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183;修身#183;治家——《曾国藩日记》阅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曾国藩论文,日记论文,治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县荷塘(今属双峰县)人。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世时即被称为“中兴名臣”、“千古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后世对他的评价可以说褒贬不一，青年毛泽东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坦陈：“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1]梁启超对曾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写道：“曾文正公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覩之大人也已。”[2]另一种声音则把曾国藩说成是“汉奸刽子手”，说他是“近百年来反动派的开山祖师”。[3]后一种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后渐行渐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国藩”三字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引起国人广泛的兴趣。从官场到士林，从商界到军营，从学校到家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们，都似乎想从曾国藩的身上汲取点什么。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无数重要人物，为什么唯独曾国藩会产生如此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梁启超的分析非常有道理：“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4]梁的分析告诉我们，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震古烁今的事业，不是因为他个人天分高，不是由于他所处环境顺或者有什么大的背景，而是得力于“立志”二字，自拔流俗，困而知，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曾国藩的影响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他的立身行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一部一百五十万言的《曾国藩日记》，详尽记录了这位从农家走出的大人物每日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生动展示了传主从青壮年到老年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 一、读书：贵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都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并无多大关系。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取进士之前，读书生活也大抵如此。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封《致诸弟》信中，他谈到自己读书求学生涯中的重大转折：“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5]信中提到的“乙未”年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其时曾国藩25岁。这一年曾国藩赴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不售，“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6]但是，此时的曾国藩虽然知道了在时文括帖之外别有广阔的学术天地，仍苦于没有良师益友，进步不大。直到翰林院散馆，他授职检讨兼任国史馆协修，读书生涯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他已整整30岁。在朋友的引见下，在京城他拜见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理学大师唐鉴。《曾国藩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7]我们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把曾的这段日记摘录出来，是因为这次拜访对曾国藩一生的影响实在太大，不仅是对其读书生活，而且影响到其一生的行事做人。唐鉴的谈话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如何读书，要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要熟读《朱子全书》，对其内容不能仅仅浏览，而是要“身体力行”。二是天下学问俱包括在文章、义理、考据三门之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中。三是告诉曾国藩做人要检摄于外，持守于内，最重要的是要“戒欺”，不掩饰、不自欺欺人。同时，唐鉴还向曾介绍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倭艮峰(仁)，盛赞倭“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8]年届三十、已经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听了唐鉴的一番议论之后，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昭然若发蒙也”。“若发蒙也”四字道出了他的震撼、醒悟与决心。翻检这一时期的《曾国藩日记》，多处留下了他拜访唐鉴、倭仁的记载：“至镜海丈处久谈，哺时始归。”[9]“走杨朴安、穆中堂、唐镜翁处。”[10]“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余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11]倭仁告诉曾国藩的所谓“研几工夫”即是理学家所强调的“内省”工夫，读书人要时刻对照书中所讲的义理，检查、衡量自己瞬间产生的念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微小事，将它们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并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时时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正如前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时所讲的那样，这位先生就是这样做的，他“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唐、倭二人均是清代著名理学大师，倭仁更以反对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保守派代表而著称。平心而论，理学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浸润已逐渐失去思想界的主宰地位；但是，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仍然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就读书、求学而言，这些影响体现在曾国藩身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读书贵在立志 翻阅《曾国藩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随处可见：“读书立志，须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学”[12]的字样，这既是他的自勉，时时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励友朋书信中经常用的一句话。读书立志，就是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做是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远、有内圣外王的抱负。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六日，身在北京翰林院的曾国藩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主要是谈读书为学之道。信中针对其六弟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写道：“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13]曾国藩训诫六弟，小试不售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读书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少；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有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在信中曾国藩还对四位弟弟谈了自己对“读书人”三字的理解：“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14]在信中曾国藩把那些读书只是为了吟诗作文、以博雅自诩而与国家兴衰、百姓疾苦和个人修养无涉的人，斥之为只是识得几个字的“猪倌”，表示了他对这种人极大的愤慨。 (二)读书重在“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一语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思是说，君子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获得高深的造诣，在这里强调的是自觉地获得即“自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15]曾国藩终身服膺并努力践行孟子的“深造自得”四字。在他看来，读书求学既当志存高远，又应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即用来指导言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而不应掺杂“好名好胜之见”。《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内容：“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16]“翻阅《四书》一遍。用白绫写《论语》、《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约二十章。”[17]“阅《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郁结不开，故思以陶、白、苏、陆之诗及张文端之言解之也。”[18]“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19]“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纵不能如孟子……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20]写下此则日记的曾国藩，已经是年近六旬的老人，且早已名满天下，身居一等侯爵、两江总督的高位。 读书贵在立志，读书重在“深造自得”，前者强调读书要胸怀远大抱负，不为一己的私欲；后者突出读书要修身务本，“学以为己”，注重道德实践和精神修炼，二者看似相悖却相辅相成。应该说，这两条读书原则都不是曾国藩提出来的，它们早已积淀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他能自觉地继承并将之奉行终身。无论是作为一介书生还是位极人臣，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代还是暮齿衰迈的晚年，即使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物昏花，而且医生警告左眼亦将失明的情况下，仍然读书不倦，思考、反省不懈。《日记》中留下的许多文字，今天读了仍让人动容：“念老年读书，如旱苗叶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虽勤无益，古人所以戒时过而后学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则禾稼虽枯而菜蔬或不无小补耳。”[21]“在轿中温《易》‘乾’、‘坤’、‘屯’、‘蒙’、‘需’五卦。眼蒙日甚，轿中日光穿入，尤不相宜。”[22]“在舟中温《左传》宣公、成公至襄公九年止，共百七十叶，涉猎一过，不能深求。屡次小睡，以息目力。”[23]年近六旬的老翁，在摇晃的行船上、在颠簸的轿子里看书本来就很吃力，更何况眼睛不好，只能选择一些早已读过的书，主要凭记忆重新温习。有时眼睛实在“昏蒙无法视物”，则“静坐一时许，默诵论语二十篇一遍”。[24]直到逝世前一天，仍是“早起……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25]这是记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三的最后一则日记，第二天，二月初四戌时，曾即辞世。可以说，读书、思考、精神修炼、道德实践，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二、修身：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刚刚处理完棘手的“天津教案”，第二天一早即将由儿子曾纪泽陪同进京陛见的曾国藩，在天津寓所写下如下一段日记：“是日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26]两个月后，他将这则日记的内容通过诠释文字拓展为一封家信，寄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信的结尾写道：“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27]与《日记》相比，信中四条的内容改动了三个字。一是第一条的“慎独则心泰”，将“泰”字换作“安”字，意思没有变。二是第四条“思诚则神钦”，“思诚”改为“习劳”，这两字改得贴切。其实，这四条八个字，既是曾国藩对子侄做人的要求，更是他在个人修养方面一生的追求。 “修身”是中国传统士人成长过程中贯穿其一生的重要环节。《大学》里甚至有这样的论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28]在这里，把“修身”作为实现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人格的基础，即一切事业的成功“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提出的“慎独、主敬、求仁、习劳”四条修身要则，既有对前贤的继承和吸收，更有自己独到的体验和省悟。 “慎独”，即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不放纵。在儒家学说中，“慎独”乃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前面提到的倭仁告诫曾国藩“‘研几’工夫最要紧”，就是指的“慎独”功夫。宋明理学家最重视的也就是人独处时的态度。一部《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针对内心深处“一闪念”的某种错误想法或某种不为人所觉察的不道德行为，对自己所进行的反省、自责、鞭笞，甚至辱骂。“母亲五十八寿辰……是日不能预备寿面，意在省费也。而晡时内人言欲添衣，已心诺焉，何不知轻重耶？颠倒悖谬，谨记大过。”[29]这则日记需稍加说明。此时曾国藩在北京翰林院供职，妻子随他在京居住。而父母双亲则远在湖南乡下老家。这一天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三日，恰逢曾氏母亲生日，因为母亲远在家乡，所以，尽管曾在这天日记里写的第一句话即是“母亲五十八寿辰”，但并没有预备寿面，他考虑的是母亲不在身边，“意在省费也”。但是，吃饭的时候妻子向他讲起，想添置一件衣服，曾虽然口头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已答应了。就这么一件他不在日记里写谁也不知内情的事，让他自责不已，在日记里大骂自己把妻子看得比母亲重，真可谓不知轻重、颠倒悖谬。还给自己记了大过一次，以接受教训。同年十月初十的一则日记更有意思：“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30]梦中的事更是除他本人以外无人知晓，即便对于这种情况下流露出来的一丝贪欲，他也不放过，在日记中责备自己：看看你已经卑鄙到什么程度，连做梦都羡慕别人发财。“慎独则心安”，说的是一个人在独处时尚且能为善去恶，心中自然无一愧疚之事，“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就像俗话所讲的“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就能保持心情的愉悦。养生首在养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慎独”就是最好的养心，可以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 “主敬”，亦是儒家修身的一项重要内容，曾国藩认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功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31]曾国藩强调“主敬”，实际上突出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庄敬日强，安肆日偷”。人要自强、自信、自立，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庄敬严肃，持这种态度的人，必定会事业有成，生活充实；反之，精神萎靡、缺乏自信、处处傍人，必定是事业无成、生活空虚，即便是身体也不会好。“主敬则身强”说的就是这层意思。曾国藩一生“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主敬”二字，即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 “求仁”，就是对人要有仁爱之心。“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曾国藩十分推崇宋儒张载在《西铭》中对人与人、人与万物关系的概括：“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人类万物同为天地父母所生，同出一源，因此都应该互相关爱。曾国藩把这种关系上升为“必如此，乃可谓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32]的高度。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初八的日记中，曾国藩记下了他和九弟国荃关于“为人之道”的一段讨论：“夜与沅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33]“求仁则人悦”，就是说，只要你时时、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别人也就欢迎你、信服你、跟你走。可以说，“求仁则人悦”是曾国藩一生在处理官场、友朋、家庭等人际关系时所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 “习劳”二字，意思清楚明白。“习劳则神钦”说的是人应该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来换取生存和社会地位。圣君贤相等在上位者，以自己的智慧、才能给天下百姓带来福祉；升斗小民，则凭一己之才技和努力为家庭谋温饱。无论是智慧和才能，还是才技和努力，皆来自于勤劳艰苦，都来自于个人的付出。当一个人的付出和他所得的酬劳相一致的时候，那就不会招来忌妒和怨恨，否则，就会惹得天怒人怨。在本文开始时我们提到的那封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的信中，曾国藩写道：“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34]这是一位父亲在将近一个半世纪前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此时的曾国藩是清政府的侯爵、大学士、两江总督，他在信中能够如此清醒地看到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这种最不平等的现象，能够如此真诚地对农夫织妇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予以同情，对于不事生产却坐享奢华生活的富贵之家给予严厉的谴责，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更不容易的是，这种同情和谴责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用来律己，用来教育和约束自家的子弟。翻阅《日记》，随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细思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35]“细思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前此所见之‘勤、大、谦’……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勤能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36]在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给家乡的四位弟弟的家信中，曾国藩写道：“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住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37]要求家中的子侄辈从小要和农家子弟一样，养成劳动的习惯。把“习劳”二字作为自己修身的重要内容且用以严格约束子弟，固然与曾国藩出身农家、从小受到祖父和父母的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可能是出于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信念和个人阅历的智慧。 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儆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治家：“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八字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的观念特别重要，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想人格中，“齐家”是介于“修身”和“治国”之间的津梁，正如《大学》所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38]君子欲实现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治国平天下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和睦、勤俭、向善、好学的家庭作为依托。因此，重视子弟的教育，形成良好的家风，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历代以来，关于家庭教育的种种格言、教本、典型人物和事件，可以说不胜枚举，而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之所以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几乎成为士大夫人手一编的必读之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把它当做治家圭臬，在社会动荡不安的大变革时期，试图从中寻求治家教子的智慧和启迪。 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初六日，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给远在湖南家乡的四弟国潢写信，讨论家庭教育问题，主要是将他近来整理好的祖父留下的家规告诉家里。曾氏兄弟五人，国藩为长，四个弟弟中有三个早年亦投笔从戎，长年在外，且其中两个分别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阵亡和染时疫而死。只有四弟国潢留在老家，主持家务、照顾家庭。在信中，曾国藩写道：“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孙。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39]信中提到的“星冈公”是曾的祖父，名玉屏，号星冈。此人一生在乡村种田，虽未见过大世面却有见识，对子孙课读甚严、影响极大。祖父说过的一句话让曾国藩终生难忘：当年他刚中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时候，“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40]竹亭公是曾国藩的父亲，宽一是曾国藩的乳名。孙子中了进士、点了翰林，祖父教训儿子，我们家仍靠种田为生，不可靠他吃饭。这句体现了乡间农人远见卓识的话，让曾国藩一辈子牢记不忘。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许多具体实践，都深受其影响。 信中所讲的“六恼”，“恼”就是不高兴、不愿意或者说不准许家人和子孙后代做的事情，“六恼”包括不与地(即地仙，原指神话故事中住在人间的仙人，乡村中多指游手好闲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命(算命的人)、医生、僧人、巫婆等交往，不在家里做求神拜佛的事，也讨厌家中留客人久住。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六恼”之中有合理的内容，比如说不与地仙、算命先生、巫婆神汉打交道，不准此类人进家门，不在家中做法事，等等；但显然也有不科学或不近人情的地方，如不与医生交往就实在令人想不通，当然也难以做到，而不在家中久留客人似乎也有点一概而论缺乏具体分析。也许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于祖父家规中的“六恼”，曾国藩在《日记》或《家书》中很少再提到。事实上，他本人也未能遵守。曾氏一生体弱多病，数十年中几乎经常与医生打交道。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曾国藩虽然在信中写道“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实际上他更多关注的是“八好”，并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世道人心的观察、思考，大大拓展和提升了“八好”的内容。 先从字面上解释一下“书、蔬、鱼、猪、考、早、扫、宝”所谓“八好”。“书”是读书，意义自然明白，要求子弟读书明理；“蔬、鱼、猪”是指乡间农人的种菜、养鱼、养猪等日常劳作，即不要丢掉农家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早、扫”，分别指的是起早不睡懒觉，自己动手清扫庭院、收拾房屋，强调的是勤、俭二字；“考”，指的是祭祀祖先虔诚恭敬，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贵孝道、贵和睦；“宝”则是指善待邻里，凡亲戚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接待，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 在中国的家庭伦理中，作为家中的长子，曾国藩在教育自己的子女之外，亦承担着教育诸位弟、妹、子侄辈的责任，更肩负着继承发扬家风的重任。其实，“八好”的内容，曾国藩早已在践行之中。 (一)“愿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之家”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曾国藩在接到祖父病重的家信后，给四位弟弟的信中重点谈了自己对家庭长远发展的一些想法，他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41]信中明确提出曾氏家族发展的定位，希望成为耕读孝友之家，而不愿成为仕宦之家，而且明确指出，这样的定位是符合祖父的意愿的，否则就是曾家的不肖子孙。按照一般人的观念，官宦之家有权有钱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一等家庭；商贾之家有钱无权至少也是二等家庭；耕读之家既无权又无钱，最多属于三等。但在曾国藩眼里，其排序恰好相反。在曾国藩看来，权和钱都对子孙的成长不利，两者俱全，则更不好。而耕读之家虽然无权无钱，但知书识礼，有利于子弟成长。孝友，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种良好的家风，这种家风，既可存在于耕读之家，亦可存在于商贾之家、官宦之家。有了这种好家风，家运更可长久维持。在以后的多种场合，他都反复讲述自己的这一观点。下面是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写给小儿子纪鸿信中的一段话：“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42]此时的曾纪鸿年仅9岁，他是曾家在连续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曾国藩38岁时才得的儿子，在家中受到父母的极其疼爱自然是人之常情。就是面对这样一个9岁的孩子，曾国藩写下了如此情意真挚而又袒露心胸的一番话。九年后，当16岁的侄儿曾纪瑞(曾国荃长子)考中秀才的喜讯传来，曾国藩立刻给在家乡的四弟、九弟(国荃)写信，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有加，为人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43]不愿子孙为大官、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曾氏的这几句话百余年来在士人之间广为传诵。自己身为政府高官，却不愿子侄们做大官、发大财。读读曾国藩的下面一段言论，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内心世界：“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44]曾国藩的逻辑是，做官和发财是两码事情，他认定靠做官发财积金遗子孙为可耻；但是，在现实的官场上，能够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并坚持操守是难之又难的；与其让子侄走做官的路而毁掉他们并造孽子孙、玷污家声，不如鼓励他们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曾国藩的这种教子逻辑，即使在百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深思。 (二)“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45] 这是同治七年(1868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南京两江总督府上，曾国藩为家中妇幼辈拟定功课单后特意在后面添上的四句话。随着曾家兄弟事业的发达和官越做越大，曾国藩非常担心家里人会忘记先世之艰难而变得骄奢淫逸。他针对家中不同对象，或当面训谕，或书信劝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家中大小，不忘“勤、俭”二字。首先是对四位弟弟提出严格的要求，因为在家中他们的言行不仅影响着子侄们，而且，也关系到曾氏家族在村里、县里乃至湖南和全国的名誉与家声。咸丰四年(1854年)八月十一日，曾国藩给家中四位弟弟的信中特别讲到这个问题：“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比我尤甚。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四弟、九弟较勤，六弟、季弟较懒。以后勤者愈勤，懒者痛改，莫使子侄学得怠惰样子。至要至要。”[46]信中批评诸弟不喜欢“收拾洁净”，就是没有恪守祖父“八好”中的“扫”字，并把这种懒惰行为，上升到“败家气象”来认识；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六弟、季弟的懒惰，告诫他们，我们不做出好榜样，子侄辈就会一代不如一代。对于常年在家主持家务的四弟，他专门写信特别叮嘱：“以后望弟于俭字加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不特家常用度宜俭，即修造公费，周济人情，亦须有一俭字的意思。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弟以为然否？”[47]他非常担心这位主持家务而又特爱面子的阿弟，在家乡讲排场，摆阔气，大手大脚，丢失“寒士之家风”。曾国藩常年在外做官，单身赴任或带兵打仗住在营中，夫妻之间离多聚少，深知妻子在教育儿女上的责任重大，写信勉励夫人：“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做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48]事实上，这位欧阳夫人和曾国藩一样，律己极严，教育子女有方。有一年带领子媳到安庆两江总督府上住了一段时间，每天与儿媳、女儿等在府中纺棉纱，约定以四两为率，常常至二更才歇息。[49]堂堂的总督府后院，七架纺车从早响到晚，“每日纺声甚热闹”。[50]对于子侄辈这方面的教育，曾国藩更是重视。翻阅《日记》，可以看到，只要子女在身边，他总是向他们灌输这一道理：“傍夕至内室与诸女论节俭、习劳之道。”[51]“傍夕训两儿，言作人之道以知艰苦为最要。”[52]子侄们不在身边，则通过书信谆谆教诲：“今家中境地虽渐宽裕，侄与诸昆弟切不可忘却先世之艰难，有福不可享尽，有势未可使尽。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53]这是他写给侄子纪瑞信中的一段话。“吾家妇女须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好醋、倒笋之类，常做些寄与我吃……若外间买者，则不寄可也。”[54]这是他写给纪泽、纪鸿两个儿子信中的一段话。难道总督大人真的没有可口的腐乳、酱油、酱菜过饭而等着家里人寄来吗？当然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借此事告知家中，“吾家妇女须讲究做小菜”，以不忘记农家本分。读着这些在戎马倥偬、政事繁重的间隙抽空写下的“教子书”，字里行间充溢着的良苦用心，实在令人感慨万分。 (三)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 同治七年(1868年)正月十七日晚，处理完一天公务，再次细读《课子随笔》一书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了如下感想：“大约兴家之道，不外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反是……盖达官之子弟，听惯高议论，见惯大排场，往往轻慢师长，讥弹人短，所谓骄也。由骄字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皆从骄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骄，又多由于父兄为达官者，得运乘时，幸致显宦，遂自忘其本领之低，学识之陋，自骄自满，以致子弟效其骄而不觉。吾家子侄辈亦多轻慢师长，讥谈人短之恶习。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子侄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55]在曾国藩看来，良好家风的承传、一个家族的兴旺，不仅要对子弟从正面引导、教育，还应该从反面提出要求，禁戒恶习萌发、滋生。而对于早已跻身官宦人家之列的曾氏家族而言，家庭衰败最可能的突破点是一个“骄”字。子弟们身上有了“骄”字，初则傲慢师长、讥弹人短、疏远亲戚邻里，丢弃祖先留下的“宝”字家规，继则由骄而奢、而淫、而佚，以至于无恶不作。其实，上述感想不仅仅是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曾国藩早已从自己兄弟子侄们身上发生的变化有所警惕，并多方规劝、训诫，构成了他治家思想的重要一环。“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泆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56]这是曾国藩早年写给老家四位弟弟信中的一段话，要求家人不要有“半点官气”，不准子侄们出门坐轿子，不准在家呼奴唤婢取水添茶，各项要求针对性强、具体而又可行。《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曾国藩在军营中得到信息，“言沅甫起新屋，规模壮丽，有似公馆。所伐人家坟山大木，多有未经说明者。又言家中子弟荡佚，习于吹弹歌唱之风云云。”听到这个信息，曾国藩彻夜难眠，“细思余德薄能鲜，忝窃高位，又窃虚名，已干造物之忌，而家中老少习于‘骄、奢、佚’三字，实深悚惧。”[57]“沅甫”即曾氏九弟国荃。在深深自责的同时，曾国藩马上给这位九弟写信：“良田美宅，来人指摘，弟当三思，不可自是。吾位固高，弟位亦实不卑；吾名固大，弟名亦实不小，而犹沾沾培坟墓以永富贵，谋田庐以贻子孙，岂非过计哉？”[58]对于这位早已是声名显赫的湘军重要将领的阿弟，曾国藩的批评柔中带刚，婉转而严肃地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寒士之家风”。一句“岂非过计哉？”包含了批评、教育和期望的多重意思。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虚岁17岁的小儿子纪鸿告别父母，离开安庆回原籍湖南省城参加甲子科乡试。在临行的前夕，曾国藩已再三嘱咐儿子做人行事要“力去傲惰二弊”。纪鸿还未到长沙，曾国藩给儿子的信已经发出，他不是担心儿子参加乡试能否考得好，而是对他到省城之后的行事不放心。因为，这些日子曾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湘军因攻下太平军首都天京(南京)立下大功，曾本人被清廷赐封一等侯爵，赏加太子太保衔，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荃赐封一等伯爵，赏太子少保衔，赏戴双眼花翎。兄弟同日封侯伯，这不仅在湖南，即使在全国，古往今来也极为罕见。深知世态人情的曾国藩担心，在这样的时刻，小小年纪的纪鸿，万目所瞩，在湖南士绅一派颂扬、捧场甚至是巴结、讨好的氛围中会举止失措。在信中，曾氏写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极力去骄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59]曾氏再三强调，要儿子一定谦谨行事，注意影响，特别嘱咐考试前不要去和地方官往来拉扯关系，更不能为考试的事递条子。他告诫纪鸿，参加乡试对你来讲是踏入社会的第一步，要清白做人，自爱自重，不可仗着父辈的功劳而走捷径。曾纪鸿此次乡试结果名落孙山，他一生的功名亦从此画上了句号。但是，倘若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这个结果也为曾国藩的治家和曾氏的家风，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脚。 愿家族世代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暴发之家；愿子孙个个为读书明理之君子、礼义之旗帜，不愿他们做大官、发大财；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骄怠者败。上述曾国藩的治家理念和这些具体的家规、家训，读起来句句“卑之而无甚高论”，早已融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伦理的一部分。而他的治家实践及成效则是百余年来无数家庭争相仿效的楷模。古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千百年来自古及今，在中国历史上，家族鼎盛的局面能延续到五代以下者确是极其少见，而曾氏家族则至少五代之内代有英才，是海内外难得一见的长盛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