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观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把实践作为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把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理解“新”文明实质内涵的关键钥匙，把人的解放作为构建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关怀。这三者构成马克思文明观的三个基本维度。马克思文明观对统筹推进我国五大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五大文明建设应彰显实践的重要作用，凸显新型和谐的社会关系，其价值应体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文明观，实践，社会关系，人的解放
“文明”问题是思想家们非常关注的重要理论课题，哲学史上思想家们提出了关于文明问题的不同观点。马克思同样十分关注文明问题，认为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马克思的文明观指的是基于人的实践活动，要求建立符合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和追求人的解放的进步观。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为了更好地全面推进五大文明建设，我们应研究和把握马克思对文明的理解。对马克思文明观进行梳理和总结，对我国五大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
古希腊思想家们对文明的理解大多具有整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特别突出地反映在柏拉图对于城邦文明的建构上。柏拉图城邦文明以理念论作为理论基础。理念作为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范畴，也是他考察城邦文明、构建理想国的基本哲学依据。他以抽象的理念论作为建构城邦文明的立论根据，设定了抽象的理念与具体事物相分离，使世界二分为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感性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现实映照。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从抽象的“精神”“理念”出发理解文明，认为亚洲是历史发展的起源，欧洲是历史发展的终点，日耳曼文明是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把日耳曼民族世界作为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后归宿。
不管是柏拉图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建构城邦文明，还是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作为理论出发点理解世界文明，他们都以整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对文明进行理解，这种以形而上学理性思维方式理解现实世界，最终会窒息和阉割历史意识。马克思与他们根本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理解实践，而是从具体实践出发理解观念的构成，从基本出发点上就与他们区别开来。马克思从实践出发，指出实践是理解文明的现实基础，为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提供了一个基本理论维度。
文明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和成果。马克思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恩格斯在对英国社会革命引起重大变革进行思考时，深刻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1〕536实践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本真的生活存在方式。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文明就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实践成果或创造物，不能离开人以及他们的活动来理解文明。
（一）实践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实践活动作为人本真的生活存在方式，马克思认为其根本特征是“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明确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类特性。”〔2〕56人类实践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具体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和科学文化实践。
在物质生产实践的活动中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文明就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只有不断发展，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在社会领域，除了社会基本矛盾，还有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具体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表现。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起主导作用，只有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促进文明的发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在继续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好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
在阶级社会，社会政治实践主要采取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而“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3〕104。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阶级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当社会基本矛盾严重对立发生尖锐的矛盾和问题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4〕161。社会革命能够扫清社会发展中的障碍并消除阶级对抗，为社会的发展创造重要条件。社会基本矛盾还可以通过改革实现自我调整和完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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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4认为，对于成熟期企业，碳信息披露会显著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了检验假设4，对处于成熟期的246个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表5的假设4部分列示了碳信息披露对成熟期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1）CFAt-1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系数为0.0011，t值为2.38），表明成熟期的重污染企业普遍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2） CFAt-1×CDI的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系数为-0.2515，t值为-2.92），表明碳信息披露对成熟期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显著。假设4检验通过。
（二）实践活动的特性决定了文明的基本特征。实践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根本体现能够把自己的意志、目的灌注到对象身上，改变对象的本然存在状态使对象符合自身的需要，这超越了动物式的封闭的、单一的生存方式，而转变为自我主宰、自我超越、不断向未来开放的活动。对此，马克思说道，“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273正是实践活动的超越性、开放性、敞开性，人类自身才不断地发展变化完善自己，社会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实践活动的开放性决定了文明属于具体的历史范畴，随实践的变化而发展。
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作为理解文明的真正基础，正是在人类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建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从中我们可以揭示出文明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首先，文明是一个实践范畴。实践活动作为文明的真正基础，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没有实践活动，文明也就无从产生和发展。其次，文明具有社会性。文明是与蒙昧、野蛮、落后相对的，是人类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积极成果，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最后，文明是具体的历史范畴。文明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实践永无止境，文明不断向前。
二、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理解“新”文明实质内涵的关键钥匙
不同哲学家对文明的实质内涵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卢梭认为文明是人类各种罪恶和道德堕落的根源，从文明的消极影响来理解和把握文明，认为文明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且人的自由被限制、人被奴役，进而对文明持悲观主义的全面否定的态度，预言文明社会必将走向失败。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对文明作系统的精神分析解读的学者，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人的爱欲被压抑的历史，人的性压抑与文明发展的进程是一致的，人的不自由和受压制是文明进步的必然后果。与上述对文明实质内涵作消极理解和把握不同，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并且指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是理解“新”文明实质内涵的关键钥匙。
（一）马克思立足社会关系概念对“旧”文明进行批判。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进行了深刻批判，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出现的根本矛盾进行了无情批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5〕21，共同体规定个人的身份、地位，成为评判一切的原则、标准和尺度，个人依赖共同体而存在，淹没在共同体之中。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总是与主人的奴役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表现为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封建贵族等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后者总是统治、支配前者。因此，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关系是不自由和不平等的。
（四）将课例研讨分析活动做实在，尤其是书面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及时形成经验总结和论文并在全校推广，将研究成果辐射区域更广些。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只具有形式的或抽象的自由，因为这些个人只有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发生联系，个人的独立性必须依赖于物，只有在外部才是社会的个人。虽然这一阶段强调人的独立性，但是这一阶段的个人并不具有彻底的自由性和独立性，也就是说人身依赖关系并没有被彻底消除，并且以物的形式继续存在。“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颠倒地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3〕426。具体表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对人的统治”，也就是资本对人的统治。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而仍然处于被奴役之中。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总结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136可以说，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概括了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特性——“市民社会”精神。“市民社会”概念与“个人主体性”原则具有内在关联性。早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就曾对“市民社会”精神进行过透彻的说明。黑格尔认为，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黑格尔指出，在市民社会中，如果每个人“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7〕224。但与此同时，黑格尔深刻意识到“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7〕351。每个人都把他人当作实现自身需要的工具，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和践踏他人权益在市民社会中实属司空见惯。在黑格尔看来，个体在与他人发生关系时，个体和他人就以普遍性的形式关联在一起，每个人的个体性都会得到发挥，但同时也会导致不同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一是农田灌溉工程规模化管理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栖霞市果园多，经济收益好，及时的灌溉就意味着更多的经济效益；现在农村青壮年劳力多外出打工，从事果业种植的多为中老年人，来回安装拆运机泵管道费时费力费钱，越来越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这些果农强烈要求发展专业化、规模化的灌溉服务，并且灌溉水费支出相对于灌溉取得的收益显得微不足道，果农愿意花钱买服务。而水利工程本身也要求规模化建设和管理。两种需求结合，为农田灌溉工程规模化管理创造了天然的不可割裂的成功前提。
马克思同样深刻地认识到，“市民社会”精神充斥着矛盾和分裂，它遵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逻辑和原则：市民社会“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1〕196。这种二元对立的逻辑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等各个方面，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之间的一系列深层对立。正如美国学者奥康纳所说，由于资本主义文明方式本身的特性，当今资本主义文明面临着两种难以解决的难题。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在包含着无法避免和无法降服的尖锐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走向自我毁灭和灭亡。因此，以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文明方式克服和解决这双重矛盾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由于自由民主国家和资本自身的本性使然，非但资本顺利解决‘第一重矛盾’的能力大可怀疑，而且它成功地解决这‘第二重矛盾’的能力也是不可靠的”〔8〕377。
在开学典礼上，一位教师代表的发言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从来没有听过这般清脆悦耳的声音，言语间文学味浓厚，更让我佩服的是，这位老师没有带讲稿，即兴发言都说得那般自然流畅，文采动人。如果闭着眼睛去听，还能感受到那种韵律感和节奏感。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文明发展阶段的具体分析预设了一个系统的文明发展脉络与框架。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病症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阐发了对未来文明社会的构想——共产主义，即“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才具有真实的平等而不是徒有虚名；只有在共产主义文明阶段，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身之间的尖锐对立问题才能被完全解决和克服，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共产主义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81。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仅仅是满足其需要的手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工具性的关系。对此，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只有当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每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10〕198因此，个人通过劳动创造的对象互相表现和联系，且仅仅被当作手段。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相互利用的心理，每一个人都把他人视为达成自身目的的工具。
我料定田青青这次也会像老孙一样大败而归，除非她指挥带去的人马来一场恶战。果真那样的话，她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凶险的政治漩涡。
（二）构建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成为理解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关键钥匙。只有建立一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才能解决“旧”文明中出现的“二律背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实现对“旧”的社会关系的超越。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人类能力虽然得到了普遍性和社会性的发展，但仅仅是以外在物的形式实现发展。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能力仅仅得到片面的发展。与此相似，古尔德同样指出：“普遍性仅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作为整体的客观过程的属性。而且，尽管资本主义发展了所有人的能力、活动和需要，但这并不是说它发展了所有人的能力。”〔9〕31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相互联系的，而是依赖于交换的商品，人与人之间只是根据交换过程中的商品来承认这一过程中的另一个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5〕104。
三、人的解放——构建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关怀
近代思想史虽然有一大批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抱有信心，如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他们相信通过社会文明的发展能够保证人们的现实幸福。但是他们始终从资产者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保障资产者利益的手段和工具。相反，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时，其价值旨趣和根本诉求是人的解放，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与马克思变革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价值是一致的，其目的就是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只有完成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阶段的转型，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完全解放，人类解放才能彻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才能充分达成。
（一）人的解放程度与文明的发展程度具有一致性。对于马克思来说，社会文明的发展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文明总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而文明的发展程度与人的解放程度成正相关。“所谓‘解放’，就是把人从‘人’和‘物’的强制中解脱出来，从而为人实现充分的自由开辟道路。可见，解放总是与摆脱束缚和强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束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管具体表现如何，它们都代表着人的被奴役状态。摆脱这种被束缚的奴役状态，就意味着解放”〔12〕26。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人的解放程度也在不断地提升。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依附、从属于整体，个人的发展受到共同体的束缚和制约，根本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个人依赖于共同体而存在，个人的身份、地位以及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也是由共同体所决定。
马克思着重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分析，在承认资本主义文明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揭示出“旧”社会中存在着“二律背反”。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1〕10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但同时也深刻地指出这一文明社会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是存在矛盾和冲突。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最早也不是唯一意识到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会导致文明进程中出现“二律背反”。早在18世纪，卢梭就指出，由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社会文明即使不断发展进步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他指出：“由于人类能力的发展和人类智慧的进步，不平等才获得了它的力量并成长起来；由于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不平等终于变得根深蒂固而成为合法的了。”〔6〕149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也秉持同样观点，指出虽然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但是人类并没有由此进入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状态的背反性本质的批判最深刻，指出人类必将超越资本主义“旧”文明走向共产主义“新”文明。
（二）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诉求。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共产主义文明中，由于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克服了以前社会物资短缺的困境，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充分保障。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22，“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承认另一个人的自由并且都是为了提高另一个人的自由而行动的”〔9〕143。只有在这一社会文明阶段，真正的自由与平等才能得到彻底地展开，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总是以退步的形式实现自己的进步”，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存在矛盾与冲突，但是其文明成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实现准备了条件。共产主义文明是在保留和发展以往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展开。共产主义“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1〕474。马克思主张只有在共产主义文明阶段，人才能真正摆脱各种各样的奴役状态，实现人的解放。在共产主义阶段，“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4〕252。人的解放程度与文明发展的程度具有一致性。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才能从前资本主义的共同体和资本主义的“抽象物”的束缚和强制中摆脱出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北江水运发展迅速，船舶往来沟通南北为地区经济作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干流上的五级枢纽船闸通行效率较差，随着近年来沿岸地区水运需求的增大而备受诟病。2014年8月，北江千吨级航道扩能升级工程建设启动，将新建复线船闸7座，2019年4月清远枢纽二线船闸即将建成投入使用，“面对越来越多的船闸，如何更高效运营管理，激活水运活力”成为了航道管理部门的一道必答题。
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个人才能不被强制性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要求的以生产为目的的能力，实现自由发展成为共产主义文明的普遍诉求。在这一文明阶段，贫乏、单调的个人能力恢复了具体性、丰富性，所有人享有主体性上的社会性和普遍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实现了对物的依赖的真正克服，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再以外部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变为相互直接的主体关系。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使人与人之间实现了对旧的社会关系的超越，克服了资本主义内部关系的形式平等与自由，使之转变为真正的平等与自由。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人们能够通过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共产主义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5〕104的基础上，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个人劳动不再是强制性劳动，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劳动转变为人的需要，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15〕174。个人能力也由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中片面、抽象的发展转变为充分的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中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在这里每个人自由发展着自己的才能并取得相应的成就，个人能力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在这一文明阶段中，我是为他人的存在，他人也是为我的存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得到他人的承认与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个性、能力的发展促进他人能力的提高，个人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他人的发展为代价。
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人类将从支配和束缚自身发展的异己力量中摆脱出来，“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16〕564，“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6〕565。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和自由，人的发展才是每一个人的发展，个人才能够平等地发展自身能力，并且能够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不仅能够得到发展，而且各个人的才能、能力等也能够得到发展。
四、马克思文明观对我国文明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文明观对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文明的真实基础、文明发展的动力和方向以及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关怀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视角，为我国当前正在统筹推进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五大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图9中,对应耦合间距d=170 nm的透射谱线中,出现了共振劈裂的现象,这是由于工艺缺陷等因素,微环侧壁出现了类似布拉格光栅的褶皱,使得微环腔中出现互耦合现象,微环腔理论上的最佳互耦合品质因数Qum与实际的互耦合品质因数Qu存在较大差异造成的[23],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一）五大文明建设应彰显实践的重要作用。我国当前五大文明建设的提出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生成的，由之前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当前的“五位一体”，根本上体现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文明也随之不断更新与完善。我国在继承了马克思的发展对于文明基础的理解之上，提出了符合新时代发展需要的五大文明建设。特别是生态文明的提出，深层地植根于当前改革发展的实践需要，从根本上符合我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追求。新时代条件下我们不仅应当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应当更加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当前，五大文明建设立足于现实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矛盾而提出的战略具有内在的合法性和现实基础。正是从实践出发理解文明，我国才能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文明建设的内容，不断更新文明发展理念，转变文明发展方式。
（二）五大文明建设应凸显新型和谐的社会关系。五大文明建设是协调统一的发展整体。我国统筹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其中经济文明建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只有以经济文明建设为中心，才能实现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丰富的物质条件，只有解决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新型和谐社会关系的生成。政治文明建设为新时代和谐的新型社会关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只有大力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充分保障民主、法治、平等、公正等的实现。精神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灵魂，加快推进先进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创新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同时提高人民精神文化水平，引导人民形成向上向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社会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推进社会文明建设能够促使人们平等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推进个人能力发展空间的提升，有利于新型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环境条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是紧密相连、协调统一的。新时代要坚持保护和发展协调并举的新路径，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理念，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协同并进。共产主义“新”文明的实现建立了一种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保证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五大文明建设与马克思构建的“新”文明对于新型和谐的社会关系的追求和构建是一致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新”文明的实质内涵对于我们全面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和构建一种新型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五大文明建设的价值应体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不断追求人的解放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以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关怀的继承和发展。五大文明建设不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物质成果，而且高度重视民主、法治、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有利于新型和谐社会关系的生成，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五大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旨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经济、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五大文明建设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实践，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矛盾而提出来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需要，具有内在的合法性和现实基础。五大文明建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形成辩证统一的整体。五大文明建设的统筹推进有利于建立合乎人性的新型社会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共同发展，成为我国新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大力推进五大文明建设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现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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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9）05-0035-06
〔收稿日期〕2019-05-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哲学发展趋向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自觉”（17JJD720003），负责人贺来；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关系’概念当代哲学视域与现代性困境的超越”（2019C12），负责人刘兴盛。
〔作者简介〕郑琳琳（1992-），女，河南商丘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