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报告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概况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学科体系日臻完善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同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取得了十分丰硕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含毛泽东思想研究、邓小平理论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等分支学科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们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启动了规模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时为更好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已决定将马克思主义设立为一级学科，这些新的重大举措必将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学科建设。
（二）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新时期（注：本文所指新时期，主要是近15年左右，特别是近10年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当代社会主义实际，特别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深刻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向纵深发展。
首先，结合时代特点，深入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理论界不仅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在其指导下对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新进展。如通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建设我们党、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研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
其次，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领域。在新时期，我国理论界结合时代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不断开拓创新，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空白。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期思想和晚期思想、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研究，对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的总结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出版工作取得重大新进展
新时期，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成绩突出。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在全部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的基础上，出齐了《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和《列宁选集》第3版也正式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各卷也开始陆续出版。同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著作的编辑出版也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果。先后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毛泽东选集》第2版、《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第1、2、3卷、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年谱》、 《邓小平思想年谱》、江泽民《论“三个代表”》、《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党的建设》、《论科学技术》，等等。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的这些最新成果，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不断壮大
在新时期，为适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国除建立了一大批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机构以外，还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团体，各种综合的和专门的、全国性的或地方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会或研究会纷纷成立。这些研究、教学机构和学术团体组织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学术研究活动，组织对重大课题的探讨和攻关等，繁荣了学术研究、促进了学科建设和理论队伍的不断成长。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不仅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学科，招收和培养了大批本科生，而且还陆续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各种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培养出了一批批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使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素质不断提高。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
（一）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在深刻总结和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有学者指出，要科学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必须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对此给予了科学的揭示：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和哲学基础；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根本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第三，贯彻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的原则立场，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第四，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就为我们科学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了根本的方向。[1]
在当今时代，我们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关系到我们党以及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一个根本问题。有学者认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教条主义，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同宗教的信条，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不符合中国人民现实需要的、过时的或者附加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采取盲目维护的态度。另一种教条主义，是迷信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理论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作教条，甚至进而用其否定马克思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一是要坚持，二是要发展。在当代中国，要做到坚持和发展的统一，最根本的是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着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沿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轨迹，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2]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我国理论界一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许多学者也尝试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新的建构，但是这些新建构的体系一般都很难获得多数人的认同，所以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的观点。近来，有学者对此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误解，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也不利于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但不同于“三个组成部分说”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而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体系。过去以《反杜林论》为依据，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三个组成部分”的体系是极大的误解。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才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思想宝库的主要贡献和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两个发现就其实质而言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因此，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学说，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内容。过去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成是独立的学科使其得到了片面的发展，把本来具有有机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弄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极大地损伤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从而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3]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有令人鼓舞的伟大胜利，也有令人忧虑和痛心的失败，它的历史呈现曲折发展状态。在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来自资本主义、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纪之交遭受重大挫折而陷入低潮等方面的重大挑战。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正处于迅速变化和发展时期，社会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不断提出新课题和新要求。国内外各种思潮也依据这些现实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种种责难。如何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和责难，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会过时，相反，它必然会不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同时代一贯保持密切的联系。它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总是面对着时代的挑战和提出的问题，倾听时代的呼声，满足时代的需要，推动时代的前进。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同时代共呼吸、不断回答时代挑战而日益发展和完善的历史。同时，与其他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和优点，这就是它的自我更新的能力，即能够在自身的基础上，随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是它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特有的品格，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诞生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青春的活力。[4]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
针对国内外攻击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具有现实性的观点，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错误观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为：第一，马克思主义早已与人类历史上创造的所有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一起构成人类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所有后来人产生影响。在当今时代，我们要想绕开马克思主义而开创新的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二，马克思主义是在思想理论上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象征，只要资本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过时，它就仍然具有干预现实的能力，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立足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创新，它是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赋予自己以现实性和现实意义的。[5]
（五）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一般或整体性的研究历来深受我国理论界的关注。除了上述方面以外，理论界还对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在人类思想史上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要有完整准确的把握，要对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的关系、和不同思想流派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等有十分清楚的了解，而要做到这一点对研究者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就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必然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对一些涉及马克思主义重大的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第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围绕这个根本问题，还存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等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的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源与流的关系。第三，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体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科学体系究竟如何？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条件、机制、规律以及创新的标准等。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总体状况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编写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为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推动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分量的成果。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和《列宁思想史》和4 卷本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除了一系列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外，还出版了诸如《马克思主义诞生史》、《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等众多专题史的研究著作以及大量的学术文章。[6]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高等院校设立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的课程。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的要求，从而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知识的普及。
（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中的重要进展
1.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
我国当前的主流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孕育、形成、建设和发展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针对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对象看作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史，或片面地注重马克思主义某个组成部分的做法，强调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完整的历史，研究它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总的发展趋势和基本规律。[7]
2.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分期
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从在实践中运用和展开并发展为日益完善的科学体系的奠基时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约20年时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形成了帝国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理论准备；从20世纪初十月革命胜利到50年代中期近40年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连续胜利中的重大发展时期；20世纪下半叶以来是马克思主义面临严重挑战和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曲折前进时期。这种历史分期超越了过去那种以经典作家及其思想来确定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或时期的简单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发展状况为依据的。[8]
3.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题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前后形成了三个主题：社会主义能否取代资本主义和怎样取代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第一个问题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第二个主题回答的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第三个主题是在世纪之交，我国的国际国内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队伍状况都发生并将继续发生重大变化条件下提出的，是世纪之交我们党的事业发展迫切要求回答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解答了第一个主题。十月革命以后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已经回答了或正在回答第二和第三个主题。[9]
（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综合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各组成部分的发展史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等，然而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和解决：第一，全国范围现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机构凤毛麟角，所培养的专门研究人才的数量较少，导致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队伍日见萎缩。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引起有关研究部门和高校的高度重视。第二，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和科学社会主义史方面的研究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综合发展史的研究。现在在综合史方面有分量的成果为数不多。此外还应加强对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这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也比较鲜见。第三，需要进一步拓宽研究的领域，如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史、社会学思想史、政治学思想史、人类学思想史、生态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第四，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一些问题研究的深度，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等方面的研究等。
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和成果。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和一系列成果。下面列举几个与现时代和我国实际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的研究状况。
1.关于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给予了高度关注。有学者从人学视角对交往以及交往理论的内涵和本质进行了探讨，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交往既是一种关系范畴，又是一种活动性范畴，交往是独立于生产实践和其他实践的独立实践形式。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交往活动的辩证性质，而且把交往看成是人的发展和逐渐建设的全面化过程。有学者认为，基于马克思交往理论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将成为跨世纪哲学的中心视界。因为交往实践理论将是理解跨世纪的全球主题、全球问题和全球化趋势的理论基础，是对当代哲学主题转向的积极回应和对主体际之谜的科学解答。[10]
有学者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理论概括为：（1）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客观基础是生产力和交往发展的特定社会历史水平；（2）世界历史诞生的标志是世界市场的形成；（3）历史是否为世界历史的判定标准在于用什么生产和如何生产；（4）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 必然趋势是从前者走向后者；（5）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6）世界历史的分析单元是世界而非民族和国家；（7）世界历史的价值取向是无产阶级；（8）世界历史概念是时间、空间、生产力和交往发展的特定水平、社会历史性质、阶级倾向性、线性历史观和普世价值论的有机统一。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自成系统的，与现在流行的一般的全球化理论是有本质区别的。[11]
2.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
由于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的实质是揭示了落后国家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受到了我国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研究表明，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修正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的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必将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并反对把西方的发展模式照搬到东方。同时，他也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关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来套东方社会。1881年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肯定了俄国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设想虽然最后没有变成现实，但其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深刻地表明了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统一的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对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学者进一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农村公社及其发展道路上的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他们的基本观点基本一致而又存在一些差别，但决不是像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互相对立的。正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他们才在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共同提出了这个思想。他们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存在一些差别。但这些差别的产生，有的是由于论述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的是由于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有学者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的证实，主要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国家，必定是前资本主义国家；俄国革命前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根本不存在“跨越”的问题。第二，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前资本主义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必须以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先决条件。俄国革命是在西欧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取得胜利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也主要是依靠本国的力量，而不是借助于西欧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积极成果。第三，列宁提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先于西欧取得胜利，但他从来没有说过首先取得胜利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是前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不是对马克思关于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设想的“证实”，因为，旧中国是一个既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兼有资本主义属性的二重性社会形态，已经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条件，因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不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实践。[12]
3.关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研究
（1）关于什么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坚持劳动（抽象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和实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科学真理。[13]有学者则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14]
还有人主张社会劳动才创造价值，提出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科技是生产力就不能成立，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包括超额剩余价值就无从得来，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就不能存在。创造价值不等于增加价值。因此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15]
有学者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生产力不是创造价值的力量，仅仅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力量。因此，把科学技术作为创造价值的力量不符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否定了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才能科学认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来历。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必然得出“价值＝使用价值”的荒谬结论，从而必然导致否定商品的二因素，因此承认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在理论上等于承认具体劳动创造价值，等于根本否定了劳动二重性学说。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是混淆了物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6]
有学者还提出联合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主张物化劳动创造价值是不正确的，片面强调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也是不全面的。是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即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实物生产劳动和服务生产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辩证统一在一起，才能创造和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17]
（2）关于第三产业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第三产业劳动能够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把第三产业的许多劳动都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但现今社会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的劳动当作创造价值的劳动，才能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学者则认为不是所有的第三产业劳动都能创造价值，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在第三产业中，商品运输、分类、包装、保管以及纯粹商业人员的劳动创造价值；金融、保险、咨询、会计、信息等服务部门的劳动创造价值；国家公务员、军人、警察等国家管理人员和保卫人员的劳动则不创造价值。[18]
（3）关于知识、科学技术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知识和技术能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把物化劳动等同于资本加以批判，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完全归功于活劳动，是劳动价值论研究上的两个不同而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扭曲。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科学技术通过物化劳动创造剩余价值，从而发挥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19]
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对价值形成有一定影响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创造价值，因为除了劳动以外，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虽然不直接创造价值，但也作为一个决定因素参与价值的形成，如固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先进技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创造价值。新技术设备用于生产时，在能够促使商品的个别价值小于社会价值的前提下，它就不仅转移了价值，而且还有条件地创造了价值，为企业带来了超额利润。[19]
有学者反对上述观点，认为不是知识和技术创造价值，而是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创造价值。在商品生产中，新知识、新科技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入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不是新知识、新科技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掌握和运用新知识、新科技的劳动者的劳动在创造价值。[20]
还有人提出要从生产过程来具体分析知识技术是否创造价值，既不能肯定知识技术创造价值，也不能简单地判断知识技术不创造价值。因为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生产过程中，大量内化在活劳动中的知识技术，以活劳动的抽象支出形式，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够比过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大量内化在生产资料中的知识技术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在有效转移价值的过程中吸收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激发并扩张、放大活劳动创造价值的效能。[21]
4.关于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与我国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所有制一般的论述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1）所有制、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形态存继与否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紧密相联系。（2）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社会经济运行的轴心。（3）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所有权的本质意义在于获得经济利益。所有权范畴反映的是生产资料归属关系。（4）所有制中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具有可分性。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是观察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所有制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具体说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第一，运用马克思的所有制与生产力相联系的理论，进一步加大所有制结构调整力度。第二，运用马克思的所有制可分性理论，进一步深化国有制内部结构的改革。第三，运用马克思的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核心的理论，在积极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上加大力度。[22]
5.关于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晚年的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过程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真实内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和他共同创立的历史观。恩格斯用个人之间的意志的相互作用深刻说明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是客观的。这表明，恩格斯在解释社会历史时已经发生了一个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因果性思维”转变为“交互作用思维”。这两种思维方式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在交互作用中，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决定历史的结果，只有他们的相互作用才决定了历史的结果。在交互作用中，不仅每一个人对历史的结果都有作用，而且他们还相互制约和相互决定，每一方都只有通过制约另一方才能对历史结果发生作用。恩格斯用“相互作用”的解释代替了因果性思维方式，成为解释历史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因果思维是一种线性思维，它要从结果追溯原因，从现在追溯过去，因而它标志着一个单向的从过去到未来的时间流程。恩格斯用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历史客观性，就把历史客观性同自然客观性区别开来。历史客观性不仅不排除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而且是以这些主观意志为前提的。假如没有作为“分力”的个人的意志参与交互作用，就不会有作为“合力”的客观的历史结果，因为合力正是由所有的分力交互作用形成的。这说明，作为合力的历史结果的客观性本身就是个人选择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其中就包含了个人主观选择的作用。客观性由主观性的相互作用形成，这种客观性才是“历史的”客观性。这种对客观性与主观性关系的理解才是真正的历史辩证法。[23]
（二）列宁思想研究
新时期，我国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这些研究除从宏观视角上对列宁的事业和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以外，还特别注重与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列宁理论中发掘出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成果。
1.关于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较好的思路，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思想显然受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启发。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一，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必须运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第二，从俄国的现实经济状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时期即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理论。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应该扩大同国外的经济贸易关系，充分利用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思想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解决当时苏维埃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而提出来的。因而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经济政策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2.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有学者探讨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观的特点，认为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的探索，是在社会主义观上对前人富有创造性的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时代性的生动体现，是自觉运用“实践的辩证法”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最初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探索适合经济落后的俄国的特殊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规律，把社会主义远大理想扎根于当时俄国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确立判断执政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得到群众理解、接受、欢迎的标准，这一从历史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理解和实践社会主义的出发点、立足点的根本性转换，是列宁晚年新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和新社会主义观的主要标志。列宁从新经济政策的经验中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些新构想包括在俄国进行农业合作化和实现工业化、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开展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等思想。[24]
有学者对列宁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进行了探讨，认为列宁的思路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等理论。这些观点直接启发了邓小平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有学者认为，列宁晚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能给予我们相当深刻的启迪。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存在着机构臃肿和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致使国家机关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列宁认为，对于这些问题，不必掩饰，而要坦率地承认，并果断地克服。要以机构服从政治，而不是政治服从机构为原则，精简机构，缩减干部；要提高各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的精神，并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严惩。加强检查和监督工作，健全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制度也是改善国家机关的重要条件。[25]
列宁晚年提出文化建设的思想，是与俄国的国情，与在俄国进行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劳动者积极性和改革国家机关、反对官僚主义的需要分不开的。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批判吸收以往一切优秀文化成果，这样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为了保证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列宁与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了斗争。他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俄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在此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建设的重要问题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列宁认识到没有知识分子就没有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开展文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和人才。要像爱护眼珠子一样爱护人才，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待遇。列宁把精简机构压缩出来的款项，转为教育人民委员会的经费，在粮食和经济都很困难的时期，用来提高教师待遇。在小农经济思想意识以及种种恶习时时侵袭苏维埃肌体的俄国，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项任务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三）斯大林思想研究
新时期，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理论界对斯大林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民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此，我们主要就所谓的“斯大林模式”的研究作一简要介绍。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也是二战后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传统模式。鉴于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国际社会主义经受严重挫折的今天，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含义和特征
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简称，苏联模式即斯大林模式。但有学者对这种认识有异议，指出这种体制在1923年以前就已经基本形成了，所以斯大林模式无法正确概括1923年以前业已形成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26]
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集中或高度集权，并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各个方面。有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具有战时统制经济的特点，是一种备战模式，是以强控制、高度集权为特征的封闭型模式。[27]
2.关于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
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客观的历史原因和主观的历史原因两大类。客观历史因素主要有：国际环境（存在着帝国主义包围）、俄国国情（经济文化落后、农民的落后、工人的弱小）、历史传统（专制主义和对外扩张的影响深远）和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复杂、党内斗争尖锐）等；主观历史因素主要有：理论思想的影响和斯大林的个人品格等。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正是当时各种主、客观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3.对斯大林模式的分析和评价
首先，分析斯大林模式的方法论原则。很多学者都赞成研究和评价斯大林模式时应掌握这样三条原则：第一，必须把斯大林模式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丰富内容区别开来；第二，应把对斯大林模式的评价和对斯大林本人的评价区别开来；第三，不能笼统地用斯大林模式概括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方式和道路，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对“斯大林模式”从制度上进行评价，必须区分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的基本制度与这种制度的具体的实现形式即具体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决不能因为具体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问题就基本否定甚至全盘否定整个“斯大林模式”。[28]
其次，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过。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有学者指出，斯大林模式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在于它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并且敢于和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二个重大飞跃。在这一模式下，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质基础，保证了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模式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之初的非常时期，对于客观环境险恶复杂的过渡时期，以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应该说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29]
关于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学者认为它局部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有严重弊病。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太少，领导干部易于脱离群众；地方上统得太死，不利于发挥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经济效益差；不可避免地造成管理机构庞大和滋生官僚主义，从而难以防止国家机构的官僚化。上述弊端的存在，给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它压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束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它不能适应当代迅速发展的世界科技革命。[30]
再次，关于斯大林模式的性质的认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不完善的、不成熟的、需改进的社会主义，是僵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也有个别学者做出了完全否定性的认定，认为斯大林模式是假社会主义、冒牌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半封建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混合物，是皇权至上和国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应对之完全否定。[31]
（四）研究中的问题及建议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我国理论界开展得广泛而深入。除了上述方面的研究以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经典作家关于科学实践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方面的思想；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论述等等。但在研究中也仍然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给予关注并加以解决。
第一，进一步联系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特别是联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通过对时代和社会现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提出的挑战的回应，来促进对其现实性和当代性的研究。第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间的比较研究。通过研究来加深对他们本人思想独特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独特贡献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对西方学者制造的各种“对立论”做出有力的回应。第三，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研究。一方面要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的研究，特别是版本学的研究。同时使这种研究面向现实，使文本研究的方式由学理式转向理论与现实对话式，通过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反复审视与交流，可以逐渐深化对原有理论的认识，进而推动理论创新。第四，有些学者提出的建立“中国马克思学”或“东方马克思学”的建议也值得高度关注。这种与“西方马克思学”相对应的学科能否成立，当前存在很大争议，但仍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课题组负责人：张新；课题组成员：苗桂山、白琳、李建国、韩华）
标签：恩格斯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跨越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