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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小磨擦之外，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大体上是一片升平景象，批评与批评之间没有大的冲撞，没有针尖对麦芒一样的争吵，也没有尖锐的在原则上彼此绝不能妥协的严重的理论争论，这有点像高速公路上的图景：热闹，快速，车如流水马如龙，但是各有其道，秩序井然，偶尔有了事故，比如两辆车“追尾”撞上了，也能很快恢复秩序，繁忙而太平的景象依然，这也有点像广告业的情形，五花八门的广告各出奇招，各置一词，纷纷攘攘，可是绝不互相攻击，绝不说别人的货有毛病，掺了假，更不提谁的广告净是水词儿，是唬人的玩艺儿——咱们按市场规矩，“公平竞争”，也许有人对这样皆大欢喜的局面挺满意，可是，我总觉得不对头，文学批评界应该是一个特别的领域，在这里，不仅争论不休、相互辩驳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论辩的惊涛骇浪，没有互不相让的原则对立，并且这些对立和论辩中没有包含着重大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内容，那才是不正常。我想很多人都会同意这样一个看法：一个不发生激烈而活泼的理论冲突的批评时代，八成是一个批评平庸的时代，批评相互礼让，批评者相互支持，批评家和作家之间彼此满意，情投意合，这迟早会使文学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文学批评堕落为花言巧语，变成某种变异了的广告。
尽管缺少具有重大理论分歧的冲突，但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绝不冷落，相反，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其实相当活跃，从“后新时期文学”的讨论，到“晚生代作家”的提出，十年里几乎每隔一两年就有新的说法、新的命名、新的理论概括出现，文学的特别是小说写作的每一种新的倾向、新的变化，包括一些相当细微的变化，都一定程度上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迅速的反映，或者说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得到了记录，就此而论，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触角是相当灵敏的，这种机敏而又温和的批评作风形成了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色。
这或许与一大批文学期刊和报纸副刊的编辑热心地加入文学批评有关，他们不但熟悉作品，而且往往有机会直接和作家打交道，交朋友，因此对文学动向自然比批评家们更清楚，也更敏感，何况，作为编辑他们手里又有生杀大权，说起话来有底气，有更大的权威性，文学批评的构成在九十年代这一变化，我以为非常重要，它可能根本上改变了文学批评的格局。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种种变化，也似乎能从这一正在萌生和形成的新格局中得到说明。表面上看，这一变换，换的不过是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员成分，但是转换的过程和动力却和当下正在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密切相关，与市场经济的急剧发展对原有的文化结构的冲击与改造密切相关。九十年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后半期，本来是由国家“养”起来，作为国家的一个“宣传部门”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也不得不处于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压力之下，并且不同程度上走向商品化，在这样的情形下，以报刊为依托的批评不可能不发生机制的改变。羞羞答答也好，理直气壮也好，既然已经把文学作品当作消费品来对待了，文学还能怎么着？不也是卖吗？不也是买吗？卖也好，买也好，归根结底还不是为了消费吗？当然不是所有的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都以这样彻底的立场和情绪看待文学，但这样一种文学价值观有如一团团五彩迷雾，如今已经时浓时淡地流漫于报刊的文学批评之中，即使你还不能立时采集到标准样品，可它正实实在在地在你眼前飘荡。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只是文学批评，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来就是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和“过滤器”。在过去几十年中，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是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文学批评的目的、方法、规范都必须与国家利益和政策一致，可是今天文学批评的市场化倾向明显使文学批评受到另一方向的拉力。市场面带着微笑，并以一种大老板才有的威严和自信在向文学批评招手。那难以抗拒的手势明显在向文学批评发问：作为文学话语生产的监督者和“过滤器”，你该怎样使自己的功能适合与市场的利益？或者说，你的鼓励和表扬、遏制和排斥该怎样为文化消费和市场的经济效益相配合？
按说在这样的召唤之下，文学批评就应该一头向市场扑过去，可事实却不尽然。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似乎采取了一种更为复杂的态度和策略，其中充满了欲言又止的犹豫、满腹狐疑的试探和日益加深的精神分裂。这特别表现在大量的文学批评常常“言行不一”而不自知：当它们为文学的商品化辩护的时候，却没意识到自己使用的是一种反市场化的批评语言，这种语言的形成要追溯到计划经济时代；当它们为严肃文学的发展辩护的时候，实际上又在把批评功能与广告效应等同，其结果只能是使文学和批评双双成为一个宣布任何“严肃”都是妄念的消费社会秩序的辩护士；当他们为新出现的某种写作喝采，说它具有何等重要的反叛意义的时候，他们依据和坚守的其实只是被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说烂了的“个人性”；当它们自以为在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抗的时候，其批评正是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只不过是不知身在此流中。一般来说，文学批评对语言和逻辑应该有一种职业的敏感，可奇怪的是，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这种倒错和混乱并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也没有引发对这种批评的批评。
如果全面回顾九十年代批评，在众声喧哗中有一种声音特别响亮，在各种媒体上也得到更多的回响，那就是对文学的进化的强调和关注。这种批评在九十年代初的所谓“后新时期文学”的言说中已经露了头。九十年代中期之后越演越烈，至近一两年，关于“晚生代”的大量评论又把这种批评推向了一个高潮。也许具体到每一个批评者，他批评的目的未必是要为九十年代的文学发展建立一个进化的系谱，可是由于这类批评的中心概念是“代”，而且依据“代”把作家们按年龄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强调这些群体体现了九十年代文学进化的不同阶段，因此这种批评集合在一起，客观上的确形成了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进化论批评的倾向，“进化论批评”这名称明显不很合适，因为此类批评的意识形态内容并不能以“进化论”来概括，它要复杂得多。但为了把这种批评从九十年代文学批评这个整体中划分出来，强调它的重要性，同时也为论说方便，只好不得已，先暂时用一下这个说法。这里要特别指出，九十年代的进化论批评并没有依据“代”的观念对文革后的文学演进做系统的研究和阐述，甚至对九十年代的小说的进化过程也是语焉不详，批评者的重点大多在“新生代”和“晚生代”（与所谓“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差不多同义）上，但正是在对这两个“代”的评述中，以“代”的更替做为观察、评价文学演进的批评方法和批评原则得到了集中的表达和演练，不管论者们在论证和表述上有怎样的不同，更新更年轻的一代作家总是比上一代作家（尽管有时候他们／她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不过几岁）更能体现文学和社会的新变化和新进展，则是进化论批评在有关“新生代”和“晚生代”（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差异）的大部分评论的共识，在这共识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隐含着又一种文学史“重写”的可能，甚至可以设想，写一部专门论“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然而，这样以对“代”的迷恋和迷信做基础建立起来的批评，尽管有不错的轰动效应，其基础却相当可疑。当批评试图描述或概括一个复杂多变的文学时期的时候，“代”的划分究竟有多大意义？文学发展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真的能用“代”来沟通联系？在空间和时间中呈现的千差万别的写作，是否能用“代”来分类？不同写作中的不同意识形态内涵，是否能用类似区分电脑不同型号（“286”、“386”、 “486 ”、 “586”等等）的办法来划分？
这些问题无疑是值得深入讨论的，但问题还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提出：这样一种进化论批评为什么会在九十年代出现？为什么在九十年代批评的喧哗中，独有进化论批评的声音格外响亮？
回答这问题不很容易，会涉及文学以内和文学以外的许多方面。不过，在九十年代尖锐化了的文学和市场的关系，我想还应该是这个讨论绝不能回避的大背景，无论作家，还是批评家，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都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写作和市场的关系，是坚持“纯文学”立场，彻底拒绝、对抗文学的商品化，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市场采取某种妥协，迎合的态度？到底该怎么办？下这种决心对每个人都是麻烦事，都不容易，何况事情还有更麻烦和复杂的一面：当市场诱使或迫使文学服从市场规律，使文学变成一棵落金如雨的摇钱树的时候，它绝不会只满足于倾听令人如醉如痴的叮叮当当的金钱落地声；它还要根本改变文学写作和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性质，它还要让文学参与建构一种使市场秩序获得合法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意识形态正在到处被繁忙地建设，尤其在经济学理论和大众文化两个领域，其轮廓已经相当清晰。只是文学和文学批评这一意识形态转换过程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是文学期刊、出版社、文学研究机构和各类媒体至今还没有私有化，它们不仅在理论意义上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且在隶属关系上也属于国家，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什么样的文学话语应该得到鼓励和宣扬，什么样的文学话语必须给以遏制和排斥，建立什么样的标准和规范，才能使文学话语的生产更有利于当下国家的利益，这一切都不能不是体制内的文学批评的“本职工作”。这样，文学批评在九十年代陷入一个一仆二主式的严重的困境当中：在充满尖锐复杂冲突的意识形态领域，它必须兼顾市场和国家对建构意识形态的不同要求。从这样的视界来看，进化论批评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出现并大兴于这个十年之末，或许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进化论批评对“代”的强调，明显与文学的商品化趋势有内在的联系，与市场不断要求供应新产品这样一个市场规律有内在的联系。当然，以中国目前情况而言，尽管文化的市场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不能说已经有了一个发育成熟的文化市场，文学的商品化也相当有限，但是，一旦商品形式在一个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就会如卢卡奇所说，商品形式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历史与阶级意识》， 商务， 1992，p145页）。如果我们承认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商品形式不仅正在取得支配地位，而且正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么当下的文学和文学批评都正处于被“改造”的过程中，正在努力使自己具备更多的商品意识，就是毫不足奇的。进化论批评依靠“代”的划分来不断“推出”（这是个典型的商业推销用语）新人和新作品的做法，与各商家在市场上不断推出新产品以追求高额利润的做法之间的明显的相似性，应该是这种渗透和改造的一个例子。这里更值得注意的倒是这种渗透和改造在文学体制上（期刊和媒体都是“国家机关”）所遇到的阻力，正是这种阻力又使文学批评的商业化不能走得太远。这表现于进化论批评对“代”的追索只限于严肃文学，很少或避免涉足更商业化的文学写作，其实在各类合法或非法的出版物中，这种写作已经有相当的数量。严格地说，此类写作其实也应进入进化论批评的视野，因为在那个领域里，同样有不同“代”的作者存在。但进化论批评为了保持批评体制的“官办”性质，为了在国家的和市场的两种意识形态之间取得某种平衡，只能舍此而取彼，进化论批评在批评实践中所折射出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双重性，我以为应该引起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关注，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究竟怎样认识和评价进化论批评这一贯穿九十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而且还关系到如何认识和评价九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状况这个更大的问题。近几年来，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说渐渐多了起来，虽然还不见很有份量的专论，但在各种文章中“意识形态”，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这些词屡见不鲜。只是一旦认真追究，就会发现论者们对它们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歧义，比如究竟什么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论者不只各执一辞，简直是南辕北辙。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理论界对意识形态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状况的复杂性，恐怕当今任何一种现成的意识形态理论都难以对中国当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做有效充分的阐释。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界对进化论批评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意识形态分析，特别是对其在意识形态上表现的双重性（或混杂性）进行分析，也许是讨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状况的一个适宜的机会？
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正在生成。在这个新秩序当中，文学和文学批评还想维持旧的格局，继续扮演自己习惯的角色，已经不再可能，正因为如此，文学和文学批评究竟在这个新秩序中扮演什么角色，对这个新的社会秩序采取什么立场，作家和批评家却应该三思而行，起码应该有一番质疑和讨论。尤其是文学批评，在这质疑和讨论当中无疑应当占据一个“首席”发言人的位置，应当成为推动这质疑和讨论不断获得活力的发动机。因为在各种思想批判形式中，文学批评不仅天然就内含批判的能力，而且比起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形式更生动活泼，更方便联系社会实际，也更容易得到普通读者的注意和理解。这当然不是说任何一种文学批评都是批判的。实际上，历史上相当多数的文学批评若不是直接为特定的某个统治秩序服务，也往往会以“审美”的或“寓教于乐”的方式来生产一定的意识形态，间接地为这一秩序服务。然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对社会实行批判是可能的，卢卡奇和雷蒙德·威廉斯的批评事业就是有力的证明。文学批评在他们的批评实践当中，与他们的历史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完全溶为一体，成为两位批评家手中批判资本主义的最锐利的武器，中国批评家今天面临形势当然与卢卡奇和威廉斯有很大的不同，但处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历史变革中的中国的批评家，面对前途未明的文学批评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走这两人的路，在自己的批评与现实社会之间建立一种自觉的批判关系？不能设想所有的文学批评家都做一种选择，都愿意让自己的批评与现实处于这样一个紧张关系之中，事实上，在市场的召唤之下，会有相当多的文学批评以各种方式进入“商品形式”，不仅为文学的商品化做直接的服务，更重要的，还要用文学批评帮助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批评发生这样的变更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还有没有批评家想走另一条路？想尝试并坚持另一种批评，即批判的文学批评？
不能说当前的文学批评完全没有批判。即以进化论批评而言，在讨论“晚生代小说”或“都市文学”的许多评论中，其中有不少都论及“边缘化”、“个人化”的写作，论及这种写作对“宏大叙事”的拒绝，并又由此论及商业社会、物质主义对人的压迫，甚至有的论者还认为在“晚生代”笔下出现的那些活的如同“社会的一个疣子”式的人物，其实正表现了一代人对当下现实的超越和反抗。但是，当进化论批评需要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中国市场经济的惊人发展和这一进程有密切的关联）。对正在中国迅速成熟的商业社会以及与其相匹配的新社会生活秩序，对以消费主义为前提的现代道德理想和文化价值的形成做出总的评价的时候，它经常表现一种对批判的麻木。令人惊讶的是，无论目前正在深入发展的关于“现代性”的讨论（这一讨论无论在第一世界或是第三世界，都是各国知识界的重大思想事件），还是文化研究领域对当代资本主义所做的分析和批判（这一批判在中国刚刚开始，但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似乎都没有得到进化论批评的注意，进化论批评不仅一般地肯定市场经济对“个人”的解放，认为正是这种“解放”才使“真正的文学”，也就是“个人化的文学”得以出现，而且往往用生命体验、生存处境或恶的欲望这些具有哲学或心理学意味的概念做依据，来为“个人化写作”辩护，为商品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并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这些方面”这一历史过程辩护，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论说与八十年代新启蒙话语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如何评价新启蒙运动目前已经成了中国知识界热烈争论的一个焦点，面对这样一场争论，文学批评如何对待自己与新启蒙的关系首先就是个问题。当然，这究竟是不是一个问题，前提仍然是批评家要作一个选择：我们到底需要不需要批判的文学批评？
我以为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有一个新的视野，因为它眼前的地平线永远在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