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易学的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来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3-0001-03
所谓孟京易学，是指以西汉孟喜、京房之学为代表的，以易之占筮功能为用，专门讲阴阳灾异的象数易学。据史家的记载，这种易学直接来源于孟喜所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及京房的老师焦延寿所得“隐士之说”，此前没有确切的授受谱系。清代经学史家以为其学非出于先秦儒家之易学。近来有专家考证说孟京之学属源自孔子易学系统的先儒古说。[1]因这一问题实际涉及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故有必要认真加以考察。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自孔子授易，六传至田何。汉兴，田何传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等。其中丁宽又传田王孙，田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于是形成了施、孟、梁三家易学。“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父号孟卿，善为《礼》、《春秋》，授后苍、疏广。世所传《后氏礼》、《疏氏春秋》，皆出自孟卿。孟卿以《礼经》多，《春秋》烦杂，乃使喜从田王孙授《易》。喜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枕喜膝，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为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学。”是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而诈言得田王孙独传之事，《汉书·儒林传》言之凿凿，而有的论者却说梁丘贺的证辞乃是出于“同学的嫉妒”而加给孟喜的罪名。用这样的揣测来推翻史书的记载，论者亦嫌证据不足，又曰：“作为第一证人的施雠却并未出来说话”。我觉得孟喜的另一同学施雠如何说或为何不说，这是两千年后的我们不可得之的。但是，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来考证历史，那么即使《汉书》上记载了施仇同样的证辞，又何妨说他也是嫉贤妒能而诬陷同学呢？关于京房之学的师承，《汉书·儒林传》所记亦甚明：“京房受《易》梁人焦赣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讬之孟氏，不相与同。”也就是说，京房的老师焦延寿只是尝问学于孟喜，两人并非师徒关系，亦未言孟氏将《易》家候阴阳灾变书独传焦赣，而且孟喜的弟子翟、白二生都明确表示焦氏之学非孟氏之学。于两千余年后，在没有任何新的史料根据的情况下，有的专家即武断地认为翟白二生未得其师喜传，故而不识焦学即孟学，这怎能令人信服呢？况且，孟喜将《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之学独传前来问学的焦氏而不传于入室弟子，这又是何道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从《汉书·儒林传》及《艺文志》的记载来看，刘向校书肯定亲见孟、焦、京诸家书，而其结论是：“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这是想把焦京易学说成是孟氏之学，最终纳入田何一系易学之不可逾越的障碍。
进一步说，我认为师承关系固然是判定一种学术来源的重要依据，但更重要的是通过两种学术的精神实质来判定它们的关系。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其重法的思想也与荀子有关，但总的看荀子传的是孔子之学，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实际传的是申、商之学，荀、韩二子的思想核心不同。也就是说，纵使在学术授受上孟、京二人都能与田何扯上关系，也并不能说明孟、京之学是孔门正传。
业师金景芳认为，孔子《易传》的思想主题讲的是乾坤或者说天地、阴阳对立统一的哲学，其立言宗旨是揭示“天之道”与“民之故”，即自然与社会的规律，教人以顺性命之理。（注：金景芳《周易系辞传亲编详解》自序，1998年10月辽海出版社。）我认为，无论从传本《易传》或《帛书易传》来看，先秦儒家的易学是不尚占筮而以探求义理为宗旨的，即使是《易传》里所讲的象数，与其思想主题也是一致的。如《系辞传》中讲筮法即“大衍之数五十（有五）”（注：金景芳先生认为此“五十”下脱“有五”二字。见《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57页。）那段文字，实际是在说明“易与天地准”的观点。而孟京之学则是专门讲占筮的，正如清儒惠栋在解释孟喜卦气说时所言：“是汉儒皆用卦气为占验。”[2]
正因如此，汉易象数学家们对《易传》的讲法感到不满足，于是他们建构了一套以卦气说、八宫说、世应说、飞伏说、纳甲说、五行说、六亲说、爻辰说、旁通说、互体说等理论和技术手段为内容的庞大的占筮体系，用来确立占算的模式和寻找占算需求的卦象。《汉书·五行志》中大量记录了刘向、京房等讨论卦气和运用卦气说分析《左传》所记妖祥灾异及占测西汉时政之语，《儒林传》及京房、谷永等人的本传中也记载了许多他们关于卦气占验原理的说法和占测的实例。从这些记载来看，以孟、京易学为代表的汉易象数学，实际主要是以神秘的五行运数说与天人感应论相结合做理论支撑，借用天文历法知识做为形式的公式化的占算系统。[3]这种东西的理论内涵与先秦儒家《易传》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就是说，《易传》的主题是讲乾坤对立统一的哲学，汉易象数学的理论内涵则是神秘的五行运数和天人感应，这是汉易象数学的灵魂。讨论汉易数学必须认识这个大前提。所以，孟喜虽在学术传授关系上曾与孔子所传的田何一系的易学有关系，但其卦气说实非出于先秦儒家易学。
清代经学史家皮锡瑞云：“战国诸子以及汉初诸儒言《易》，亦皆切人事而不主阴阳灾变，至孟京出而说始异”，“首改师法，不出于田何、杨叔、丁将军，始于孟而成于京。”[4]清人唐晏评论京房之学说：“《易》之有京氏，犹《诗》之有《齐诗》也。其说初以阴阳五行说《易》，后遂纯以占验说《易》。故东汉一代《京易》大行，以其说近乎谶纬也。故东京凡以明《易》征者，多方术之士。至此《易》道且为别传矣。”[5]这些说法正表明因做为汉易象数学之代表的孟京之学来源于“《易》学候阴阳灾变书”和“隐士之说”，实已改变了先秦儒家易学的学术精神，骨子里已是阴阳灾变之学，是近乎谶纬的诡秘神学，而孟京之流易家实已类于方士。
船山先生曾言：“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唯《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然而《易》之乱也，自此始。孔子之前，文、周有作，而夏商《连山》、《归藏》二家杂占之说犹相淆杂。如《春秋传》之繇辞，多因事附会，而不足以垂大义，而使人俱以终始。孔子赞定之，以明吉凶之一因于得失，事物之一本于性命，则就揲策占象之中而冒天下之道。乃秦既夷于卜筮之家，儒者不敢讲习，技术之士又各以其意拟议，而诡于情伪之利害。汉人所传者非纯乎三圣之教，而秦以来，杂占之说纷纭而相乱，故襄楷、郎顗、京房、郑玄、虞翻之流，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王弼氏知其陋也，尽弃其说，一以道为断，盖庶几于三圣之意。而弼学本老庄虚无之旨……然自是以后，《易》乃免于鬻技者猥陋之诬，而为学者身心事理之典要。”[6]船山先生不愧为一代大师，其认识是非常清醒的。这里先生指出了这样一些基本事实。第一，孔子以前因杂占之说犹相淆杂，故《周易》尚不足以垂大义，还没有摆脱史巫文化的影响，自孔子始先秦儒家乃使《周易》成为一部“冒天下之道”的思想宝典，也就是说，《易传》的诞生，开辟了易学以研究宇宙人生之哲理为宗旨的治学道路。第二，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幸存，但既夷于卜筮之家，则儒者不加讲习，遂沦为以占算为宗旨的卜筮之学，而汉人所传正是这种占杂之说而非孔子思想系统的先秦易学。第三，王弼之学虽非纯本孔子之学，但毕竟使易学回到探求宇宙人生哲理的正途上来，使易学从愚陋诬妄的江湖之术中解放出来，重新成为有益人们心智的学术。我认为，船山先生的这些认识，反映了易学史上最基本的事实。如宋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断言《系辞》等传非孔子所作，但近年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系辞》中亦记有孔子之言，这表明传本《系辞》绝非“僭妄之书”，司马迁于《史记》中所记孔子赞易之事，是确有根据的。现在易学研究表明，尽管《易传》并非尽出孔子之手，尽管因《易传》在复杂的流传过程其中不免杂入其它的东西，但《易传》的主体思想应属孔子所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系统，这还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又如关于王弼之学认识，尽管古今一些自以为只有卦气、纳甲、互体之类才是真学问的象数学家对王学百般讥讪，但自王弼以后，孟京之流的易学遂退出经学领域，至西晋其学已是“有书无师”，[7]隋唐以降，文献飘零，宋元以来，“日就灭亡”，汉易之衰落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
京孟京易学的来源说，船山先生指出这种学问与秦以来技术之士的杂占之说的关系，这不仅与《汉书》关于孟京之学的直接来源的记载相吻合，也与史书所记汉代经学兴起的实际情形相吻合。汉初儒家经术实际上还处于被冷落的状态，至武帝时“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以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胡母生，于赵董仲舒。及太后崩，武安候田蚡为承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8]从此，儒家经术走向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儒学兴起的过程中齐学的得势和方术杂学的渗透对汉代经学的学术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据《史记》记载，战国时齐人邹衍的阴阳五行之学已颇有影响，及秦初并天下，采用其说，“推终始五德之传”，以周为火德，秦为水德，据此而改年始，易服色，定数纪，制定了一套合于五德之纪的政制。秦始皇又十分迷信方术，先后派徐市、韩终、卢生入海求不死之药，并深信卢生所奏录图书，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胡。（注：《史记·孟子邹衍列传》与《秦始皇本纪》。）官方对阴阳五行之学的采用与秦始皇的迷信方术，无疑对秦汉间阴阳五行之学与方术之学的盛行起到了刺激作用。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文化基础，当武帝确立儒术的独尊地位时，就使得如公孙弘等深受战国阴阳五行之学影响的齐学家在经学兴起中率先得势。而武帝的颇好方术，又使得“天下协怀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9]方术杂学亦乘势而起。这种形势就促成了经学的齐学化乃至方术化的治学倾向。也就是说，西汉时孟喜、京房接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和“隐士之说”的易学，而这种学问又得以混入经学，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知道，构成汉易卦气说占算原理重要理论支撑的是阴阳五行家的五行运数说，构成卦气占算体系的基本要素是易卦与二十四气七十二候的结合。因此，做为真正意义上的卦气说的产生，只能是邹衍阴阳五行之学兴起以后的事，只能是秦汉间历法之二十四气划分成熟以后的事。（注：关于卦气与历法二十四气之关系，详见梁韦弦《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月纪及周髀算经所记之节气》，《胡籍整理研究》2001年5期。）所以，历代史家和经学家关于卦气说始于西汉孟喜的说法是可信的，船山先生认为孟京之学与秦汉间方士的杂占之说有关也是有根据的，而所谓先秦子夏时已有以卦配候说、《尚书·尧典》和殷墟卜辞中都已有卦气说的种种说法，实际都是穿凿附会故弄玄虚的。
我认为，如何认识和评价孟京之学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价值和地位，这要取决于这种学问的理论内涵及其社会意义。汉易自王弼之后一蹶不振，而先秦儒家之《易传》则历久不衰，这种事实正表明两者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不同的。
收稿日期：2002-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