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当代论文,学者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说“现在毛泽东已退出了历史舞台”[1](P21)，但一些美国学者却以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论说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尽管正如西方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所指出的：“即使到今天，对毛泽东这个人，对他的思想，要作最后定论，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P234)但仔细研读和体味他们有关毛泽东政治思想当代价值的论述，确实能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
一、毛泽东对美好社会的乌托邦追寻仍然至关重要
美国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序言中明确表示：“我把这本书满怀深情地献给我的儿子杰夫，他将把对现代技术带给人类的益处的赞赏同对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社会幻想结合起来。”[1](P4)（序）这里的“对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的社会幻想”正是迈斯纳视野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和特色。迈斯纳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当代价值的认同和强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为什么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对美好社会的乌托邦追寻具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幻想，不仅在工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中，已经差不多消失了”[1](P2)（序）。首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弗兰克·曼纽尔和弗里奇·曼纽尔所指出的，正当新的、辉煌的科学力量变得有用之时，却出现了一种贫困——缺少对乌托邦的虚构想象，以至于“制造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科技手段的积累与可悲的目标贫乏之间脱节”了。
其次，在一些现实的共产党国家，目标的贫乏同样可悲。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世界工业舞台上的后来者，它们仿效资本主义前辈“积累着技术手段”，上演着历史的模仿剧，这种现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过去几十年许多人作为“未来的希望”的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产生；从理论上看，“现代经济发展目标”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想，某些官方的马列主义学说已经几乎变得与一些现代流行的思潮别无二致了。
最后，具体到毛泽东主义时代后的中国，在新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乌托邦已经被形式化。毛泽东以后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显著、最普遍的特点之一就是开始信奉和强调历史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这种信奉和强调的目的，与其说是要表明社会主义未来是历史的必然这样一种乐观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客观规律总是严格限制着人们行动和社会变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也“不以党的主观意愿”为转移，这样，人们就必须承认客观规律的制约并遵循客观规律；由“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这一进化概念产生的理论体系，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归根结底……完全是由与人无关的力量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种认识，而且其目的就“是要维持社会现状，并为之提供理论依据”；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竭力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必须的经济基础，其目的是要为“四个现代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最终目的了，由此，“特别喜欢用生产力来解释社会主义”成了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奇特之处，而“社会主义”实际上也已经与现代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等同起来了。由此，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被放置到了遥远的未来，人们既不能人为地加速这种美好社会的到来，也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看到其实现的可能性。这正是后毛泽东主义时代的“彻底反乌托邦性质”的表现[1](P187-207)。于是，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一个严酷的悖论。在人民共和国早先的几十年间，那时中国还很贫困，物质匮乏成为其追求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各种景象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今天，当中国从经济匮乏状况急速转变到一种相对富裕的境域时，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乌托邦景象则几乎被人们遗忘。正当社会主义的客观情景被逐渐现实化之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观意志则有所消解”[1](P4)（中文版序）。
总之，迈斯纳认为：“我们的时代，是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样经历着可怜的目标贫乏和令人震惊的缺少幻想的时代。”[1](P2)（序言）而正如韦伯所言，“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以及曼海姆的警告，“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1](P2)。可见，毛泽东对美好社会的乌托邦追寻，对于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且紧迫的现实意义。用迈斯纳的话说就是，“把成长中的物质丰盛与经一个多世纪奋斗所锻造出来的强劲革命传统相结合，这可能是给中国在现代世界历史中实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理想，提供的最好机会”[1](P6)（中文版序）；“中国毛泽东主义时代的思想史，对于试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和乌托邦主义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的人们来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1](P21)。
虽然迈斯纳不能辩证地对待毛泽东的思想，错误地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①，虽然他不准确地认定了当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反乌托邦性质”，但他对毛泽东政治思想当代价值的论述，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二、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将继续对当今中国发生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影响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在其名著《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首先指明，毛泽东的思想并非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在1957年前后存在着一种断裂，而是自始至终保持着某种连续性。毛泽东的政治价值是保持这种连续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毛泽东基本的政治价值和观点在他的‘左’倾时期并没有改变……《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赞扬的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点价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在1957年之后继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重要的价值……。”[3](P281-282)按照沃马克的观点，无论毛泽东主张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独立自主，还是主张“将中国变成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群众权力的至上性”等等，从根本上讲，“毛泽东主要的政治价值是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性”[3](P211)。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政治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此基础上，沃马克论证说，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不可能一直……片面地否定，可以预见，他的思想、范例以及在他的行动中所体现的那些价值都将继续对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影响”[3](P258)。可见，毛泽东思想中的政治价值不仅在毛泽东本人那里保持着一贯的连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政治价值对于当今中国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治基础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3](P6)（导言）。很显然，作为毛泽东的“政治基础”的肯定是其政治价值。所以，按照沃马克的观点，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而“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象，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它不是机械地随着特定政治关系变化而变化，而是可以通过观念的方式保留下来；另一方面，它对于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又具有巨大的心理和精神支配作用；政治文化可以传习，它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和途径来实现传习和传播，从而使自身得到延续”[4](P225)。正因此，沃马克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形成于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基本政治价值，将被证明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长远贡献”；“作为一个实质的而非有争议的贡献，毛泽东在解放前的政治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塑造了一个公认的前提框架。”[3](P6、8)（导言）概言之，毛泽东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的政治价值对于中国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它对当今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一位支持现今变化的香港人”关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财富，多少年来它已经与人民融为一体，没有人能够丢弃它”的“令人信服”的论断[3](P8)（导言），以及邓小平已经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某些情况下是回到1957年以前）的立场上，但是他无法回到毛泽东之前的立场上的事实，是对毛泽东政治价值当今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证明。
与沃马克一样，施拉姆教授在其名著《毛泽东的思想》中也论述了毛泽东的政治价值的当代意义。虽然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一位出色的革命领袖，却不是一位解决20世纪下半叶问题的可靠领路人，但是，他仍然肯定地指出：“在其他基本方面，毛泽东没有过时，而且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2](P221)在我们看来，这里的“基本方面”，首先就应该包括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尽管施拉姆在书中没有直接使用“政治价值”这个概念。总体上讲，施拉姆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首先，毛泽东的政治价值中“最有决定性的一点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毛泽东认为中国应该做到与其他世界大国真正平等，而且应该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做到这一点。毛泽东的这种“决心，仍然受到大家的尊重”。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如同施拉姆所说的大家仍然尊重毛泽东的决心，而且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仍然在努力奋斗，以实现毛泽东的上述价值。其次，毛泽东所追求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然毛泽东犯了自己曾经反对过的急躁情绪和“正统派”的教条主义幻想，但是，他的目的却是“想方设法跃入社会主义，甚至一夜之间跃入共产主义”。毛泽东以后的中国，虽然纠正了毛泽东的“左”倾错误，但实际上，比如中共十三大报告，是回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独立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其“理论和政策显然仍是直接指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追求的目标仍然是当今中国矢志不渝的追求。施拉姆断言：“中国今天应用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有了极大的不同，但目标总是一样的，就是使中国富强，建设一个既是社会主义的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2](P233)最后，正如沃马克所指出的，施拉姆也表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在此前后发表的许多文章和评论中都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功绩”，而且在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它们“仍然受到尊敬”或“仍然常常被引证”。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沃马克和施拉姆对毛泽东的政治价值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在沃马克那里，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包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将中国变成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群众权力的至上性”等等，而最主要的是“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性”，即为人民服务；在施拉姆那里，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包括“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等等，而从根本上讲，还是为人民服务，因为使中国繁荣昌盛、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等，归根结底都在于为人民谋利益。正因为沃马克和施拉姆都认为毛泽东最根本的政治价值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才会一致认同毛泽东政治价值的非常重要的当今意义。
三、毛泽东的政治方法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沃马克和施拉姆不仅论述了毛泽东的政治价值对当今中国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论述了毛泽东的政治方法的当代价值。在沃马克看来，毛泽东的政治方法恰如其政治价值一样是连续的、贯穿始终的。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有“对当下的关注”、“对于辩证逻辑的使用”、“对实践调查的依赖”、“群众路线原则”、“以有效行动、调查和实验为导向”等等[3](P36、70、246、271)。这些方法不仅在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是一以贯之的，而且具有重要的当今意义：“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新的现代化时期仍然发挥着影响”[3](P6)（导言）。比如，毛泽东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依赖于实践，而邓小平恰恰“为毛泽东思想中实践的首要地位做了杰出的论证”，并且，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政策的制定都是由实践上的考虑而非教条来决定的；再如，毛泽东强调“以有效行动……为导向”，重视确立一定的中级目标来导引实践活动，而后毛泽东时代又重新树立起了一种中级的实践的政治目标，即现代化，它对于毛泽东之后的政治具有1957年之前的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所曾具有的同样的功能；又如，毛泽东坚持和强调“群众路线原则”，而当今中国政治在现代化目标的导引下，政权的政策同样“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群众的首创精神”。
施拉姆对于毛泽东政治方法的当代价值的论述更为详细。首先，毛泽东的政治价值中“最有决定性的一点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走中国自己的路，保持中国自己的特色，同时又向西方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虽然毛泽东说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而邓小平说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事实上，邓小平的中国和毛泽东的中国在以上述方式寻求一条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方面“一点也没改变”[2](P222)。实际上，我们可以在施拉姆上述论断之后进行补充：在邓小平以后的中国，“一点也没改变”的仍然是，在谋求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而又保留中国自己特色的方式。可以说，“从1955年毛泽东发起农业集体化‘高潮’以来，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为止，毛泽东都致力于开辟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循此前进”[2](P225)，而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其次，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颠倒了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一著名的公理，而“这种颠倒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也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特征”[2](P232)。这说明，沃马克所说的毛泽东“对实践调查的依赖”、对实践重要性的强调和“以有效行动、调查和实验为导向”的政治方法，在施拉姆这里也是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共有的方法。或者说，毛泽东的这种方法在当今中国仍然是适用的。以这种方法处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自然是“理论必须以实践为基础”。而一旦如此，则“理论目标和理论原则实际上自然也就不具有普遍性”了。正是运用这种方法，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提出“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论断”。最后，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仍然是一个指南针。马克思从不怀疑他当时所处的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简单化了的矛盾。而毛泽东不一样，他所生活的世界，其特点是在迅速改革的100年间所层层堆积起来的使人昏乱的各式各样的社会阶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社会和世界社会大约不可能比原来更简单，各国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不大可能比原来更缓和。“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诸如“主要矛盾”等“有关矛盾的思想，很可能对于制定一个改变现实的政策，提供的如果不是地图的话，也是一个指南针”[2](P233)。可见，按照施拉姆的观点，毛泽东运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等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矛盾分析法”，不仅对于当今中国而言仍然具有指南针的意义，而且对于当今世界来说亦然如此。齐泽克的论断支持和证明了施拉姆的这种看法。齐泽克指出：“今天”主要的阶级斗争已不再是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已经转变成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毛泽东的名字就代表了对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劳动者的政治动员[5]。用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法来观察当今世界，其“主要矛盾”是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资产阶级国家与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过程就是站在“数以亿计的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的劳动者”的立场上，为他们谋利益的过程。所以“毛泽东的名字”本身已然代表了一种“政治动员”。
放眼当今中国与世界，无论是沃马克，还是施拉姆，他们对于毛泽东政治方法当代价值的论说都是正确的，而且极富深刻的寓意。
注释：
①他的这种看法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批评（参见韩秋红、史巍：“毛泽东思想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商榷”，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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