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时期日本在华的调查状况与对华贸易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日本论文,在华论文,时期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幕末日本的开放，日本人开始走出国门观察外部的世界，紧邻的中国成为其最初的主要考察地。幕末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几乎来自汉籍以及往来于中国各出海港口与长崎间的中国商人的口述；而史籍里所呈现的中国社会状态足令日本人对大陆充满了憧憬。然而当日本人在经历几百年的自我禁锢后又重新开始亲身体验中国社会时，他们霍然感受到现实中的中国与理想世界里的中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落差，惊诧之余，失望抑或惆怅的情绪不免油然而生，大概这便是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的憧憬情怀崩溃的起端。
在1873年《中日修好条规》生效前，日本人出入中国受到限制。日本人首访上海发生在1862年，在荷兰人的中介下，一个小型的幕府使节团对上海进行了贸易观察，并与当时的上海道台有过接触，希望能够援引上海无约小国章程之例，在沪通商，设领事官。①当时跟随上述使节团访问上海的尚有数名日本商人，他们携带着一些日本特有的海产品，以尝试对华海产品的直销。②由于中日间没有结成西方近代性的通商条约关系，虽然1860年后的中国对外通商口岸已由5港增加至16港，但日本人在中国的贸易活动似乎仅局限于上海一口。为打破这一贸易受限状态，1868年，日本政府又经英领事温思达之手，向中国政府转送日本文书一件，要求与中国正式通商。③然而中国政府抱着传统的上国心态，对于日本意欲与中国开启近代国际关系往来的愿望并不热衷，以致拖延至1871年，中日方有《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又经两年的磨合，才最终完成约本批准书的交换。由此可知，在《中日修好条规》生效前，近代日本早期的对华贸易基本是传统中日贸易状态的延续。
中日两国结成近代国际关系后，根据通商章程，日本人可自由出入的中国贸易港口有上海、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牛庄、芝罘、福州、厦门等15口。不过，到1892年，日本在中国开设商业机构的口岸仅限于上海、芝罘、天津、汉口、福州等几口，而且所开商行举步维艰，其存活率不高，这与日本最初的对华贸易抱负有着差异。④对华贸易受挫，原因有多种，对于中国贸易环境缺乏深入了解是主要原因。结果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中国进行方方面面的调查成为明治时期乃至明治以后日本的持续性行为。
日本国会图书馆从2005年4月起，在馆设网页的电子图书栏目上陆续录入馆藏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所有图书。笔者在这批电子图书中搜寻到201种明治日本人撰写的中国纪行。这些纪行基本由当时的日本人根据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旅行经历撰写而成。从撰写人的身份看，有政府官员、军人，有半官方色彩的新闻记者，有政党人士，有结社组织的成员，有民间文人、商人等；从纪行所反映的内容看，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等方方面面，可说是对中国全方位的考察；从纪行所刊行的年月看，明治27年(1894)以前刊行的纪行有25种，明治27年起至明治38年间刊行的纪行有115种，余者皆为明治38年以后刊行的图书。上述数据表明，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旅行受到严格控制；而1895年后，日本出入中国的自由度大幅提升，前来中国旅行、考察的日本人亦随之增多。随着对中国地理环境、风俗人情、贸易需求的深入了解，日本政府以及民间贸易机构不断调整着对华贸易策略，即由盲目操作逐渐转向思路清晰，至1905年，日本宣称对华贸易已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⑤
据此，近代日本对华贸易由逆转顺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对中国所实施的充分大调查以及鉴于种种调查基础之上的对华贸易发展方向的调整。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中国纪行在国内鲜为人知，而这批纪行图书所提供的丰厚信息足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明治时期日本政府以及民间对中国所形成的新观念的状态以及以此为基础而确立的对华系列政策的始末。本文仅旨在通过对其中数种纪行的分析，并结合各种相关资料，来揭示近代日本对华贸易由逆转顺的发展过程。
一、盲目投资阶段与在华贸易状况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涉外贸易中心逐渐由广州移至上海，到19世纪50年代初，上海已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口岸。究其原因，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的产区大都接近上海。例如茶叶，不仅江西、安徽、浙江所产茶叶运到上海方便捷近，即便福建武夷山的红茶，运到广州，全程需要6周或2个月，而运至上海则一般只需28天左右；再如中国出口的生丝，大部分产自江浙的太湖地区，产丝最多的湖州府距上海只有两三天的路程，其间河流四通八达。⑥上述资料表明，到了19世纪50年代以后，一个打算在中国开展贸易行为的外国商家，其首选港口城市似乎非上海莫属，就像刚刚打开国门、走进世界意欲开拓商机的日本商人那样，他们顺其自然选择了上海作为其展开对华贸易的突破口。
如前述，日本人首次访沪在186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又陆续增开长江和华北各口，上海由此在中国涉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甚至到19世纪末，尽管有些远洋航线可以直达某些北方口岸，但是由于大多数远洋轮船都集中于上海，而沿海沿江各埠与上海的水陆交通又很方便，上海仍不失为中国涉外贸易的转运中心。例如，1894年上海从国外进口总值9 326万海关两，其中有6 261万海关两，即占总值的67％是转运到其他通商口岸的；出口总值5 842万海关两，其中来自其他通商口岸通过上海转口出口的数量为2 905万海关两，占出口总值的一半。⑦
据冲田一所著《日本和上海》一书载，1868年，日本商人在上海开设首家商行——田代屋；1871年，增设荒木屋；1872年，续开崎阳号；1873年，复设开通号。其中，荒木屋、开通号、崎阳号因经营不善，相继于1871年12月(开设当年)、1875年、1886年破产关闭。⑧上述商行似乎只是一些贩卖日本杂货的商铺，并不能称作真正意义上的洋行。《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一书所罗列的数据表明，直到1873年，才有首户日商洋行在华设立；甚至到1876年，日商洋行的在华户数仍然是1户；1877年，虽猛增至9户，然两年后的1879年，却跌至2户。⑨由此可见，日本在上海的早期经营十分惨淡。
上海开埠后，英商洋行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沪洋行数的增长情况，从表面看比较平稳，但实际上却起伏很大。即在新洋行大量开设起来的同时，又存在不少旧洋行关闭的现象。如1864年的68户洋行中，到1868年保留下来的只有42户，其中26户已经关闭，新开设的洋行则有61户；1868年的103户中，到1880年保留下来的仅36户，关闭的67户，新开设的64户；1880年100户中，保留下来的48户，有52户关闭，新开设的有68户。⑩由此可知当时的商情真乃波澜起伏，联想起日本早期在上海的经营状况，不过亦是盲目进入上海淘金而屡遭挫败的失意者中的一员。
出版于1892年的《清国通商综览》在言及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华贸易状况时如此说道：在华经营的日本商家以在上海居多。但这些商家，或数月间，或数年间破产者不在少数，尚可支撑局面者寥寥无几。其中，邮船会社、三菱会社、三井物产会社算是经营较为稳定者，然邮船会社又非贸易商社，三菱、三井则各自忙于煤炭的贩卖；而像乐善堂这样的商家只是贩卖一些书、药等，广业洋行目前仅能维持残局，金子藤井针对在华西方人出售日本小礼品，小泉洋行经营火柴和其他杂货的贩卖；另外，尚有一些照相馆、旅店以及陈列日式日常小用品的小店。(11)又据冲田一的调查，从1868年至1890年的22年间，日本商人来上海设行经营贸易、贩卖、航运以及金融等业务的共有30家，其中有12家或关闭、或改组、或让盘。以上两个事实虽然存在着一些差距，但揭示了一个共同的事实：日本商家在上海的经营非常不顺利。而通过表1，可以知道，至少到90年代初，上海一直是日本对华贸易的重要输出入口岸。
通过上表可以看到，1864-1874年的10年间，日本对华输出增长不明显，且91％以上的日本商品是经由上海输入中国，到1894年，这个比例虽降至84％，但日本对华输出总量也翻了5倍有余。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日本的输出增长在1874年以后非常明显，到1894年，中国对日输出居然呈顺差状态。
如前述，在1890年以前，虽有不少日本商家尝试落户上海，但成功者屈指可数。当时，日本尚未获得制造机器工业产品的能力，其向海外组织的输出品仍停留在以日本本土的物产或矿产为主的水平上。其中海产品为大宗输华商品，而海产品的主要产地在北海道，有海带、海参、干贝、鲍鱼、鱼翅等，都是经由长崎输华。1864年，日本输入上海的海产品达到银63万两，占上海从日本进口货物总值的37％。(12)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北海道的海产品，尤其海带的国外市场开拓方面更是展现出不遗余力的积极态度。例如，1873年，日本开拓使御用商人桓本六兵卫等五六人在上海组成“开通社”，受开拓使委托，代理推销北海道的海产品。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仅4个月就被迫关闭。1876年，系半官半商性质的日商广业洋行在上海开设分行，其总行设在北海道，由日本开拓使、内务省、劝商局共同集资60万日元组成，其在上海的分行则对开拓使征集的海带、海参、鲍鱼三个品种实行专卖，同时自营和代理其他海产品的买卖；但该行在成立二三年后就开始呈现出衰退迹象，到1885年已处于实质性解散状态。其经营不善的原因被归结为海带生产过剩、加工整理粗制滥造、将腐烂海带混入正品出售等。(13)1889年，北海道道厅与民间共同投资50万日元，在函馆设立“日本昆布会社”，同年9月，与三井物产会社的上海分店签订代理契约，(14)企图垄断日本海带的出口贸易，不过境况仍旧不佳，拖至1894年，日本昆布株式会社因负债累累而倒闭。(15)上述三例表明，日本对华输出海产品是一项国家行为，但发展很不顺利。而根据表1，日本对华输出额虽然在1874年前较为缓慢，但此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难道海产品在1874年以后已逐渐淡出日本对华大宗输出商品的名单？
透过荒尾精组织编纂的《清国通商综览》，我们可以理清其中的一些线索。其书内叙道：目前在中国开业的日本商家，对其语言不熟，对其风俗更是茫然不知，仅依据一二部旅行见闻便匆忙开业，结果根本无法展开交易，最后只好雇佣中国人来经营店铺。店铺为他人经手后，日本业主或不相信所雇之人，一切意见拒不接受，造成贸易局面无法打开；或一味听信店经理之所为，以致滥罚抑或滥赏的现象不绝。其实，中国商人把每年上半年需要的货物在上年12月20日之前就已经准备完毕；而下半年所需要的货物在当年6月末之前也已准备妥当。况且，中国的面积是日本的17倍有余，每省的人情风俗不一，就拿鲍鱼来说，地方不同，接受程度也不一样，加上交通等诸多因素，各地在输入的季节、数量方面均存在差异。在日本的中国商人，因长期从事中日贸易，精于此道，在买入卖出时绝不令有丝毫混乱现象发生。即在保证货源的前提下，充分掌握中日间往来汽船的航班规律，有序而便宜地将日本海产品运往中国。相对而言，日本商人却拙于此道，应10月运送的货物迟至11月方才发送；应12月发送的货物却在8月就早早发出了。于前者，因供货不及时，错过交易季节，只能等待明年同一买主再来进货，以致货物要在上海的仓库积压将近一年；于后者，货物运送又过早，交易季节尚未到来，货物也只能暂时积压在上海仓库，造成资金不能及时周转，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颇为可观。书中又提到：日本水产货主为图方便，时时将所持货物不加权衡地贱卖给在日华商。比如这里有一款货物，其在神户的市场价格是100斤100日元，有进价90元的人将其委托给在上海的日本商店进行代销。然而受其委托的商家却在打算如果自己进行直接输出的贩卖，所获利润似乎更大。于是，该商家即往货物的同一产地比当地市场价格高出一成的价格，即以110元的价格买进，准备在中国直销。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么简单。在日本水产地，某些货主或因资金缺乏，或因资本薄弱，往往会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前来进货的中国商人，加上中国商人对供货时机的掌握以及对运费的精打细算，其输送到上海的同一货物的价格要远低于日本商家自己直接贩卖的价格。在上海的日本商家尚以为该产品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比较低迷，希望待其稍许高涨后再出售，又岂知造成市场价格低迷的真正原因是华商在日本水产地成功进行了廉价收购！究其根本，华商不过抓住日商资本微薄的弱点，迫使日本水产地货主不得不贱卖自己手中的剩余货物，如此一来必然损害到经营直接输出的日商利益。试想以100斤110元买进的货物，现今只能以100斤100元，甚至80元、90元的低价卖出，其损失不可谓不惨重。然而上述现象其实是在上海的日本商家与在日本国内的日本商家相互背叛后所产生的负效应。(16)
由此我们知道，1874年以后，乃至90年代，海产品仍然是日本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只不过其经营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商家手里。由于日本商家既不懂得如何去尽量降低成本，又不了解中国最大供货地——上海的海产品市场的交易规律，更不清楚中国内地海产品市场的供求状况，因此在经营对华海产品直接输出的早期阶段，屡遭失败。比如前述海带生产过剩、加工整理粗制滥造、将腐烂海带混入正品出售等诸多导致日本商家信誉扫地的原因，其发生的根源全在于此。
不过，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日本煤炭对华输出事业却相对进展得比较顺利。1877年2月，三井物产会社在上海成立代理店，负责日本三池炭的中国输入。据统计，在1878年上海输入的煤炭总额中，日本煤炭占据了69.7％。1879年，三池炭开始向天津输出。1882年，输入上海的三池炭有89 038吨，占到三池年矿产量的56.9％以及日本输入上海煤炭总量的51.7％。到了1884年，三池炭的输出扩大至汕头、芝罘。(17)煤炭对华输出的增长无疑也是日本对华贸易持续增长的一个因素。然而区区煤炭输出一项，远远不足以开创出对华贸易的繁荣局面。在日本，无论是政府抑或民间，均意识到必须重新调整自己的对华贸易策略，以创造对华贸易繁荣的机会的来临。
二、中国调查与投资趋向建议
好的政策以及营销方针的确立自然应建立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如前所述，中日间具有近代意义的条约关系成立于1873年。在此之前，鲜有日本人出入中国；在此之后，按照条约细则，日本人不能随意深入中国自由贸易口岸以外的内地。由此，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早期调查大多停留在开放的口岸城市，并且就调查规模而言，多为个人小范围的行动。在笔者掌握的日本人中国纪行资料中，出版于1894年前的仅25种，而这25种纪行的大多数仅属泛泛而论的读物，于改善对华贸易局面并无实际的参考价值，只有其中的几种，不仅在日本调整对华贸易策略方面起到过鲜明的提示性作用，尚为日本以后开展大规模的中国调查活动奠定了基础。本文所要列举的纪行，一是分别出版于1887年和1890年、由沼田正宣撰写的《日清贸易新说》和《日清贸易经验事情》，一是出版于1892年由荒尾精组织调查、根津一负责编纂的《清国通商综览》。前者为个人调查行为的结果，后者则是集体调查行为的结晶。
沼田正宣所撰写的《日清贸易新说》和《日清贸易经验事情》被列入《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可见其在当时日本所起到的重要影响。沼田正宣本人曾于1875年至1882年间留学中国，上述两种纪行是他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的结果。沼田正宣有感于日本对华贸易的停滞不前，强调日本的商机在中国北方。在《日清贸易新说》的序言里，他明确道出该书乃为有志于中国北方贸易者而撰。(18)《清国通商综览》的编纂以及出版则是荒尾精积极从事对华事业的一部分。1886年，他遵参谋本部之命前往中国游历。在岸田吟香的帮助下，荒尾精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经营书籍、药材、杂货等，一是筹集调查所需经费，一是掩人耳目，避免引起中国官方的注意。在他的召集下，中西正树、高桥谦、宗方小太郎等20人加入到他所组织的对华调查活动中来。他们以汉口为根据地，化装成中国人，深入内地，进行调查，足迹遍布南北两京、两江、湖广、两广，甚至西南云贵、陕甘、外蒙古、伊犁等偏远地区。该调查历经三年，凡山河形势、关塞要害、风土气候、人情风俗、农工商现状、水路物资的多寡、金融运输交通的概况等均在被调查的范围内。(19)此次调查的最终成果虽然体现于《清国通商综览》的出版，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对华调查机制的初步建立。实际上，其参与者日后多成为中国情报收集的骨干或组织者。
《日清贸易新说》和《日清贸易经验事情》虽然是沼田正宣个人观察的结果，但由于作者所具备的敏锐洞察力，上述两书在日本问世后受到极大关注。沼田正宣最鲜明的观点就是日本对华贸易的商机不在南方而在北方。在《日清贸易新说》中，他道出即便是经常出没于中国南方各港口的西方商人，都无法轻而易举地左右当地贸易，更何况那些既不熟悉当地风俗、又不精通当地语言的日本人？他指出如何不被对方欺蒙应是日本商人首要考虑的事情；而中国南方人太过精明，所以他相信性格朴素的中国北方人更容易成为日本商人的生意伙伴。虽然人人都认为中国南方物产富饶，而沼田正宣却以为其实中国的富源当在北方，其中山西可说是中国富饶第一地。这并非说山西在物产方面优于其他省份，而是山西人所普遍具有的侠义之心令他们有别于他省之人(第22—25页)。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沼田正宣已经洞察到进行商业交易的人抑或说对象很重要，尚属稚嫩的日本商人在中国南方实无胜算的可能，在此情形下，在相对比较质朴、固守的北方，日本商人或能找到相互谅解的合作伙伴。
沼田正宣继而指出，在北方谋求发展，日本商人不仅可以解决生意伙伴的问题，尚可突破另一个困境——选择合适的交易地点。他说日本很多人并不明白经中国南方口岸输出的物产几乎都产自南方各地，也就是说南方很少存在有何种物产不足的情况，只是在某种物产的产量上，存在某省多些而某省少些的差异。他说只要观察一下在南方港口所输入的产品以及所交易的货物种类，就可以知道是因为西方商人与中国南方商人间的频繁交易促成了南方港口城市的繁荣。一个显然的道理就是，中国南方人多依存于他们本地所产的物品，只有在不充足的情况下方才从西方商人那里得到满足，而西方商人向中国输入的商品皆为西方产品，这使得西方以外的地区抑或国家无法与之竞争。他说迄今为止，日本商人拿着南方并不缺乏的日本商品抑或由西方人所运去的等级不同的日本商品去中国南方口岸进行交易，那里的商家虽然也很喜欢，然而他们买了去并不是卖给他们南方人自己去使用，而是在低价收购后，再将这些货物运往物产不足的北方，从中赚取差价，南方商人已从中赚取了巨大利润(第31页)。
那么，如果日本人决定去中国北方开发贸易事业，又应该把窗口建立在何处呢？沼田正宣给出的答案是天津。即日本商品欲要打开中国北方市场，天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口岸。中国北方土地贫瘠，物产不丰，而人口众多。其衣类中的绢布来自南方；其本地所产食物不过是麦、粟、黍、豆、猪、羊等，所不足者均仰仗南方的供给；其民居，不过用自己制作的砖瓦以及当地出产的木材来搭建；而其所用笔、墨、纸、颜料、烟草、小器具等物品基本依赖外援。而在南货北调抑或北货入南的巨大物资流通过程中，临近北京的天津是南货北货汇集的集散地。在公，漕船均经过天津前往通州，漕船返回时又会在天津搭载北方货物贩往南方；在私，北方各地的零售商每年均要前来天津上货，而参加三年一次北京会试的全国举人在前往北京或由北京回乡之际几乎均要经过天津，他们在回乡之时，多会用自己剩余的资金在天津购买土特产带回家乡(第34—37页)。由此，天津在北方贸易中的重要性无可非议。
沼田正宣紧接着说，天津如此重要，但日本商人对于天津的了解却远远不够。比如，每年12月末至来年的3月初是天津的结冰期，故日本商人以为天津的贸易期只有10个月。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天津每年的实际交易确实在结冰前结束，但下年度的大宗交易意向却是在结冰期中形成，这是天津与中国其他重要交易地的不同之处。即当日本商人以为随着结冰期的到来整个城市的商业活动也进入冬眠状态时，结冰期却恰恰是天津一年中最重要的商业时期(第113—114页)。由于基于上述错误认识，日本商人往往错过了在天津从事贸易的最佳时机。
另外，日本商人不了解商业营运模式也是日本人不能有效参与进当地贸易的重要因素之一。沼田正宣解释说，当地商人会成立各类商会，而这些商会每年都会定期召开会议，以便促成本行业的健康发展，达到行业内共同和气生财的商业目的。比如，广东、福建的商人花巨资成立了联合会议所，而山西商人在当地则有三个商会，分别是当铺会所、各类日用品商铺会所、烟草会所，还有河南的药材会所——怀庆会馆。这些商会均制定有章程，各所属商铺则严格遵守章程；如有违约行为，商会将参照章程予以严格处罚；未建立商会省份的商人亦会随机加入某商会，以便有所依靠。事实证明，正是因为这些商会的存在，在中国少有行业内恶性竞争事件的发生。又比如，到了春季，山东、河南、直隶、山西、盛京各地的商人通常由当地出发出外进行采购，来到天津的买家之间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团体，相对于此，卖家却是一个联合体，这造成了巨大盈利者通常是卖家的事实。这就说明了一个经验：如果日本商人在贩卖日本商品时能够在售价上互相保持统一，那么前来购买日本货物的中国商人无论怎样狡猾也不能从中赚取巨大差价。再者，顾忌人情也是日本商人不能取胜的一个因素。或许在某些地方，买家进货主要依据卖家的信誉，而在天津这样繁杂的口岸，在交易时，第一要务是要确认货物的成色，而不是关注卖家是谁(第109页)。
在上述基础上，沼田正宣又提出更为直接的贸易经验。比如，为降低成本，日本应该开发日本口岸至中国北方各口岸的直通航线，因为运输成本其实决定了商家价格成本的高低。沼田正宣曾经对日本出口到中国的煤炭的运送价格做过调查。他认为三池块煤每吨5两到6两不等，高岛煤块6两，粉煤4两，若松煤4两2匁5分，而运至上海的费用则是在上述价格的基础上各减去5匁；另外，在上海所需花费的各类手续费为其货物总价的1％，输入海关税为每百吨5两，仓储费为第1个月每吨25钱，以后每月为10钱，码头税为每千吨5两。(20)从这个记述，我们可以知道，煤炭运费几乎等同于煤炭的本身价格，当然不同的货物情况又会有所不同，然而运费昂贵是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如果日本商人打算降低日本商品在华出售的成本，设法降低运输成本以及尽量减少在华的仓储天数是两大关键。沼田正宣甚至说，就交通状况，相对于由上海至中国北方，日本马关至中国北方其实更为方便，所以开发日本至中国北方的航线势在必行。(21)况且，日中间的货物运费之所以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在于欧美船只把持了这一运输业。日本如果积极开发日中间的航线，不仅可增辟新的海外经营事业，尚可以有力保证日中间货物的便利来往。
参照当地实情改良日本对华输出商品亦是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沼田正宣说，他发现一个事实：日本商品虽然受到当地人的欢迎，但很可惜却不能为当地人所用。例如，当地人的身材整体上比日本人高大，因此所用之器物相对大于日本人所用之物；说到织物类商品，因中国人喜用单色，所以未染色料的白底织物受到欢迎；相对于中国南方人喜爱新奇的西洋商品，北方人一向墨守成规，不喜新奇的玩好和衣物，除却日本与朝鲜的器物，当地对于西洋的物品多敬而远之。他认为，相对于中国物品，日本商品精致而价廉，若把握好上述实情，日本在中国北方有很大的商业前途(第32—33页)。
为遴选出合适的对华输出物品，沼田正宣对中国南方供应北方的物流状况作了仔细调查，最后总结出下列日本商品存在打入中国北方市场的可能性。一是砂糖及冰糖。他曾经拿出日本制的白色透明砂糖给当地的商人观看，均称乃上等品。二是木材。比如日本的樟木，其香气虽不及中国南方所产樟木，但纹路美丽，涂上桐油或漆之后非常美观，受到北方人的公认。三是海产品。中国北方地区输入的海产品有海带、海参、鱼肚、鱼鳔、鱼骨、鱼翅、贝柱、美人蛏、干鲍、紫菜等。其中，海带在河南、陕西一带的销路非常好，一年的贩卖数量惊人；当地出售的海参也不似日本所产的那样细密，只是外观好看而已；而由上海转运至天津的日本产贝柱，以前一个价格就在10文左右，近来随着输入的增多，价格有所下滑。四是铜、锡制品。因瓷器产自中国南方，且易损，不经济实惠，所以北方盛行用金属类器具，虽然价格高于瓷器，但经久耐用。不过陶器销路却很好，南方人将廉价的日本陶器输往北方，从中赚取利润，日本人于此欣喜不已，之间相互降价竞争，而且仅局限于汤碗类，以致一时间日本制汤碗无处不在，给人留下日本制陶器仅汤碗、茶杯而已的印象。目前，在北方，中国广东铜100斤30两左右，锡100斤17、18两，白铜制器皿的价格在1斤55钱到60钱不等，锡制器皿在1斤40钱以内。日本如果考虑向中国输出此类产品，一是应参考输入陶器的经验，一是应根据中国北方人的生活习惯改良铜锡器制品，如此一来，将对日本此类产品的海外输出极为有利(第86—102页)。就上述几类物品，沼田正宣更看重木材的对华输出。他说目前华北地区所用木材多来自中国福建或东北地区，由于运费昂贵，造成销售价格上涨。此类木材若由日本运入，其运输价格显然低于中国内部的运转费用，故利润可观。况且，由中国南方运往北方的物品中确实包括一部分日本商品，若日本能够避开上海，直接将商品输入中国北方，其利润定将可观(第106页)。另外，他特别强调如果要顺利打开某类商品的市场，应抱着与当地同行业的商铺进行合作的方针。他举例，曾经有某位西方商人欲抢占天津的铜器制品市场，结果却败在当地控制该行业市场的仁和永商行手下，不得已从天津退出，所以若想在天津发展铜制品行业，除非与仁和永合作，从仁和永处分得一些利益(第107—108页)。再者他又提出，为了尽快打开中国市场，日本应该首先主动输入中国产品，以博取普通中国人抑或商人对日本的关注度。随着近年日本机器纺织业的进步，日本对于棉花的需求开始剧增，日本完全可以积极组织从中国北方输入棉花，由于日本煤炭已经顺利进入中国市场，双方可以通过上述两个品种的各自输出，相互之间达成物物交换的平衡局面，这对促进中日其他贸易的发展极为有利。(22)
在《日清贸易新说》的结论部分，沼田正宣向有志于中国北方贸易者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其一，有志者应该向东亚贸易商会借贷300万日元，在牛庄以及芝罘开设分店；其二，新造数艘帆船，往返于北海道、马关、长崎之间，在芝罘建造仓库，将一切货物应先寄放在芝罘，然后适时运往天津；其三，有志者应寻找一切机会深入中国北方，进行实地考察，尽量收集北方所需各种物资的情报，并将上述情报及时通报给东亚贸易商会(第173—174页)。
如果说沼田正宣的著述是对日本近期内应该着手的事务所提出的意见，那么合众人之力而成就的《清国通商综览》则是为日本在华的长远发展利益提供了指南。此书的重要性不在于仅仅讲究日本如何于中国的贸易口岸获取经营上的成功，而是日本如何最终在中国整个区域获取成功。很显然，该书资料的收集者不是以中国沿海某个口岸城市为自己的调查大本营，而是立足于集9省利益为一体的汉口，去深入观察了解中国广大腹地的社会状况，所收集到的庞大资料确实为日本在华长远发展的蓝图设计提供了可靠依据。编纂者提出一个鲜明的观念，那就是大力培养从事中国通商事业的人才，并且为培育出真正实用的专业人才，必须采取在中国就地培养、就地实习的方法。(23)
荒尾精就是这一主张的实践者。早在1890年，在获得少量社会赞助后，荒尾精就带领150名招募而来的学员前往上海，于9月20日在上海举行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开院式。此后，为实现他创办日清贸易协会的另一个目标，他将校务全部托付给根津一，自己则回日本继续游说人们支持研究所的办学以及商会的成立。然同年12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预算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补助金费，而当时研究所的库存资金据说已经仅剩1日元，教职员以及学生中有人开始动摇，研究所面临空前危机。为此，荒尾精及时返回上海，对研究所人员进行整顿，实施了一系列诸如搬迁校舍、淘汰意志薄弱者、缩小机关等措施，稳定住了研究所的形势。1892年8月，以荒尾精为核心的团队所精心组织、编纂的《清国通商综览》顺利出版，立时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大阪豪商冈崎荣次郎不仅出资创办了日清贸易株式会社，并于1893年7月，在上海河南路开设瀛华广懋馆，又被称作日清商品陈列所。该陈列所的成立为当年6月毕业的89名学生提供了从事贸易实践活动的机会。受资金限制，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举行完毕业典礼后即被关闭，而研究所的所有毕业生轮番、日日前往瀛华广懋馆实习，直到甲午战争爆发。(24)荒尾精培养的这批人才，后来不仅在日本对华贸易中发挥出巨大作用，部分成员更是活跃于中国情报收集的战线，成为日本不可或缺的著名中国谍报专家。
三、日本与中国北方贸易的促进
日本所关注的天津、汉口，确实是当时除上海外中国两个较大的贸易口岸。然而，1894年，天律进口洋货净值为2 177万关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仅455万关两，而由上海转口输入的则达1 311万关两，达天津进口总值的60％；汉口进口洋货净值为1 624万关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仅1.4万关两，而由上海转口输入的则达1 558万关两，占96％。(25)
之所以有上述现象存在，是因为像天津这样的开放口岸当时尚不具备对外贸易的条件。比如，19世纪80年代前天津尚没有外国银行，贸易资金、贸易结算、货币汇兑全部需要在上海解决。经营天津对外贸易的洋行多是上海洋行的分支机构或代理行，中国商人所从事的天津对外贸易大多是同在津抑或在沪的外国商人或洋行进行，很少直接同国外的贸易机构进行交易。(26)这说明在经历20多年的开放后，天津仍然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通过下列一组数据，我们更能观察到外国对天津的关注程度。
据《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载，天津直接进口贸易中，英国的比重1873年为24.10％，1888年为3.90％，1893年为25.20％；日本所占的比重1873年是19.60％，1888年为10.70％，1893年是23.30％；香港地区所占的比重在1873年为54.40％，1888年为54.6％，1893年是43.20％。天津直接出口贸易中，英国所占的比重1873年是18.20％，1888年为36.60％；日本1873年是41.60％，1888年为30.70％，1893年是16.10％；香港在1873年是22.80％，1893年为73.90％。所以，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天津直接进出口贸易中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香港、日本、英国。(27)而表2又揭示出英国、日本对天津贸易开发的目标和成就。
综合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从1873年到1893年20年的发展，天津对外贸易一直呈上升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英、日对天津的发展目标明显存在着差异。即英国一直努力于向天津输入货物，而逐渐退出从天津输出货物的行列；而日本在不断努力提高对天津输出能力的同时，又相应致力于扩大天津对日本的输出。这符合了沼田正宣曾经提出的建议：如果打算开拓日本商品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市场，日本有必要从中国北方积极组织输出。
日本的机器棉纱纺织业，在政府的直接参与下，从1882年起才开始有所发展，到1890年，日本成功向海外输出2 364日元的棉纱，此后棉纱的输出额飞速增加，及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已占其输出总额的一成左右，成了日本最重要的输出品。(28)
而据《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揭示，到1885年，中国输入日本的棉花达600万斤，是1880-1881年度的4倍；1888年6月，日本纺织联合会评议会决定由内外棉会社一手负责中国棉花的购买，同年9月27日，内外棉会社的2名社员前往中国组织棉花的购入；1889年，大阪纺织会社向中国试卖了50捆棉丝；1890年，内外棉会社与上海新局签约，一家经手上海新局制棉的日本输入，标志日本开始经营针对中国的棉丝出口，这年三井物产会社向中国成功输出棉丝31捆，此后，日本对中国的棉丝输出开始激增；1893年，日本钟渊纺织会社首次将棉丝输入上海和香港；1896年，由国外输入中国的棉丝，日本产品首次超过英国产品；1898年4月，内外棉会社接管大阪纺织会社在上海的有信洋行，并与自己在上海的办事处合并，仍称作有信洋行，专门经营棉花、棉丝的买卖；1898年8月，内外棉会社在天津设立办事处，开始经营棉丝的贩卖。(29)
总之，日本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扭转自己的身份：将由一个接受机器制品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输出机器制品的国家。当然，这样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不过从90年代起，由于其自身社会结构的转变，日本在对华贸易中，开始改变简单的相互交换地方特产的思维方式，在对华输出物品中努力扩大机器制品的份额，同时积极组织中国原材料的对日输出。如果说中国棉花的对日输出涉及中国南北方的棉花产区，而东北大豆的对日输出则完全是日本精心经营的一项中国北方物产出口日本的事业。
早在Commercial Reports 1862年提出的报告中就谈到，牛庄最大的输出品是大豆、豆饼及大豆榨的豆油，主要运往上海、宁波以及两者以南的口岸。(30)而根据Trade Reports的观察，1871年至1872年的两年中，运往日本的豆油，1871年占牛庄豆油输出总数的3/5，1872年占4/5，余者则以不同的比例分别运往中国的其他口岸；到了1880年，豆类占牛庄输出总值的52％，当年输出额比去年超出267 000担，但每担平均价格比1879年减少15％，除香港外，日本是唯一的海外消费地，共运去134000余担；此后牛庄对日本的大豆和豆饼贸易持续增长，1882年由牛庄运往日本的豆类，比1881年多出244％；(31)1893年的前四个月，牛庄输往日本的大豆共计724 302担，而1893年全年共输出1 060 538担；1894年前四个月所输出的豆饼，比1893年全年输出总量增加了5％。(32)除了牛庄，由华北地区输出的豆类也主要运往日本，1892年输出额达到1 142 500担，总值为1187 000海关两，而在1891年只有662 000担，总值估计为791 000海关两。(33)上述记载表明，进入19世纪90年代，尤其1892年以后，中国东北以及华北豆类的对日输出成剧增状态。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日本积极开拓日本至中国北方开放口岸间的定期航班。1875年2月，三菱蒸汽船会社开通上海至横滨间的定期航班，这是日本所开发的第一条至中国的航班。同年8月，共同运输会社开通日本至芝罘、天津、牛庄间的不定期航班。1876年5月，邮便汽船三菱会社开设神户至芝罘至天津至牛庄的航班，但9月即关闭。1885年，日本邮船会社开通横滨至上海航班，并在上海成立分社。1886年3月，该会社又开通了长崎至天津间的航班。1889年4月，日本邮船会社将长崎至天津的航线延伸至神户。1891年3月，日本邮船会社开设神户至牛庄的航班。1892年7月，日本在天津、芝罘设立邮电局。(34)甲午战争前，最初经营日本直航中国的日本公司均受到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持。笔者之前谈到运输成本问题，故三菱会社于此积极开发对华航线与其成功将日本煤炭输入中国密切相关。截至1891年，日本已初步建立起日本至上海、芝罘、天津、牛庄的航运系统，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东北、华北豆类产品对日输出额会遽然增长。无论如何，到了这一时期，日本已经非常清楚日本产品打开中国市场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降低运输成本；反之，从中国输入原材料，进行机械加工后返销海外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要降低运输成本。其间，中国招商局已经意识到局势的急迫性，也曾经试图建立中国至日本的航线系统，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很快退出了这一竞争市场，以致中日间的航线权最终归由日本掌控。
凡采用近代化发展模式者，开拓海外市场是必行之路，日本自然也不能例外，而能否成功建立起对华贸易的规模是其能否成功转变为近代化国家的关键。在经营对华贸易的早期阶段，由于缺乏经验所出现的盲目性发展，致使其对华贸易陷入困境。但是日本人所具有的坚韧品格却促使其不断探索对华贸易发展的正确方向。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日本人在对华调查的基础上，及时改变对华贸易的方针，将自己的贸易发展重点放在中国北方。这一举措无疑是正确的，日本在中国北方所取得初步成功，为以后对华贸易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日本也由此从一个盲目出击时代进入一个有序经营的时代，而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本文中，笔者正是通过对几部中国纪行的整理、分析，揭示出上述关键时期的发展缘起、状态以及结果。
注释：
①③参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9页。
②参见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东京：岩波书店，2006年，第80页。
④参见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通商综览》，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1892年，第920—921页。
⑤参见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第244页。
⑥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7—28页。
⑦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卷，第27—28页。
⑧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卷，第29—30、176页。
⑨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00—1003页。
⑩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卷，第102页。
(11)参见日清贸易研究所：《清国通商综览》，第930—932页。
(12)(15)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卷，第170页。
(13)但无人去揭示为何会出现上述状态，这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内容之一。
(14)参见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第154页。
(16)参见日清贸易研究所编：《清国通商综览》，第934—935页。
(17)参见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第118、130、120、122、124、134、142页。
(18)参见沼田正宣：《日清贸易新说》序言，东京：有邻堂，1887年。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页码。
(19)参见东亚同文会：《对支回顾录》下卷，东京：原书房，1968年，第461—470页。
(20)(21)参见沼田正宣：《日清贸易经验事情》，东京：有邻堂，1890年，第71、47页。
(22)参见沼田正宣：《日清贸易经验事情》，第72页。
(23)参见日清贸易研究所编：《清国通商综览》，第952页。·
(24)参见东亚同文会：《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61—470页。
(25)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上册，第30页。
(26)(27)参见姚洪卓：《近代天津对外贸易1861-1948》，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33—34、35页。
(28)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175—1176页。
(29)参见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第146、150、154、156、157、160、166、172、188、199页。
(30)(31)(32)(33)参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134、1134、1134—1135、1134—1135页。
(34)参见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编集委员会：《近代日中关系史年表》，第114、144、148、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