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研究投资的协调机制&以医学领域重大原始性创新为例_973计划论文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的协调机制——以医学领域重大原始创新为例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中国论文,协调机制论文,原始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62(2008)01-0068-08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国力的增强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尤其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始创新。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自由探索性强等特点,基础研究的原始创新,特别是重大原始创新需要科研人员持续的艰苦研究才能取得,而获得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是科研人员进行长期的、创造性的劳动,开展持续研究的前提条件。因此建立合适的基础研究资助模式是国家能够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的重要保证,对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的资助格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基于“自由探索”性质的“科学基金体系”和带有国家导向的“国家科技计划”。这种坚持科学家自主创新的自由探索和国家战略任务的定向性基础研究并举的基础研究资助格局也是世界上科技发达国家的主流资助模式[1]。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设置的最高奖项,本文以2000年—2006年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为样本,分析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对其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不同资助渠道在重大原始创新的取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1 基础医学领域重大原始创新与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性分析

1.1 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获得科学基金资助的统计分析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我国政府在自然科学领域设立的最高奖励,授予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做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中国公民①。自1999年国家科技奖励条例修改后,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奖设一等奖、二等奖,授奖学科领域分为:数学与力学、物理与天文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基础医学、材料科学、工程科学、信息。可以认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项目代表着所在学科领域的最高水平,也是相关领域内的重大原始创新。

2000年—2006年,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共授予20个项目二等奖,获奖人数92人次(见表1)。这些获奖项目代表着我国在基础医学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具有重大科学发现意义、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科学发展到今天,充足而持续的经费支持已是重大原始创新研究的重要条件。高端研究设备和反复试验消耗的材料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科研人员与国际同行尤其是与世界一流科学家交流、在国际上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需要资金支持;重大原始创新研究周期较长,需要持续地投入资金[2]。

*“数量”为“获奖人员主持自然基金、973相关课题数量”,括号中为获奖者主持相关领域973课题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年度报告、国家自然基金委项目查询系统(https://isis.nsfc.gov.cn/portal/psnsearch_list.asp)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网(http://www.973.gov.cn)整理。

目前,我国资助基础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来源主要有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中的生命科学部、卫生部基金、教育部科研基金、中国科学院相关基金等。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只统计相关项目受到NSFC生命科学部和“973”人口与健康领域资助的情况。

在20项获奖项目中除2位获奖的香港学者没有得到国内基金资助外,其余18个项目课题组均得到NSFC持续资助,平均每个项目获得NSFC资助11项;有10项同时还获得973计划的资助。92位获奖者中,获得国家自然基金资助的有36人,同时得到国家自然基金和973计划资助的有28人,有1人只获得973计划资助,而有27人没有得到两个基金的资助③(见图1)。

1.2 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与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性分析

基础医学领域的研究,由于其特殊性需要较长的研究时间。有资料表明,一项新疫苗到新药物的开发成功,至少需要5年~10年的时间。而要描述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某一机理,同样需要较长时间。因为生命科学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一两个试验便能够解决的,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去探索、去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多种科学基金的持续性支持,不但能够使具有系统性的基础研究问题得以解决,而且能够在不断的科学积累中,发现大量的新现象、验证新假说、提出新理论,在提出新问题的循环中,使基础研究的水平逐步得到提高。

作为我国在基础医学领域取得的重大原创性创新的集中代表,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也体现出科学基金持续资助有利于重大创新的特性。2000年-2006年20个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均不同程度地得到NSFC持续资助,其中有4位第一完成人还是973相关项目的首席科学家,14人为973子课题负责人(见表2)。

图1 2000年—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基础医学领域获奖者基金资助比例

表2 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同时得到NSFC和973计划资助的情况

获奖项目 时间

完成人 获奖前 获奖后 获奖前 获奖后

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治疗恶性血液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

2000

陈赛娟 5 6

1

神经性高频性耳聋等遗传性疾病基因的克隆和遗传疾病家系的收集

2000

夏家辉 1 1

巨核细胞和血小板的病理生理学特征及其生长调节 2001

韩忠朝 2 1

1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3号染色体短臂末端)基因组测序

2002

杨焕明 3 1

1

遗传性乳光牙本质致病基因的研究

2002

沈 岩 3 1

1

蛋白激酶在阿片类物质介导的信号转导和耐受依赖中的作用 2002

马 兰 3 1

树突状细胞的抗原提呈、功能调控及其来源的新基因的功能研究 2003

曹雪涛 5 4

1

A-1型短指(趾)症致病原因的研究2003

贺 林 3 3

人类造血和内分泌相关细胞/组织基因表达谱和新基因识别研究 2004

陈 竺 5 2

1

2

鼻咽癌分子遗传学研究 2005

曾益新 2 1

肝细胞生成素等人胎肝来源新基因的系列研究 2005

贺福初 5 2

恶性肿瘤磷酸化调控的信号转导研究 2006

王红阳 4 2

神经元N受体及其失敏态的药理毒理和病理生理学特征的系列研究2006

汪 海 1 1

单核苷酸多态与肿瘤的研究 2006

林东昕 4 1

注:NSFC课题包括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海外或港、澳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资料来源同表1。

NSFC和973计划是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重要渠道之一,但二者由于创建宗旨不同,各自的资助范围和资助项目的选择方式也不同,即两者的资助机制不同。NSFC资助面相对较宽,资助项目的选择更依赖于同行专家的通讯评议。973计划作为政府在基础研究的科学计划项目选择更多地取决于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基础,为未来高新技术的形成提供源头创新。973计划的立项虽然也要经过同行评议,但与NSFC相比,其主管部门具有更大的决定权。由于NSFC和973计划的资助范围和项目选择方式不同,即两者的资助机制不同,对促进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取得具有交叉和互补的关系。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14位同时获得NSFC和973计划的资助的项目第一完成人中,除复旦大学马兰教授获奖后得到973计划资助外,其余13人都是在获奖前得到NSFC和973计划的持续资助,在获奖前人均获得相关NSFC课题3.21个,973计划课题1.22个,从获得相关NSFC课题到其获奖时间平均9.1年。由于NSFC主要是面向基础研究自由探索阶段的资助,这种资助方式有助于相应学科形成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趋势,发挥科技创新的源头作用。但无论其研究的起始概念如何新颖,要随着这样一个闪光点的切入而使之形成一个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系统领域,绝非一两个短期的研究项目所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科学基金给予这些创新趋势持续稳定的支持,使之不断成熟。随着创新思想的日趋成熟,所需经费的支持也日益增多,这就需要科学基金给予更大的支持,国家科学计划带有强烈的国家意志,投入强度远大于科学基金。如2006年NSFC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24.94万元、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144.74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平均资助强度200万元。2001年—2005年,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共立项29项,资助金额7.05亿元,项目平均资助强度2 431.03万元。国家科学计划的介入有利于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

以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获奖项目“全反式维甲酸与三氧化二砷治疗恶性血液疾病的分子机制研究”为例,陈赛娟课题组获得白血病治疗领域的NSFC课题23项,973计划课题3项(见表3、表4)。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陈赛娟课题组就应用全反式维甲酸成功地治疗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但如何在分子水平阐明其作用机理,引起了国际上许多研究组的激烈竞争。从1990年开始,陈赛娟课题组连续获得NSFC资助,对甲酸诱导分化机制进行理论研究,当课题组在APL研究中获得重大突破后,NSFC又适时启动了白血病分化凋亡研究的重点项目,给予大力支持。自90年代中后期,课题组在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基金委首批创新群体基金的支持下,完成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分化、凋亡靶向治疗。正是在NSFC的“酶促”作用下,课题组主要成员又获得973计划的支持,充足的经费支持极大地改善了课题组研究的试验条件。在10多年中,课题组在NSFC和973计划的持续支持下,在白血病相关的基因组研究方面,以APL为模型,系统深入地阐明了染色体易位所致融合基因及其蛋白产物在APL发病中的关键作用,成功地应用全反式维甲酸和三氧化二砷进行APL的诱导分化,凋亡靶向治疗,被国际同行认为有可能使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治愈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并且其研究成果获得了200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同时陈赛娟课题组研究的过程也说明了由于NSFC和973计划定位、资助机制、强度的不同,在一些关键问题和大项目的资助上密切加强合作和联系是国家基金资助生命科学研究的有效方式之一,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打基础,“973”“863”和“科技攻关”出成果的模式。

表3 获奖前陈赛娟课题组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973相关课题统计

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资助基金类型 项目名称

39830170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恶性肿瘤诱导分化的细胞和分子机制研究

39525011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子遗传学

39770830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白血病和淋巴瘤染色体异常的CGH和核型分析比较研究

39070411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发病及其急变的分子机制

39230160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维甲酸诱导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分化的生物学研究

39470394 陈 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锌指蛋白基因的克隆和全序列分析

39070410 陈 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中T细胞受体(TCR)基因的研究

39970815 陈 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维甲酸诱导分化关键基因的功能筛选

39725011 陈国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子遗传学

39670329 陈国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氧化砷诱导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研究

39970312 陈国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线粒体和氧化砷诱导的肿瘤细胞凋亡的关系研究

38670909 王振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t-PA.UK及激肽释放酶对纤溶酶原激活机理的探讨

38870454 王振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t-pA与Fn结合的生理及病理意义

39730270 王振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肿瘤细胞凋亡机制的研究

TG1998051011 陈赛娟 973子课题

白血病相关基因的结构与功能及信息数据库的建立

TG1998051000 陈 竺 973课题 “疾病基因组学”理论和技术体系的建立

资料来源:同表1。

表4 获奖后陈赛娟课题组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973相关课题统计

批准号 项目负责人 资助基金类型项目名称

30521003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白血病的系统生物学与靶向治疗研究

30623010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白血病系统生物学研究

30171041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利用模式生物体研究白血病发病过程中基因表达谱的改变

30123003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恶性肿瘤诱导分化的细胞和分子机制研究

30170526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MDS伴染色体1q21区受累相关基因的定位克隆及功能初探

30672772 陈赛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砷泵在砷治疗白血病中增效解毒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30571046 陈 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累及NUP98新的染色体易位t(3;11)基因的克隆和功能研究

90408009 陈国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以自主的原创性模型研究白血病细胞分化的信息基础

30630034 陈国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低氧诱导因子和白血病细胞分化的系统研究

2002CB512805 陈国强 973子课题 利用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信息发现针对M2b型白血病的药物靶标

资料来源:同表1。

2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分析

基础研究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瞄准国家目标,以解决国家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还有一类是自由探索性的,它来源于科研人员的敏感和好奇,以个人兴趣为主导,需要自由、宽松的研究环境。后一类的基础研究由于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各方面的复杂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共识性,因而更有可能成为产生原创性的科研成果的源头。

也正是依据基础研究的这一特点,在我国,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格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基于“自由探索”性质的“科学基金体系”和带有国家导向的“国家科技计划”。

图2 基础医学领域基础研究资助体系

2.1 基础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各资助渠道效率分析

基础医学领域基础研究国家资助渠道同样也分为科学基金体系和政府科技计划(图2)。

在基金体系中主要有教育部主管的相关基金(如教育部高校博士点专项研究基金、教育部重点科研基金等),NSFC各类基金项目(包括面上、重点、重大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基金等),卫生系统行业基金(包括卫生部科研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基金等),中国科学院相关基金(如知识创新工程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领域基金等)。政府科技计划主要包括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和重大科学研究专项计划(如蛋白质研究计划、发育与生殖生物研究计划)。

各种资助渠道的资助强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图3),除了973计划重点资助单项金额在2 400万元以上的大型项目④,其余资助基础研究的项目计划规模都比较小,而且主要集中在500万元以下的中小型项目。

图3 各类科学基金资助强度

虽然NSFC的各种类型资助强度不及973计划,但其依靠科学家、尊重科学自主性的民主管理机制,与“平等竞争、激励创新”的运行机制,使得其经费的投入效率远高于其他方式。表5是1999年-2006年生物医药领域基金资助文章统计,在样本期39%的基金文章来自NSFC,而同期NSFC财政拨款仅占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24.5%。

表5 1999年-2006年生物医药领域基金资助文章统计

资助来源 1999年 2000年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

2005年2006年

NSFC 3 987

4 0534 930 5 524 6 791 8 25310 23711 331

973 19 180 535

966 1 131 1 270 1 542 1 447

NSFC与973共同资助 6 77 169

304

316

398

391

457

卫生部系统基金 775 925 915

790

843

715

782

805

卫生部系统基金与NSFC共同资助 85 95

8165899489

150

中科院系统基金

70 66

8099

130

141

163

193

中科院系统基金与NSFC共同资助 19 19

273343335377

教育部系统基金

89 159 312

631

835 1 095 1 298 1 593

教育部系统基金与NSFC共同资助 18 31

72

203

243

320

436

531

基金文章合计 9 164 11 092

12 66714 64617 73821 39526 02229 240

资料来源:根据CNKI检索整理。

2.2 当前基础研究资助模式存在的问题

正如前文所述,多种科学基金相互协调、持续资助对重大原始性创新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但我国基础研究缺乏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原始性创新这一事实似乎从某种角度说明,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模式存在着一定问题。我们继续以基础医学为例对此进行研究。

从基础医学领域的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取得来看,我国基础研究资助两大版块体现出较好的协调性。事实上,NSFC历年的《申报指南》也明确指出,NSFC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的立项要与国家科学计划如“863”“973”等相关课题有一定的传承性。但两大资助版块内部却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为:

(1)各科学基金之间缺乏较好的协调。首先是我国科学基金的申请管理存在着较严重的门户之见。如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的90位中国大陆获得者,其所在单位可以区分为高等院校(9所)、卫生部系统科研单位(5所)、中科院系统科研单位(3所)、解放军系统(3所)、其他(3所)。其中26人没有得到NSFC和973计划的资助,这其中有18人是来自医学高校和卫生部科研系统。在1998年部委停止管理高校前,这些医学类高校基本上是卫生部部属院校,从某种角度来讲,70%没有得到两科学基金资助的获奖者来自卫生部系统。其次,科学基金资助对象的封闭性容易导致基金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其结果不仅诱使一些学者在申报基金时,用同一课题同时申报几种基金,造成有限科学基金的浪费,同时容易产生多种基金支持同一个热门的前沿学科而冷落某些长线基础学科的现象,致使学科发展难以宏观掌握和调控。

(2)政府科技计划比重过高。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宏观管理部门的科技部每年分配的科技经费超过300亿元,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目前国家四大科技发展计划(863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计划),远远高出我国科学基金体系总体资助规模。从图3可知,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项目平均资助强度达到2431元,就是子课题的平均资助强度也达到369万元,而2006年NSFC生命科学部面上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24.94万元、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为144.74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平均资助强度为200万元。具有导向性的国家科学计划的资助强度远远超过了基于自由探索为目的的科学基金资助强度。当然这也符合“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973计划的资助原则。

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更是提出要集中发展四个重大科学研究专项计划,争取在蛋白质科学、量子科学、纳米科学技术、发育与生殖生物学等科学前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预计国家将在今后15年内为每个计划投入近100亿人民币,而NSFC作为基础研究资助格局中基金体系的主体,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自成立以来一直徘徊在24%左右(图4),成立20年来国家也只不过累计投资180亿元。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研究强调国家意志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将一国基础研究水平的提升寄托在政府主导的少数重大科学计划身上,可能会南辕北辙。

首先,科学发展有其固有的规律,过份强调国家计划在促进基础研究水平提升中的作用,试图在科学发展上“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未必会符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固有规律。这四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一出台,就受到海内外学者的热议,海外一些学者甚至认为组织超级课题进行攻关是复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一五”科技计划。现在的基础科学学科发展已经是极度的精细,并有大量的分支学科产生。基础研究包含了难以计数的重大领域,相互交叉但又极为专业,选择这么少数几个重大领域进行攻关一方面风险巨大,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忽视了更多的同样重要的科研课题[4]。

其次,当前政府主导的科学发展计划项目的遴选虽然也要经过同行评议,但与科学基金相比,其政府主管部门具有更大的决定权。目前我国的几个主要政府科学计划都是实行“课题组长负责制”,课题组长的确定主要是由推荐产生的,如973重大研究项目——“人类重大疾病的蛋白质组学研究”,从课题的立项到首席科学家的确定都是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总后勤部卫生部推荐的。同时,政府科学计划涵盖面很广,往往造成评审专家参与超越其专长范围的评审。由于整个委员会可能没有任何专家可以判断这些竞争课题的相对优势,“专家”的评估也就很难依据于课题的专业优劣。这样由部委组织的大课题评审,科技界的人际政治就有可能代替专业的标准[5]。

科技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领域也有很多政府科技计划,如在蛋白质科学领域内,有美国的“结构基因组计划(PSI)”,日本的“蛋白质3000计划”等。但这些计划是科学家们提出并经过争论后向政府提出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提出的,而不是政府说有科技经费,科学界就马上有大课题[3]。

3结论与建议

基础研究的发展,既有来自科学系统自身不断扩展和深化的内部需求动力,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基于此,各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格局一般都分为两大版块:基于“自由探索”性质的“科学基金”体系和带有国家导向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

图4 NSFC财政拨款及其占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

从对2000年—2006年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项目基金资助的分析来看,当前我国基础研究资助的这两大体系之间体现出较好的协调性,初步形成了科学基金打基础,国家科学计划出成果的模式。在18个内地获奖项目的第一完成人中,有14位学者在其研究中得到了以NSFC为代表的科学基金和以973为代表的国家科技计划持续稳定的资助。除复旦大学马兰教授是获奖后得到973计划资助外,其余13人都是在获奖前得到NSFC和973计划的持续资助,在获奖前人均获得相关NSFC课题3.21个,973计划课题1.22个,并且这14位获奖者在承担973计划相关课题前,平均获得NSFC资助的相关课题2.43个。

但两个资助体系内部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科学基金体系内各种基金尚存在较严重的门户之见。如在2000年—2006年,92位基础医学领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中,有26人没有得到过NSFC和973计划的资助,这其中有18人是来自医学高校和卫生部科研系统,这种科学基金资助对象的封闭性容易导致基金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其结果诱使一些学者在申报基金时,用同一课题同时申报几种基金,造成有限科学基金的浪费。

同时,国家科学计划经费占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较高,仅科技部每年可分配的科研经费就超过300亿元,而NSFC成立20年,国家财政的总投入不过180亿元。在“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四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其中涉及基础医学领域的两个计划预计总投资超过100亿元。选择这么少数几个重大领域进行攻关除了面临很高的技术风险外,当前政府科学计划在项目立项方面也由于缺少“竞争优胜体制”而受到一些学者的置疑,2006年科技部科技三项经费审计风波更是加剧了学术界对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的政府科技计划经费的顾虑。

基础研究的规律和大量实践证明,自然科学的发现和发明,从来都是厚积薄发的结果。据统计,从诺贝尔获奖者做出代表性工作到最终获奖一般需要10余年,并且有增长的趋势,而以往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项目,出成果的平均周期为14年,可见原创性基础研究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需要稳定的经费支持。所以,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原创性基础研究的沃土。

为充分发挥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各渠道的功能,本文认为科学基金体系应明确科学基金资助领域,进一步突出“探索导向”功能,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风险,尤其是对于以探索未知世界为目标的基础性研究,其风险更大。这既是国家设立科学基金的出发点,也是科学基金存在的理论原点。应尽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条例》基础上,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纳入立法程序,将科学基金的终极目标由经济和社会效益转向提高民族的创新精神上来,转向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上来。同时,建立以NSFC为核心的科学基金宏观管理体系,破除部门间门户之争,在科学基金体系中推广NSFC关于立项竞争、专业评审、利益冲突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各基金的特点,对即使是看似“重复”的项目,也要给予适当的支持。特别是对于“非共识项目”,更要大胆鼓励创新和探索,给予足够的支持。

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科技的跨越式发展而言,国家科技计划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会在我国基础研究资助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应减少科技管理部门直接分配研究经费的额度。国家科学计划的本质是发挥一种“任务导向”的作用,而不应该有政府科技主管部门直接参与经费的分配,尤其是课题层面,国家科技计划经费的使用应依据专业分到专业部门或科学基金体系中。这样,全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将注重研究的专业优劣,而不继续重视与科技部官员的人际关系。而在自然科学基金评审过程中,虽然仍没有杜绝行政人员的影响,但其影响要小于由科技管理部门管理的情况。

同时在政府科技计划课题立项中引入“竞争优胜体制”,即真正按照科技项目的专业水平及其意义来进行竞争和选择,使优势课题胜出。政治领袖可以决定或影响科技与国家和社会有关的全局层面,而其它层面要由各行业的专家评审项目优秀与否来确定科技项目经费的分配,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消除对决策的影响。

注释:

①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评审范围和标准》规定,重大科学发现应当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前人尚未发现或者尚未阐明;(2)具有重大科学价值;(3)得到国内外自然科学界公认。

②目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分为七大学科领域:农业、能源、信息、资源环境、人口与健康、材料、综合与前沿。由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管理,是我国最重要的支持基金研究的国家基金之一。

③在基金项目统计中,NSFC项目只计算获奖者作为支持人的项目数;973计划只计算首席科学家和子课题负责人。

④每个973项目都划分为若干子课题,2001年—2005年973计划人口与健康领域共立项29个项目,这些项目又包含89个子课题,平均每个子课题资助强度为3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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