资金、政策等保障体系，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力度，提高农业产业化、信息化的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有效引导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倾斜，将城市先进的经营、管理、营销理念推广到农村地区，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三)坚定走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构筑区域经济协作共赢的新格局 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第一，破除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体制障碍和区域壁垒，大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全面推进区域资本、技术、人力资源和土地市场建设，建立健全区域要素市场体系，推动市场全面开放，促进要素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推进区域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加快实施居住证制度，完善各类社会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机制，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促使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打破条块分割，建立健全区域合作共赢机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作用，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区域合作网络。大力支持各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协作，创新区域合作方式和区域合作机制。鼓励成立各类区域性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构建区域合作的服务体系和合作平台，促进区域信息、创新、人才资源共建共享。完善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制度和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 (四)坚定走开放发展之路，引领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 开放是我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动适应全球化趋势，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和FDI，从经济小国成功跻身经济大国。新常态下，根据我国的经济地位和发展愿景，必须积极引领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贸易、投资、金融和技术领域领先和引导全球发展，协同推进战略互信、合作共赢、人文交流，主动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和加强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首先，塑造全球化领导者的角色，创造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新格局。推进全球化深度发展，构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体系，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促进跨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实现全球经济合作共赢；改革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主动引导全球经济议程，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稳定增长和金融安全；推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大力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扩大科技教育、医疗卫生、防灾减灾、环境治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减贫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和援助，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全方位开放全球市场，健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推动资金、技术、标准和服务在全球扩散，促进全球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其次，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适度有序推进金融全球化、金融自由化，增强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奠定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确保金融安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必须始终坚守。近年来，我国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开放发展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从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列而言，还有很大的金融发展空间。因此，必须在开放发展中全面深化金融发展。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用人民币加入SDR的契机，逐步实现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自由货币；实现外汇负面清单管理；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五)坚定走绿色发展之路，增强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绿色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在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新政”。中国坚定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在我国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资源环境改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绩效，使绿色发展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加强绿色发展的文化和制度建设。一是培养国民的绿色消费意识和绿色的生活方式，加强对绿色产品相关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人们对绿色产品的鉴别力和认知度。二是提升企业绿色生产意识，将绿色生产理念融入到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坚持在生产过程中实施清洁生产，发展清洁能源，减少废弃物排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三是科学制定绿色发展规划，将绿色发展融入全国和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四是建立健全绿色发展法律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绿色金融创新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出台生态环境保护、低碳发展等相关配套政策。五是制定绿色发展的政绩考核规则和流程，强化绿色发展的政绩考核，尝试实施绿色GDP考核。 其次，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一是加强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技术的研发和引进消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规模，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开展节能技术攻关，大力发展节能产业，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三是加强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四是重点发展风能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和核电等新能源产业。五是注重环境治理，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六是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和发展绿色产业。七是着力发展电子技术、生物、航空航天、新材料、海洋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低碳服务业。 伴随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增长动力发生转换，但中国在追赶型增长阶段的后半程，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强劲，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协调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空间广阔。我们必须充分把握新常态带来的新机遇，主动迎接各种挑战，着力培植经济增长动力，在需求侧充分激发消费需求的活力并与投资需求相协调，在供给侧大力培育先进生产要素并着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切实依靠创新持续生发内生增长动力。在新常态下，把经济增长的动能转化为现实的增长绩效，本质上要靠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68)。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改革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经济增长的现实基础，开放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必由之路，绿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保障。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更加关注低收入阶层和贫困人口，始终把减贫放在突出位置，这不仅是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着力点，而且随着这些人口逐步脱贫进入全面小康，引致有效需求扩大，这本身也是一股强大的增长动力。 ①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2015年1-12月企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速稳中有降》，http://www.miit.gov.cn/n1146285/n1146352/n3054355/n3057267/n3057272/index.html。 ③参见中商产业研究院：《2016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规模预测分析》，http://www.askci.com/news./chanye/20160413/102753718.shtml。 ④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http://www.most.gov.cn/kjbgz/201507/t20150708_120616.htm。 ⑤参见人民网：《2014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首居世界第一》，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31/c70731-26483401.html。 ⑥2011年、2012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都出现了负值，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主动转向内需，而是国际市场疲软以及欧美国家对中国采取对抗性贸易政策的结果。 ⑦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国内生产总值(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 ⑧作者根据《2014、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 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快报数据》，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dtyjsu/。 ⑩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全国城镇土地利用数据汇总成果分析报告》，http://data.mlr.gov.cn/qtsj/201512/t20151229_1393418.htm。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6年3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4.3%》，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11_1341849.html。标签：世界经济论文; 新常态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全球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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