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亨廷顿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1993年的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诸文明冲突》一文，系统提出了所谓“文明冲突论”。该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国家利益决定论”的反动。但是，反了传统，却并非新模式。下面，我们就亨氏的这一理论略加剖析，并籍此就教于理论界的大家。
一、“文明冲突论”是西方社会科学重定量分析的产物，反映了其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倾向。
数十年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见微知著”上做文章，希图从方法论的突破上求得新解，但实践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证明了这种方法论上的标新立异，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随意性与形而上学。譬如，有所谓的新兴学科——生物政治学，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仇恨，成就《资本论》，盖源于马克思本人患“痈”给自身带来的痛苦；还有人研究领导人的“情感、意象与因果”来遥估领导人的政治行为。〔1 〕“文明冲突论”就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
1.“文明冲突论”颠倒了“文明”与“生产”的关系，其方法论是唯心主义的。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人类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经济、物质利益。“文明冲突论”在上述历史的、逻辑的方法论面前难以自圆其说。正象在人已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时候，再囿于“人是动物”已不能揭示人的本质一样，在人类历史民族—主权国家已成为基本元素之后，再去谈论人类的历史是所谓文明的历史，就根本不能反映人类历史的本质。“眼下，国际政治中基本的文化单位仍然是国家……而不是文明。”〔2〕而且， 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只是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亨文将表现简单化，等同于原因，在逻辑上是荒谬的，由此导出的结论——要求西方文明集中对付“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则显然是错误的。
2.“文明”应当涵盖政治、经济与文化，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亨文将文明的概念唯他所需，一方面，离开政治、经济、文化谈空洞的文明；另一方面，则在更大程度上将文明定格为价值观念与宗教信仰，从而认为“全球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弱化了把民族国家看作认同的源泉，宗教开始起来填补这一真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愚昧走向文明、从混沌走向开化、从宗教社会走向世俗社会，而不是相反。果真如亨文所说，世界冲突无疑会回到部族战争与宗教战争；21世纪的战争将成为超越国界的圣战。事实上，宗教信仰的不同，只在政治的驱使下才成为人类冲突与战争的原因。在卢旺达，如果没有政治家的号召，就不可能有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屠杀。经济发展，非但没有弱化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而是强化了这种认同感。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同时却出现了日益严重的民族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的带头人正是全球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美国人在中国，自然而然地对卡迪拉克汽车感到亲切，而日本人则对松下电器感到骄傲。相比之下，没有多少中国人在日本因为儒教的推崇而感到荣光，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因为儒教而与儒教的祖师爷中国认同到一起。全球的一体化激发了人们寻根的热情。这“根”，不仅仅是文化与宗教的，更是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而不是对母体的泛文化津津乐道。
3.亨文一叶障目，肆意夸大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无视一种文明内的正统与异端之争，往往胜过不同文明间的彼此之争的事实。不同的文明之间固然存在差异与矛盾，但也确有共处与交融；或者说不同的文明之间既冲突，又趋同。60年代以来的西方“回归自然”的潮流，就是东方儒教与道教文化的演绎与实践。东方人吸收西方人的竞争、效益、民主、法律和科学观念。亨文预言“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将会是文化”，认为世界正向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日本文明、南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东方文明（儒教、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非洲文明这四大文明集团“聚合”，很难想象这就是未来的世界图景。亨文大谈伊拉克的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却视而不见穆斯林兄弟——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争斗。其实，至少可以说，“文明内部发生冲突的次数同文明与文明之间发生的冲突一样多”。〔3〕
4.考察历史的与现实的世界政治与国际格局，人们不难看到，重大国际问题所涉及的有关方面，主要是以不同国家来划分的，而不是以不同文明来划分的。美西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倾轧。50年代后期，西欧国家就开始坚持脱离美国而维护自己的独立。60年代初期，戴高乐阻止英国参加共同市场，更成为重视民族主义感情的象征。1993年，英国否决法、德提出的欧盟主席人选；1995年，北约在克拉克辞职后新秘书长遴选过程中的明争暗斗，凸显“文明认同”在国家利益面前的脆弱。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不可能使国家作为政治实体消失；苏联与华约的解体，非但“大欧洲”难以出现，反而军事政治色彩浓厚的“北约”（绝非文明色彩）却在很不和谐的声音中“东扩”，“一个多极的欧洲，一个英、法、德、俄列强纷争的欧洲在失而复得。”〔4〕事实上，以文化划线，对民族国家认同的冷漠， 只有极个别的情况。
过去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在于文明上的差异，未来的世界想必也如此，因为世界作为民族国家大家庭存在的实质眼下还未显露出质变的端倪。1994年秋，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来华访问，在沪演说时谈到了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他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发展，发展的不平衡，是当前世界上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二、“文明冲突论”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根本上强化对第三世界的文化侵略、精神统治的欲望，以巩固经济上的“中心”与“边缘（附属地带）”关系，对抗第三世界的独立、主权与发展要求。
1.“文明冲突论”隐含着反动的种族主义。它会让人自然地想起义和团运动时期风行欧洲、后因朝鲜战争刺激再度流传的“黄祸论”。“文明冲突论”只是“黄祸论”的恶性膨胀。受苏、东剧变的鼓舞，亨廷顿妄想一劳永逸地增进美国的利益。在亨廷顿看来，非西方文明是祸水，西方应该迅速行动起来，共同对敌，为捍卫西方文明的所谓纯洁性特别是“百分之百的唯美主义”，为促使第三世界无条件地加入西方意义上的国际一体化与世界秩序，固持“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有必要在文化上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同一切非西方的文明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或采取封锁的隔离手段，或采取以贸易促变的渗透手段，或采取强化传媒的宣传战手段。说到底，西方对裁军等威胁“中心”地位的举措也要谨慎从事，“以免其他文明利用西方的非军事化改变根本性的力量对比。”不仅如此，“文明冲突论”这种“以建立西方文明的独尊地位为目标”的理论〔5〕， 同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排外思潮也是遥相呼应的。
2.“文明冲突论”将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西方的特质文明可以与现代文明划等号，而精神文明则谈不上。日本的成功，不在于它有了现代的而又非西方的文明，而在于它在具备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同时，较多地保留了自身民族的精神文明。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对应上，绝对不是线性的，因为二者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同等程度的物质文明并不意味着要用同等的精神文明去对应。这样，才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分，而不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唯坚持此论才不至于落入西方的圈套。
西方文明，其物质的充盈性已是有目共睹，但其哲学上的贫困性与精神上的颓废性及自然主义倾向也为世人所共识。西方文明的最大弊病在于：受“无限宇宙观”的驱使，人类的盲目扩张已使贫富急剧分化，南北矛盾加剧，并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趋于枯竭。今日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的享乐主义，正危及全人类的利益。贫富分化触目惊心，以至于西方社会也出现了对未来进行理性思考的罗马俱乐部。它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与《共同危机》真实而有见地。《增长的极限》为医治西方文明弊病提出的方法，贯穿着和谐均衡的“中道哲学”等东方宇宙观。其实，与亨文的逻辑相反，更多的人预见“21世纪将成为亚洲、太平洋的时代”，这主要就是基于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的魅力，在于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自我毁灭。1947年汤因比说：“21世纪为太平洋时代”；1970年罗素在临终前预言：“21世纪为中国的时代”。亨廷顿到底不是一个哲人，一个史家，而更多的是一个政治学家。尽管他同汤因比、罗素这些人一样，都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但是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是“绝对精神”的化身，看不到西方文明的痼疾。更关键的是，他对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不是从其内部寻找，反而怪罪于东方文明的成长，并臆想文明的不同会成为冲突的根本原因，进而断言西方文明将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
3.“文明冲突论”毫不隐讳要用西方价值观或者维护西方利益所需要的价值观，从根本上改造第三世界的人和制度，巩固“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亨氏觉得，当前处于顶峰的西方与日益有欲望、有意志、有实力以非西方的方式塑造世界的非西方开始交锋。这种论调由来已久，只是因为第三世界的迅速崛起而沉渣泛起。“文明冲突论”实际上也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经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翻版。文化帝国主义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帝国主义的“有识之士”的青睐，不仅因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有较好的隐蔽性，常常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还因为其作用的穿透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第三世界日益壮大的力量面前，西方为了捍卫自己的切身利益，正在变换各种花样，掀起“一场捍卫西方利益免受第三世界人民利益的损害的战争”，“文明冲突论”正是其中的一种。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1年的国情咨文中提出，“要把实行西方政治制度作为美国对第三世界援助的先决条件。”“文明冲突论”同这一图谋一唱一和。美苏对峙的终结，迫使他们更加紧迫地实现着把社会主义国家、把整个世界纳入资本统治轨道，变为提供剩余价值的劳役场所的计划。”〔6〕西方文明的所谓“自由贸易”、 “开放市场”，无非是在粉饰这场不公正的竞争。它实际上是要进行一场不分重量级别的职业拳击比赛。西方世界借口国际惯例，强制推行所谓“贸易自由”与“无歧视性”原则，拼命争夺它们的生存场所——市场，输出它们的制度。事实早就证明，没有第三世界的市场，就没有他们经济乃至政治的“生存空间”；没有第三世界的积贫，就没有他们的巨富。西方的方针很明确，就是要使第三世界的命运永远依附于他们。
三、“文明冲突论”是美式国际政治学，反映了美国人思维积淀的冷战逻辑与传统的虚伪道德说教。
1.“文明冲突论”是冷战理论的修正与发展。亨廷顿“先是大声喊道：旧的冷战已死亡，然后低声说——新的冷战万岁！”〔7 〕在亨氏看来，文明之间冲突的关键是“亲属国家”的“文明聚合”；而西方文明包括的是欧洲和北美，目标要扩大到拉美和东欧。这又回到了二战后的“东”、“西”方对峙。亨文的逻辑是冷战逻辑的延伸，它非但不能揭示任何新的东西，完成一种有价值的创新，还在把人们的思维重新导向意识形态的争斗。过去的意识形态争斗是围绕所谓共产主义这一“恶魔制度”展开的，而今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失去了地缘政治上的强大对手，也自以为意识形态上失去了资本主义的强敌，为所谓在本世纪让共产主义成为历史而欣喜若狂。布热津斯基则于1989年一挥而就了《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于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意识形态变体，将其争斗转向更为广泛的文明、文化，聚焦于“人权”，对象扩大到整个第三世界。严格地说，亨氏的理论是在“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冷战后的国际战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8 〕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与故人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本质上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尼克松的“不战”是核战争条件下势均力敌的双方争斗的所谓理性形式，而非亨廷顿的未来世界冲突的全部，“因为核战争将导致文明的毁灭”。所以，尼克松主张用经济的、文化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手段，煽动东欧的民族主义，鼓励政治上的反对派，挑起所谓的文明冲突，来软化苏联的对外政策行为。这种努力到了布什时代大功告成，一度称霸世界的苏联崩塌了。现在，一个有限的目标达到了，亨廷顿又在把目标导向无限，导向整个第三世界。这与其在奥林战略研究所孜孜以求的总课题“转变中的防卫环境及美国的国家利益”颇为耦合。 〔9〕
2.“文明冲突论”与道德文化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一直有着浓重色彩的传统，一脉相承。从历史上考察，美国人在其国际战略与对外关系中颇有点儒教的“君子言义不言利”。美国人的国际政治逻辑注重“利益上的道德尊严”，较之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赤裸裸的、“伸手就抢”的理论来得更伪善，更具欺骗性。它总是在利益上裹上道德，在利欲上赋予天意，在野蛮上涂上文明。牛仔式、炮舰式的血腥扩张它非要涂抹上“命定论”的色彩，让你在所谓命运、天意面前束手就擒。1845年约翰·沙利文说，“在上帝为了让我们年年增殖的大量人口得以自由发展而分配给我们的大陆上，我们扩张繁衍”；1899年麦金莱总统更有“菲律宾属于我们，我们不是去剥夺它，而是去发展它，开化它，教育它，使它受到自治的科学训练”的言论。〔10〕从独立的十三个殖民地，“西征”（征服土著印第安人），南进（蚕食墨西哥领土），北上（“购买”阿拉斯加），大海“漫游”割让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并兼并夏威夷以及“托管”在太平洋中的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等岛屿，等等，“边疆说”甚嚣尘上。明白无误的侵略扩张，却非要说成是“文明的扩张”。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原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也还是摆出救世主的架势，扯起杜勒斯的所谓“解放”大旗，在欧洲设立“自由之声”与“自由欧洲电台”，苏东共产主义被演变后，它又把矛头指向亚洲，要在亚洲设“自由亚洲电台”，以混淆视听，从事蛊惑性的宣传，煽动内乱，破坏这些国家的凝聚力以达到增进自己利益的目的。
美国人最崇尚强权，深谙“一个国家仅仅是它强大的时候而不是在其按道德行事的时候，才获得统治世界的现实权力”。〔11〕美国人“道德”调子虽然唱得很高，行动上却极少受道德束缚。只要看看美国人对巴拿马前总统诺列加的处置，就可看出其行为到底有多大的道德成份，干涉别国的内政、侵犯别国的主权，被说成是捍卫西方文明，捍卫人权与自由，防止人类历史倒退。无疑。美国的外交史上也曾有过以普遍的道德价值为行为标准的理想主义的显赫，但只是昙花一现。姑且不谈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同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之间的距离，就是罗斯福总统的理想主义也未能敌得过（二战中）开辟第二战场上的地缘政治逻辑与雅尔塔协定上的“均势”思想。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体系，均找不到他们“民主”思想的影子。〔12〕
四、“文明冲突论”有助于我们认清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认清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认清民族文化建设的艰巨性。
1.“人权外交”是“文明冲突论”衍生出的美国的国家政策。纵观美国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一直以他国的“人权状况”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基础，甚至扮演“人权先生”角色要他国递交人权状况的作业簿。透过表象，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人权观本身就是抽象的，它避开生存与发展这些人的基本权利，高谈阔论民主、自由、平等，其虚伪性昭然若揭。回头看其国内的人权状况，美国也交不出一份象样的“人权报告”。在国际上，美国人权的双重标准出了名。很显然，美国的人权外交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其实质是在世界的不同文化区域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摧毁不同国家的思想体系，削弱民众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以此通过制造意识形态的混乱，达到瓦解不同国家的目的。
2.“和平演变”是“文明冲突论”的历史源泉，“文明冲突论”又指导和影响着“和平演变”的进程。二战后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文明体系的尖锐对抗。面对对抗，西方政治家，如丘吉尔、杜勒斯，妄想用军事手段消灭社会主义。在军事手段无望之后，无奈而提出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并确也取得了暂时性成果，苏东社会主义分崩离析，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历史与逻辑统一到一起，“文明冲突论”应运而生，“和平演变”亦由此获得巨大的理论力量。西方国家为了“和平演变”大打“文明”牌。英国受历史上分而治之的鼓舞，在香港强行“政改”。美国在中国复关问题上，附加种种体制上的条件，拒中国于世贸组织的大门之外，甚至散布“中国威胁论”，明目张胆地支持台独分子与西藏分离主义分子的活动，企图构筑新的遏制中国的国际氛围。台湾的李登辉更拾起“文明冲突论”的牙慧，淡化国家主权，以“文化中国”偷换“主权中国”的概念，说什么以民主、均富统一中国，最终达到西方演变最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目的。〔13〕
3.“文明冲突论”给我们提出了加强民族文化建设的迫切任务。应当承认“文明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并非亨氏的杜撰与捏造。基于此，我们在民族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碰撞面前，就不能惊慌失措，无所作为；或者视若无睹，无动于衷。要坚持民族特色的原则，坚持民族个性、民族特色本身就是对丰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是防止被西方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沦为其“附庸”的立国之本。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却不能做第三等公民。要避免民族虚无主义，防止全盘西化。只有这样，面对“文明冲突”，我们才能站稳脚跟，在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基础上，光大我们的中华文明；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大书我们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唯其如此，我们的民族也才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1〕〔美〕W.基钦：《总统语言中的情感、意象与因果》， 朱月潭译，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0年7—8合期。
〔2〕〔美〕鲁木斯坦、克罗克：《向亨廷顿质疑》， 原载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4年秋季号。
〔3〕同〔2〕。
〔4 〕朱月潭：《一个失而复得的欧洲——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载于《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
〔5〕谢益显：《对‘文明之冲突’论的剖析》， 载《国际问题研究》1994年第2期。
〔6〕文熙：《独立、主权和发展》，载《当代思潮》1994年第2期。
〔7〕同〔2〕。
〔8 〕李小兵：《冷战之后的文明战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评价》，载1994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9〕孔耕蕻：《‘文明冲突’理论述评》，载1995年1月7 日《文艺报》。
〔10〕〔美〕雷·A.杜林顿：《美国边疆论题：攻击与辩护》，参见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94年2 月第1版。
〔11〕‘International Politics’written by Prakash Chandra，pubished by Vikas Pubishing House，New Delhi，1979，p.199。
〔12〕卡尔·德雷奇斯尔勒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13〕浙东：《“文明冲突论”的中国版》，原载香港1995年10月《镜报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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