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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8-0043-06
一、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源流
通观社会主义思想史，从马克思、恩格斯到费边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与计划经 济同义。因此，社会主义历来被视为对存在剥削的资本主义的批评，与市场与私有制格 格不入(Hodgson,1999B)。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约翰·穆勒的“合作社 会主义”，将市场的功效和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人平等的目标结合起来。这可以说是市 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而其真正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计算问题”之争。
“计算问题”之争是由奥地利学派(米塞斯，1920)对中央计划经济的批评而引起。争 论在新古典社会主义者(Lange,Dickinson,Taylor,Lerner)和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 斯、哈耶克、罗宾斯)，以及代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第三方——多布之间展开。普遍认 为，兰格的竞争模型(中央计划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之间的调和)赢得了这场争论(
Bergson，1948)，开创了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高速增长，而西方陷入了大萧条。据此，米塞斯(1981)认为 “计算问题”之争及其结果是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反映。然而，兰格的思想并 未付诸实施，社会主义还是被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资料国有加上中央计划。
1945年以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观念日益淡化。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处于“黄 金岁月”，福利国家的相对成功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日益困难，使得意识形态迅速转 变。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普遍实行改革，在国有制和中央计划经济中引入(有限的)市场(
Brus，1972)。到了八九十年代，新右派自由主义盛行，加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解体 ，意识形态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随着奥地利学派在80年代的复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计算问题”之争并非是社会 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两种认识论和方法论范式之间的 争论。实际上是奥地利学派最终赢得了那场争论的胜利(Vaughn,1980;Murrell,1983;
Lavoie,1985;Adaman & Devine,1997;Ioannides,2000)。
同时，苏东解体使得许多社会主义者转而求助于市场，支持像Nove(1991)和Brus与
Laski(1989)提出的“混合经济”改革方案，或者是所谓的“新市场社会主义”。相应 地，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也从传统的剥削、阶级、权力、冲突和社会变革转向产权、收 入平均分配等论题。主流经济学中最近发展起来的新信息经济学、激励相容和委托代理 理论，在对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批评及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二、兰格模型及奥地利学派的挑战
米塞斯挑起了“计算问题”之争，他认为社会主义缺乏资本市场，资本价格无法确定 ，由此产生“计算问题”(米塞斯，1920)。兰格模型通过模拟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效率 ，消除与私有制相连的收入分配极端不均及经济波动(兰格，1938)，试图解答“计算问 题”，为社会主义辩护。兰格(1938)认为，交换经济面临的问题都是相似的(稀缺资源 配置)。如果社会主义被视为某种市场经济，均衡分析同样可以用于社会主义。基于这 种方法论，兰格模型用公共(国有)产权代替私人产权，取消资本市场、保留消费品和劳 动力市场来实现其基本目标。中央计划委员会通过“瓦尔拉斯试错”来决定资本价格， 要求公司经理遵守两条行为准则：选择平均成本最小的生产要素组合和按照边际成本等 于价格决定产量。另外，效用最大化仍是消费者行为的根本准则。
虽然张伯伦和罗宾逊对不完全竞争进行了研究，但在微观层面，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 论仍未受到挑战。而且，中央计划和国有产权仍是当时左派中的主导意识形态，这都在 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兰格模型，因此兰格模型中保留了国有产权，不存在资本市场，积累 率也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
兰格模型表明，新古典均衡理论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市场社会主义，具体的制度结构并 不重要(兰格，1938)。实际上，“拍卖人”的存在比实际的市场或私有产权的存在更重 要。瓦尔拉斯体系中的“拍卖人”负责“收集、处理和传输大量信息”(Hodgson,1999A )。但新古典理论中存在“逻辑缺陷”：在完全竞争世界中，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拍 卖人”来决定价格(Arrow,1959)。而兰格模型中的“拍卖人”由中央计划委员会这个实 际存在的制度担任(兰格，1938)，因此，兰格模型更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
兰格模型在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问题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兰格模型暴露了 新古典理论在分析市场机制上的弱点，这也说明兰格模型存在重大缺陷。奥地利学派对 兰格模型提出了挑战。
在新古典假设基础上，哈耶克承认兰格模型逻辑上的可能性，起初只是怀疑其实践上 的可能性(哈耶克，1940)。但后来，奥地利学派开始置疑其假设前提：新古典理论本身 及其一些最基本的假设，如静态均衡、完全竞争(被动地接受价格)和完全信息。完全竞 争假设与现实相差太远。关于完全信息假设，由于具有主观性、分散性和非传递性，信 息不可能集中于一个人的思想中，只能通过竞争过程(信息在其中产生和传播给所有的 市场参与者)得到。在竞争过程中，企业家必不可少，企业家的作用是在信息不断变化 的环境中发现机会。不过，奥地利学派认为，激发这种利润动机的是私有制。因为只有 私有者才具有创新的动力。缺乏私有财产，就不会有责任心和创新动力，进而竞争过程 受挫。因此，对于米塞斯和哈耶克来说，要么市场要么社会主义。
关于静态均衡，奥地利学派认为，决定均衡价格的参数是持续不断变化的。价格机制 最基本的功能不是调节供求，而是信息的传播或协调功能(哈耶克，1945)。因此，价格 机制不是一个资源配置机制，而是一个信息流通机制，其主要功能是使用、传播信息。 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均衡被“市场过程”这一概念所取代，“市场过程”指捕捉不 确定性、时间及市场变化，瓦尔拉斯体系对此并未进行探讨(米塞斯，1949；
O'Driscoll & Rizzo,1985;Ioannides,1992)。
基于以上认识，奥地利学派为市场机制建立了一个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框架(
Adaman & Devine,1997)。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理论是兰格模型建立的基础，而新 古典理论又是建立在以上不合理的假设基础之上，因此兰格一旦付诸实践，就不可避免 地会遇到信息障碍和激励问题。尽管如此，两种分析框架却具有相似的方法论起点：方 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虽然内容不同)。
三、信息与激励：新信息经济学的批评
经济体制设计必须满足信息和激励两个基本要求(Makowski & Ostroy,1993)。兰格认 为激励问题属于社会学范畴而未作考虑(兰格，1938)，奥地利学派触及到了激励问题， 但基本上是强调私人产权在促进创新方面的重要性(哈耶克，1935C)。新信息经济学的 出现，才使激励问题成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进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市场社会 主义论战中，对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批评的角度也发生了变化(斯蒂格利茨，1995；
Makowski and Ostroy,1993)，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所谓“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奥地利学派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竞争和信息，以及私人产权必要性方 面。后者后来成了产权学派主要研究的对象(科斯，1960)。产权学派认为，产权清晰界 定和由此产生的让所有者得到全部剩余的激励是市场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 和市场社会主义)产权模糊，必然会损害该制度的效率。实际上，产权清晰界定也会产 生非效率，公共品及外部性的存在即可证明了这一点(斯蒂格利茨，1995)。因此，市场 经济成功的原因不是私人产权，而是市场机制其它的一些特征，如市场本身和企业间的 竞争(斯蒂格利茨，1995)。
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其隐含的分析框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因此，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就是对新古典范式本身的批评(斯蒂格利茨，1995)。斯蒂 格利茨认为，瓦尔拉斯体系需要另外两个基本假设前提：信息效率假设和市场体系健全 假设。非对称信息及其搜寻成本的存在导致市场不完全(以不完全竞争及其它非效率的 形式出现)，市场体系不健全同样可以导致市场不完全。比如，在缺乏期货市场和风险 市场时，资本市场必然无效，两种情况下都不是帕累托有效的，这说明政府干预可提高 福利(斯蒂格利茨，1995)。
激励和监督问题与非对称信息及搜寻成本密切相关。斯蒂格利茨(1995)和罗默(1993) 认为，激励问题是苏东解体的根本原因及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一个根本缺陷，但是 资本主义企业也存在严重的激励问题，这与Berle和Means(1932)所说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分离有关。关键是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设计(及执行)监督和奖励机制以“配置” 激励(斯蒂格利茨，1995)。
但是，斯蒂格利茨忽略了公有制企业管理人员的激励问题，因为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 竞争而不是所有权，而在竞争的环境中，效率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激励是必然存在的。 因此，重要的是政府关于“强化竞争、硬化预算约束、政企分开、对外开放”的承诺( 贝德汉，1993；Putterman，1993；斯蒂格利茨，1995)。
斯蒂格利茨(1995)认为在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由中央计划委员会决定投资水平 以解决“协调失灵”问题，但忽视了与资本配置相联系的信息问题。不完全信息必然导 致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期货市场和风险市场缺乏也必然导致“协 调失灵”，进而导致市场(劳动、资金)非均衡、失业和信贷配给。因此，市场具有动态 不稳定性的特征(斯蒂格利茨，1995)。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斯蒂格利茨批评的不是实际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是兰格模型 ，而是兰格模型隐含的分析框架：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然而，斯蒂格利茨并未抛弃该理 论体系，只是改变了它的两个基本假设(完全信息和市场体系健全)。
基于以上批评，斯蒂格利茨提出一种“人民资本主义”以代替市场社会主义：政府在 提供公共品、治理外部性和协调私人投资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他支持建立在银行(日 德模式)而不是证券市场(英美模式)基础上的一套监督体制。这意味着，市场社会主义 模型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这正是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建立的主要目的。
四、罗默和贝德汉模型
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建立的目的有两个：实现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目标(效率和公 平)，同时避免其缺陷，尤其是新信息经济学的批评。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建立有四 个基石。第一是认为苏联体制的失败是由于轻视市场的作用，由此缺乏竞争和激励(罗 默，1994)。第二个与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有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本主 义在解决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和股权分散化(从而利润分散化)产生的代理问题 方面的进展；(2)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模式的成功说明效率和公平可以兼顾，私人产 权及产权清晰界定不是像哈耶克、科尔奈及产权学派所说的那样是效率和增长的必要条 件(罗默，1994)；(3)日本的银行对经理监督模式的成功。第三个基石是认为国有制效 率低下。只要政府干预竞争过程，就会产生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约束”(科尔奈，198 6A；贝德汉、罗默，1993)，进而产生经济非效率。最后一个基石是理论上的，与新信 息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有关，尤其是激励相容和委托代理理论。
建立在这些理论基础上，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具有与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不同的特 征。首先是存在实际市场和竞争，不仅存在消费品、服务和劳动市场，还存在资本市场 ，所有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其次，用公有制代替了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的国有制 。公有制中，工人或其它机构(银行、互助基金或其它企业等)拥有所有权。这些模型都 认为效率产生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财产关系而是由其它制度决定，如市场体系的存在和企 业间竞争(贝德汉、罗默，1992)。同时，这些模型认为，竞争和激励问题是新市场社会 主义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新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包括内部控制和外部控制两种模式。前者包括工人所有或工人管 理企业，Estrin(1998)、Schweickart(1993，1994)、Weisskopf(1993，1994)、
Fleurbaey(1993)等提出的模型即属于此类。后者产权属于不同机构，如银行、互助基 金、其它企业等，或证券市场的股东，贝德汉和罗默(贝德汉，1993；罗默，1993，199 4，1995；贝德汉、罗默，1992，1993)的模型属于此类。本文即以在新市场社会主义理 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贝德汉和罗默的模型为研究对象。他们设计的模式均由股东选出的委 员会聘任经理经营企业，区别在于产权安排不同。
贝德汉以银行为中心的模式借鉴了日本的经验。根据主银行的不同，企业被分为不同 簇系。企业股份由企业内部工人、同一簇系中其它企业、主银行及其它机构投资者拥有 。而在罗默的模型中，产权以赋予利润索取权的票证形式分配给公民，公民以票证购买 互助基金的股票，只有互助基金可以直接购买企业股票，进而公民也就等于拥有了企业 股份。公民只能在票证和股票之间进行交易，但不能卖股份以得到现金，企业和国库才 可进行票证和现金之间的交易。这样就模拟出了资本主义的证券市场(互助基金和企业 的股票价格以票证价格表示，由供求关系决定)。
贝德汉和罗默的模型试图解决经理的激励问题。私人产权缺乏及股权分散使得监督经 理成为关键。用贝德汉(1993)的话说，就是“如何激励公有企业经理使利润最大化，以 使它们进入竞争性的创新过程中，以及在决策时使政治和经济标准分开——这是可行的 市场社会主义模型都必须论述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用以解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代理问题的监督主要包括证 券市场接管威胁和大机构(银行、养老基金)经理控制两种监督模式(罗默，1995)。在新 市场社会主义中，贝德汉支持以银行为中心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银行不仅充当主要的 资金提供者，而且是主要的控制和监督工具。在这里，代理问题通过拥有相对较多的股 份或信息的主银行和其它簇系成员来解决。而且主银行作为簇系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也 有动力进行监督以确保贷款安全，同时还要赢得在其它主银行中的声誉(贝德汉，1993) 。但是这种监督模式却给日本的银行造成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而且贝德汉也没提及政府 和银行之间的关系。
在罗默的模型中，股票市场和资本主义股票市场作用(传递交易信息、通过接管威胁约 束经理)相近，但集资仍是通过银行体制进行。由于罗默把他的票证体制和贝德汉的银 行体制结合起来了，因此，在罗默的模型中，代理问题是通过证券市场和银行体制双重 渠道解决的。罗默认为这种方案有几个优点：首先，可防止公民手中股权集中；第二， 提供交易信息和监督工具；第三，“它最接近于资本主义现实，因此最可能和现实中的 资本主义有同样的效率”；最后，持股机构和主银行介于企业和国家之间，是“可以充 当直接的政治责任的一个缓冲器”(罗默，1993，1994)。
同时，罗默(1994)强调了国家的作用。他认为，市场失灵使得对投资的政治控制非常 重要。罗默为此把优惠利率和附加费作为基本工具(罗默 & Silvestre，1993；罗默，1 993，1994)。另外，在公共品提供、弥补不完全市场缺陷、利用投资正的外部性、社会 福利，尤其是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认为国家干预也完全必要(罗默，1994)。
应提及的是，如同兰格和斯蒂格利茨一样，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以模型的形式出 现的。它只是借助激励相容理论重新审视市场社会主义，但是罗默和贝德汉谈论的多是 约束机制而不是激励机制。同时制度这一概念在新市场社会主义那里是非历史的，可被 随意复制。然而，罗默提及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和东亚增长奇迹，都已成为历史， 因此不应用作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建立的基础(Gray，1995)。另外，与企业所有权与控 制权分离有关的问题已有深入研究(Brus & Laski，1989)，新市场社会主义并无突破。 不仅如此，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仍具有早期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些缺陷。
五、内在逻辑和方法论
贝德汉和罗默的模型存在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模型中存在实际市场和自由竞争； 另一方面，使用新古典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超越兰格模型。 因此，对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批评大多适用于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比如，罗默把价格看作是外生的，这样就采用了新古典静态的竞争概念。这种观念未 能抓住竞争的本质，奥地利学派非常强调的一个因素——创新——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 型并未涉及，企业家被看作是“在既定条件下，像机器人一样、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 润”(Brus & Laski，1989)。这样，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创新职能就消失了。
新古典理论使用帕累托最优作为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标准，而帕累托最优是一个纯经 济学的标准，没有考虑到效率的社会学含义——分配公正(罗默，1994，1995)。因此， 这样一个标准违背了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建立的初衷(竞争也是如此，因为竞争必然会 产生收入不均问题)。同时，帕累托最优是静态配置效率标准，新古典理论没有考虑创 新问题，认为技术是外生给定的。
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市场普遍失灵，进而产生市场非效率，新市场社会 主义模型并未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虽然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的态度和奥地利学派相反， 但他对市场本身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
新市场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问题是，关注微观效率而忽视了宏观经济稳定性问题。“原 子决策”(Dobb，1969)连同期货市场和风险市场缺乏一样产生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投资 “协调失灵”和经济波动。结果市场不能出清，资源浪费，失业也会继续存在，罗默(1 994)也承认这一点。兰格考虑到了非最优的投资率问题，他的模型中投资率由中央计划 委员会决定，这样有助于减轻不确定性、不稳定及失业问题。而罗默的模型尽管通过利 率优惠和附加费手段进行间接的计划，但投资率基本上还是由企业个别决定。新市场社 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倾向，使得不确定性、不稳定、市场非出清等问题仍然存在。在这 个意义上，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与早期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相比起来可以说是个倒退。
最后，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还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重大缺陷。斯蒂格利茨和新古典理论 一样把信息看作是客观的知识。由此，他置疑完全信息假设：它没有反映出受非对称信 息支配的现代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对于斯蒂格利茨，不完全信息可以得到但代价高昂 (Kirzner，1997)。而哈耶克不仅置疑新古典理论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他还认为信息是 “主观的、分散的、不完全的、经常冲突的、个人拥有的知识”(哈耶克，1945)。也就 是说，斯蒂格利茨把信息看作是客观的知识，得到需要代价；哈耶克认为信息只能通过 竞争过程得到，两人的概念存在差异(Kirzner,1997;Caldwell,1997;Ioannides,1992;
Adaman & Devine,1997)。
然而，斯蒂格利茨和哈耶克都没认识到信息的社会性。一方面，信息可能不一定是个 人的。比如工人集体而不是单个企业家所拥有的信息就是这样(Wainwright,1994)。即 使当个人拥有的时候，它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性。因为个人接受到的信息的概念化必然 包含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假设、理论等形式)。因此，“虽然信息具有重要的主观和个人 特征，但所使用的概念和理论却不是纯主观的，仿佛来自孤立的个人”(Hodgson，1988 )。
新市场社会主义同样没有考虑到信息的社会性。马克思指出，市场过程是一个高度的 社会过程，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信息产生于市场过程之中，因此信息必然具有 社会性。新市场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分配问题而不是社会财产关系(罗默，1994，1995)。 后者的变化被看作纯粹是一种手段，作为一种公正分配的工具，这与作为一种社会生产 体制的任何社会主义观念无关(Gray，1995)。在新市场社会主义模型中，资本主义和社 会主义都被看作是模型而不是社会生产体制。罗默和贝德汉的主要任务成了模型的构建 ，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模型和一个资本主义模型，然后作比较，以判断出哪个效率更高、 分配更公正，分析框架都是相同的，所有历史的、社会的因素都不见了。可以说罗默和 贝德汉的模型只是考虑了激励问题的兰格模型，他们为此改变了模型的一些假设，方法 论及实质均未改变。
新市场社会主义采用了新古典理论和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方法 论个人主义试图通过对个体的解释来解释整体(Hodgson,1999A)。但是整体并不是个体 的简单集合。新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性的忽视和它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二者都 是根据个人动机来解释经济现象(Howard & King，1992)，人的行为被看作是普遍的、 非历史的、非社会的。如Gray(1995)所言，“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出现的人……不具有具 体的历史特征，不是任何特殊的文化和共同体成员，他们是标准的经济理论和罗尔斯道 德哲学中的符号”。社会因素必须用作个体行为分析的出发点而不是结果。正如
Heilbroner和Milberg(1995)所说，“社会行为复杂的社会根源导致了宏观基础先于微 观行为，而不是相反……”。当然，这不意味着个体行为完全由集体因素决定，只是个 体行为必然由社会因素和制度决定，而后者又以前者为条件。
新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缺乏社会性分析，直接导致了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其动力分析 的不足。新市场社会主义未认识到为社会变革提供物质条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 的本质区别和联系。这样，新市场社会主义就纯粹成了抽象的主观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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