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八年回顾：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南京大屠杀论文,十八年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件进行审判，日军暴行的真相逐步为日本公众所了解。但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对侵略战争的积极评价又沉渣泛起。七十年代以后，翻案风愈演愈烈，其中之一就是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从八十年代起，日本几个政要公然出面来否定这一历史事实，遭到强烈谴责，被迫下台。与此同时，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不断发现，“虚构”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于是“微不足道”论代之而起，说不过是“偶发的小事情”，以此来达到否定这一事件的目的。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及其影响远未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和随着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强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有所抬头。
192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战火，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侵占了北平和天津以后，8月13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15日，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上海登陆。中国军队英勇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1月5日，日本派柳川平助中将率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与上海派遣军一起组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11月中旬，又派中岛今朝吾中将率第十六师团，在长江的白茆江（常熟东）登陆，迂回中国军。11月12日，中国军不得不全面西撤，日军疯狂追击。12月1日，日本大本营发出了进攻南京的命令，同时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专任方面军司令。南京守军激烈抵抗日军的进攻，到12月13日，终于被日军攻陷。日军在南京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及从外地逃来的难民大肆屠杀、奸淫、掠夺，并放火焚烧，南京城三分之一化为灰烬。
最初的报道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有很多外国驻华使领馆和新闻报道人员。南京陷落前一天，为了避开战火，他们很多人趁美国炮舰巴纳号离开了南京。但日军侵占南京时，仍有《纽约时报》记者都亭(F.Tillman Durdin)，《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斯蒂尔(Archibld T.Steele)，路透社的史密斯(L.C.Smith)，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四位记者和派拉蒙新闻影片公司的摄影师孟根(Arthur Mencken)留在南京，目睹了日军暴行。日军禁止他们拍发电报，竭力阻止暴行消息的外泄，但他们离开南京后，立即把日军暴行的情况向世界作了报道。如12月17日都亭在上海拍发消息《俘虏全遭杀害，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扩大，一般市民亦遭屠戮，美国大使馆遭袭击……》，第二天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22日，他又在上海撰写长篇报道，航空寄往纽约，标题是《南京侵略军枪杀2万人，日军集体屠杀，包括一般市民，死者三万三千人，征服者放荡无羁，为所欲为，暴行种下了根深蒂固的憎恨》，翌年1月9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12月24日的《纽约时报》，还刊登了题为《美国传教士笔下的南京恐怖统治》的报道。还有12月15日斯蒂尔在南京拍发（迟发）的消息《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掠夺》。12月19日《纽约时报》上海特派员阿本德拍发的消息《日军杀害俘虏、老百姓和妇女儿童》等等。这几位记者是12月15日离开南京的，没有看到日军暴行的全过程，但他们所目睹的最初几天的情况，就已经是十分骇人听闻的了，都亭形容说：“好象是遥远的过去野蛮时代发生的事情那样。”①
那么，有没有看到全过程的外国人呢？有，在日军暴行期间，始终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有美国圣公会牧师马吉（F.G.Magee，回国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茨（M.S.Bates，后任副校长，回国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社会学教授史密斯(L.C.Smythe)，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费吴生(Gorge A.Fitcher)，德国西门子洋行经理雷伯(Jahn H.Rabe)等。他们在南京组织了国际委员会，成立了难民区，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处所。他们在整个日军暴行期间，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了抗议。这些记录、抗议以及他们给在上海的家属和朋友叙述日军暴行的书信，1938年3月由英国《曼彻斯特导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编辑成书，题为《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What war Means: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在伦敦和纽约出版，还出了加尔各答版。中国也于同年7月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的书名出了中译本，日文译本也于同年在中国出版。田伯烈的书不仅收录了南京的情况，而且收录了战争初期外国人在中国各个城市所看到的情况。郭沫若在为该书中译本写的序言中写道：这些记录是“国际友人冒着莫大的危险与艰难”，为我们留下的“血肉长城的一部分写照”，“这样公平客观的写照，在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②。该书并不是一本单纯反日宣传的书，这从田伯烈自己写的序言中可以看出来，他写道：“本书的目标决非挑拨对于日本人民的仇视”，而是“以日军如何对待中国市民的事实，向全世界公布，力求真确，不存偏见，使读者明白认识战争的狰狞面目，并剥夺战争的虚伪魔力”。③
日本国内严密封锁消息
到1938年1至2月，外国记者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日本政府、军部和新闻报道的有关人员，当然也是知道这一事实的。如1938年4月，田伯烈就把自己编写发行《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告诉了日本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浩，因为，田伯烈说：“在人道的事业上，我和他们接触已不止一次，他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然给我以同情的合作与友谊”④。对此，松本说：“我认为南京的暴行、屠杀实在是可耻的事……对中国人，而且对人类，我们日本人要深深地谢罪……还应该将你的书作为我们反省的精神食粮”。⑤
当时担任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的石射猪太郎在根据其日记写的回忆录《外交官的一生》中说：“南京在12月13日陷落，跟随我军之后回到南京的福井领事发来了电信报告，接着上海总领事也寄来了书面报告……表明进入南京城的日本军队对中国人进行了掠夺、强奸、放火和屠杀”。又说：“从上海来信，详报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尽是掠夺、强奸，目不忍睹的惨状”，“我当时就惯于把这一事件称之为南京Atrocities，因为这个辞比之汉字‘暴虐’有更准确的语感”。⑥
最近又有台北《中央日报》报道：“美国在解密的日本电报中，发现南京大屠杀有三十万人遇害”的消息。这份电报是外务省1938年1月17日拍发给日本驻华盛使馆的，发报人是当时的外相广田弘毅。⑦
既然连外务省也知道了这一情况。那么日本军队上层机关理应也收到有关暴行的报告，他们是了解日军暴行的事实的。如据1938年8月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中将在回忆录中说：“在上海登陆后一二天内，综合了先遣的宫崎参谋、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特务机关长萩原中佐等人所作的报告内容、情况如下：第一，攻占南京时，曾发生过对南京数万市民的掠夺、强奸等大暴行。这是事实；第二，第一线部队以给养为名，不当地屠杀了俘虏”。⑧
说明日军中枢对南京事件大体上是了解的。但却对日本国民保密，为此采取了严格的新闻管制。石射说：“日本报纸由于新闻管制，对同胞的野兽行为保持了沉默…不知者只有日本国民，大众唯有对所谓的赫赫战果歌功颂德”⑨。据前坂俊之根据内务省警保局《出版警察报》进行的研究，“由于涉及皇军威信失坠的内容”而被禁止发表的报道，1938年1月有二十五件，2月一百零九件，3月四十八件。其中，“对无辜人民之残暴行为”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1月有九件，2月五十四件，3月二十九件，占百分之五十。⑩对耳闻目睹的当事者回国后，也实行严格的言论管制，凡把自己的或所见所闻的残暴行为告诉他人者，就被认为犯罪而被监禁起来。这样，在日本国内，南京事件的真相全被隐瞒起来，蒙在鼓里的只有日本的国民。
东京审判的冲击和屠杀命令的披露
但这种情况，由于日本战败而改变了，特别是1946年8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专案审理，传播媒介大量报道，日本国民开始了解事件的真相。在法庭上，当时留在南京担任南京国际红十字会会长的美国牧师马吉，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金大教授贝茨、金大附属医院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Robert O.Wilson)，担任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执行主席的费吴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舍监陈瑞芳、负责掩埋尸体的原中国慈善团体红十字会副会长国际委员会委员许传音博士等出庭作证，证实了日军的暴行。中国幸免于死的受害者伍长德、尚德义、梁廷芳、陈福宝等也出庭作证，叙述了自己亲身受害的事实。审判结果，确认“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焚烧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次左右的强奸事件”。“无数的住宅和商店被侵入和被抢劫。被抢去的物资用卡车运走。在日本兵抢劫了……以后，经常是放一把火烧掉它……，这类的放火在数天以后，就像按照着预定的计划似的继续了六个礼拜之久。因此全市三分之一都被毁了”，“在南京四周二百华里（约六十六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作为被告之一的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被追究责任，判处绞刑。(11)
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也调查了身历其境幸免于死的证人殷有余等一千二百五十余人，他们都提供了血泪斑斑的证词；取得了当时主持掩埋尸体的慈善团体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等负责人的具结证明及当时掩埋尸体的统计表，还有伪南京督办高冠吾为丛葬三千余无主尸体所立之碑文，并按各丛葬地点，发掘坟冢五处，起出被害人尸骸头颅数千具，由法医验明尸骨多有刀砍、中弹或纯器击损伤痕，填具鉴定书作证。当时日军为炫耀武功，自行拍摄之屠杀照片十五帧及实地摄制的屠城电影，也经中国军于胜利后扣获，作为印证。法庭复与当时中立外国人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之南京安全区档案所列举的日军暴行，外籍记者田伯烈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史迈士所著《南京战祸写真》及当时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军营长郭岐所编《陷都血泪录》等核对，发现所载各节“悉相吻合”。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教授贝茨、史密斯并根据目睹实情，到庭宣誓作证。这样得出结论：“是会攻南京之日军各将领，共同纵兵，分头实施屠杀、强奸、抢劫、破坏财产之事实，已属众证确凿，无可掩饰”。总计被集体屠杀者“十九万人以上”，被分散屠杀者“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12)。这里，中国法庭讲的是“被害总数”，而国际法庭则明确指出“没有将被日军所焚烧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计算在内”。
在东京审判判决前后，出版了田中隆吉少将的《受制裁的历史（败战秘话）》，其中说：事件发生当时，担任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兼华中方面军参谋的长勇中佐（第二年即升任大佐），1938年4月对田中说，我“用军司令官的名，通过无线电波，向所属各部队传达命令”，约三十万中国俘虏“应全部杀掉”。田中说，最初他认为这是长勇一流人物说的大话。但以后了解了残暴行为的全貌，“使我想起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如果不是有制约力的军队集体行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长勇的话是真实的”。(13)
日本正直学者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际法庭和盟国战罪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真相逐步为公众所了解。在这种气氛下，一些旧军国主义者虽心犹不甘，也不敢公然宣扬自己的观点，而日本许多正直的学者纷纷起来揭露战争的侵略本质，并把它作为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取得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就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言，作出划时期贡献的是洞富雄教授的一系列著作。洞富雄教授1906年生，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六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先后出版的专著有《现代战史之谜》（人物往来社，1967年，后半部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事件》（新人物往来社，1972年）、《对“虚幻”化勾当的批判·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75年）。特别是随着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篡改历史，美化战争，他于1982年出版了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对“虚构”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成为日本学者对南京事件真相正确进行系统研究的名著。到1986年他八十高龄时，还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证明》（朝日新闻社，1986年），还收集了国内外有关资料，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件的全部速记录，编纂了资料集《日中战争史资料8、9·南京事件Ⅰ、Ⅱ》（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他在决定版《南京大屠杀》一书的后记中说：“作为日本历史学家而写下有关南京暴行的史书，是我的责任”，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与此同时，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访华，调查了战争时期日军的罪行，以题为《中国之旅》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后汇集为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在1972年出版。这是一本自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暴行的记录，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主要是对证人的采访。这些惨绝人寰的事实，再次给日本公众以震动，读者极为广泛。到1983年11月，本多记者又再次访华，沿着当年日军攻占南京的路线，从杭州、上海，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到南京，沿途对当年日军暴行的史实作了详尽周密的采访，回国后写了题为《通向南京之路》的长篇报道，1984年4月开始在《朝日周刊》连载，1987年由朝日新闻社出单行本。这是研究作为南京大屠杀序幕的日军江南战场暴行的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著作，问世后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此外，他还写了《被审判的南京大屠杀》（晚声社，1989年）、《中国的日本军》（创树社，1972年）等。
1984年，以日本学术会议会员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教授为团长，日本许多学者组成“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问南京。回国后，藤原教授利用日军攻占南京的战斗详报、日本军部等上层机关的有关文件和当事者的阵中日记及有关记者的现场报道等第一手资料，从军队史和战争史的角度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岩波丛书，1985年），对南京暴行的原因和责任，日本军队的本质等作了深刻的分析。1988年，又出了《新版·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1987年还合编了《南京事件回顾》（大月书店），1988年合编了《访南京大屠杀现场》（朝日新闻社），1992年合编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晚声社）。其中，《访南京大屠杀现场》一书是1987年组织第二次“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问南京后编写的，它包括了日本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如藤原彰写了《为何研究南京事件》，吉田裕写了《关于南京事件的争论》，井上久士写了《从尸体掩埋看南京事件牺牲人数》，笠原十九司写了《南京守军从溃散到被屠杀》，洞富雄、和多田进写了《谁篡改历史·板仓氏批判》，高崎隆治写了《关于南京事件的2件新资料》，本多胜一写了《五位幸存者的体验》，江口圭一、吉田裕写了《南京访问记》。
此外，吉田裕还写了《天皇的军队和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5年），笠原十九司写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大月书店，1989年），参加南京攻略战的曾根一夫写了他亲身的经历《私记南京大屠杀》（正续，彩流社，1984年），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出了《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大陆出兵记录》（第三文明社，1979年），参加南京攻略的东史郎以题为《一个应征士兵的体验·南京大屠杀》（青木书店，1987年），把自己的日记公开出版。下里正树写了《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目睹的南京事件真相》（正续，青木书店，1987、1988年），下里还和井口和起，木坂顺一郎一起编了《南京事件——京都师团资料集》（青木书店，1981年）等等。
冒牌“犹太人”的失败
但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在建立自卫队、重整军备的过程中，对侵略战争（日本旧军人称之为“大东亚战争”）的积极评价又沉渣泛起。到六十年代，日本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连载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从1963年9月至1965年6月），后来汇集成为一本七百多页的书，战争的亡灵就公然在日本学术界横行了。而日本著名学者家永三郎撰写的揭露日军暴行、谴责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却被文部省审定为“不合格”。七十年代以后，美化战争，否认侵略的言论不断出现，翻案风甚嚣尘上，愈演愈烈。学术界、文艺界、政治界都有人参加。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由于本多胜一的采访报道令人震惊，发表后不久就遭到《诸君》等杂志的激烈攻击。这些攻击性文章，从否定南京大屠杀出发，关系到战争犯罪和战争责任问题，极富政治色彩。
首先是自称犹太人的伊赛亚·本·达桑(Isaiah Ban Dasan)在《诸君》上攻击本多胜一在《中国之旅》中所介绍的“杀人比赛”，说是中国人臆造出来的传闻，比赛的两个少尉完全是虚构的人物。还说如若不然，愿将自己的文章收回。为什么一个犹太人对中日两国间的事如此热心，日本人认为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本通”。但后来发现，此人原来是一个日本的旧军人山本七平，他化名“犹太人”来攻击本多胜一。而这个假犹太人的日本人却连“杀人比赛”是日本随军记者浅海、光本、铃本的报道也不知道。这三位记者在1937年11月30日、12月6日和13日分三次报道了杀人比赛的事，都发表在当时的《东京日日新闻》上，说十六师团片桐部队的二个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从无锡出发，在经过常州、丹阳、句容到南京的追袭途中，进行屠杀百人比赛。从无锡到常州，向井杀了五十九人，野田杀了二十五人。到句容，向井增至八十九人，野田七十八人。12月13日到南京紫金山麓，向井已杀了一百零六人，野田一百零五人。但不能确定谁先杀满一百人，决定这次是不分胜负，改以一百五十人为标准继续比赛。报上还登了他们手执军刀的合影照片。战后这两名战犯被引渡到中国受审，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他们死刑。这个冒牌“犹太人”在真相被揭穿之后，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文章，反而变本加厉地攻击起来，而这次是说1937年《东京日日新闻》杀人的报道，是记者为了宣扬武威而捏造出来的，竟然说出如此悖理的话来。对此，本多胜一声明：“‘知识的卫道士’们一边作‘学习发表会’式的游戏，一边信口雌黄，这些人包括本·达桑先生在内。今后恕我不再奉陪了，我想将我生命中有限的时间用在我原先认为最为‘重要’的工作上”(15)。不再理会他否定杀人比赛的谬论了。此后冒牌“犹太人”在《诸君》上连载《关于日本教》的空洞的议论，长达六个月。接着又以真名山本七平连载《我所认识的日本军》，持续三年之久，每回连载都夹带一些否定杀人比赛的言论。后由文艺春秋社出了单行本，蛮横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但尽管如此，也不能掩饰他的彻底失败。
“无稽之谈”说批判
在冒牌“犹太人”被本多胜一驳得体无完肤的时候，铃木明作为代理人粉墨登场了。他用的是采访的方法，在日本到处奔波，在《诸君》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一文（1972年4月号），接着又声援本·达桑，否定杀人比赛的事实，说野田部队的行动止于麒麟门，根本没有到过紫金山，向井则在12月2日丹阳进军中负伤，一直在疗养中，12月15日才用担架送回部队。为此，他的文章获得了“大宅壮一报告文学奖”，评选人赞不绝口，说是“令人钦佩的作品”（草柳大藏），具有“极大的勇气”（开高健）。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据十六师团中岛师团长阵中日记12月12日条，说该两少尉所在的“片桐部队依然在中山陵”(16)。即他们在12日以前就到达了中山陵。后来野田少尉还在他的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附小恬不知耻地对小学生说：“报上说是乡土出身的勇士或进行砍杀百人比赛的勇士，那是指我干的事……我向已经占领的敌人壕沟那边叫喊：‘你——来来！’（用中国话叫喊，原文如此）于是中国兵一个个向我们这边跑来。我们要他们排在一边，逐个杀死……我们两人进行了比赛，后来常有人问我：你没有什么事？我说：我没什么事”(17)。当时日军当局对新闻报道的控制极为严格，《东京日日新闻》又是日本的重要报纸，若无杀人比赛事实，是决不会三次报道，刊登照片的。而且这一暴行当时在国际上就引起了注意，如1937年12月7日和14日，美国人在东京办的英文报《日本报知音》(Japan Advertiser)就刊登了杀人比赛的报道，田伯烈1938年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时，将其作为附录。中国1938年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所拟《为日寇暴行告全世界友邦军人书》中就指出：“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三月载日本士兵谈话中，以每日杀人多寡相竞争，此种出自日本大新闻之记载，尤足以证明日军屠杀之惨烈状况。(18)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曾将这一报道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
铃木明的这些文章，不久就以《“南京大屠杀”的无稽之谈》为题，1973年3月由文艺春秋社出单行本，以后一再重版，被“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奉为圭臬。甚至防卫厅战史室也用他的书为根据，在堪称正史的战史中进行不负责任的编造。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官在与执笔者有争论时，也把它作为自己辩护的根据。铃木明的一个重要论点是：有关南京事件的真正的史料太少，几乎没有可以认为是“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就得出了他的“无稽之谈”说。可是，洞富雄教授指出，有关南京事件的“同时代的第一手资料”未必没有，铃木明也决不会如此孤陋寡闻，而是别有用心的佯装不知。当时留在南京的中立外国人把自己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向日军当局和日本使馆提出了抗议，他们给在上海的亲属和朋友叙述日军暴行的书信，还有中国受害者、目击者及掩埋尸体的慈善团体当时当地的记录，都是第一手资料，而铃木明却不予引用，摒弃不顾。就是在日本方面，参加南京战役的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手记之类的记录以及军队的战斗详报，也有许多已经公开，同样记述了当时当地鲜血淋漓的事实，而铃木明却讳莫如深，这能说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态度吗？
采访当事人，了解事实真相，也是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但铃木明却不去采访那些愿意讲出真相来的人，而专门采访为日军暴行辩护开脱和应对暴行负责的旧军人，用他们所作的伪证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如关于十三师团一○三旅团六十五联队在幕府山屠杀一万五千名俘虏的事件，铃木采访了该旅团山田枬二旅团长。山田说当时他决心违反军司令部屠杀俘虏的命令，把他们释放到长江对岸去。而根据1937年山田在南京战场上写的笔记，不仅没有任何字样表明他企图违背军司令部的命令把俘虏释放到长江对岸去，而是完全遵照军司令部的命令，屠杀了俘虏。(19)山田显然是在作伪证，企图推卸自己的责任。战后类似山田那样推卸责任和作伪证的旧军人很多，如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在宣誓供词中说，他14日巡视第十军警备的部分地区（南京城南）时，“仅看到六七具战死的中国兵尸体，没有看到其他尸体”。可是，在他当时亲笔写的随军笔记中，说他14日乘汽车驶近中华门时，“路上看到中国正规军士兵的尸体重重叠叠，并着了火在焚烧……由于路上全是尸体，有的士兵在行走时要跨过正在焚烧的尸体……进入南门（中华门）后，看到路边两侧中国兵的尸体成堆……”(20)。究竟相信何种记述，很明显，就资料的可靠性来说，与其相信加害者事后所作的辩解，不如相信他们当时当地的记述。而铃木明的书恰恰是在采访这些人可靠性很差的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没有客观的旁证，难以令人置信。
铃木明的书，还有一些不经认真调查，信口胡说的地方。如说1937年底至1938年美国《生活》杂志关于南京事件的报道一个字也没有，郭沫若在《抗日战争回忆录》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一个字也没有。从而得出结论，说他们没有把这看作是重大事件。可是，1938年1月10日一期的《生活》杂志，就刊登着一组惨不忍睹的照片，总标题是《海外摄影——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国民政府首都“地狱般的一周”》(21)。怎么能说一个字也没有呢？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叙述他乘船撤离武汉时，说“忽然一片淋漓的血景展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得不睁大眼睛凝视。那是南京大屠杀的血景！明天谁又能保定：不就在这武汉三镇再一次展开呢？”(22)还有众所周知的他为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译本写了长篇序言，铃木明却说他对南京事件一个字也没有，而铃木的书却长时期以来作为“虚构论”者的根据！
田中正明的破产
从此以后大约过了十年，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再次展开，而且，在日本社会日益右倾化和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反省日益淡薄的气氛中，大屠杀否定论比十年前猖獗得多，特别是由于教科书审定对南京大屠杀的叙述限制更严(23)，问题的政治色彩就更加浓厚了。到1984年6月，自称是拓植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写了《“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一书，由日本教文社出版。这本书不仅否认日军的暴行，而且为发动侵略战争推卸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如关于南京事件，说日军在难民区拖出三百个“便衣兵”进行屠杀，“是依照海牙陆战法规处置的……也许会发生非战斗人员被弄错而死亡的不幸事件。但是，我认为这是破坏陆战法规、采取这种非法战术的国民党军队的责任”。真是岂有此理，日本军队用武力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屠杀中国人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是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的严重罪行。但田中却倒打一耙，反诬中国军队违反海牙陆战法规。这种侵略别国有理，屠杀战俘合法的言论，在当今文明社会真是够骇人听闻的了。田中的这类诬蔑性言论连篇皆是，而他却口口声声说他是为了还“历史的真相”，反对把“被歪曲了的事实作为依据”。他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后的资料是后期资料，都是不可信的传闻，只有国际法庭审讯以前的前期资料，才是可信的资料，他的著作就是根据这些前期资料写成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他是以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前期资料的。
通观田中的“研究成果”，他的得意手法（但应说明，这并非田中独创，而是他们那一伙人通用的，因此发明权不能属于他一个人）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公式：1，对于加害者和受害者提供的资料，他只承认和使用加害者的资料，对于受害者的资料则一概斥之为政府宣传，不屑一顾。即使同是加害者提供的资料，也只采取有利于他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对于反映事实真相的，则斥之为鼓吹赎罪意识，讨好中国人的谎言。2，对于第三国人提供的资料，虽不得不承认是第一流资料，但凡是反映事实真相的，统统斥之为夸张、虚报，大都是传闻，因而不足为信。3，对于田中认为最“宝贵”的“头等史料”，其中凡有不合他心意的地方，则不惜加以篡改，以达到让人们否定南京事件的目的。如1985年5月，田中在编辑出版松井石根《阵中日记》时，把原文中南京败兵“数万”改为“数千”，对“中岛今朝吾师团长来访……商谈掠夺而若无其事”几句，将掠夺等内容去掉；还加上原文没有的会见外国记者的事，并作为编者注，写上“完全看不到关于南京屠杀受到质问的情况”，如此恣意篡改的地方竟达九百处之多！这哪里还有什么诚实可言。后来被人们发现，在同年11月25日的《中央公论》历史和人物栏揭露，舆论大哗，从此以后，人们再不相信他这个“学者”了。4，田中还有一个手法是偷梁换柱，制造假象。如他说：“据外籍人士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记载，难民区人口是二十万，唐生智指挥的防卫队，看来有五万人，合起来当时南京的总人口是二十五万，即使一个没剩全部被杀，也只不过二十五万，可是为何说杀害了三十几万呢？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田中先生的这种说法，人们也确实无法理解。然而，在这里，他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公然用篡改地图的手法，偷梁换柱，把一个小小的难民区（当时叫做安全区）当作大南京市(25)。而难民区的人口也就被算成南京市的“总人口”了。这样，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名城和当时中国首都的南京，就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变成了一座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小镇。真是吾谁欺，欺天乎？
其实，田中并不是不知道南京市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因为，正是这个田中正明先生，当年作为松井石根大将的随从兼秘书，跟随着大将“进出”于中国，到处旅游、讲演，对南京情况应该是极为熟悉的。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讲的那个难民区只有三点八六平方公里，只是南京市极小的一部分。由于地方小，随着日军的日益逼近，南京许多居民涌进难民区，以致无法容纳，使为数不少的难民不得不留在区外或逃往城郊。如下关宝塔桥英商和记洋行，就集中了两万多难民，日军进城前，国际委员会拨给他们一部分米粮维持生活，后来米粮告罄，他们纷纷要求到难民区避难，但这时难民区已十分拥挤，日军又不允许他们转移，也不让国际委员会援助他们。后来，这一部分难民中很多人被日军杀害了。又如南京沧陷前，许多市民为了躲避日军，逃到城外，特别是沿江一带，希望渡江逃亡，因无法飞渡，只得挤在附近村落。南京陷落后，日军占领了这些村落，将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及男女老幼难民约五万七千余人全部枪杀。又据《纽约时报》记者都亭报道：“市内南部和西南部没能逃出来的许多中国市民，都被屠杀了”。日军占领南京后，他曾访问城南地区，目睹了中国居民被日军屠杀的惨景。他写道：“到处横陈着普通中国市民的尸体”，“南京马路上尸首累累，有时要先移动尸体，汽车才能通行”(26)。类似的例证举不胜举，然而这些地方都在难民区外，按照田中掩耳盗铃的手法，这里提到的下关、市内南部等等，似乎都不在南京市，而是属于宇外星球了。
据南京市人口资料，1937年6月南京人口为一百零一万。随着日军的逼近，有一部分流亡后方。但11月23日，南京市居民仍有五十余万。(27)这还不包括中国守军和从外地逃来的难民人数。史密斯博士调查的结果也是这样，他写道：1937年，“南京市人口恰恰超过一百万，到8、9月，人口急剧减少，11月初，又上升到五十万”(28)。一个本来了解这些情况的田中先生，现在既闭眼不看南京市的地图，也不研究南京市人口的变迁，就武断地把难民区的二十万人，硬说成南京市的“总人口”，然后与被屠杀的三十万人相比，得出“日军暴行”是“虚构”的结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明眼人一看便知，而田中心里也是明白的。但无论如何，这是根本谈不上是科学研究的。
至于中国守军有多少，中国将领最有发言权。据参加保卫战的中国将领宋希濂等证明，参加守城的部队有：七十八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宋兼师长）、七十一军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七十二军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孙兼师长）、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第二军团（后改称第十军）徐源泉部丁治盘的四十一师和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以及七十四军、六十六军、八十三军等，共十余万人。(29)参加进攻南京的日军将领如十六师团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他的《手记》中也说中国守军是十万人（1938年1月5日条）。连1985年同田中先生一起召开妄图抹煞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座谈会的原第六师团通信主任鹈饲敏定少佐，都说是十四万人(30)。田中先生曾说，鹈饲提供的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可奇怪的是，他这里却一口断定中国守军只有五万，而鹈饲提供的十四万数字竟然不敢引用，是否在这点上又不“珍贵”了？对此，不知田中先生何以自解？
政要出面，但新的证据不断发现
此后，有几个日本内阁大臣公开出面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如1986年8月，文部大臣藤尾正行(31)在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说“我不认为东京审判是正当的”，并在《文艺春秋》上发表谈话，说南京大屠杀“真相至今未明”，“说起来，战争就要杀人，这从国际法来说就不是杀人。所以，煞有介事地强调杀了几万人，以此来渲染侵略的严重程度，从逻辑上讲是否妥当呢？”(32)等等。这些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翻案的言论，激起了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中曾根首相担心放任事态发展，将恶化同韩国与中国的关系，并对首相9月对韩国的访问产生不良影响，而罢免了藤尾的文相职务。接着1990年10月，国会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在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上公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33)。这种不顾历史事实、企图一笔抹煞南京大屠杀血债的行径，遭到中国、日本和美国许多正义之士和群众团结的谴责、抗议和批驳。但尽管如此，他11月10日就美国华人发表公开信一事对记者说，“请去问问自民党的政治家看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有过‘南京大屠杀’这回事”(34)。真是令人吃惊，如果他讲的是事实，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到1994年5月羽田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又跳出来，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35)。日本国内外舆论纷纷谴责，最后众怒难犯，永野茂门不得不收回错误言论，被迫辞职。
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同时，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不断发现。如1984年发现了进攻南京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阵中日记。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13日，“败逃之敌大部分出现在十六师团作战区内的森林与村庄地带，还有从镇江要塞逃来的敌人，俘虏到处皆是，无论如何都难以处理。若采取大体上不保留俘虏之方针，就须将他们统统予以处置……到后来才得知，仅佐佐木部队即处理掉俘虏约一万五千名，守卫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了约一千三百名。约七八千名俘虏集结在仙鹤门附近，投降者还在陆续增加。解决这七八千名俘虏需要相当大的壕沟，但怎么也找不到，遂提出意见，预定把俘虏按一百二百人分开之后，诱到适当地方处理”(36)。这里所说的“不保留俘虏的方针”，显然不是中岛师团长的独断专行，而如前述，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的命令。
同时发现了原日军太田寿男中佐1854年8月在中国抚顺受审时关于处理尸体的交代。他在亲笔供词中说：“我是12月15日到达南京的。我到达后，碇泊场司令部拨给我八百名运输兵，我和安达少佐各率四百名，此外还拨给运输尸体的十辆汽车，三十只汽船。在这以前，安达少佐已经在14、15两天处理了六万五千具尸体……从12月16日到18日，经我处理的一万九千具，安达处理的一万六千多具，加上安达头两天已处理的六万五千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十万具以上的尸体。其中有三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其余都投到扬子江去了”。太田说：“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的至少也有五万具。被杀害的人们，绝大多数是市民”。并说其中也有“仍在呼吸未死的”，就“用装货的铁钩子将他们打死，使其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抛到扬子江里去。”(37)
还有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包括当时留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罗森(George Rosen)，西门子洋行经理国际委员会主席雷伯、英国记者史密斯、美国牧师马吉目睹的日军暴行，共一百九十余页。其中罗森向本国政府报告说，1937年12月24日，他从下关乘船去上海时，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象山一样的市民打扮的人们的尸体”，第二年3月8日，他还看到“在郊外的下关港漂着大屠杀造成的约三万具尸体”。(38)
1991年8月，在纽约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牧师避开日耳目拍摄的日军暴行记录片，记录片长达半个多小时，是1938年1月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费吴生秘密带出南京，在上海复制了四套，一套带回美国，一套交给罗森，一套送给一位英国传教士。这部影片已由美国南京大屠杀联合会请王彼得(Peter Wang)制成名为《马吉的见证》的影视片，在国外广泛放映。
还有魏特琳(Minnie Vautrin)女士，威尔逊(Roberto wilson)医生的日记也已被发现。魏特琳是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美国妇女，时担任金女大代理校长，在日军强奸、屠杀的恐怖岁月中，承担起保护中国妇女的责任，拯救了无数女同胞，被当时人称之为“活菩萨”。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观点来说，占领南京可说是日军的胜利，但从道德、法律来看，却是日本国的耻辱和失败”(39)。威尔逊医生则记述了在当时极为危险和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人道主义救助中国受害者的工作和所见所闻的日军暴行。
还有日本南京特务机关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三次报告，叙述了日军1937年12月22日起“清查”市民中隐藏的中国军人，加以屠杀的情况，等等。
“微不足道”论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
“虚构”论越来越站不住脚了，于是，“微不足道”论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代表人物是板仓由明、亩本正巳和秦郁彦。板仓在《全貌》杂志1984年3月号、10月号和1985年4月号上发表了《“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研究1—3》，亩本在旧军人主办的《偕行》杂志上连载以参战者（加害者）证词为根据的《南京战史》（1984年4月号—1985年2月号），后由偕行社印了单行本《南京战史》（1989年，非卖品），秦郁彦则写了《南京事件》（中公新书，1986年）。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尽量缩小日军暴行的严重程度，说不过是“偶发的小事情”，以此来达到否定这一事件的目的。如认为“便衣兵”是游击队，杀害“便衣兵”是正当的战斗行动而不是屠杀；杀害“投降兵”则“有战斗延续的因素”，是“准战死者”而不是屠杀；消灭“败残兵”“是正当的战斗行动”。从而得出结论，亩本说：“屠杀多少？只能作某种程度的推论，真相则不明；勉强地说，疑被残杀的大概是三千至六千人之间”(40)。板仓认为：推定南京周围遗尸约五万具，其中出于日军不法行为而致死的约“一万二三千人”(41)。秦郁彦则认为被屠杀者为三万八千人至四万二千人。(42)
这种挖空心思的诡辩是不值一驳的。所谓的“便衣兵”，实际上是中国的老百姓，他们被当作“便衣兵”成千上万地被拖出去屠杀了。负责城南扫荡的第九师团第六旅团在《南京城内扫荡要领》中说：“青壮年均可被认为残兵败卒或便衣兵”(43)。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有许多南京的工人、农民、市民、商人、医生、小贩、学生、车夫……被日军当作“便衣兵”屠杀的记录。而且即使有少数中国军人抛弃武器，脱掉军装，换上便衣，躲进难民区，也已经丧失了抵抗能力。日军屠杀放下武器、丧失抵抗能力的中国兵，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至于杀害“投降兵”，1907年有关陆战法规惯例的条约规定，禁止杀害抛弃武器，丧失自卫手段、要求投降的人。而残兵败卒实际上是放下武器的俘虏。如十六师团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在《进攻南京记实》中写道：“12月14日，城内外的扫荡，全由两个联队的部下掌握，潜伏在各处的残兵败卒被拉了出来。但他们的武器都已丢弃或隐藏起来。五百名、一千名，大批俘虏接连而来。他们比较大模大样，毫不胆怯，但看起来个个都疲惫不堪。恐怕是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吃的东西了”。这些俘虏都被屠杀了。佐佐木说：“整天可以听到各地传来的枪声。死尸填满了太平门外很宽的护城河”(44)。亩本的《南京战史》收集旧军人否认大屠杀的证词，目的是证明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但在诸多的证词中，也有不利于“虚构”论的证词。最后，《偕行》编辑部刊登登川幸太郎的《总结性考察》，其中不得不承认大屠杀的存在，说“作为与旧军人有关的我来说，只有向中国人致深深的歉意，实在对不起，这是一件悲惨的事”。但在总结中，死难人数仍限于因不法行为致死的被害者，并列举亩本的“三千人至六千人”和板仓的“一万三千人”两个数字。(45)洞富雄先生说得好，“编者向中国人致歉，可是说屠杀者只有三千、一万三千，以这个数字来谢罪，中国人的度量随便怎样大，能沉着气甘心接受吗？”当然不会，什么对“便衣兵”的“处刑”不是屠杀，和前述田中正明反诬中国人违反了国际公法，“便衣兵”不能作为俘虏处理一样，不过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
据中国方面史料，蒋介石说过：“我军在南京战死六千人”。这是战死的人数。当然，即使是战死者，也是由于日本侵略的结果，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这些人本来是不会死的。至于被屠杀人数，蒋说：“象这样地不管战斗员、非战斗员和不问老幼男女的大屠杀，达两个月之久，有说是屠杀三十万，有说是四十万，直至今天都还未能明了其确数”(46)。日军屠杀后，据南京慈善团体红十会和崇善堂掩埋尸体的统计表，仅这两个团体就掩埋了十五万五千三百九十具尸体。每次掩埋，都有收尸日期，收尸地点，掩埋地点和尸数等记录，是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铁证。此外还有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一具，日伪南京督办高冠吾丛葬无主尸体三千余具。居住上新河的湖南木材商盛世征等自费雇工，掩埋二万八千余具。市民芮芳缘等掩埋七千余具等等。全部合计共掩埋二十二万具。加上前述日军销毁尸体十五万具，扣除其间可能出现的一些重复和交叉，可以肯定，1947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这一案件判决中认定的“被害总数三十万以上”(47)的数字，是有根据的。
新一轮的较量
1987年7月6日，原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东史郎（时年七十五岁）、增田六助（七十八岁）和上羽武一郎（七十一岁），由于心灵上的内疚，在京都会见记者，把自己当年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诸于世，说“决不许再发生那种悲惨的战争”(48)。与此同时，二十联队其他一些下级官兵的阵中日志也陆续公开出来，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注意。这些记录是战后日军遣返回国时在广岛县似岛检疫所检查随身携带物品时漏检的，都如实地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日军南京暴行的真相。这年11月，东史郎以《一个应征士兵的体验——南京大屠杀》的书名，把自己的日记由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同时，下里正树收录了原二十联队士兵日记、手记中的有关部分，由青木书店出版了《被隐瞒的联队史——二十联队下级士兵目睹的南京事件真相》，在日本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他们的正确行动却遭到了日本否定论者的痛恨，他们煽动原十六师团的一些人，攻击东史郎等损害了日军的名誉，并于1993年4月诉诸法庭。其后台板仓由明还为此特别撰文《向南京屠杀的虚伪挑战——桥本诉讼经纬及其意义》，说“起诉不仅仅是以恢复桥本个人名誉为目的，而是证明步兵二十联队的残暴行为纯属子虚乌有，更恢复其名誉，进而证明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49)。1994年3月30日，更公开召集“纠正南京事件虚构之会”，表明他们的目的不仅仅是针对东史郎等人，而且企图把南京大屠杀的血的事实从历史上抹掉。东史郎等人感到自己的余年不多了，为了消除内心的痛苦，要把当时的情况如实地讲出来(50)。这是他们良心的发现，日本某些人起诉东史郎等，也是向日本人民的良心挑战，企图使那些感到良心谴责的原士兵，再不敢说出当时的真相来。事态将如何发展，人们将拭目以待。
根源何在
战后，德国境内也出现了新纳粹主义的活动，但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他们的势力还没有进入到政府和议会中去，而德国几乎所有大政党的政治家和社会团体的代表，都谴责新纳粹分子，政府还大力教育下一代人有关纳粹的罪行，采取措施来防止新纳粹主义的蔓延。国家元首还到集中营遗址悼念死难者，并立法赔偿犹太人受害者或其家属，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事实者，都将被判有罪，还协助犹太人组织追诉纳粹战犯。而日本却是自民党及政府要人参拜靖国神社，不断否认战争的侵略性，公然扬言要把侵略中国的战争性质留待后世学者去评说。两者态度南辕北辙。
德日之间所以会如此不同，是战败投降时情况不同和没有彻底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德国是在纳粹政府被彻底摧毁，国土被分割占领，以后才逐步形成新的东西德政府的，除各盟国对纳粹战犯审判以外，西德国内司法系统还自动审判战犯，对纳粹势力打击比较彻底。而日本在盟国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政府仍然存在，天皇还是那个天皇，美国占领军是通过日本政府实行占领政策的，加上由于东西方冷战和亚洲局势的变化，美国很快改变了对日政策，从削弱日本变为扶植日本，使之成为远东的工厂和堡垒。于是，大批战犯被释放和解除整肃，使日本战犯判刑人数大大少于德国。据统计，盟国对日本战犯起诉者约为德国的百分之七，判刑者为百分之十一。日本国内司法系统未闻有自动起诉的。这样，一大批犯有军国主义罪行的人，不仅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和批判，反而重返政界，成为日本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有的还当上了国会议员、内阁大臣甚至首相。如永野茂门出身陆军士官学校，太平洋战争时被派往中国，他自己也承认“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有侵略行为”，战后进入自卫队。当过陆上幕僚长。亩本正巳和田中正明也是旧军人出身，田中还是松井石根的门生，曾跟着松井来中国为创建“大东亚共荣圈”而奔走呼号，还直接参加过被他称作“大东亚圣战”的侵略战争。所以他对在南京犯下血腥罪行的战争罪犯松井石根感恩戴德、五体投地、忠心不二，至今还肉麻地称其为“圣将”，在那本颠倒黑白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的末尾，也要虔诚地写上“谨以本书奉献给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当然，发动侵略中国和太平洋战争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头目，参战的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受了蒙蔽的，战后许多人都已醒悟，认识到那次战争的非正义性，成了拥护中日友好，反对战争的和平力量。但也有少数顽固到底，至今不变。看来，田中正明等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
另外，随着日本成为超级经济大国，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如石原慎太郎1990年和盛田昭夫出版了《敢说“不”的日本》一书，盛田认为日本和美国应取长补短，以平等相待为基础。而石原却要求挟经济与技术之优势，由日本“取代美国”，临驾于亚洲之上，如他在书中说什么日本应对亚洲“担负更大的责任”，“制定政治战略”，考虑“日本方面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如何管理这些国家”。说“日本拥有优于美苏的制造现代化武器心脏部分的尖端技术”，“正在逐渐取代美国的地位”，日本应在国际上施加更大的影响等等。对于历史问题，石原强调日本在国际上没有做过错事，“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等经济上搞得好的地方，在战前都曾被日本统治过”(51)。还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出来的谎言”，把污水向深受其害的中国人身上泼来。这种狂妄的态度和颠倒黑白的胡言，是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的表现，他是在利用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在日本国民中出现的自豪感，将其误导到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方面去。这种误导，显然是十分危险的。
严肃而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是一个民族得以避免重蹈复辙，保持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的前提，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表现。近年来，日本人民为了吸取沉痛的历史教训，每年都在日本国内和组织各种代表团到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及东南亚各国去悼念被日本军国主义杀害的各国人，誓为世界和平和与各国的友好而努力。他们的活动促进了日本国民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友好，受到亚洲各国的欢迎，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及日本与各国的合作。而石原等否定论者却与此相反，大大地污损了日本国民正视历史的诚实形象，这显然是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日本与各国的合作的。
注释：
①《纽约时报》，1938年1月9日。
②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郭沫若序。
③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郭沫若原序。
④田伯烈《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国民出版社，1938年，郭沫若原序。
⑤松本重治《上海时代》（下），中央公论社，1982年，第250页。
⑥转引自藤原彰《南京大屠杀》，岩波书店，1985年，第11-12页。
⑦台北《中央日报》，1994年9月12日赖胜权记者专电。
⑧《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原书房，1970年，第291页。
⑨藤原彰前引书，第12页。
⑩前坂俊之《书刊检查中之南京大屠杀》，《现代之眼》，1982年12月号。
(11)《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第486-488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3)田中隆吉《受制裁的历史（败战秘话）》，新凤社，1948年，第44-48页。
(14)洞富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第298页。
(15)日本《诸君》，1972年4月号。
(16)《南京攻略战（中岛第十六师团长日记）》，《历史与人物》增刊，中央公论社，1984年12月。
(17)《砍杀百人比赛》，日本《中国》，1971年12月号。转引自洞富雄《南京大屠杀》，第260-261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19)洞富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第226-227页。
(20)洞富雄决定版《南京大屠杀》，现代史出版会，1982年，第236页。
(21)美国《生活》杂志，1938年1月10日号。
(22)郭沫若《洪波曲》第十三章第六节。
(23)文部省认为在这一事件中牺牲的人数很少，不过是在混乱中发生的偶然事件，要求执笔者按照这一方向对教科书进行修正。
(24)田中正明的引文均见1985年12月日本《正论》杂志和同年10月《全貌》杂志。
(25)1935年南京市与江苏省划界，东以乌龙山、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沧波门、高桥门为界，南以铁心桥、西善桥、大胜关毗邻江宁。西以长江、浦口界江浦。北以长江界六合、总面积四百六十五点九平方公里。
(26)《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及1938年1月9日。
(27)《南京市政府致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公函》，南京市档案馆档案，1-8-48号。
(28)史密斯《南京战祸写真》，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6页。
(29)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南京守军共十三个师，十五个团，按满员计，应为十七万五千人。但这些部队大多系从上海战场撤退下来，补充整理尚未完毕，实际人数除一一二师在浦口外，其余部队共约十二万人，其中战死者约六千人，撤离者约三万人，陷在南京的约八万余人。
(30)日本《诸君》，1985年4月号。
(31)藤尾自1963年起连续当选议员，并连续三届任自民党政调会长，在内阁中曾任劳动相和文部相。
(32)日本《文艺春秋》，1986年10月号。
(33)纽约《世界日报》，1990年9月7日。
(34)《内部参考》，1990年11月12日。
(35)《人民日报》，1994年5月5日。
(36)日本《历史与人物》增刊，1984年第169号。
(37)原抚顺战犯管理所太田寿男供词。
(38)《德国档案馆中关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资料》，中译文见《抗日战争研究》，1990年第2期。
(39)《世界周刊》，1994年12月4日。
(40)《南京战史》，日本《偕行》，1985年2月号。
(41)《“南京大屠杀”的数字研究(3)》，《全貌》，1985年4月号。
(42)秦郁彦《南京事件》，中公新书，1986年，第214页。
(43)《南京战史(7)》，《偕行》，1984年10月号。
(44)《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新版，1968年，第235-335页。
(45)《偕行》，1985年3月号。
(46)台湾《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第67页。
(47)均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48)《朝日新闻》，1987年7月7日。
(49)日本《月曙评论》，1993年5月17日。
(50)本多胜一《亲身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一名士兵的自白》，《朝日新闻》，1986年12月8日。
(51)均见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敢说“不”的日本——处理新日美关系的计策》，光文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