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论文

济南市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席振鑫 a ,刘兆德 a ,刘金花 b

(山东建筑大学 a.建筑城规学院;b.管理工程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1)

摘要: 以济南市为例,通过构建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出两者的综合指数,结合耦合度、协调度模型分析城镇化子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的耦合交互机制。结果表明:2007—2016年间济南市城镇化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个别年份两者的综合指数存在波动;城镇化子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间的耦合度除2007年外始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度则始终处于严重失调阶段,但耦合度指数和协调度指数都在不断增加,说明两个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在未来发展中,济南市要积极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推进城市土地利用合理布局与结构优化,从而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益;熵值法;耦合协调;济南市

1引言

2011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人口数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这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供地面临着巨大压力。在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未来城市发展将逐渐由增量扩展转向为存量发展,这就需要在有限的用地条件下提高城市发展质量,提升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程度。有关研究表明,1980—2005年我国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占用的建设用地为1004km2;2006—2030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每增加1%,占用的建设用地将达到3460km2,约为前者的3.45倍[1]。国外有学者对城市土地利用和城市发展间的相互关系做了研究[2,3],国内也有学者从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测度以及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研究[4-9],研究发现很多城市的土地利用与城镇化之间还处于不太协调的阶段,认为通过掌握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实现城市社会经济生态的最大综合效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镇化进程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发展面临转型,在土地审批越来越严格的情况下,协调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济南市为例,研究其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之间的发展阶段,为城市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2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济南市辖区(简称“济南”)作为研究对象。济南市是山东省的省会、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是山东省的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2016年,济南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536.12亿元,常住人口723.31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9.46%。2016年12月,济南市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2018年1月,国务院批文支持济南市建设国家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济南市作为转型发展的先行者,研究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度具有重要意义。

2.2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2008—2017年的《山东省统计年鉴》、《济南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年鉴数据计算得出。

3研究体系构建

3.1 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内涵

城镇化一词蕴含着“转型”的意思,包括人口、经济、空间、生活等方面的转型。人口转型即人口流动,由农村地区流入到城镇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降低,城镇从业人员比重上升;经济转型即经济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空间转型即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地区规模不断扩大;生活转型即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传统的农业农村生活转变为现代城镇生活[10]。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发展也进入新的阶段,发展速度、质量需要调整优化。2013年,我国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即以人为本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通过查阅相关研究文献,国内学者认为相对于传统用地效率较低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在土地利用更加集约、与周边生态环境更加和谐、城乡融合更加统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生产上发展、生活上改进、文化上繁荣、环境上美化、资源上节约的城镇化[11-13]。城市土地利用效益指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土地的利用给城市带来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总和,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上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实现是不一样的[14]。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对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空间布局优化等措施,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投入获得最大单位土地产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进而实现土地的集约利用[15]

“耦合”源于物理学概念,是指两个体系或多个体系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协同发展的现象[16];协调是指系统间或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后达到的一种良性互动状态[17]。城镇化系统和土地利用系统两者之间互有依赖,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土地的支撑,在某种程度上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是土地利用效益发展水平的体现,同时城市土地的扩展也需要城镇化的推动[13]。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可反映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及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对提升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2 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指标体系

通过参阅相关文献[13,15,18-21]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确立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城镇化水平评价子系统包括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子系统包括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具体指标见表1。

表 1城镇化水平及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注: ※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

3.3 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模型

数据处理:由于数据量纲不同,选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首先根据指标的属性分为正向(效益)指标和负向(成本)指标两大类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为:

物流企业十分重视财务风险管控,风险管控主要是掌握企业决策的起点和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和控制。要想做好掌握财务风险管控中的每一个环节,就必须掌握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各项环节,并实施有效跟踪审核和科学决策,企业管理者从风险管控系统掌握信息后,有利于高效处理信息,有效控制资金流向,潜在的财务决策风险处理必须做到及时和准确。

NIH希望通过最近对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量资助吸引一批新的研究人员。多年来,患者权益倡导者一直在提出这个问题:随着美国人口的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正在造成越来越大的伤害,治疗成本迅速上升。这些预测和“到2025年有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目标促使国会在3年内将NIH给阿尔茨海默病及相关痴呆症的资助预算增加到原来的3倍,达到19亿美元。这种猛增的趋势并未结束,2019年的两份NIH支出草案会为该病的研究带来总数为23亿美元的资助——超过了NIH总预算的5%。

(1)

负向(成本)指标:

无醛认定项目的实施为人造板和人造板制品生产商宣传无醛产品提供了可靠依据,规范了行业内的无醛制品的识别标准,有效的促进了人造板及其制品环保质量的提升,促进企业品牌的创建。

(2)

式中,Xij为第i个样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jmax、Xjmin分别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式中,j=1,2,…,m。

通过式(6)对差异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

(3)

式中,Zij为平移后数值;A为平移幅度,这里A取1。

在城镇化水平评价和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两个子系统中,城镇登记失业率、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地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为负向指标,采用负向(成本)指标标准化公式。

更为重要的是,“广州好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已经深入人心,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学生家长全力配合,广州逐渐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生态。宏观决策方面,在完成“十二五”规划的发展目标基础上,《广州市中小学建设发展策略研究与布点规划及中小学建设控制性导则规划》已完成终期成果工作汇报和专家评审,《广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已拟定,正在征求意见中,一种好的政策生态正在发挥效用,形成保障。社会联动机制方面,广州正动员政府及全社会各种力量办好教育,让大家都来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并建立涉及重大民生的教育决策事项公众征询制度,广州的媒体和民众互动密切,真正做到了全社会总动员,办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教育。

其实,那一大勺酸奶就相当于咱们每次蒸馒头最后留出的那一小块面,也就是老面肥,留作下次发面的引子(菌种)。而这勺酸奶就是发酵一整瓶酸奶用的引子,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权重计算:经数据标准化后,采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将各项指标同度量化,计算第j项指标下该指标比重(Pij):

(4)

式中, i=1,2,…,n;j=1,2,…,m;n为样本个数;m为指标个数。权重结果见表1。

计算第i城市的城镇化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Fi):

保温是碾压混凝土施工技术在大坝施工中的关键环节。保温主要是指对混凝土浇筑施工之后采取的温控防裂措施,温控防裂措施的应用对于高温地区、高寒地区的水利工程连续施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常用的温控防裂措施主要有使用蒸汽对砂石骨料进行加温,使用保温模板进行混凝土浇筑保温等。

(5)

式中,k=1/ln(n);ej≥0。

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23]:

g j =1-e j

(6)

Z ij =x ij +A

(7)

由于在熵值法中需要运用到对数,但部分数据经过标准化处理后并不能直接使用,为了解决部分数据所造成的影响,需要对标准化后的数值再进行平移:

在注浆前,应先开展压水试验,据此检查管路之间的连接是否牢固;管路的耐压是否合格,是否存在漏水等情况;并对注浆参数进行检验,确认是否合理,对岩层的吸水量进行测定,明确浆液指标,如初始浓度与凝胶时间;预先测定压力损失,并确定最终的注浆压力。通过注浆,使岩层裂隙当中的填充物质排出到作业范围之外。

计算第j项指标熵值(ej):

(8)

耦合度、协调度模型:耦合度量值表示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协同作用的大小,两者的耦合度模型可以简化为[22]:

电动汽车作为电力负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电力负荷变化的特点,把某省电网每日负荷按15分钟为一期,建立某周负荷曲线图,如图1所示。一周的负荷当中,每日峰荷、腰荷、谷荷时刻基本相同,每天的负荷基本按相同的规律波动,具有周期性的特点。

(9)

式中,U1、U2分别为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指数,C为耦合度,介于[0,1]之间。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gj):

正向(效益)指标:

(10)

式中,D为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度;T为综合协调指数;α12=1为待定系数,这里取α12=0.5,即认为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重要程度相当[13]。“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耦合与协调阶段见表2、表3[24]

表 2耦合度阶段划分类型

表 3协调度等级划分类型

4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机制

4.1 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结果

运用式(1)—(8)计算得出济南市2007—2016年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的综合指数和各准则层的指数,见表4和图1。

表 4 2007— 2016年济南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评价结果

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水平:从图1可见,2007—2016年济南市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城镇化综合指数从2007年的1.1937增长到2016年的1.8608,年均增长率为5.06%;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由2007年的1.1161增长到2016年的1.8836,年均增长率为5.98%。整体看,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较城镇化综合指数增长速度要快。在整个研究时段内,济南市城镇化综合指数除2008—2009年出现小幅度下降外,其他时间段均不断增长,2010年后增长速度开始加快;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始终呈现增加的趋势,2013—2014年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时间段。

当带电粒子的初速度不与电场线垂直时,可将物体的速度分解在电场线方向上和垂直与电场线方向上,即带电粒子在沿电场线方向上做初速度不为零的匀加速直线运动或匀减速直线运动,粒子的运动方程为:

图 1 2007— 2016年济南市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变化

从城镇化子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两者间交互发展的角度看,整个研究阶段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2013年),城镇化发展水平高于土地利用效益发展水平(2010年除外);第二阶段(2014—2016年),土地利用效益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济南市辖区建设用地变化见图2。

图 2 2007— 2016年济南市辖区建设用地变化

从图2可见,2007—2013年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为2.8%,土地利用数量大幅增长,但利用质量提升不明显,单位面积上各项产出下降而导致整体发展水平出现下降,使这一阶段的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发展落后于城镇化发展水平,分析认为是由于济南市举办第十一届全运会和济南西客站建设,使城镇空间扩展明显较快,从而造成了这种现象。自2013年以来,济南市先后获得“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荣誉称号,城市建设水平、生态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2014—2016年的城镇建设用地年均增长率为2.1%,城镇空间扩展速度较第一阶段有所降低,土地利用效益得到快速提升,使第二阶段的土地利用效益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发展水平。

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准则层因素:整体上看,2007—2016年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的各准则层因素大多数都表现出上升的趋势。在城镇化子系统中,人口城镇化指数从2007年的0.1771增长到2016年的0.3114,经济城镇化指数从0.3986增长到0.5814,社会城镇化指数从0.2949增长到0.5404,空间城镇化指数从0.3231增长到0.4276。城镇化子系统的4个准则层因素中,经济城镇化指数始终是最大的。2007年在城镇化子系统各因素的得分中,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2016年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说明济南市的城镇化过程主要是经济社会主导型的城镇化,这与已有的研究情况相似[13],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准。从增长速度看,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其中社会城镇化增长速度为4个子系统中最大的,年均增长率为6.96%,可见在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日趋完善。其次是人口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6.47%,伴随着大量人口进入城镇生活,整个市域人口的就业重心也更多集中在城镇。经济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两项指标在不断增加,但相较于社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速度较慢,说明济南市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和空间能力的集聚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作为现代建筑施工期间的关键技术,BIM技术可以被应用至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中,实现了传统建筑设计工作的多维化,有效提升了建筑工程的功能性与服务性。在钢结构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可以利用BIM技术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却存在软件掌握不良问题,以致应用效果较差,拉低了钢结构工程的质量水平。本文针对性的分析了钢结构工程建设期间BIM技术的应用问题,针对性的指出了相关的解决技术,以期为此后的钢结构工程建设工作提供更多的借鉴依据。

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中,社会效益指数从2007年的0.3382增长到2016年的0.5644,经济效益指数从0.4300增长到0.8455,生态效益指数则从0.3479增长到0.4738。在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的三个准则层中,经济效益指数始终是最大的。在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准则层的得分中,2007年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2016年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更能反映出济南市的土地利用效益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从增长速度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指数年均增长率为7.8%,说明这十年间济南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地均经济效益有了很大提升。社会效益指数年均增长率为5.85%。从社会效益看,地均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和人均城市道路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比虽然在研究时段内出现波动变化,但整体上仍呈下降趋势,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降低。生态效益指数年均增长率为3.49%,随着近年济南市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严重企业的整治使城市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提升。从可获取的用地指标中可见(现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自2012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故从2012年开始统计),近五年来济南市辖区的工业用地面积占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比例稳定在19%左右,没有大幅度增加工业用地,对改善城市环境带来了积极作用。同时,济南市依据自然地形和环境特点进行了大量山体公园建设,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变化有目共睹。

4.2 耦合度与协调度结果

根据式(9)、式(10)计算得出济南市2007—2016年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见表5。从表5的耦合度看,2007—2016年济南市城镇化子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间的耦合度除2007年位于低水平耦合阶段外便一直位于颉颃状态。虽然两者之间的耦合阶段一直处于颉颃状态,但耦合指数在逐年增加,一直呈上升趋势,耦合度年均增长率为5.52%,高于城镇化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率,但低于土地利用效益指数的年均增长率,说明两者在向着更高程度的耦合关系方向发展,耦合效果在不断提升。

表 5济南市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度与协调度

本文通过对2007—2016年济南市GDP、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三项数据取对数处理后,使用SPSS24.0建立线性回归模型。GDP(因变量lny)与建成区面积(自变量lnx)线性回归模型为:

澳大利亚车身行业协会的维修店评级项目已经放缓并逐渐退出,但这一做法被Car Craft集团采纳并推广。这一体系将根据维修厂的装备水平、人员培训情况等,对维修厂进行检查并定级。霍顿公司也将根据行业协会的评定系统确定自己的标准,并尽快展开实践。

lny=-5.543+3.865lnx,R2=0.987

(1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因变量lny)与建成区面积(自变量lnx)线性回归模型:

从以上学生对各项英语技能的自我评价和学习难度评价的均值可以看出,即使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学生对自身的英语能力评价偏低,认为英语偏难,两者的各项均值均未达到一般水平(3)。这表明学生在英语学习上信心不足,学习能力上还存有很大的差距,从而从客观上说明开设英语后续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与紧迫性。从小学起,经过了长达12年甚至更久的英语学习,学生如此低地评价自己的英语能力,这值得所有英语教师和相关研究者深思反省目前的英语教育现状。

lny=-21.860+6.165lnx,R2=0.987

(12)

以上两个模型的R2值均为0.987,具有很高的拟合度,说明城市建成区面积对城市的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根据线性回归模型中建成区面积与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系数3.865、6.165可见,建成区面积每增加1个单位,GDP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增加3.865和6.165个单位,建成区面积的增加对城市经济和财政收入具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未来,济南市城镇化水平与土地利用效益间的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程度会继续增加,无论是从城市空间拓展的需求角度还是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土地在城市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仍明显。

通过使用SPSS24.0计算城镇化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系统间的相关性,得到两者间的Person相关系数为0.980,呈高度正相关,说明两者间存在很强的耦合交互作用机制。城镇化仍是人口从乡村地区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看,城市相对于乡村地区具有非常大的优势,对乡村地区的人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乡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工作生活,使城市必须提升人口环境承载力,因此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在逐渐增大。由于城市无序的向外扩张和不合理的规划,导致诸多问题,如“城中村”现象,“城中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益。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的提升,能吸引更多资源要素向城市聚集,促进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使城市发展更具有活力,进而推动城镇化发展。

从协调度来看,济南市城镇化子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的协调度由2007年的0.0240增长到2016年的0.1025,年均增长率为17.55%,明显高出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的年均增长速度,反映出城镇化和土地利用效益的协调程度正逐年提高,向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近十年,两者间的协调度一直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这也与济南市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济南市南部为山地丘陵地区,黄河从城市北部穿城而过,属于半开敞式的盆地地形,呈东西狭长的带状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济南市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土地利用。快速城镇化的同时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但可拓展的空间相对有限,近年济南市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来满足自身发展的土地需求,城镇建设用地供应大量涌入市场,但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导致各项地均经济指标呈下降趋势,造成两者之间的状态失调。从所处的协调阶段看,在未来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5结论与讨论

整体上来看,济南市城镇化综合指数和土地利用效益综合指数都在不断提高,两者呈交互式上升的态势。从准则层层面上分析,在城镇化子系统中,济南市社会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上升幅度最快;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上升幅度最快。

“城镇化—土地利用效益”系统的耦合程度除2007年外始终是处于颉颃阶段,反映出济南市城镇化子系统和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在不断加大,城镇化发展需要土地承载,土地利用效益的提升需要城镇化的推动,虽然两者之间的协调水平一直处于严重失调阶段,但趋势向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论,耦合协调水平还很低,未来发展还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实现两者间的良性与和谐发展。

济南市的城镇化子系统与土地利用效益子系统间的耦合与协调水平正在不断优化提升,针对存在的问题,分别从城镇化发展和土地利用效益两个方面提出建议:①城镇化建设方面,济南市2016年城镇化率达到69.46%。由诺瑟姆曲线可知,未来济南市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将会逐渐减缓,城镇化发展由过去的高速发展进入到缓慢发展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质”的提升。如何提升“质”呢?首先,持续提升城市吸引力,包括城市发展质量和宜居性两个方面:城市发展质量方面,转换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走高收益、低污染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借助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的落户,推动旧动能的转型升级,由新动能引领城市高质量发展;城市宜居性方面,树立“生态立市”的发展理念,根据城市自然地形和历史文化特点,积极推广“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25]的城市品牌。其次,济南市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人才优势明显,政府要积极出台“留人”政策,提升城市高学历人员的比重,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第三,完善城市社会服务保障机制,包括外来人员落户、医疗、入学等方面,让来者没有后顾之忧,稳定城市房价,降低外来人口留济成本。第四,把握好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机遇,梳理好各级权限的关系,提升城市各区县一体化发展程度。②土地利用效益方面,严格按照“三区三线”确定城市开发边界,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对违法乱搭乱建不合法规的建筑严格处理,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积极拓展地下空间利用,改善城市交通、居住环境,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由于本文所选研究指标和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将进一步完善数据资料,以期得出更加全面的结论分析。

参考文献:

[1]方创琳.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问题与对策建议[J].中国科学院院刊,2009,24(5)∶468-474.

[2]Kok K,Verburg P H.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the Land System:The Future of Land Use [J].Land Use Policy,2007,24(3)∶517-520.

[3]Louw E.Land Assembly for Urban Transformation:The Case of Shertogenbosch in the Netherlands[J].Land Use Policy,2008,25(1)∶69-80.

[4]叶敏婷,王仰麟,彭建,等.深圳市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及其区域分异[J].资源科学,2008,(3)∶401-408.

[5]曾志伟,汤放华,易纯,等.新型城镇化新型度评价研究——以环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2,19(3)∶125-128.

[6]张改素,丁志伟,胥亚男,等.河南省城镇体系等级层次结构研究——基于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分析[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4,33(1)∶46-51.

[7]武京涛,涂建军,阎晓,等.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机制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8)∶42-45,63.

[8]刘浩,张毅,郑文升.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城市化的时空耦合协调发展评价——以环渤海地区城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1,30(10)∶1805-1817.

[9]张乐勤,陈素平,陈保平,等.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度测度——以安徽省为例[J].城市问题,2014,(2)∶75-82.

[10]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55.

[11]彭红碧,杨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J].理论探索,2010,(1)∶75-78.

[12]王发曾.中原经济区的新型城镇化之路[J].经济地理,2010,30(12)∶1972-1977.

[13]张超,李丁,魏秀梅,等.西北河谷型城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兰州市为例[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51(2)∶173-179.

[14]王雨晴,宋戈.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与案例研究[J].地理科学,2006,(6)∶743-748.

[15]韦俊敏,胡宝清,张中秋.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土地精明利用评价与应用——以广西上林县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8)∶1563-1571.

[16]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1)∶105-112.

[17]孙平军,丁四保,修春亮,等.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J].地理科学,2012,32(4)∶450-457.

[18]孙平军,吕飞,修春亮,等.新型城镇化下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基本认知与评价[J].经济地理,2015,35(8)∶178-183,195.

[19]彭冲,陈乐一,韩峰.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J].地理研究,2014,33(11)∶2005-2020.

[20]于伟,吕晓,宋金平.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时空格局[J].地理研究,2018,7(2)∶319-332.

[21]刘兆德,刘聪,刘强,等.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及其类型[J].经济地理,2017,37(3)∶25-31.

[22]吴玉鸣,张燕.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资源科学,2008,(1)∶25-30.

[23]席娟,张毅,杨小强.陕西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47(1)∶117-123.

[24]张明斗,莫冬燕.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性分析——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1)∶8-16.

[25]张蕾.济南老城城市空间特色研究[D].厦门:华侨大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2014.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Land Use Benefit in Jinan City

XI Zhen-xina,LIU Zhao-dea,LIU Jin-huab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a.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b.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JiNan 250101,China)

Abstract :Taking Jinan City as an example,b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ization and land use benefit,which used the entropy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two and analyzed the coupling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subsystem and the land use benefit subsystem by combining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land use efficiency in Jinan City were on the rise from 2007 to 2016,and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of the two fluctuated in individual years.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he urbanization subsystem and land use subsystem was always in the antagonistic stage except 2007 years,the coordination degree was always in the serious imbalance stage,but the index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were increasing,which showed that the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two subsystems were developing in a better direction.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Jinan City should actively improve the land use efficiency,and advance the rational layout and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urban land use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Key words :urbanization;land use benefit;entropy method;methodcoupling coordination;Jinan City

中图分类号: TU984;F293.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141(2019)11-1375-06

doi: 10.3969/j.issn.1005-8141.2019.11.007

收稿日期: 2019-04-12;修订日期: 2019-09-2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1601613),山东省软科学重点项目(编号:2016RZB01044)。

第一作者简介: 席振鑫(1995-),男,山东省曲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乡与区域规划理论和方法。

通讯作者简介: 刘兆德(1965-),男,山东省蓬莱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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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镇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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