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国际战略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中央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面对复杂变化的国际局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国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所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适时推出一系列国际战略，开创了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新局面。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采取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打破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
1989年6月，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面对的国际局势是严峻的。国内“八九”政治风波后，西方大约有20个国家及欧洲共同体、世界银行等对中国采取联合制裁，严重恶化了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面对这样困难的外交局面，邓小平一方面考虑，要坚决斗争，捍卫主权，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1 ]，“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1]（P,359）。另一方面，也考虑要恢复和改善中国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设法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考，使新确立的中央领导集体应对西方国家的制裁有了明确的外交工作思路。
首先对西方国家干涉我国内政、恶化同我国关系的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外交部、全国人大、人民政协多次发出声明，严正抗议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无理制裁。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郑重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在打破外国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和挑衅的过程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决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和民族独立来换取别人的施舍。”我们还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利用国际舞台，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46届会议上，否决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与“侵犯人权”等同起来的所谓“中国局势”决议草案。
另外，明确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八九”政治风波后，国际上对中国是否还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什么样的改革开放都有议论。针对这种情况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将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其特定含义的，与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优秀文化并不矛盾；中国坚持的是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改革开放，“现在西方所谓的经济制裁实质上是政治制裁，企图影响中国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屈服于这些压力的，是不会拿原则作交易的。”[2]第三代领导人表明这些原则立场，有利于争取西方那些主张在对华关系中留下较大转圜余地的力量，对那些企图改变中国改革开放方向的国际反华势力，也是一个严正警告。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宣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促使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回到正常发展轨道上的又一个重要措施。针对某些西方国家，宣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过时”，以所谓“人权”价值观对中国政府进行毫无道理的攻击的情况，江泽民、李鹏等在会见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反复指出，正常的国家关系只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人民恪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人民也决不能允许别人侵犯自己进行历史选择的神圣权利。我们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应享有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思想道德的自由。这些思想的宣传，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表明我国及对西方制裁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逐步推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美国是西方对华制裁的领头国，因此，我国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是从美国入手的。1989年10、11月，我国先后邀请曾对发展中美友好关系作出重要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来华访问，共同探讨改善中美关系的途径。12月，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来华，江泽民、李鹏及钱其琛均与他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在此之前，钱其琛应邀到设在纽约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明确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注：即：要承认和尊重差异，寻求和发展共同点；不能把另一国的国内政治作为恢复和发展关系的先决条件；要努力增加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处理好台湾问题十分重要。）中国政府这些不失原则的外交举措，对增加中美双方的了解和改善两国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关系的解冻虽然关系全局，却是极其不易的。为了加速打破西方国家制裁，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寻找新的突破口。日本一直想争当政治大国、在亚太地区有所作为，这决定了日本政府不能不注意同中国的关系。据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90年开始，加大了对日本的外交力度。江泽民、李鹏等先后多次会见日本政界、企业界知名人士，积极呼吁改善中日关系。经过一系列工作，6月7日，中日投资促进委员会在北京成立；6月26日，中日友好21 世纪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召开；7月12日， 日本和世界银行表示将恢复对中国的贷款。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日本作为解开西方制裁中国突破口的外交举措，获得明显效果。
在中日关系逐步改善的过程中，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西方国家又开始了新的外交步骤。从1990年5月起到次年5月，江泽民、李鹏先后会见了8位前西方国家的著名领导人，其中有德国、法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前总理施密特、巴尔、特鲁多、惠特拉姆，日本前副总理宫泽喜一，英国前首相希思，美国前总统卡特，日本前首相中曾根。这些人虽已退位，但在本国政治生活中仍有着重要影响，并均在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我国同西方国家之间高级政治性往来仍是僵局的情况下，广泛接触这些西方国家的前领导人，使他们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况，了解中国真诚友好的愿望，对于改善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有着特殊作用。
1990年下半年，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海湾危机和柬埔寨问题上显示出重要作用，使美国和西方国家深深感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因而普遍改变对华态度。在9月召开的45届联大期间， 钱其琛与60多个国家外长、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会见，其中包括同所有主要西方国家外长进行会谈，多数西方国家均在对华关系上抱积极态度，他们已认识到，继续对中国实行制裁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此时，中国能够打破西方国家制裁的历史必然性已明显表现出来：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国际斗争舞台上所具有的分量、以及西方在华已有和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都决定了制裁的不能长久。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的外交步骤有效地加速了打破制裁的历史进程。1991年日本、西欧相继取消对华制裁；美国虽然仍保持对华制裁，但两国关系已有明显进展：5月28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 决定向国会建议延长对中国最惠国待遇；11月15日，又派国务卿贝克访华，这次访问意味着美方对中国在高级互访方面的限制已经结束。
新确立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依照邓小平提出的国际战略方针，通过一系列外交步骤，仅用两年多时间，即瓦解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在国际舞台上牢固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重新出现良性发展的局面。国际社会也普遍感到这个新确立的中央领导集体有着在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的能力。
（二）冷静分析苏联解体后的国际局势，积极实施全方位外交战略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1991年夏苏联的解体，使刚刚打破西方制裁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新的国际斗争的考验。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以及因此产生的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世界向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不复存在。美国仍想继续称霸世界，但由于经济实力衰退，已是力不从心。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世界战争爆发起着制约作用，因而有可能给我们的四化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但苏联的解体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国际、国内均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美国及西方国家也把原来主要对准苏联和东欧的“和平演变”矛头，转而对准中国。
面对这样的国际局势，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趋利避害，坚决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的方针，立足国内，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充分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粉碎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搞和平演变的图谋。这一切都需要中国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为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创造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需要的国际和平环境，作为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战略。
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积极发展同邻国之间的关系，争取一个好的周边环境是全方位外交的战略重点。为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解决邻国争议问题时，一贯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公平合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坦诚谈判”，[3] 绝不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不损害国家的主权和权益，只要还有时间，都力争求同存异，暂时搁置，留待时机和条件成熟后再去解决，以防霸权主义从中渔利。本着这些原则，我国恢复了与越南的友好关系；分别同印度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签署了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等协定，大大稳固了周边的和平环境。为了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和疑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在外交活动中，对“中国威胁论”进行有力的批驳，明确指出，中国这些年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均计算，仍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作为一个大国，军备现代化的程度和军费开支仍处于低水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一个稳定、发展和强盛的中国，不会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只会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4]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的诚挚， 逐步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和疑虑，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我国恢复了和印度尼西亚的外交关系，同韩国、新加坡、文莱建交，与东盟建立了长期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等。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处于全方位的良好状态，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
发展和加强同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全方位外交工作的立足点。第三代领导人曾多次强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一律平等，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中国“任何时候都不能搞大国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5]20世纪90年代以来，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出现一些新的分化、组合，经济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分量将会上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和政治分量将会增大，人民日益觉醒。第三代领导人认为，必须从这些大的历史趋势去认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和制止战争和发展民族经济方面同我们有共同语言。近年来，我国在人权、台湾问题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较量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是中国可靠的同盟军。因此，从我国的外交发展战略来看，只有充分发挥同发展中国家互相支持的政治优势，才能“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回旋余地”，使我们的外交工作获得“战略的依托”，从而“更好地在多极化的世界中纵横捭阖。”[5]
改善和发展同大国关系是全方位外交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科学和经济发展人才，也需要为其产品寻找市场。发达国家既可以提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资和服务，又可以成为中国产品的市场。所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实施重大调整以后，中国政府始终把改善和发展同大国的关系作为全方位外交工作中的一个战略重点。第三代领导人也同样如此。
中国多边外交的日益活跃，也使全方位外交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保护环境、促进社会发展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中，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在南亚核危机中，中国积极倡导并主持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长会议，会议敦促有关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计划。在2000年9 月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中国首倡举行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首脑会晤。会晤中，江泽民提出了“五常”之间应遵循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密切协调；顾全大局、促进合作”四项原则，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中国还利用国际舞台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多次成功地挫败台湾当局重返联合国的图谋；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自1990年以来， 连续9次挫败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
中国全方位外交战略在实践中明显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广泛化。中国的外交活动遍及国际各大洲，不论社会制度、不论发展水平，只要是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我国都与其交往。第二，多层次。外交渠道以政府交往为主，辅之以人大、政协、政党、军队交往等。而民间外交在全方位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同外国结成的友好城市已接近1000对，友好城市之间的贸易额至1999年底约48亿美元。[6]第三，宽领域。 外交内容有政治交往，也有经济合作，还有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等等方面的交流。
在开展全方位外交战略中，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发挥首脑外交的作用，加强与各国领导人的互访。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频频出现在外交舞台的各种重要场合，以高超的外交技巧以及驾驭国际局势的能力，在一个个重大外交行动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可以说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国际关系中，领导人之间相互交往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外交工作无法替代的。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可以准确地使对方了解一国的政策意图，增强各国之间多方面的信任感，如政治制度稳定性、改革的方向、领导成员的成熟、对外政策的取向等。在交往中领导人焕发出的人格魅力，对于密切国家关系、增进友谊都有着其他外交工作所起不到的功效。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施的全方位外交战略，在实践中获得了很大成效。它使社会主义中国在苏东剧变、国际结构体系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动荡时期，站稳了脚跟，使中国成为世界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为中国营造了和平稳定的国际氛围。
（三）全面改善和调整大国关系，谋求面向21世纪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20世纪90年代中叶，国际政治局势由冷战后的磨擦动荡转向相对稳定，“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格局基本定型。今后15年美国仍可保持其一超的地位，而其他强国在这一时期还难获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实力地位。但美国独霸世界的企图显露，在“一超多强”的国际力量格局中，领导权与主权的矛盾日益突出。中、日、俄、德、法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地区性国际事务上有相当的影响力，不愿接受美国独霸世界的方案。于是，出现了1996年美国同其他大国关系普遍紧张，进而引发各大国之间战略关系迅速调整的局面。面对新的国际局势，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外交力度，适时同各大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
同俄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俄美关系曾非常密切。但随着俄国政治经济转轨的进展和当局地位的巩固，俄美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矛盾日益尖锐。事实使俄国清醒的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变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俄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转而加大了与中国合作的力度。1994年9月，叶利钦致信江泽民， 提出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倡议。同年，江泽民访俄，双方就构筑面向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期间，江泽民明确提出发展中俄友好关系的六项主张，（注：即：1.加强相互理解信任，坚持以长期睦邻友好精神处理相互关系中的一切问题。2.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不断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3.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方针不变。4.充分利用两国天时地利条件，积极发展互利互补的经贸关系，促进共同繁荣。5.加强法律与制度建设，健康有序地开展两国间的人员交往，把中俄边界建成和平、友好、繁荣的纽带。6.加强相互磋商与合作，共同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发挥建设性的积极作用。）为中俄新型伙伴关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1995年5月，江泽民与叶利钦再次会晤， 重申了中俄两国建立和发展建设性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一致认为这是两国在总结双边关系的历史教训和近年来两国关系顺利发展的经验基础上达成的共识。1996年，中俄正式宣布建立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此，两国关系全面向前发展。2000年7月，普京访问中国， 与江泽民共同签署了《中俄北京宣言》和《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使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北部安全有了保障，而且增强了中国与其他世界国家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中俄合作，对维护两国自身利益和世界战略平衡与稳定均有重要战略意义。
同美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苏联解体后，中美原来防御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不复存在，加之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美国便将中国作为最主要的防范对手，在台湾、西藏、人权、贸易等问题上不时向中国发难。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根本利益和世界大局出发，积极努力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93年和1994年江泽民与克林顿先后在西雅图、雅加达举行会晤，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生机。1995年李登辉访美，又使中美关系蒙上阴影。中国政府坚决斗争，显示了我统一祖国的坚定决心和军事实力，使克林顿政府认识到台湾要求独立的势力与美国要求维持台海现状的政策是相悖的；而且，日、德、法等大国正力图削弱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占有额；中国综合国力也在迅速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些因素促使美国调整对华政策。1996年11月，克林顿在马尼拉与江泽民会晤商定，于1997年和1998年双方最高领导人进行国事访问。1997年2月和3月，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副总统戈尔访华。同年10月江泽民访问美国，与克林顿就建立面向21世纪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意见。访美期间，江泽民提出了发展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五条指导方针，（注：即：1.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和处理中美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的大局。2.积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既要考虑自身的利益，也要考虑对方的利益。3.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发展中美关系的基础。4.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的精神，正确处理两国间的分歧。5.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框架和方向。1998年克林顿来华，中美双方宣布不再把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还决定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在环保、能源、科技、法律、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中美开始构筑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由于中美社会制度与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中美关系没有就此一帆风顺的发展。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使中美关系再次跌入低谷。事发之后，中美双方出于国际战略全局的考虑，都努力使两国关系尽快得到修复和改善。9月， 江泽民出席第七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与克林顿再次会晤，双方表示将继续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1月，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达成协议。2000年9月， 美参议院表决通过美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案。事实表明，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而且有利于世界，符合时代的潮流。这些战略大局利益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不管怎样曲折，但趋势终究是不断向前的。
除了中俄、中美这两大伙伴关系外，中国还同世界上其他一些大国建立了各类伙伴关系，如：1997年5月，中法建立面向21 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1月，中国和加拿大就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达成共识。1998年10月，中英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12月，中日又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的建立都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以不干涉内政原则为基础的；都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鲜明特征；都是以维护世界和平，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保障国家稳定为目标的。这种关系是对冷战时期那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的否定，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完全符合世界局势与国家关系发展的潮流和需要。
中国在调整与发展同大国关系时，始终坚持两个原则立场：
第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我们同大国发展关系从不以牺牲自己主权为代价，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总是坚持原则，不惧怕大国施威，坚决与侵犯中国主权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另外，在与各大国调整关系的过程中，高度警惕西方国家对我们党、国家和军队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对于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第三代中央集体是有清醒认识的。因而在外交工作中，我们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始终坚持又合作又斗争，又斗争促合作的两手政策，以确保国家利益不受损害。
第二，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在发展与大国关系的过程中，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仍一如既往地把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江泽民明确指出：“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了，或者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而忘记穷朋友，更不能看不起穷朋友。”[5]因而， 在积极改善与大国的关系中，中国亦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仅1997年一年就有近40个发展中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议会领导人访华，中国副总理以上领导人出访了约45个发展中国家。1998年，又有30多个发展中国家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来中国访问，中国领导人出访了近20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第三代领导人致力于构筑的面向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拓展了国际市场，赢得了国外投资和先进技术转让，这对中国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提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也有着重要意义。
（四）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实施积极主动参与和趋利避害相结合的国际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自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与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显突出。
经济“全球化”作为符合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进步趋势，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加速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难得的机遇，因而在总体上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主张我国抓住机遇，以积极主动的战略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据此，加大了经济外交力度，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经贸往来。现在我国的贸易伙伴已由1978年的几十个发展到220个国家和地区，到我国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180多个，我国的对外投资市场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6]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影响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需要依靠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力量。1991年，我国正式参与亚太经合组织，并在这个组织中一贯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参与活动。江泽民多次亲自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在会上就这个组织的发展和经济合作方式等诸多问题发表重要意见。江泽民尤为重视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国的技术合作问题。1996年，江泽民在第四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亚太经合组织高新工业园区网络的建议。在这之后，中国已有五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进入该网络。在重视经济合作的同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步骤。1995年，江泽民在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宣布中国将在1996年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总水平，降幅将不低于30‰。次年，中国进口商品率从35‰下降到23‰；到1999年已降到16.7‰； 预计到2005年，中国工业品平均关税税率将降到10‰。[7]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我国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诚意。
世贸组织是一个国际经济组织，带有所有国际经济组织的普遍性。我国加入“世贸”，有利于树立我国是开放、遵守规则的形象，有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这对我国加入全球经济发展的行列，在一个平稳的、比较好的国际环境中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而，1986年我国提出“复关”申请，并把这一举措作为我们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步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建立一个完整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需要，因而谈判结果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对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并把这一战略意图体现在我国“入世”谈判中所坚持的三项原则中。（注：即：1.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2.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这三项原则，事关国家主权和利益，我们始终坚持不让步，因而谈判一直持续了13年，直到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方才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提出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际战略同时，亦提出了“审慎地把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既顺应潮流，又循序渐进，趋利避害”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建立在对经济全球化实质清醒认识基础之上的。因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再提醒各级领导干部，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对不同国家带来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为我们利用国外市场、资源、资金、技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又使我们面临发达国家在科技与经济上占优势的强大压力和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8]
那么，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呢？江泽民认为，“关键在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9] 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南北之间贫富差距、科技领域差距的日益拉大，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和落后等问题，其症结就在于“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发展”。[10]所以，只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才可能出现世界各国“共赢”、平等、公平、共有的经济全球化。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为中国面向新世界国际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在人类跨入新世纪的一些重要国际活动中积极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9月， 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又以“建立新秩序、开创新世纪”为主线，全面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会议”开幕式上，江泽民又明确强调，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呼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该保障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和内政不受干涉的权利；保障各国享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保障各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特别是要保障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保障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发展的权利。
在外交实践中，中国一贯重视同亚、非、拉各发展中国家的友好交往，积极倡导南南合作，切实改善南北关系，努力推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利益。近年，根据新的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加大了同发展中国家经贸合作的力度。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对非洲援外方式进行了改革。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项目合资合作方式等，鼓励双方企业开展企业间的直接合作，既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经济，又为受援国培养企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截至1999年底，中国已向24个非洲国家提供了39笔优惠贷款，企业启动实施的项目30个。同时中国企业还与21个非洲国家的企业开展了援外项目的合资合作，创办了46个合资合作项目。[1]1996年，江泽民访问非洲， 提出建立和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主张。1999年，他又致函非洲国家领导人，倡议召开“中国和非洲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共商加强中非合作的新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拉经贸合作不断扩大。1995年贸易总额达60多亿美元，比80年代末增长了一倍；我国已开始向拉美2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发展势头良好；中国政府还向20多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12]1996年，朱镕基、李鹏先后赴拉美访问，对中拉开展经贸合作的新途径和新方式进行探讨。中国是亚洲的一员，同亚洲许多国家有着深厚的睦邻友好关系，经贸往来十分频繁。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特别是东盟许多国家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打击。在东盟十分困难的时刻，江泽民和东盟九国领导人会晤，确定建立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从维护地区经济稳定的大局出发，在自身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并且面临风险和压力的情况下，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对一些遇到困难的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为缓解东亚金融危机和本地区国家面临的困难作出了贡献。中国的真诚援助和积极合作，不仅增强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能力，也为自身对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创造了条件。
从中国自身来说，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趋利避害，就要努力提高本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迎接经济全球化挑战，进而趋利避害，确保中国经济安全和增加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基本前提。因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教兴国，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进而增强了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
积极参与和趋利避害，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经济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两面性提出的应对方针，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两个方面，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历史进程，就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发展、壮大。
在经历了一个个重大国际风云变幻之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一个生机勃勃、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主义中国带进了新世界的门槛。在新的世纪，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团结奋斗，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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