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外交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外交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贡献。①然而，与国内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此起彼伏的理论热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的外交学研究不仅缺乏理论导向的研究成果，而且当代中国外交本身也未能成为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关注的核心。考虑到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和学科建设的要求，后一种情况尤其令人担心，正如肖佳灵指出的那样，“没有对当代中国外交研究本身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建设，何以谈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②
事实上，外交研究当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在历史学科中已经处于边缘化地位，③而国别外交研究也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中属于非主流研究。④而且，从事外交研究的学者面对在外交一线工作的同事时，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当代外交学奠基者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所感受到的——被“待以令人迷惑的蔑视，尽管态度还算友善”。⑤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就下列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为什么外交学研究被边缘化？如何使外交重新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核心？如何加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建设？
一、外交和外交研究面临的挑战
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外交尚有一席之地。摩根索一方面称外交是“为永久和平创造前提条件的方法”，但同时也强调外交是国家权力要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国际和平只是它一般功能的一个特殊方面而已，外交涵盖了外交政策的全部领域，其任务包括：根据实际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力来决定自己的目标；评估别国的目标以及实现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力；确定这些各不相同的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是彼此相容的；必须利用适于追求目标的手段。⑥
如果说摩根索在很大程度上还很重视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外交的话，那么其后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则基本上忽视了外交。⑦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重点关注的是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国际体系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国家相对权力变化和国际体系结构的特点解释国家的对外行为。⑧显然，对于新现实主义者来说，建立外交理论是不必要的。虽说修正后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强调外交政策是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之内，以及两个层次之间的复杂互动结果，但是它也认为外交政策是由体系因素决定的，外交方式和手段也非需要关注的对象。⑨新自由主义虽然重视国际合作，但在其理论框架中，国家行为被看作是由国家—社会关系所决定的。⑩因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要分析的是国际政治中不同团体的偏好及偏好的制度化。外交“只是在国际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情境中产生作用，而这些影响到了行为体的动机”。(11)所以，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看来，外交并不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它只是促成动机的一个工具而已，也不具备理论价值。(12)
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这种被冷落的状况恰与外交衰落的趋势相符合。摩根索对此早有洞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里，外交官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作用变得更小了，从而外交作为一种管理对外事务技能的式微也就变得愈显明显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外交已经丧失了活力，其功能萎缩的程度在现代国家体系的演进中是史无前例的。”(13)几十年后，不仅摩根索希望的外交复兴没有出现，反而有人认为外交面临着更大的危机。首先，外交的权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起，越来越频繁地出现针对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官的恐怖袭击事件，对在很多地区的外交官来说，这份职业竟成高危行业。有学者认为，这种针对外交代表的袭击实质上是非国家力量对国家权威的挑战。(14)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当代外交准则一再被破坏，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国家间外交活动较之以前更加频繁，但是外交手段的可信性却在降低。其次，在体制上，各国外交部及其掌管的传统外交机构的核心地位也正在被逐渐侵蚀，职业外交官再也无法垄断外交，不仅其他国家部门，而且来自私营部门的机构也开始参与到外交事务当中来。(15)更为关键的是，国家的外交政策也面临着不断被掏空内容，以及在国际关系行动进程中丢失重要地位的问题。(16)这些都突出表明了国家权力的衰弱导致政府主导的外交日渐式微。
冷战后，新的功能性议题占据国际关系中心，传统外交方式显得不合时宜。特别是在美国，专精一国或地区的知识及地区研究的价值受到置疑，(17)国别外交研究得到越来越少的资助和关注，传统的外交研究面临巨大挑战。而美国国际关系学界重理论轻历史的倾向又加剧了外交研究被边缘化的趋势。对美国国际关系学者来说，他们追求的最大学术贡献是能够提出理论视角，沃尔兹等学者受到尊重是因为他们发展出新的理论推断或澄清了旧理论。由于政治学追求建立普遍化的理论，传统的外交研究和地区研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就十分有限。比如1996年，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贝茨(Robert Bates)对地区研究的指责就曾经引起过轩然大波。他写道，“我长时间来一直认为地区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问题”，“从事地区研究的社会科学家滑向了人文学科的阵营”，“学术界的共识是，地区研究无法提供科学知识”。(18)美国国际关系学追求科学性造成的不良后果是研究离现实越来越远，国际关系学变得无法为政策实践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撑。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言，其后果的表现之一是直接导致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缺乏既通语言又了解他国国情的专家。(19)于是，很多著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呼吁学术界重视实际政策的需求，开展和政策相关的理论研究。(20)然而实际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非常困难的，其原因除了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所说在于“学者和政策实践者之间的两种不同文化”以外，(21)还在于“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要求人们付出不同的激情和劳动。(22)
约瑟夫·奈和亚历山大-乔治等人都认为，跨越或缩短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策实践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方式之一是鼓励两者间的人员交流。不过，由于个人背景、兴趣和体制因素的区别，最终也只有少部分人愿意或能够如此转换。事实上，既然学者和政策实践者分工不同，那么术业专攻应该是符合从业规律要求的。重要的是，至少部分国际关系学者的智力产出应该对政策实践者有用。而由于这种实践需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显然应该重新“找回外交”。(23)因为，无论是从尼科尔松式以外交业务的角度来认识外交，还是从基辛格式以治国方略的角度来看待外交，外交都是帮助理解和认识国际关系到底如何运行的关键所在。(24)在实际功用方面，外交研究比国际关系理论能够更好地满足政策实践者对学术界的要求，同时它也比较容易吸收和借鉴政策实践的经验。而且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趋势来看，由于全球化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内政治、社会因素对塑造国际关系的影响。(25)外交政策正好处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接合部，如克里斯托夫·希尔所说，“外交政策是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核心部分，即使它远难称得上这一问题的全部。由于某些好的和坏的理由，它目前被忽视了，但它必须回到中心位置。”(26)
二、外交是一种国际制度
按照道格拉斯·诺思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或者是用来塑造国家交往的人为限制。制度具有正式规则、非正式限制和推动机制等三个维度。”(27)这样看来，外交就是国际社会中的一种制度，它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确定国际行为体行为、管理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和准则的集合。(28)这同时也是外交作为政治现象和社会实践的实质所在，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要使外交学理论化，也需要研究者把握这一实质。在已有的国际关系研究中，“英国学派”对作为国际制度的外交情有独钟，(29)马丁·怀特称“外交是国家之间交流的体系，外交制度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主要制度”。(30)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则指出，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近代欧洲外交和外交制度使得现代民族国际体系内形成一些“永远有效的原则和规则”，它们虽然还称不上是外交学，但至少是“一种处理对外政策的成熟智慧”。(31)布尔则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外交是如何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在他看来，首先，外交制度和惯例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存在，使各成员国共同接受国际社会的规则和协议；其次，增进相互了解，促成政府之间的协调，推动关于国际条约和其他协议的谈判，减少各国之间由于误算、误解和偏见而引起的摩擦；再次，外交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就是它的象征作用。(32)对外交史的考察也表明，这种建立在得到各国共同接受的、规范行为的法律和惯例，以及建立大国共识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对于维护国际和平和防止冲突至关重要。
学术界对于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社会学方法、历史方法和理性选择方法。(33)其中后两种在政治学研究中运用较多。历史方法更多注重大问题和政治现象的变化，在其研究问题中，进程和结果同样受到关注。此类方法的优点在于其“深刻性”和“综合性”，它重视历史经验，因而能够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也特别擅长分析制度和其他社会因素之间如何互动。(34)在外交学领域，约恩森和霍尔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同时也借鉴了社会学理论框架（他们自己称之为“历史社会学方法”）对外交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35)在论证了外交制度化和礼仪化的历史过程之后，他们分析了外交的三个要素：交流(communication)、代表(representation)和对国际社会的重新生产(reproduction)。这些要素存在于任何历史时代，是外交的实质同时也是国际关系的实质所在。他们的研究对外交学理论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然而，就对于追求简约理论的社会科学来说，这种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在追求逼近历史真实和准确性的同时，历史方法可能也弱于提供普遍性和简约化的理论，而这恰恰也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学理论所需要具备的特性。因此，在外交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的理论路径中，理性选择方法始终是无法回避的选择之一。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方法着眼于三个问题：“制度的有效性”、“为何制度是必须的”及“制度的持续性和特定选择”。(36)理性选择方法比较容易使学者建立起因果关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其受到批评之处也往往因为它的“单薄”和“过于简单化”。不过，就推动理论化的外交学研究和确定比较明确的研究议题和界限而言，现有的理性选择方法同历史制度主义方法一样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理论视角。(37)
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在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同样，在传统的外交学论述中，信息交流也一直被看作是外交的本质特点。如英国学者艾伦·詹姆斯认为：“联系是外交的核心。”“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联系。在国际上，外交制度提供了这个决定性的要求。”(38)围绕着信息交流这个核心，制度主义能够为外交研究提供具体的分析框架。按照制度产生效果的不同机制，笔者尝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其对外交研究的启发意义。
第一，制度和“预期聚合的关键点(focal point)”。各国外交在国际关系中面临的最根本性问题也许是所谓国际无政府状态，由于缺乏中央权威，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得面对“性别之战”的困境。他们即便是想要合作，也难以找到各国外交政策的聚合点。不过，国际制度倒是能够帮助国际关系行为体找到合作的关键点。所谓关键点，按照托马斯·谢林的研究，“人们通常只有在得知别人将做出和自己同样的行为时，才会与他人产生共鸣，达成某种共识。大多数情况下——对那些参与此类游戏的人来说，某个关键点使双方成功地对彼此预期做出判断，从而达成某种默契。”(39)格雷夫指出，制度提供了合作方预期聚合的关键点并且能够使他们以确定的方式而行为。(40)外交中的互惠原则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如约恩森和霍尔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所分析的那样，“互惠”是所有外交实践中的核心规范。(41)互惠的主要含义是一方给另一方以某种优遇，另一方即给以相对称的回报，它体现的是“均衡的交换”。在外交实践中，互惠对等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各国调节其行为，它虽不必然导致国际合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特别由于国家对于回报有着类似的预期，所以容易寻找出分歧解决方案的参照系。
第二，制度和承诺的可信性。外交政策实践中最为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做出具有可信性的承诺，国际关系中存在“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缺乏可信承诺的缘故。而外交制度——无论是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制度、还是国内的外交决策体制和执行体制，都具有提供可信承诺的功能。对此，最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无疑是双层博弈理论中所关注的“捆起双手”(Tying Hands)机制。研究者们认为，外交谈判中被国内制度“捆起双手”的一方往往能够赢得更多的外交谈判层面上讨价还价能力，因此“捆起双手”更容易让谈判者做出的承诺可信。(42)国内制度可以使外交承诺更加可信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所谓“观众成本”效应。舒尔茨等人的研究表明，某些国内制度安排可以提高外交决策者违背承诺的成本，因而一个国家发出的外交信号的可信性与其国内成本高低有很大关系。(43)在国际层面上，外交制度虽然无法建立强有力的执行机制，但是“国际组织代表一种集体的第三方，应邀从事非技术性和最广泛意义上的含蓄的调解方法”，(44)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外交承诺的可信性。
第三，制度和威望。制度主义十分关注国家声望问题，很多研究从维护威望的角度去解释国家为何要作出或不做出承诺的问题。而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国家威望的关注也的确源远流长。摩根索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对国家实现威望政策的两种方法进行了分析，这两种方法分别是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45)而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外交政策中对国家威望的追求其实也是建立承诺可信性的过程，国家威望或声誉之所以起作用，“是由于国际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在无法确知先前主体行为的情况下，行为体往往会诉诸声誉来预测其行为”。(46)
第四，制度和规范的内化。制度能够整合信息并形成信念体系，进而帮助行为体建立行为规范。行为体对制度规范进行内化，使之成为自身认同的一部分。(47)汤姆兹研究了国际法律协定对国内偏好和信念的影响，他发现，虽然国内民众受教育程度、政治倾向和收入情况有差别，但是他们从整体上都倾向于更接受和执行国际法律协定，而非违反它。(48)此类研究表明，国际制度有使国家行为逐渐规范化的作用。就具体的外交制度而言，“一个置身于国际社会的正常国家，都必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外交制度，遵循其特定的运行规律，不管这一国家是何种类型的国家。”(49)此处所言的遵循“国际惯例”和“运行规律”都是指国家应在外交行为规范和外交制度上适应国际制度的要求，而且这种适应过程已经被历史发展所证实。(50)
三、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几个议题
针对理论如何能够有益于政策实践的问题，美国学者乔治曾提出，仅追求建立普遍化的理论无法满足政策实践需要，更有益的是那些和外交政策操作层次上有关的理论，诸如威慑、强制性外交、危机管理、预防外交、调停外交等等。(51)我国学者在探索建立新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十分重要的工作，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宏观层面上的理论研究和战略思想阐述。而为了使我国的外交理论能够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应用价值，尚需更多较为具体的理论研究。(52)对此，前述制度主义的外交研究视角能够对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提供一些有益帮助。以此来看，有四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即：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问题；外交制度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大国威望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和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其中后两个议题已经受到我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及其对中国国内政治、社会转型的影响方面，我国学者发表了大量的优秀论著，(53)当前缺乏的是个案研究。同样，在探讨如何塑造中国国际形象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等方面，我国学者在近两年里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现在仍需要加强的还是探讨其和外交手段之间具体关系的问题。
当前被国际关系学界或多或少忽视的研究议题是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问题。在新中国外交理论体系中，和平发展与互利共赢是精髓。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互利共赢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互利共赢是和平发展的自然逻辑延伸和实现形式。而我国学者关注和平发展这一主题要远远超过互利共赢，分别以“和平发展”和“互利共赢”为主题和关键词在学术期刊网上检索的结果对比就非常明显。这大概是因为在很多人的理解中，互利共赢的实质无非是利益的整合而已，并无多少理论性可言。然而实际上，实现互利共赢的方式需要超越单一的利益思维模式，缺乏对互利共赢方式的理解会使得和平发展仅仅成为原则的宣示。
在外交实践中，由于对于互惠的预期不同，国家之间经常对于实现互利共赢的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中，讲大局和强调政治共识常常是互利共赢的前提，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所谓互惠互利就是权责利的交换，中国的主张因此显得有点“虚”而难以理解。对此，已有学者从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角度进行了阐释。(54)而从互惠原则的角度来看，中国和西方传统社会关系中对于互惠原则的理解差异也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人指出，“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为情感基础，是儒家互惠原则的独特处。重视仁爱之类情感，强化了儒家互惠原则所主张的较特殊的利益取向，即注重长远利益及当事人个体利益的均衡。”(55)因此，在中国的互利共赢主张中，互信和合作关系是具有人情和情感诉求的成分在其中的。因此，进一步探讨互利共赢的实现方式就不仅仅需要我们拓展利益交合点，而且也需要从外交上探讨交流和调整互惠预期的更多可能性。
从外交制度层面来看，当代中国外交制度正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处于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中国政治体制日趋理性化，科层分明和分工精细是理性化管理的内在要求，在这个体系中，外交部和外交官队伍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国外交的决策和执行体制又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分权与扩散。
海外学者较早注意到中国外交制度变化对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如兰普顿(David M.Lampton)等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制度正在经历多元化、分权化、制度化和专业化等四种进程的影响。多元化是指参与决策的行为体不仅增多而且更加多样，甚至包括一定数量的非政府行为体。分权化表现为外交和外事工作已经不仅是外交部的专权，而且商务部、国防部、安全部和政府相关领导人专有权限也被各种参加进来的行为体所分享。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更加分散、细化和重心下移。制度化特征体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同时部门分工也愈加细化。专业化表现在中国的外事干部的专业素养越来越高，中高级官员都受过一流的专业教育。(56)近几年来，关注中国国内社会力量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也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郝雨凡和林甦主编的《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一书围绕着公众舆论、大众媒体、互联网、思想库、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商务影响和地区因素等主题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分析。(57)考虑到双层博弈的逻辑，学者们开始关注国内制度和社会因素变化对中国外交的议价能力以及承诺可信性的影响。(58)
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这些变化到底是增强还是减少了中国外交承诺可信性的结论依然是开放性的。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角度和中国学者并不都一样，比如他们大多强调所谓民主制度国家具有良好的声望和承诺可信性，倾向于关注中国国内制度对于国际制度的适应和调整。对此，苏长和等已经提出要有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视角。(59)中国学者不仅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议题设置等方面需要掌握主导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方法上也要迎头赶上，事实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差异。
结语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进程中，外交联系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也从未出现过像现在一样的来自政策实践的理论需求，从制度主义视角分析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及外交实践，将有助于进一步建立、丰富和发展与实际政策相关的中国外交理论体系。
注释：
①本文所论述的外交学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外交研究和外交政策分析。有些西方学者强调外交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差异，认为外交只是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或手段而已，参见Jose Calvet De Magalhaes,The Pure Concept of Diplomacy,New York and other cities:Greenwood Press,1988.Alan James,“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9,No.1,1993,pp.91-100.我国一些通用的外交学教科书采用了这种观点。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仅强调作为外交政策手段的外交是对外交不完整的认识，会导致把外交仅仅理解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业务和技巧，参见Paul Sharp，“For Diplomacy:Representation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No.1,1999,pp.33-57.我国学者金正昆也指出，把“外交的目的理解为实现本国外交政策的提法有失精准”。参见金正昆：《对外交学研究若干范畴所进行的思考》，《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3期，第74页。本文也将尝试指出外交的实质内涵要大于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其实，即便是以狭义角度来论述外交的学者如尼科尔森也不得不承认：两者的理论其实是“相互影响的，目的决定方法的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参见〔英〕哈罗德·尼科松：《外交学》，眺伟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页。对于21世纪初中国外交研究的综述参见牛军：《世界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2-121页。
②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1页。
③参见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5.针对美国的情况，哈贝尔等人甚至称，“在国际关系依旧是政治学系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同时，外交史研究在大部分历史系中几乎已经消失了”。参见Stephan Haber,David Kennedy,Stephen Krasner,"Brothers under the Skin: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34.
④江忆恩：《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理论趋势及方法辨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8期，第64-73页。
⑤〔英〕杰夫·贝里奇：《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陆悦璘、高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⑥〔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3页。
⑦约恩森和霍尔认为，外交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被边缘化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第一，国际关系理论是“政治空间自下而上的概念化，任何‘国际’的事务都源于那些自治的国家”；第二，国际关系理论是实体主义者(substantialist)而非关系主义(relationalist)者。详见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Essence of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2005,pp.12-15.
⑧〔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
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8页。
⑩Andrew Moravcisk,"Taking Preferences Seriously: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No.2,p.513.
(11)Robert Keohane,"Theory of World Politics:Structural Realism and Beyond," in Robert Keohane ed.,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1989,p.52.
(12)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Essence of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2005,p.17.
(13)〔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69页。
(14)Jose Calvet De Magalhaes,The Pure Concept of Diplomacy,New York and other cities:Greenwood Press,1988.Alan James,"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9,No.1,1993,pp.96-97.
(15)Rik Coolsaet,"The Transformation of Diplomacy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New Millennium," Discussion Papers No.48,Leicester:Leicester Diplomatic Studies Programme,1999.
(16)〔英〕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陈寒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17)Stanley J.Heginbotham,"Shifting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October 19,1994,pp.A68-69.
(18)Christopher Shea,"Political Scientists Clash Over Value of Area Studie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January 10,1997,pp.A13-14.
(19)Francis Fukuyama,"How Academia Failed the Nation:The Decline of Regional Studies," SAISPHERE,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20)See Joseph Nye Jr.,"Scholars on the Sidelines," Washington Post,April 13,2009.Stephen M.Wal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8,2005,pp.23-48.Alexander L.George,"The Two Cultures of Academia and Policy-Making:Bridging the Gap," Political Psychology,Vol.15,No.1,1994,pp.143-172.Alexander L.George,"Knowledge for Statecraft:The Challeng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p.44-52.
(21)Alexander L.George,"The Two Cultures of Academia and Policy-Making:Bridging the Gap," Political Psychology,Vol.15,No.1,1994,pp.144-145.
(22)〔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23)这里强调“重新找回”主要是因为在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主义传统中，最早的起点其实是从外交政策研究开始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脱胎于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有关外交政策的论述("Primat der Aussenpolitik")。参见Harald Mueller und Thomas Risse-Kappen,"Internationale Umwelt,Gesellschaftliches Umfeld und Aussenpoliitscher Prozess in Liberaldemokratischen Industrienationen," in Volker Rittberger Hrsg.,Theorien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PVS-Sonderheft,Nr.21,Opladen 1990,S.375-400.
(24)鉴于外交一词被人们以不同方式使用，尼科尔松建议采用牛津英语词典中对外交的定义：“外交就是用谈判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是大使和使节用来调整国际关系的方法；是外交官的业务或技术。”有意思的是，虽然尼科尔松和基辛格两人所撰写的著作都名为Diplomacy，但在中文中被分别翻译为《外交学》和《大外交》。
(25)熊炜：《双重运动：全球化是否不可避免？》，《外交评论》2007年第5期，第108-112页。
(26)〔英〕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第21页。
(27)Douglas C.North,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p.1-35.
(28)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Essence of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2005,p.25.从政策过程的角度出发，高飞提出，“外交的本质是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其过程包括外交决策、外交政策实施、效果总结等三部分。这种行为过程的结果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管理机制，也构成了外交学研究的全部内容。”参见高飞：《我国外交学研究的现状和主要问题》，《国际论坛》2007年第1期，第34页。
(29)“英国学派”的首批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即以《外交探究》为名，参见Herbert Butterfiel and Martin Wight ed.,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
(30)对“英国学派”学者有关外交的论述的详细评述参见Iver B.Nenmann,The English School on Diplomacy,Di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No.79,Clingendael,March 2002.
(31)周桂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基督教、历史与国际政治》，陈志瑞等主编：《开放的国际社会：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35页。
(32)〔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33)Barry R.Weingast,"Rational-Choice Insititutionalism," in Ira Katz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WW Norton,2002,pp.660-692.
(34)Kathleen Thelen,How Institutions Evolv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35)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Essence of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2005.
(36)Barry R.Weingast,"Rational-Choice Insititutionalism," in Ira Katzelson and Helen Milner ed.,Political Science:State of the Discipline,New York:WW Norton,9002,p.660.
(37)对以理性选择方法研究外交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关系制度主义著作参见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Robert Axelrod,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Andrew Moravcis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in 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eter Evens,"Building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s:Reflections and Projections," in 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Loenard Schoppa,"Two-Level Games and Bargaining Outcomes:Why Gaiatus Succeed in Japan in Some Cases But Not Other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pp.352-386.
(38)〔美〕威廉·奥尔森等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190页。
(39)〔美〕托马斯·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40)Avner 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41)Christer Jonsson and Martin Hall,Essence of Diplomacy,New York:Palgrave,2005,p.28.
(42)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Andrew Moravcisk,"Introduction: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Lisa Martin,Democratic Commitmen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
(43)Kenneth A.Schultz,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James Fearon,"Domestic Political Audiences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8,1994,pp.577-592; McGilivray,Fiona,and A.Smith,"Trust and Cooperation through Agent Specific Punish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No.4,2000,pp.809-824.国内学者的有关评述参见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与国际合作》，《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90页。
(44)〔英〕布思主编：《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第五版，杨立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40页。
(45)〔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109-122页。
(46)王学东：《外交政策中的非物质诉求：国家声誉研究》，《外交评论》2007年第2期，第59页。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参见陈寒溪：《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当代亚太》2008年第4期，第143-158页。苏平：《试析国际关系中的荣誉因素》，《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第32-50页。
(47)参见Avner Greif,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Cambridg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48)Michael Tomz,"The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n Preferences and Beliefs," Conference Paper,2006.
(49)赵可金：《全球化时代现代外交制度的挑战与转型》，《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第70页。
(50)K.J.Holsti,Taming Sovereigns,Institutional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178-210.
(51)Alaxander L.George,"Knowledge for Statecraft,the Challenge f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77,p.45.
(52)王缉思曾在20世纪90年代指出，中国缺乏国际战略学、外交决策学、比较外交政策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参见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现在，我国的国际战略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外交决策学和比较外交政策分析等领域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参见牛军：《世界的中国：21世纪初的中国外交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19页。
(53)郭树永：《国际制度的融入与国家利益：中国外交的一种历史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4期，第60-65页。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寻求新的视角和解释》，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第21-27页。苏长和：《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4期，第11-16页。王正毅：《世界体系与国家兴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苏长和：《国际—国内相互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兼论中国国内变迁与国际体系的关系(1978-2007)》，《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6-13页。
(54)楚树龙、王青：《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2期，第33-41页。
(55)易江波：《儒家互惠原则与中国传统调解过程论纲》，《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年第2期，第19页。
(56)Lampton,David M.,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1978-2000,Standford,California: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Lu Ning,The Dynamics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in China,Boulder,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7.Zhao Quansheng,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Hongkong,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57)郝雨凡、林甦：《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另外张清敏也对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化进行了分析，参见张清敏：《社会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外交决策评析》，《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45-56页。
(58)Andrew Mertha and Robert Pahr,"Patently Misleading:Partial Implementation and Bargaining Leverage in Sino-American Negotiation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3,2005,pp.695-730.Andrew Mertha and Karen Zeng,"Political Institutions,Local Resistance,and China's Harmoniz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Quarterly,Vol.182,June 2005,pp.319-337.
(59)苏长和：《中国的软权力：以国际制度与中国的关系为例》，《国际观察》2007年第2期，第27-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