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理论对管理学发展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混沌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运用混沌理论分析了组织发展中的复杂性现象。本文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及其管理的无序，并不能说明组织及其管理过程中正熵的增加和负熵的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组织系统的开放性一方面可以使组织系统从外部环境中吸收负熵，但更为重要的来自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可以通过组织的学习来积聚和复合知识和信息。
今天，人们逐步发现，在非线性旗帜下开展的复杂性组织系统的各项研究，对整个管理科学所产生的震撼丝毫不小于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学说，而混沌理论对现代管理学经典确定论更具打击性。后现代管理学是以复杂性的、自相似的即无特征尺度的组织复杂性系统为研究对象。而混沌理论被视为后现代管理学向现代管理学更深刻的挑战。
一、从规则的组织到混沌的后现代组织
1911年，弗雷德里克·W.泰罗（Taylor，1911）发表了伟大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自此，人们似乎窥探到组织管理活动的整个奥秘。在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引导下，人们取得一项又一项的成功。许多预言获得了验证。这一切都似乎表明了组织管理活动的规律已经被洞察，蒙在自然头顶上的神秘面纱已揭开。人类已经洞悉了上帝的旨意。对泰罗这样的科学管理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是不能确定的，未来同过去一样都历历在目。
按照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说法，组织及其管理就像一架运营良好的机器，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是简单的、明晰的、线性的，从而为规则的、可预测的组织及其管理运动提供了前提。以泰罗为代表的古典管理学倾向于强调稳定、有序、均匀和平衡，过程是可逆的；古典管理学的各种假定是以这样的基本信念为中心的，即相信在某个层次上世界是简单的，而且被一些时间可逆的基本定律所支配。因而，管理学既具有普遍性原理的适用功能，又具有对未来的预言功能。
似乎，组织及其管理运动的规律在“科学管理”创生那一瞬间发动，从此以后，组织及其管理像一台加足了油的机器按指定的可确定的理性轨道上运转。这是一幅完全确定性的组织及其管理图景，并未给各种偶然性留有任何余地，组织及其管理的未来完全由它的过去决定。在当时科学管理学者眼中，组织成了一个巨大的钟表机器。它按照已被揭示的固定规律摆动着。组织中的人本身在组织管理活动也没有自由贯彻自己意志的余地，因为组织及其管理系统最终也只不过是由遵循自然法则的各组成部分构成的。
现代组织之父是牛顿的科学和笛卡儿的哲学（Descartesianism），现代组织之母是工业经济时代，两者共同孕育并支配了现代组织的演化。迪伊·哈克（Hock，1999，P51—52）指出：“也许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柏拉图（Plato）或更早。不过直到牛顿的科学和笛卡儿的哲学之后，才算是孕育了这些概念的现代版本，形成了机械性的思维。自此以后，这种思维就主导了我们的整个想法，我们的组织性质，乃至西方工业社会的结构，其影响之深少有人能完全体认，而且还迅速向全球扩散。这种思维甚至认为宇宙乃至其中万物，无分物理、生物或社会层面，都可以化简为类似钟表的机械运作，各个组成零件均以精准可测的线性因果律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能完全解析个别零件及其作用，即可据以重建世界及其中万物……”
虽然，我们觉得这样的科学管理观念并不能反映我们的实际生活。但科学管理实践中的成功，带给管理学家们越来越大的自信。这凝聚成一种信念：组织管理活动是可以被预知的。只要我们明白了支配组织管理活动的规律，那么我们就能推察过去，预言未来。组织管理活动的统一规律已找到了，组织及其管理的图景已被描绘出来了：组织不过是一台由各种物质构成的钟表机器，科学管理使我们通过维持一个稳定状态的系统来判断组织的成功。如果这种状态被破坏，那么组织的管理者的作用就是去重新确立这种平衡。既然稳定态成为成功的标志，那就暗示着秩序应当从上而下的施加，从而导致垂直性的、管理——控制型的领导关系以及科层制结构和等级。这种统治型的组织模型和“科学化”管理，保证了规则、预测和效率，并使一种长时期的计划和对未来的预测成为可能。在泰罗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机械型组织不但是管理学家们的信仰，而且作为一种隐喻（metaphor）渗透进现代管理学范式之中
，支配着人们认知管理世界的模式。
古典管理学问题在于，它认为只有永恒的定律才被看作是管理学理性的表现，暂时性仅仅是一种幻影，没有科学的价值。正因为如此，西方古典管理学的伟大奠基者们特别强调组织及其管理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企图寻求包罗万象的图式，普适性的统一框架。
然而，关于组织管理活动的这种图景难道是真的吗？
管理熵定律（management entropy law）指出：组织管理活动的熵在不断增加。或者说，组织及其管理将变得越来越无序，最终组织及其管理的前景是进入热寂状态。这是一种新的关于组织及其管理的图景。
当这种图景作为一种隐喻进入到后现代管理学领域时，也创造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管理世界的认知模式。现在，人们逐步发现，在非线性旗帜下开展的复杂性组织系统的各项研究，对整个管理科学所产生的震撼丝毫不小于20世纪初的科学管理和人际关系学说，而混沌理论对现代管理学经典确定论更具打击性。混沌意味着管理者不得不学会与这个“非理性”、“不确定性”的环境相处，复杂性组织系统是一个混沌系统。即系统对初始条件具有敏感性。由于这种敏感性，微小的原因引发导致了巨大的结果。这如同前人所表达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同样的意思。“这种复杂的连结性有一种性质，使事物能立即产生秩序，此时的现象无法由个别的知识来理解，而这种秩序也不见得依循线性的因果律。他们认为，所有复杂而有适应能力的系统都存在于混沌的边缘，它们也具有足够的自组织能力，以创造我们称之为‘秩序’的认知型态。”（Hock，1999，P23）
或许真正令人奇怪的，却是管理学在很长的时间中并未受到这种常识的影响。
二、混沌带给我们的认识
混沌这一科学领域中的革命又很快渗透到后现代管理学领域，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管理世界的认知模式，成为人们认识组织及其管理的新框架，并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看待组织及其管理的方式，关于组织及其管理的图景也因此发生了转变。严格地说，混沌理论是从物理学中引入到管理学中来的一种组织理论。混沌理论的基础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假设，即所有的组织都是在一个动态的、不可预测和混沌的环境中营运，为了应付外部环境的混沌，应提倡刺激连续的内在混沌（Stacey，1993）。
作为一种新的隐喻与关于组织及其管理的图景，混沌带给我们多方面认识。
第一，钟表机器式组织所代表的经典确定论在混沌观下宣布了破产。由于在复杂的系统中，事物的变化会受到微小干扰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微小干扰所造成的误差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无法避开，这就意味着人们对这些复杂系统的预测是极其有限的。“某种不稳定的存在可以被看作某个涨落的结果，这涨落最初局限在系统的一小部分中，随后扩展开来，并引出一个新宏观稳定态。”（普里高津和斯唐热，1987）
因此，混沌理论向人们展示了想全面控制组织及其管理活动的理想只能是一种幻想。混沌系统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预测、操纵并控制的。混沌意味着，我们或许到了改变控制、征服自然观的时候了。这就使管理学失去了预言功能。
第二，混沌的研究，使人们对有序与无序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简单的规律可以产生出无序的混沌，而混沌中亦存在着规律与有序的东西。或者说，复杂、混沌的过程能产生清晰、规则的结构。有序与混沌还往往会纠缠在一起。在某种尺度内看似有序的东西，放在更小些的尺度上看，又变成无序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自组织”这个很令人回味的概念过程，可以使组织系统通过从环境中吸取负熵，从无序和混沌状态中“自发地”产生出时空有序的组织结构或状态。而由于系统的非稳定性因素的存在，有序在进一步发展中，会出现一个突变点，或分岔点，在这个分岔点上，系统既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更加有序的阶段，也可能陷入到无序的混沌之中。因此，混沌到有序，有序到混沌形成了一个类似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第三，通过对混沌的研究，人们对必然性与偶然性之关系获得了新的洞察。在泰罗式的组织及其管理图景中，只有必然性高踞于王位之上，偶然性被排除在外了。而在混沌论的图景中，偶然性找到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由此我们明白，一个复杂性组织系统的发展中既依靠必然，同时又深受偶然性之影响。两者共同决定了一个系统的命运。
第四，从混沌理论的角度来看，注意系统间如何彼此竞争，不如关注系统间如何彼此依赖、相互关联更为重要。混沌科学家发现在市场竞争中充满了所谓的“协同进化”的例子。战略联盟是协同进化和合作的一个精巧复杂的例子。从产品的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销售商，所有的企业组织都在相互依存中演化，以数不清的精微方式彼此协作，从而保证了彼此的共同生存。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竞争与合作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概念，它们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或许这就是战略联盟应运而生的重要原因。
第五，混沌理论为我们提供新的整体观。混沌理论为组织系统的整体观思想注入新的洞见。斯塔利（Stahley，1995）指出：“包括混沌理论在内的现代非线性系统理论的引入，将会使得系统管理理论重返管理科学的舞台，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混沌理论的发展，作为一种科学思想的混沌不但正在演变为一种新的管理隐喻，而且进一步正在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看问题的世界观。
三、混沌理论对管理学发展的启示
混沌理论的研究首先从根本上改变了偶然性与不确定的地位。从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一直被认为是来自组织外部的扰动，应该避免或忽略不计，即使是对它有所考虑，至多是“为必然性开辟道路”。
在现代管理学范式中，秩序的选择和对非秩序的摈弃占据流行地位，但在后现代管理学的范式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1994年8 月在美国达拉斯市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管理大会上，复杂性理论和混沌理论是大会的重要议题，大会的主题报告之一是“一个蝴蝶何以搅乱一个行业”。大会的一个专题性讨论的题目是“混沌与复杂性：关于管理学研究中概念、理论和策略的对话”。汤姆·J.彼德斯（Peters，1988）发现，我们花了几十年教导人们从混沌中创造秩序，但是现在将不得不再花10年从秩序中创造混沌。为了培养适应能力，我们必须让系
统接近无序状态。这就要给予系统内各群体权力，让他们进行试验，与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他们可以突然改变行径，偏离原来的行动轨道去探索新的东西，然后经过多次尝试性的摸索之后，获得突破性创新带来的硕果。为了增强系统的适应能力，系统必须在计划性与非计划性行动之间实现平衡。系统的灵活性、非计划性以及无序特征，足以使系统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与适应能力；同时，系统又具有稳定而有序的计划性行为，这种有序状态不是僵化不变的，而是在变动中的适应（罗珉，2003）。
分形理论（fractal theory）的创始者美籍法国数学家曼德布罗特（Mandelbrot，1982）断言，欧几理德几何学（Euclid）是“呆滞”的，不规则性却是活跃的，不是噪声，而是自然界创造力的标志。在后现代管理学的范式中突出联系、相互作用、反馈等的意义。每个事物都处于与它事物的关系中。日本一桥大学教授野中郁次郎（Ikujiro Nonaka，1988）通过对日本企业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后发现，混沌理论可以用来说明这一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现象。
美国管理学家汤姆·J.彼德斯（Peters，1988）指出：“混沌理论向人们熟知的管理知识提出了挑战，也向传统的管理实践提出了挑战。”后现代管理学认为，复杂性组织系统的随机涨落创造了组织及其管理的世界。换句话说，组织及其管理的世界并不是一种静止的稳定态，它并不是“存在”的，而是不断发生和演化着的动态过程。传统管理学思维中的那种纯粹逻辑分析和演绎，往往是在构成论意义上而非生成论意义上来进行考察现实世界的静态思维，而这恰是远离于生生不息的现实世界的。同时，正由于我们的世界原本就是一种有机构成，系统中无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因而要准确地描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惟其如此，这使得任何对社会生活中的事件的分析都不能孤立地进行，而必须用之以整体性思维，那种机械地将事物孤立分解出来的还原论思维方式是无法担当这一重任的（彭新武和姜璐，2002）。
汤姆·J.彼德斯在分析现有组织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牛顿型组织”（Newton organization）必将为“混沌组织”（chaos organization）所取代，未来的管理将从控制走向混沌。他认为（Peters，1992），我们告别了命令和控制的时代，迎来了一个以“好奇、创造力和发挥想象力的新时代”，新的组织需要新的技能。因此不要试图去进行指挥——控制的管理过程，而应去支持资源的分派、知识的再配置和适宜文化的设计，让管理学在真实的经历和过程中进行发现和描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东西开始动摇，未来的形态就掌握在我们这些雕塑者手中，我们为自己而雕塑未来。”（Handy，1989）在这种新秩序中，成功的秘密就是不断证明自己错误的能力，去挑战自己思维的能力，去不断的实验和验证每一种可能选择的能力（彭新武和姜璐，2002）。
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及其管理的无序，并不能说明组织及其管理过程中正熵的增加和负熵的减少是一种必然趋势。组织系统的开放性一方面可以使组织系统从外部环境中吸收负熵，但更为重要的来自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的组织可以通过组织的学习来积聚和复合知识和信息。正如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1989）在《微观世界》（Microcosm）一书中所说：“思维征服了微观世界，超越了所有的熵陷阱，推翻了物质本身”。这表明，管理熵定律受制于知识和信息，后现代组织不仅仅是处理信息的机器，而且要善于创造出新知识，知识和信息可以超越由组织及其管理产生的正熵所带来的成长极限。
汤姆·J.彼德斯（2002）在《追求卓越》出版20周年之际，坦陈了它的缺失。他关心的是，2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需要追求卓越吗？答案是：今天的公司无需追求20年前他所标榜的“卓越”（excellence），因为那样的“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有意无意编造的一个真实的谎言（a truthful lie），“追求卓越”（in search for excellence）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20年后的汤姆·J.彼德斯终于清晰地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非理性的混沌时代，企业经营世界里没有现成的蓝图和路线图。企业经营世界里“全是重大的试验，是还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一个变化着的盛宴，一个与时俱进的进化故事”。统治这个世界的第一条原则是“天知道”（God alone knows）。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结果只有天知道的世界里，无所作为岂不是“最佳办法”？恰恰不是。因为如果管理者无所作为，那么管理者就是已经断定了最终的结果（即失败），把50％的概率谎称为100％。 所以随“天知道”而来的，是第二条原则“大胆闯”（screw around vigorously）（麦肯锡咨询公司专栏，2002）。“大胆闯”就是我们今天追求卓越的方式——追求组织的变革与创新。知识经济的基础——呈非连续性、突发性增长的知识决定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组织的变革与创新的下一步只能是“天知道”，决定了我们惟一符合时宜的行动方式是“大胆闯”。而这就是在非理性状态的时代，无论是表现为非理性的繁荣还是非理性的衰退的时代，成功的商业领袖惟一始终恪守的姿态。
汤姆·J.彼德斯（Peters，1988）认为：“混沌将导致一场革命——一场必要的革命，向我们自以为熟知的关于管理的一切知识提出挑战。”在后现代管理学家眼中，蝴蝶效应会引起风暴，复杂性组织系统中初始测量所不可避免的误差和计算中舍去的尾数将在迭代中放大，还有各种扰动涨落，这一切使未来是如此不确定，又不可预言。于是管理学在失去了普遍性后，又失去了预言功能。
对于这个世界，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睿智地说：“我知道我不知道”。今天，查尔斯·汉迪（Handy，1989）率直地指出，在非理性年代里， “只有一句预言能站得住脚，那就是——没有一句能站得住脚的预言。”
或许这正是古希腊智慧之神德尔菲神庙（Delphi）前石碑所告诉我们的：“认识你自己”，管理学的发展就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后现代混沌的组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