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丁酉世盟高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初论文,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0)02-0089-06
顺治十四年，冒襄应龚鼎孳之约至南京①，在南京期间，冒襄与故旧雅集酬唱甚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举行于丁酉秋日的世盟高会，这是由陈维崧倡议，冒襄在其金陵寓馆组织的，复社成员、抗清义士及守节遗民的后代参与的大聚会。据冒襄自述，参与此次雅集的友人子弟达九十四人之多，然如此大型的雅集，在参与者的著作中却绝少提及，偶有提及也是含糊其辞，极易混淆于一般的文人雅集酬唱。所幸，方以智之次子方中通在其诗集《陪诗》中存有《丁酉秋日父执冒朴巢大会世讲于白门》一诗，诗前注列出了参与雅集的大部分人员的名单，兹录如下：
戴务旃讳本孝，董德仲讳黄，麻天为讳乾龄，侯研德讳玄泓，魏交让讳允枬，邹子大讳拟海，彭古晋讳师度，周邺侯讳叔源，沈公浚讳洙，邹子玉讳拟泗，陈其年讳维崧，陈赓明讳玉琪，黄俞邰讳虞稷，徐安士讳宁，周寿玉讳积贤，周式玉讳瑄，戴无忝讳移孝，储友三讳福益，陈半雪讳维嵋，李定远讳略，沈公理讳燮，陈弢仲讳锳，杨震伯讳□，蒋在箴讳无逸，夏无间讳敬，沈公梗讳棆，沈方邺讳泌，曹星蕃讳拱辰，侯彦窒讳晓，戴有怀讳格孝，吴子班讳孟坚，曹锡汝讳拱极，宫允大讳开宗，冒谷梁讳禾书，宫友夔讳象宗，陈绛云讳维岳，沈公玄讳鉴，刘王孙讳汉系，孙肖武讳中礎，陈大匡讳堂谋，沈公厚讳埏，戴谋厥讳治孝，冒青若讳丹书，宋楚鸿讳思玉，梅耦长讳庚，石月川讳洢，沈孝瑟讳铿，沈大隐讳朔，周心渊讳允洁，陈子万讳宗石，冒无誉讳褒，萧丽京讳一都，宋汉鹭讳思弘，冒爰及讳裔，及余兄弟田伯中德，位白中通，素北中履，有怀中发，向者载书，被灾无存，记忆不全，姑录于此。[1](卷一)
由于原始文稿遗失，方中通所录名单乃后来回忆所得，共为五十八人，约占实际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二。关于这些参与者的身份和与复社、抗清义士、守节遗民的关系，顾启先生在《冒襄余怀交游考》一文中有所涉及，本文只作简单介绍。戴本孝、移孝乃戴重之子，格孝、治孝乃其侄；陈维崧、维嵋、维岳乃陈贞慧之子；吴孟坚乃吴应箕之子；冒禾书、丹书乃冒襄之子，褒、裔乃其庶弟；方中德、中通、中履乃方以智之子，中发乃其侄；梅庚乃梅郎中之子；石洢乃石璜之子；周瑄乃周岐之子；沈泌乃沈寿峣之子(顾文误指为沈寿民之子)；沈洙、燮、棆、鉴、埏乃沈寿民之子；侯玄泓乃侯岐曾之子，其他参与者也大都为复社成员或遗民义士的晚辈后生。可以看出，这些参与人员的父辈都具有忠明的思想倾向，他们从父辈那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对故国的眷恋之情及对满清政权的仇视心理。一群具有此种情感的人聚在一起，情感共鸣的力量使得他们对故国的怀思数倍放大，对满清的仇视情绪也同时膨胀，这次由冒襄主持的故友子弟之会就显得不那么单纯了。
冒襄所辑的《同人集》卷六存有《丁酉秦淮倡和》诗集，从这一诗歌小集的篇目安排我们可知，在冒襄的金陵寓所，丁酉年八月九日、八月十九日各有一次世盟聚会，而从周颖侯《题画赠辟疆》中提到“丁酉中秋辟疆盟兄白门重订世盟，一时故人子弟四方至者甚众”[2]，可知丁酉八月十五，还有一次更为大型的世盟聚会。而龚鼎孳在当年给冒襄的一首诗的诗目中书“中秋前二日过辟疆老盟翁寓楼下留饮，读八月初九日社集诗”[2](P256)，我们可以推测，冒襄丁酉年八月在秦淮期间，不定期地举行了三次与世盟后人的社集，这三次社集被戴本孝在《小三吾倡和诗序》中称为“世盟高会”，而冒襄之所谓“丁酉夏余会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四人于秦淮”[2](P395)，九十四人盖三次社集所会人数的总和。八月九日众后生冲泥探望卧病的冒襄，方中通送来其父方以智所作之《碧落庐图》。八月十五日众人齐聚冒寓，列拜几杖，修昆季之礼，并赏《碧落庐图》。八月十九日，众人雨宿冒寓，并为吴孟坚饯行。这三次社集以中秋日之雅集参与人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故而最具有代表性。戴本孝对此次雅集有这样的回忆：“岁丁酉先生以谷梁、青若二子客长干，余截江诣之，四方诸故人子咸列拜几杖，有小三吾世盟高会，一时觞咏甚盛且乐也。”[2](P33)此外，沈泌留有《丁酉八月同戴务旃、陈其年、黄俞邰、周式玉、方田伯、位伯、吴子班、刘王孙、石月川诸君子修昆季之礼于冒老伯金陵寓馆漫赋》一诗，由此我们可知，八月十五雅集当日，冒襄的这些故人子弟曾列拜几杖，修昆季之礼。“几杖”即坐几和手杖，乃老者所用之物，于此处乃借代指聚会中年纪、辈分较长的冒襄，修昆季之礼即修兄弟之礼。可知，雅集当日，世盟子弟们尊冒襄为长，列拜之，众人互相敬以兄弟之礼。而维系这些异姓子弟的是他们的父辈昔日的抗争情谊、坚贞气节及传继给他们的忠明抗清的情感。
参加了此次雅集，但未列名方中通所录名单的周颖侯在《题画赠辟疆》提到：
丁酉中秋辟疆盟兄白门重订世盟，一时故人子弟四方至者甚众，余幸与兹会，因即席得见无可师所寄水绘尊园《碧落庐图》，喜而捉笔为仿北苑法请政，然宗风难继矣。[2](P121)
方以智遁迹佛门后改字无可，他虽托迹方外，然往事难忘，尘俗难断，实乃明室之遗臣②。《碧落庐图》乃方以智所绘，众人于世盟聚会之际观赏方以智所绘《碧落庐图》，恐非普通的文人书画欣赏。戴本孝曾记：“初先君子尝欲结碧落庐未及成，先生独知其意，卒成之，拓水绘庵之壖与小三吾对峙，……历阳去东皋仅五六百里，舟车各半，先君子鞅掌多故，生未尝至其地，死乃庐而享之，魂兮归来，舍此将安适乎？甲午秋，先生自长干携余仲弟移孝来拜庐下，因命守其中。”[2](p33)戴本孝之父戴重本欲建碧落庐而未成，冒襄于水绘园中建碧落庐正是为了纪念这位故友。戴本孝感冒襄此举，曾作诗《辟翁年伯为先严建碧落庐于水绘菴，愧未瞻谒。丁酉渡江，奉省于长干逆旅，赋此志感》：
孤梦吹残向四方，空临秋汐拜斜阳。云深文冢玄英舍，海辟桑田碧落堂。剑绕寒光犹在树，琴期幽赏径登床。独惭沟壑悲生事，矫首园林秋草芳。
当年奏赋共呼天，父执谁堪再比肩。且历此身看海变，不将老笔借时怜。江如泪冷深千尺，石莅松盟定百年。短棹一来亲杖履，秦淮犹恨旧笼烟。[2](P255)
全诗笼罩的愁恨凄苦之感使人动容，所流露的遗民不甘绝望的悲壮尤令人扼腕感叹。戴本孝、移孝之父戴重，字敬夫，于崇祯甲申年拔贡生，廷试第一，授湖州府推官，忤马士英，改廉州。清军南下后与王元震结太湖义军抗之，中流矢，兵败后潜居僧寺，忧愤于复明无望，作绝命诗十五章，绝食而死。对于这样的抗清义士，冒襄结庐以纪之，方以智为之请谥文节，并为碧落庐绘图，众人于聚会中观此图，难免追述戴重当年的抗清义举。从绘图者到所绘之景所涉及的人物，思想上无不指向忠明抗清的政治倾向，赏图之举绝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方以智画作的欣赏，其引起的忠明抗清的思想共鸣必在聚会中回荡。
作为传统的雅集节目，诗歌酬唱自然是世盟高会的主要内容之一，诗言志的特性使这些世盟后人于雅集所作的诗歌中不自觉地流露出平日忌于时讳而不敢轻易表露的情感。世盟高会上众人所作的诗歌，首先流露出的是对“海变”的期待。世盟高会举行的前后几年间，长江流域的明清之争甚为激烈，南明定西侯张名振以郑成功之师曾于顺治十年、十一年入长江。到世盟高会举行的顺治十四年，“成功谋大举入长江，令(施)举招抚松门一带渔船为乡导。”[3]当时“市中忽竞传江南将有水灾”[2](P256)，这实际上是郑成功海师即将到来这一信息的隐晦流布。长江流域的遗民内心复明情绪高涨，急切地盼望着“海变”的到来，这种情绪在这些世盟后人的诗歌中流露无遗，但也因各人遗民情愫的多寡而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强烈程度。
“且历此身看海变，不将老笔借时怜。”[2](P255)“相逢切莫轻蓬转，看尽狂澜海上尘。”[2](P257)(戴本孝)
“生还乱世惟存骨，学得长篇枉逐贫，莫道洛阳传火后，旧家绨裘不飞尘。”[2](P257)(方中德)
“关塞一望悉兵马，吾汝所忧非贱贫。便复蹋臂上床卧，今日天下方风尘。”[2](P257)(陈维崧)
戴本孝的诗句情感强烈，字里行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激动和意欲亲自参与战斗的热情，如此强烈的情感乃传承于其父的英勇抗争精神。戴本孝、移孝兄弟“哀父重死难，故终身不求闻达”[4]，“遍交豪杰，联络中原奇伟智谋之士，思继父志”[4](P126)，视满清政府为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后来戴移孝的诗集甚至因为“悖逆狂吠”[5]而被查禁，其本人被戮尸示众。方中德之诗于隐忍中存有骨鲠之气，有正直无抗争。方中德性孝友，长于经史，乃方以智长子，方以智晚年遁入佛门，却尘累未尽，于迂曲隐匿中另有所图，方中德常年服侍其父，深染其父隐忍之风格，故其情感内敛而深沉。陈维崧之诗作体现他在洞察局势后独善其身的无动于衷。陈维崧乃复社清流陈贞慧之子，陈贞慧于明亡后埋身土室二十年，绝迹不出，并命二子弃去诸生，以消极、自闭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抗和愤怒。陈维崧从父辈那继承来的反抗精神被消极、自闭的抑郁感所取代，其父长达二十年的避世使他也逐渐麻木于时局，独善其身是其所能达到的追求，激烈的抗争精神早已荡然无存。
故国之思也是世盟高会中所作诗歌体现的主要内容。南京是明王朝隆兴之地，开创大明王朝的高皇帝朱元璋就长眠在南京的钟山孝陵，于是钟山孝陵成为一个特殊的意象，传递着世盟后代绵长的故国哀思。
钟山在何许，烟雨望难齐。天逐反魂兔，人犹失旦鸡。笳声皆塞北，竹碎满台西。谁说陆沉子，空惊堂燕棲。[2](P256)(戴本孝)
细数交情事，存亡叹不齐。乱离多隐凤，旅邸听晨鸡。星聚时还散，城头日向西。钟山秋色老，欲借一枝棲。[2](P256)(吴孟坚)
诗中充满着浓厚的失落流离之感，人作为个体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犹如生活在没有清晨的公鸡，失去报鸣的职责而显得无所适从。孝陵代表的是一种精神归宿，虽熟悉却被烟雨所蒙，故而不可企及，令人直欲栖息其旁而不可得。亡国之痛对于这些同盟后人而言虽不及他们的父辈那样刻骨铭心，却使他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几乎都从锦衣玉食的贵公子而堕入饱受贫贱威胁，甚至寄人篱下、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生活，故国灭亡之时，他们大多只是青年或者少年，亡国之痛对他们而言远不及因国破而带来的家亡、家败的痛楚来得切肤，因而他们的故国之思少锥心之痛而多迷茫流离之感。
因为同盟后人的故国之思的程度不够强烈，始终有“隔”的感觉，这就决定了他们虽具有内敛的反抗情绪，但恢复故国对于他们却是个遥远的梦想，也许当时机成熟，他们也会拔剑投入战斗，然后，当局势不甚明朗的时候，他们更愿意默默蛰伏。在他们的诗中，“隐凤”的意象频出：“秋声横四海，诸子雁行齐。中有雏皆凤，宁无肋杜鸡。”[2](P256)“细数交情事，存亡叹不齐。乱离多隐凤，旅邸听晨鸡。”[2](P256)有如凤凰般傲人的才智和品质，却选择隐退、回避，虽然他们也确实存有抗争的念头，目前的局势却没有能让凤凰展翅翱翔的空间和时机，隐退和回避是为了自保和自守，但这种回避的最终根源还是缘于那故国悲思究竟是“隔”了一层。方中通在聚会中作了《丁酉秋日父执冒朴巢大会世讲于白门》一诗：
云龙坛坫旧知名，(原注：老父与陈卧子先生力倡大雅，向有云龙之称，谓云间龙眠也。)二十年来水上萍。已信通家非一世，得逢倾盖果三生。盟心不比西园集，结客还同北海情。折简若非前辈约，月明何处继歌声。[1](卷一)
诗中北海应指孔融，孔融曾为北海相，《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记载“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孔融忠心于汉室，欲分曹操之权，明确地与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行为对抗，这样的做法也招来曹操的嫉恨，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丢掉性命。方中通正是通过对孔融这种忠心于正统，不畏强暴之精神的举隅，把自己内心对故明正统的忠诚与对满清政权的不满隐晦地表达出来。诗中也点出了此次聚会缘于通家之情和前辈之约，也就是说维系同盟后人的是上一辈的理念和情感，与他们本身存在着一种间接的关系，这种隔了一层的交情容易使他们在短时间内达成一时的情感共鸣，却达不到深刻的理想共存的程度，容易随着事过境迁而改变当时由于情感激动而产生的暂时性的情感指向。同盟后人无论是故国之思还是抗争之念都是隔膜和隐晦的，这种不坚定的情感最终使他们中的大部分没能坚持自己最初的气节，在后来纷纷参加清廷组织的科考，其中的一部分顺利进入仕途，成为满清的臣子。
丁酉世盟高会是复社遗孤的大聚会，而在此之前，冒襄曾于崇祯九年于桃叶渡举办一场复社同盟大会，可谓丁酉世盟高会的前身。天启年间，东林“六君子”之一的魏大中惨遭阉党迫害致死，崇祯改元后，魏大中之子魏学濂一再刺血上书，痛陈其父受阉党成员阮大铖陷害始末，崇祯皇帝感其孝，钦定逆案，阮大铖被革黜，永不录用。复社成员多为东林后人，为东林嗣响，遭到罢黜的阮大铖心存怨恨，欲图加害于东林后人。丙子年复社诸子就试南京，生命安全受到阉党余孽的威胁，冒襄因感四方同人咸至，出百余金租桃叶渡河房，日食宾客百人，团结复社士人，伸张正义，扩张声势，使阮大铖不敢轻举妄动。八月十八日，冒襄和魏学濂大会遭受阉党迫害的同难兄弟于桃叶渡，“缪文贞公子采室，李忠毅公子逊之，吴县周忠介公子子洁、子佩，桐城左忠毅公子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常熟顾裕愍公子玉书，吴江周忠毅公子长生，余姚黄忠端公子太冲，无锡高忠宪孙永清”[2](P377)皆参与此集。聚会期间，魏学濂出血书《孝经》共众人展观，众人各作诗画赠冒襄，冒襄、陈则梁、方以智各有诗作纪之。这是一次复社同盟反抗阉党的聚会，虽众人在聚会时也吟诗作赋，舞文弄墨，但此次雅集的政治性要高于文学性，复社盟友于此次聚会中表现出来的抗争精神对当时的阉党余孽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丁酉世盟高会继承了丙子复社同盟大会的政治性和抗争精神。
钱谦益《有学集》里存有《和普照寺纯水僧房壁间诗韵，邀无可、幼光二道人同作》一诗，此诗乃作于顺治十四年丁酉仲冬。陈寅恪先生据此在《柳如是别传》中提出：“无可即方以智，幼光即钱澄之。方钱二人皆明室遗臣托迹方外者，此时俱在金陵，颇疑与郑延平率舟师攻南都之计划不能无关。牧斋共此二人作政治活动，自是意中事也。”[6]结合陈寅恪先生的结论，余英时先生在《方以智晚节考》中提到“方中通《陪诗》卷一《迎亲集》有诗题云：‘丁酉秋日，父执冒朴巢大会世讲于白门。’据《方谱》，诗题下注列会者数十人姓名，……持以与《柳如是别传》所言互证，恐此一大会非仅复社第二代之社交集会，而或与复明运动有关。”[7]而此一大会的组织者冒襄于聚会所作的诗中也明确指出丁酉同盟大会不是一般的文学竞技之会：
仰天攀桂日，吾党曷来齐。不逐文场鹿，同听午夜鸡。诗分巫大小，画出瀼东西。自此矜蓬荜，闲游指旧棲。[8]
诗中直称雅集之士为“吾党”，党在古代一般指有共同政治目的、意见或利益而组成的团体，丁酉世盟高会的参与者具有比较明显的思明反清的政治倾向，追逐“文场鹿”不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因共同的政治理念而聚在一起，从而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冒襄在哀悼陈维崧逝世所作的《哭陈其年太史倡和诗》中提及丁酉世盟高会的政治性，诗云：
丁酉秦淮会，曹刘独抗行。各怀完白璧，仍守旧青裳。琴碎□金誉，川归百谷王。自兹大江北，引领郑公乡。[2](P395)
丁酉的世盟高会可谓群贤毕集，冒襄以曹植、刘祯之辈来对举参与者之高才秀雅，并着重指出这些同盟后人心志气节无暇如璧玉。“青裳”指贱者所服之青黑色衣裳，冒襄用于此，盖为彰扬同盟后人自甘于贫贱，不汲汲追求于新朝功名。冒襄于此诗后自注：“丁酉夏，会上下江亡友子弟九十四人于秦淮，其年首倡斯集，时应制者少，咸为余至。”[2](P395)这句看似低调的注释，实际上含括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即参加丁酉世盟高会的众多故友之后，因冒襄的到来而没有参加当年于南京举行的乡试。清廷从入关伊始即重开科举，科举制度承明旧制。据《清史稿·选举志》“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乡试以八月，……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9]世盟后人于秦淮的聚会，基本上都选取了乡试考试日期，所以，参加世盟高会的同盟后人，至少于丁酉年是没有参加清廷乡试的。众所周知，侯方域因于顺治八年应河南乡试中副榜而备受道德论者的诟病，然陈寅恪先生认为侯方域应清乡试，为保全其父，乃不得已而为之。盖“建州入关，未中乡试年方少壮之士子，苟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戾也。”[6](P729)故参加丁酉世盟高会的复社后代集体性的不应试之举，可看作抗清的一种表现。而冒襄于《同人集》中特地指出这些亡友子弟因其至秦淮而应制者少，则是自己默认了抗清活动组织者的身份。
参与丁酉世盟高会的世盟后人不参加清廷科考的原因，除了他们从父辈那耳濡目染继承来的政治倾向外，父辈对他们明确的道德戒律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徐枋在《沈耕岩先生传》中记到：“征君有六子洙、燮、棆、鉴、埏、逢皆令以教授自资，不涉世事。”[10]刘城在《推官戴公传》中也记到：戴重命本孝、移孝兄弟“只宜固贫力学，或习医卜以隐，万万不可学举子业。”[11]方域在《倪云林十万图记》中写到：“道人名贞慧，明少保公陈公于廷之子，自乙酉金陵变后绝迹不入城市，更命其二子弃去诸生。”[12]正如王夫之所言“夫志者，执持而不迁之心也，生于此，死于此，身没而子孙之精气相承以不间。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据而据焉，身之不保，而人贱之矣，此则可为抱志以先亡者悲也！”[13]作为保全忠节的遗民，希望后辈能继承自己对故明的忠贞，以达到一种心志、精神的传承，然而随着明亡时间的越离越远，道德的约却难敌时间和现实的消磨，同盟后人表现出失路人不甘理想泯灭的抗争，和对未来失去信心的迷惘。这样的情绪在丁酉世盟高会中也不经意地表露了出来。
丁酉世盟高会虽有其反抗抵触清廷的一面，但这份反抗在时间的消磨下却显得迷茫和无力，从组织者到参与者，都显得少了一份血性。冒襄在大会中作了这样一首诗：
《丁酉中秋后四日陈其年、方田伯、吴子班、刘王孙同两儿雨宿秦淮寓馆，即席限韵》(其二)
二十年来人新，矧余年少不如人。有时大笑从脱帽，对尔潜辛一岸巾。飞溜下悬应坏陆，白波频捲未全贫。休将故友填胸臆，沧海于今已化尘。[8](P535)
冒襄在诗中表现的情绪平和中透着无奈，已无当年的壮志豪情，故友多为抗清而亡故，自己多年来蓄势待发，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兴复故国，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他看到的是满清政权的日益巩固，抗清力量的日渐消亡，时间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不动声色地改变一切。故友舍生取义的事迹和精神是冒襄寤寐难忘的，未展的抱负和难以实现的理想在他的内心深处无数次地纠结，然而在时间的冲刷下，昔日的棱角落去，冒襄的内心由躁动趋向不得已的平和，内心尚存一丝复明希望，隐藏在淡定的从容中。
大会的参与者石璜之子石洢曾作《简冒谷梁青若》一诗，从中可窥见同盟后人的生存观念：
劳劳生事浅，扰扰市尘喧。尔我堪同调，春风且闭门。清言宜啸傲，壮志共飞翻。最喜花阴碧，歌呼月下樽。[14](卷二)
从此诗可以看出，这些同盟后人虽有壮志豪情，但他们更想过的却是花前月下、浅斟低唱的富贵文人生活，而非置身于政治漩涡中，朝不保夕，担惊受怕的义士生涯。在情感上和故明的“隔”及本质上的贵公子的享乐习性，使他们无法长期过着隐忍守节的生活，他们内心有对功名利禄极度渴求，并希望藉此恢复昔日的富贵与特权生活，这样的诱惑使得他们越来越偏离自己最初从父辈那继承来的心志，而走向新的政权。
随着时间的流逝，时异境迁，同盟后人原本就不是特别的坚定的故国情结显得更加虚无漂渺，当前的政治力量无时不在地渗透骨髓，他们早就不自觉地接受了生存环境的变化，而现实的利益更是驱使他们走向初衷对立面的巨大推动力。“在明、清科举制度下，士子一朝进学为生员，国家便复其身，免差徭，地方官以礼相待，非黜革，不受刑责。廪生并得食廪；贫寒者给学租养赡。生员经出贡或中举，即可以正途入仕。如再会试中式，成进士，入翰林，则梯步青云，尤为士子的荣显之阶。”[15]同盟后人中的部分人在现实利益的驱使下，在时间的流逝中，逐渐淡忘曾有的复国之念，纷纷在新的政权下汲汲追求仕进，虽世俗舆论因他们并未在故明取得功名而放宽对他们的道德要求，他们的出仕清廷的行为一般能得到宽容的接受，但他们自己却难以摆脱因违背父辈戒律而产生的道德自谴。陈维崧在五十岁始举博学鸿儒，授检讨官，然而他在写与父执黄宗羲的信中却自责道：“崧不肖，不能守父遗教，遂婴世网，其为先生所屏弃也固宜。”[16]父辈的遗训虽在现实中敌不过仕进带来的利益，在精神上却是胜利的，因为它使违背者感受到无法摆脱的道德上的愧疚感。
关于丁酉世盟高会所产生的影响，还有一些需要补充说明的地方。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载：“岁丁酉，尚书挈夫人重过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值夫人生辰，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17]冒襄于丁酉至金陵，乃受龚鼎孳之邀，参加其侧室横波夫人之寿宴，但其金陵之行的活动远不止于此。冒襄于郑成功欲大举入长江之际，流连金陵，与众多遗民、抗清志士交往甚密，并大集复社盟友子弟，在冒襄逗留金陵期间，王猷定、顾梦游、杜濬、纪映钟、钱澄之、方以智等具有强烈抗清倾向的遗民也同在金陵，冒襄往还酬唱于其间，更多的抗清行动细节经后人因避祸而刻意地删削，已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不为人知，但我们仍可以从蛛丝马迹中窥见这些遗老为心中尚未消失的一丝复国希望而积极奔波的身影。冒襄思明抗清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但是，如果说他举行丁酉世盟高会是为了抵制江南乡试，则过于牵强，因为冒襄本人并不反对同盟后人参加清廷科考。据《巢民诗集》卷四冒襄所作的《答和曹子玉民部寄怀四首》其二注：“乙亥同李舒章、周简臣、曹公铉诸兄贡试澄江，屡过子玉南园，今二十三载，甲午各携儿应制旧京，重晤曹彙然先生席上亦三年矣。”[8](P532)可知冒襄早于顺治十一年就鼓励、支持后代求取功名，且冒丹书于当年补得博士弟子员。[18]在冒襄的思想中，守节尽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职责，而成长于满清政权下的下一代，则无需弃举业以守节，带着这样的思想，冒襄在丁酉世盟高会上倡导同盟后人共同抵制江南乡试的可能性很小，因此，笔者推测，参加聚会的同盟后人是因为彼此间的故国情感共鸣而自发产生暂时性的抵制科考的思想，故而，江南因冒襄的到来而应制者少，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并非冒襄蓄意谋之。
注释：
①《同人集》第396页卷九《哭陈其年太史倡和诗》其八后有注云：“丁酉余应淝水先生约始到秦淮，时其年诸子从游甚众。”
②关于方以智晚年之行踪及思想，详见余英时先生之《方以智晚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