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庸小说论文,文化论文,与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注：《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注：舒国治《金庸的武艺社会》，载《绝品》一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7月出版。），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注：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载武汉《通俗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注：刘卫国《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载广东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报》杂志1994年第5期。）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鵰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鵰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 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
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在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注：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载《绝品》一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7月出版。）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采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
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什，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注：见《天龙八部》第一章，香港明河社1992年4月第12版第32页。），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注：均见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收入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10月第7版。））。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
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2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
二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曲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均见《论语·为政》。）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注：均见《论语·为政》。）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注：《史记·秦始皇本纪》。），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注：转引自《资治通鉴·汉纪中宗孝宣皇帝下》。）——“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胜，如能互相补充，融汇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这话很有道理。
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一九八九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已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鵰》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射鵰》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注：均见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收入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10月第7版。）
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鵰英雄传》和《神鵰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连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浮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注：均见《论语·公冶长》。）。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注：参阅孙诒让《墨学传授考》。），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部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注：均见金庸《小序：男主角的两种类型》，收入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一书，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10月第7版。）这段话写在1989年，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
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份，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他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三
我们说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中以综合的形态存在，其次一层含义，是指金庸常常将传统文化的优长和缺失，开放和封闭，丰富和贫弱，值得弘扬和必须变革的两个方面，几乎同时呈现在形象的图画中。
金庸对传统文化很有感情。他曾自豪地引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称“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是世界唯一的”（注：均见《金庸的中国历史观》，该文为查良镛（金庸）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在一篇讲演中，金庸极有见地地说：“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后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注：均见《金庸的中国历史观》，该文为查良镛（金庸）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他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保持稳定和强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盛赞中国历史上尤其汉代和唐代的开放政策，说唐朝宰相至少有二十三个是胡人；正是对外族的开放和融合，促使中华民族得以壮大。但金庸也冷静客观地用科学理性精神考察中国历史，正视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他指出：从明朝起，“中国开始落后了。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后、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注：均见《金庸的中国历史观》，该文为查良镛（金庸）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金庸在小说中，正是对传统文化采取了分析的态度，既有赞扬，也有批判，既有吸收，也有扬弃，既有总体上的较多肯定，也有分体上的强烈否定。他没有简单地全盘接受，更不是虚无地全面排斥。
以对儒家的态度而言：金庸在短篇《鸳鸯刀》的结尾，点出“仁者无敌”的思想，构成全篇的主题，这当然是在赞美儒家学说。《射鵰英雄传》中，郭靖与成吉思汗关于什么样的人能算英雄的争论，当然也是从儒家“德治”观念衍生出来的，同样是对“仁政”思想的歌颂。小说还写到西毒欧阳锋有一次路过书院，听见一个书生正在讲学，劝人要做忠臣孝子。欧阳锋听得厌烦，就把这书生杀了。他想起黄药师和他并称东邪西毒，一定气味相投，就把书生的头颅送给黄药师。不料黄药师大发脾气，说自己平生最敬重的，就是忠臣孝子，埋了头颅之后，还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欧阳锋嘲笑黄药师徒有虚名，原来也是个拘守礼法之人，黄药师正色答道：忠孝是大节所在。可见，金庸对儒家某些重要道德规范是接受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不全面肯定儒家的思想，有时甚至采取了嘲讽的态度。《射鵰英雄传》第三十回写到郭靖驮着黄蓉为求“南帝”段皇爷疗伤而连闯渔、樵、耕、读四关，就有这样一段描述与对话：
那书生……于是说道：“姑娘文才虽佳，行止却是有亏。”黄蓉道：“倒要请教。”那书生道：“《孟子》书中有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瞧姑娘是位闺女，与这位小哥并非夫妻，却何以由他负在背上？孟夫子说嫂溺，叔可援之以手。姑娘既没有掉在水里，又非这小哥的嫂子，这样背着抱着，实在大违礼教。”
黄蓉心道：“哼，靖哥哥和我再好，别人总知道他不是我丈夫。陆乘风陆师哥这么说，这位状元公又这么说。”当下小嘴一扁，说道：“孟夫子最爱胡说八道，他的话怎么也信得的？”
那书生怒道：“孟夫子是大圣大贤，他的话怎么信不得？”黄蓉笑吟道：“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那书生越想越对，呆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原来这首诗是黄药师所作，他非汤武、薄周孔，对圣贤传下来的言语，挖空了心思加以驳斥嘲讽，曾作了不少诗词歌赋来讥刺孔孟。孟子讲过一个故事，说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去乞讨残羹冷饭，又说有一个人每天要偷邻家一只鸡。黄药师就说这两个故事是骗人的。这首诗最后两句言道：战国之时，周天子尚在，孟子何以不去辅佐王室，却去向梁惠王、齐宣王求官做？这未免大违于圣贤之道。（注：见《射鵰英雄传》（三），香港明河社1992年11月第15版第1182-1183页。）
小说借黄蓉之口嘲讽了儒家的亚圣孟子以及男女授受不亲这套陈腐观念。同书第三十一回，当一灯大师说到将瑛姑送给周伯通，“我确是甘愿割爱相赠，岂有他意？自古道：兄弟如手足，夫妻如衣服。区区一个女子，又当得什么大事？”黄蓉急道：“呸，呸，伯伯，你瞧不起女子，这几句话简直胡说八道。”（注：见《射鵰英雄传》（四），香港明河社1992年11月第15版第1219页。）又是对儒家观念给予一顿批驳。这些都体现了小说作者的思想。
《鹿鼎记》中，金庸在通过康熙形象肯定儒家“仁政”思想的同时，也特意设计了顾炎武等向韦小宝“劝进”的情节，微微讽刺了儒家在民族问题上奉行大汉族主义的“迂”（并非真要否定知识分子，相反，金庸借康熙之口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给予很高评价）。试想，如果真的由韦小宝而不是由康熙来当皇帝，那中国政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中国近三百年历史又将怎样写出？金庸前两年在一篇讲演中曾说：
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满州人侵领我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州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注：均见《金庸的中国历史观》，该文为查良镛（金庸）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我们还可以举出金庸对袁崇焕悲剧所作的剖析，证明他对愚忠又是反对的。在《碧血剑》的《后记》中，金庸曾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两个在书中没有正式出场的人物。”后来金庸写了一篇学术性的文章《袁崇焕评传》来补充申述自己的见解。小说和评传中的这个袁崇焕，是个光芒四射的人物。他以一介儒生而去指挥军队，做出了惊人的业绩，在明末的乱局中成为中流抵柱，却被崇帧皇帝杀害。金庸这样赞美袁崇焕：“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足见金庸并非“不喜欢儒生”！）袁崇焕忠诚地实践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格言，可歌可泣，然而正因为这种性格，就和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按金庸看来，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也会杀袁崇焕。可以说，袁崇焕的悲剧就是以儒家所教导、培育的人生态度，去实践儒家所尊崇、支持的绝对君权所产生的悲剧。儒家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它不能回答：当袁崇焕这样的忠臣碰上崇祯这样在位十七年就更换了五十个宰相，杀了两个首相、七个总督、十三个巡抚，极其专权的皇帝时该怎么办？金庸从来没有怀疑过儒家、墨家主张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入世的人生态度，然而金庸又为儒家尊崇的绝对君权感到深深悲哀。这里既包含着对儒家的真诚肯定，又包含着对儒家的深刻批判。
对佛教，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既肯定了它悲天悯人的深沉哲理，却也通过玄慈与叶二娘关系的追叙，对它的某些清规戒律（如不结婚）不无微词。后来更通过小和尚虚竹与西夏公主的结合有所讽喻，肯定了人的正当生理需要与破戒的合理性。这同样证明了金庸的有分析的态度。
有种意见认为《连城诀》体现了金庸对文化的虚无态度，这是一种误解。《连城诀》的主题其实与巴尔扎克《高老头》相似，它揭露的是贪婪使人们异化成为兽类。这是对世俗的物欲、贪欲的否定，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儒家“君于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道德原则的肯定。主人公狄云面对大批金银珠宝无动于衷，却极其珍惜他与丁典的朋友情谊，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实现丁典的遗愿；小说还以深情的笔墨赞美了丁典与凌霜华之间纯真美好的爱情；这一切都证明金庸对文化并没有采取虚无的态度。
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不只是外在的装饰，而是内在的渗透，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浸润着的；它弥漫在整个作品中，充溢在字里行间。金庸小说不但写的是传统的武林世界，作为侠士魂魄的“义气”地道属于民族传统的特质，而且连小说语言和表述方式也尽可能富有传统的色彩。这也是我们所谓传统文化在他小说中以综合形态呈现的标志之一。但这点需要作专题的考察，非本文篇幅所能尽述，只得暂且到此搁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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