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基于西方和拉美国家教训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市场经济论文,大市场论文,教训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下，进一步深化改革成为舆论的热点。但是在改革的方向上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这就是一些人妖魔化国有企业和政府，借口国有企业运营和政府行使经济职能中存在的个别问题，否定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主张在中国建立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体制，吹嘘它可以引领中国经济走向新一轮大发展和大繁荣。其实，大量经验事实表明，“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表现并不像其倡导者描绘得那般美好。
一、“大市场，小政府”模式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大市场，小政府”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目前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形态。在该体制中，私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是整个市场体制的基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职能仅限于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福利制度、维护市场秩序、进行有限的宏观经济干预等，不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学术界曾将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分为重市场调节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重政府干预的德日模式两大类，其实这种分类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从战争破坏的阴影中走出来，西方国家普遍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其中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更大些，其表现是：通过制定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运行实行计划调节；通过发展国有经济推动产业成长；通过立法加强对市场主体的监督和控制；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过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等等。自20世纪70年代哈耶克等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泛滥以来，为了克服共同面临的经济“滞胀”难题，西方国家普遍走上强化市场调节、弱化政府干预的道路，即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来提升经济竞争力；通过福利制度改革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通过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释放经济活力。经过这一轮放松国家干预的改革，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越来越趋同，相互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可以说，流行于今日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它们的共同价值观基础是新自由主义。目前在中国，凡是主张建立“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人，都振振有词地拿哈耶克说事，对哈耶克崇尚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学说顶礼膜拜，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奉为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的不二来源。哈耶克要是在天有灵，真的会为在当下中国竟有如此虔诚的信徒而窃喜不已！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大市场，小政府”体制模式是最优的，认为在该模式里，私人所支配的资源的价格都由市场决定，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所谓效用最大化原则自发配置的，因此配置效率是最高的，如果政府对资源配置施加影响，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资源配置，市场就会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必然低下。然而，西方“大市场，小政府”经济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这一基石之上，过度迷信市场自发调节作用而妖魔化政府的正当地位和作用，使其固有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即难以化解生产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正是这一局限性使得实行“大市场，小政府”经济模式的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十分严峻的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和财政债务化问题。
其一，市场自发调节推动去工业化和产业空洞化，导致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市场自发调节下，私人资本在各个产业部门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完全以最大利润为目标，而不顾这些产业对增加就业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意义。其结果是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化，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直线下降。据统计，2007年制造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美国是20.9%、意大利是15%、爱尔兰是12%、西班牙是11%、葡萄牙是11%、希腊是9%。这样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风暴中，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均为重灾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现状许多有识之士表达了深深的忧虑。美国世界500强公司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在其专门讨论美国制造业衰落和复兴的书《美国制造》中说：“现在，美国的状况可能会令许多人感到吃惊。我们正痛苦地适应着失业、企业倒闭和一些小城市甚至大城市主要街道的关闭。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制造’这个词与过去——那个辉煌、简约和更富足的时代相联系。”“美国的竞争者正在通过投资高度先进的、高度专业化的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来积累大量财富。在这场比赛中，美国正在迅速地落后。”“随着美国服务业部门的扩张和制造业部门的收缩，结果不是一个新的每个人都胜利的后制造业经济。结果只是特定人的胜利，但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失业。在持续高失业情况下，没有哪个社会能繁荣。”①
其二，市场自发调节推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来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体系基础上的，工业资本是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主体性资本形态，但是在市场自发调节下，主要从事货币借贷和资本运营活动的金融资本迅速崛起。比起规模庞大管理复杂的工商业活动来，金融活动更能快速而轻松地谋取暴利，这使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集中到金融业，而支撑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却不断被弱化。最初，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进而贪婪的金融寡头脱离实体经济，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基金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呼风唤雨，巧取豪夺，使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其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经济增长丧失动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暴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西方发达经济体经济金融化后迅速陷入衰退和危机，是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莫大讽刺。经济金融化使经济的发展基础被掏空，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最终因实体经济的衰败而走向崩溃，从而引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在中国，有人却将金融资本的欺诈行为描述成发财致富的神话而到处兜售，此人宣称：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段话试图让人们像古人相信有可保人长生不死的“灵丹”一样相信当下存在让人一夜暴富的“妙药”，只可惜这剂药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令无数被忽悠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无辜百姓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没有人再相信了，现在却被人拿来继续忽悠善良的中国人！
其三，市场自发调节使政府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形成债务经济。随着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人群的收入增长缓慢，而极少数金融精英却获取了巨额收入，造成了社会财富占有的严重两极分化。为了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西方国家政府不得不加强公共福利支出。但是，在产业空洞化和金融化使财政收入来源不断枯竭的情况下，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严重，政府不得不靠发行债券维持公共支出，从而背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包袱。当下的发达经济体政府个个债台高筑。2009年10月，希腊政府宣布其2009年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2.7%，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13%，远远超过欧元区所要求的3%和60%的上限，随后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相继下调对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志着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发展，欧元大幅下跌，欧洲股市暴挫，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也相继陷入信用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迅速蔓延为欧洲范围的一场危机。如今，虽然经过全力救助，欧债危机有所缓和，但是造成危机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国债平均每年以40万亿日元（约合4 08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日本政府的债务1981年度超过100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2008年度达500万亿日元（约合5.1万亿美元）。2013年8月，日本国债达到1 000万亿日元（约10.4万亿美元）大关，占GDP的240%，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8.2万美元。现在，日本政府每年财政支出半数以上依靠发行国债，财政恶化的程度在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联邦政府一直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状态，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手段在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中得到突出表现。2013年10月16日，美国国会达成协议，结束部分政府部门长达16天关门危机，协议批准联邦政府借债3 280亿美元。在这之前规定的上限是16.7万亿，致使美国债务首次突破17万亿美元，达到17.075万亿美元。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巨额债务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掉下来。
产业空洞化、经济虚拟化、收入两极化、财政债务化等问题是西方国家“大市场，小政府”经济发展模式不能承受之重，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催生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想尽办法试图推动经济复苏，时至今日，依然没有走出困境，经济复苏非常缓慢而不确定。西方经济出现的问题都与“大市场，小政府”市场模式所贯穿的政府不干预教条密切相关，是其妖魔化政府干预应有地位和作用的结果。前面提到的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以揶揄的口气说到：“长期以来，太多的聪明人认为纯自由市场法则将帮助经济（至少健康的经济）找到正确的平衡。但是就像过去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本身不能简单地实现平衡。实现平衡需要行动，它需要干预。”他不无忧虑地指出：“是时候认识到，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如果我们在每个场合都让市场法则起统治自由，我们将变成全球经济最大的旁观者、潜在的最大被淘汰者。我们的消费者将发现他们自己有更多的债务和更少的钱花费。我们的商业将有更少的资源用于研究和开发。我们未来几代人将缺少机会。”②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亲历者、世界500强大公司主席兼CEO利伟诚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思，能否对那些至今依然沉醉在自由市场罗曼蒂克的迷思中不能自拔的人起到些许警醒作用呢？！
二、拉美国家移植“大市场，小政府”模式的深刻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市场体制模式被移植到拉丁美洲地区。在实践中，该模式暴露出一系列固有缺陷和弊端，教训十分深刻。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拉美国家纷纷实行了“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在该模式的推动下，拉美各国实行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企图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增长，可是流入拉美的国际垄断资本并没有真正推动拉美经济的发展，反而借机侵蚀拉美国家的国民财富，少数大资本获得暴利而多数劳动者陷入贫困，高经济增长的承诺成为泡影。作为建立“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举措，拉美国家纷纷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强调和鼓励私人投资，企图靠市场和私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全盘私有化措施打乱了市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非但没有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反而使多数底层民众丧失基本保障，生活陷入赤贫。在推行“大市场，小政府”模式过程中，当面临经济波动，特别是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的局面时，拉美各国政府不是全面考虑宏观调控政策的协同性，而是单一地关注通货膨胀的稳定化政策，忽视其负面冲击的严重后果，使经济陷入深度休克和长期停滞。拉美国家把金融自由化视为推行“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关键，企图通过金融自由化来实现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然而金融自由化缺乏必要的调控和审慎的监管，金融创新成为少数金融大鳄进行金融欺诈和巧取豪夺的工具。金融自由化非但没有消除和克服金融风险，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反而不断放大金融风险直至催生金融危机。拉美国家实施“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体现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就是单纯靠市场调整产业结构，轻视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必要引领和重要支撑作用，导致拉美国家产业结构被动地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产业布局之中，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而不能自拔，国家创新能力和企业竞争力被严重窒息。拉美实施“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忽视了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缺乏增加社会公平和保障社会包容的长期社会政策，难以缩小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生产部门之间、不同企业之间以及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结构性差异，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拉美国家实施“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理由之一是希望实现与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并轨，借助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源实现自己的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拉美国家非但没有改变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关系，反而继续繁衍和复制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增加新的不对称性，拉美国家被剥削、被掠夺的边缘化和从属地位日益强化。
这样一个存在严重弊端和缺陷的模式是根本不可能推动拉美经济走上繁荣发展道路的，只会给拉美经济带来严重后果。事实正是如此，经济改革前的1961-1981年，拉美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5.59%，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96%；而1981-2001年，二者的速度分别降为2.15%和0.34%，即改革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仅及改革前的38%。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社会形势恶化和社会冲突加剧，进而引发民众社会抗议运动的兴起和许多国家政局的动荡，一批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和政党失去民众支持，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声浪日益高涨。
三、健全和完善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西方国家和拉美国家实行“大政府，小市场”市场经济模式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存有大量失败记录的模式。该模式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具有无法克服的固有弊端和缺陷，实施这一市场经济模式不可能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探索，中国已经找到并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该模式吸收和集中了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优点，又形成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缺陷的新要素，因而是具有显著优势的市场经济模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西方国家流行的“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更符合中国国情，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创新的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该体制，着力点要放在两个基本点上：一是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二是坚持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一）加强而不是削弱国有经济
在西方“大市场，小政府”市场模式中，私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是没有地位的，即使在某一个时期里国有经济成分曾经存在过，那也是权宜之计，并不被认为是该模式不可或缺的要素。与“大市场，小政府”经济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成分是必不可少的所有制形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发展国有经济具有客观必然性。
1.发展国有经济有助于克服民营经济难以做大做强的制度缺陷
从社会资本角度讲，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儒家文化素以重视家庭血缘关系而著称，它以血缘和准血缘关系作为维系社会信任的纽带，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彼此之间是否具有血缘关系以及由该关系衍生出来的其他准血缘关系，如宗族、同乡、同学、战友等关系。一般来讲，处于血缘关系或准学缘关系网络内部的社会成员之间往往具有比较高的信任度，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牢固，命令和服从秩序容易建立，而处在该关系网络外部的社会成员往往难以融入网络，网络内外的社会成员之间缺乏信任感。这一文化传统体现在企业组织形式上，就是企业组织和运营主要以家族血缘关系为支撑，家族企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主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家族企业的优势是凝聚力强，决策效率高；而致命缺陷是寿命短，规模小，竞争力弱，难以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制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私有企业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私有企业都是家族企业，都具有家族企业的固有优点和缺陷。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局面，客观上要求家族企业做大做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竞争力。但是，家族企业本来就是靠血缘纽带维系的，很难突破，一旦突破血缘纽带往往意味着企业的解体和倒闭。中国经济活力比较强的地区都是家族企业主导的民营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的地区，而民营经济浓厚的家族色彩成为严重制约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大量经验分析表明，家族文化传统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是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度约束，靠民营经济自身克服约束是非常困难的。中国民营经济的制度性缺陷决定了它很难承担起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历史责任。
与民营经济不同，中国的国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超越家族血缘纽带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唯有国有企业可以突破家族血缘的束缚，成长为巨型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巨型跨国公司相抗衡。中国要迅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加快工业化进程，而要加速实现工业化，就必须进行企业制度创新，通过建立高效的法人治理的现代企业制度来保证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考虑到中国民营经济大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难以构建高效率的法人治理结构，发展公有制经济，建立国有企业为基础的法人治理结构以超越家族血缘关系纽带的束缚就势在必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表明，国有经济对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与国外大型企业的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竞争优势。可以说，如果仅仅依靠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能够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巨型企业组织的。如果将目前已经形成规模的国有企业硬性地私有化，人为地限制国有企业的发展，那么，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削弱，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势必被遏制。
2.发展国有经济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在国民经济各个行业中，除了竞争性行业，还存在着包括基础行业和自然垄断行业在内的非竞争性行业，这些行业与别的行业的最大不同点是它的公共性，就是说，这些行业要么是其他行业发展的共同基础和条件，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行业，要么是与所有社会公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如自来水、道路交通、通信、电力等行业，这些具有公共属性的部门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公众切身利益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些行业的发展不宜完全采取市场调节的办法，原因是如果让市场机制对这些行业的运行进行调节，其结果要么是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自来水、电力、天然气等，凭借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谋求垄断利润，牺牲其他经济部门及全体社会公众的利益；要么是基础性产业，如石油、煤炭、金融、电信、交通等，其价格变动对整个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具有普遍影响，干扰宏观经济协调稳定运行。因此，处在公共行业的企业必须按照社会目标而非赢利目标开展经营。最适合在公共行业经营的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按照社会目标向整个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是国有企业的责任。民营企业的性质与公共行业的属性不相符。私人资本控制公共行业的最大弊端是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催生严重的两极分化，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无助于平等与效率的统一，不利于国民经济稳定有序地运行。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将处在国民经济命脉行业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结果是私人资本成为控制国家的油气、动力、冶金业和金融业的寡头，这些人不仅在经济领域翻云覆雨，而且竭力进行政治投机，导致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严重混乱和扭曲，令俄罗斯人深恶痛绝，教训非常深刻。在我国，国有企业控制经济命脉，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及经济协调稳定和快速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有企业为全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社会公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如国防、义务教育和公共福利事业等；国有企业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稳定的能源、原材料和基础服务的供应，国有企业提供了全社会所需煤炭的70%、所需石油的92%、所需电力的91%，提供了铁路、航空、海洋运输等基础性服务，在煤炭、石油等领域发挥着主导作用和支柱作用；国有企业承担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建设，是国有重大工程建设的主力军，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工程、三峡水电站、高速铁路等重大工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全体中国人福祉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工程都是由国有企业承担并完成的；国有企业控制金融业，确立国家信用，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防范金融危机，支持实体经济，为国民经济健康稳定运行保驾护航，创造了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宝贵经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经济遭受重创，而唯独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的强大冲击面前岿然不动，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毋庸讳言，现阶段我国公共部门和基础产业的国有企业的确存在收费不合理、高管和职工薪酬过高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经营管理，而不是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存在价值和巨大贡献。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上要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那种为了倒洗澡水连小孩一起泼出去的偏激思维是万万要不得的。
3.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发展国有经济的必然性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国有经济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与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存在的。这个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条件就是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从西方国家工业发展的历程看，初期阶段的工业化以劳动密集型的采矿业和轻工业为主，中期阶段的工业化以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为主，成熟阶段的工业化则以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西方工业化的教训是：工业化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工业化成为私人资本谋求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演进只是资本谋求最大利润的手段的变化和翻新，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不能带来利润的工业部门迅速萎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发达经济体在相继抛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进入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时，单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失去了支撑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的能力，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和衰退，曾经的繁荣成为历史。
中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工业化的起步虽晚，但是发展速度很快。中国仅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基础、资金密集型产业为骨干、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格局，与西方只有技术密集型产业一枝独秀、其他产业萎缩凋零的畸形格局相比，中国的产业格局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和竞争力。实行家族化治理的民营经济规模小，经营分散化，经营理念陈旧，很难适应重化工业化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企业制度创新的要求，难以支持中国建立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国有企业的身上。中国国有企业经济实力雄厚，运营规模庞大，组织体系严密，人力资源丰富，管理制度严格，是最适合三种产业类型有机统一、协同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来，在国有企业的支撑下，我国重化工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已经建立了规模庞大、竞争力强大的重化工业生产体系，重化工业的许多指标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钢和水泥的产量1978年分别居世界第五位和第四位，200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主要能源的煤、原油和发电量1978年分别居世界第三位、第八位和第七位。其中，煤在199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原油在1990年以后上升到第五位或第六位，发电量在2000年以后一直居世界的第二位。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国，产值占19.8%，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已有210多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吸引国和重要的资本输出国。可以说，没有国有经济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些巨大成就的。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其视为保持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机遇。目前，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制造大国，面对各国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激烈竞争局面，中国必须迎头赶上，这是事关21世纪中国经济能否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的重要步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条件更为充分，这就是中国拥有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坚固基础，而该基础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保证。西方国家已经失去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优势，这对其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严重制约。中国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是靠国有企业支撑的，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国有企业更是不能缺位。现在有人竭力抹黑国有企业，说什么发展国有经济就是与民争利，将国有企业的发展与民营经济的壮大有机统一的关系割裂开来，别有用心地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据此要求国有企业从国民经济各个主要行业特别是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发展方向的重点领域和支柱行业中退出，为民营经济让出发展空间。毫无疑问，这种主张是完全错误的，严重缺乏经济发展的历史观和现实感，是“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迷思作祟的具体表现。如果按照这种主张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中国业已形成的强大工业体系和工业化成果将毁于一旦，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将不复存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强大国力将迅速衰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将戛然而止，半途而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二）坚持而不是放弃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意即由政府集中资源重点支持和发展国民经济某个突出环节，以产生扩散和带动效应，进而拉动整个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模式。由于该模式的运行表现为政府通过调节投资方向和投资规模来主导经济运行的方向，所以又被称做投资主导型模式。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相对的是市场主导型发展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企业和家庭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投资和消费决策，通过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私人企业的投资意愿和家庭消费水平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由于该模式的重要约束条件是消费需求，又被称为消费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与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的不同之处是，投资主导型发展模式强调政府应当对经济主体的决策活动施加必要的干预和影响，以便使决策主体的决策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长远的眼光，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实现有机的统一；而消费主导型发展模式则强调经济主体的决策自主性，决策主体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符合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性。按照再生产理论，扩大再生产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的物质基础，是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物质保障，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离不开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实现手段就是扩大投资。投资通过充分利用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增长。消费、技术、制度等因素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们都是通过影响投资规模、投资结构及投资效率来影响经济增长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的购买力的提高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越快，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就越大，社会商品零售额和服务的增加幅度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就越大。但是，收入的增加最终是靠投资的增加和再生产的规模扩大来实现的，没有充足的投资，没有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是不可能增加收入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更是无从谈起。投资的扩大有内涵式扩大和外延式扩大两种，它们的区别在于是靠技术进步支撑并提高投资效率实现投资的扩大，还是单纯靠增加生产要素的量的投入实现投资的扩大。毫无疑问，从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方面考虑，这两种投资扩大方式都非常重要，都应当重视，不可无条件地肯定一方否定另一方，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将两种投资扩大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既满足劳动者的就业需要，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两种投资扩大方式的有机结合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靠政府主导才能够得到有效实现。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资本只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投资方式选择的唯一依据，投资扩大的决策只考虑能否给资本带来最大利润，而不考虑劳动者的就业需要，其结果是伴随着资本积累规模的不断扩大，一方面，能够雇用更多劳动者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部门，如劳动密集型部门，被资本放弃，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雇用的劳动者越来越少，失业人口越来越多。前述的西方国家产业高度空心化和服务化，经济增长停滞，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等问题都与单纯靠市场和私人资本调节投资方式和投资方向有直接关系，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加强政府对私人投资活动的干预，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要求政府宏观管理的侧重点放在供给管理上。所谓供给管理，就是政府基于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发展状况和趋势的分析，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投资活动来实施产业发展规划，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政策来引导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经济主体的投资活动，使各个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地运行。该调控模式的最大特点是调控由政府主导而非市场主导。为完成供给管理的职能，政府制定反映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和方向的经济发展规划，对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地区结构等进行系统规划，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对微观主体的投资和消费活动进行调控和干预，从根本上确保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结构上和总量上真正实现平衡。加强供给管理不是重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两种经济调节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缺陷。毫无疑问，重视和加强政府主导的供给管理型宏观调控，必须高度重视计划与市场的结合，让计划和市场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和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宏伟目标中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
中国是后发国家，先期发展的国家形成的产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是我们追赶的目标，由政府确定重点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然后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建设这些项目，往往可以取得加快追赶速度的效果。改革开放30年来，靠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不小的距离，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比如，在政府投资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发展的水平很不平衡，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欠账；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是农业产业化、机械化、水利化，特别是信息化水平还不高，靠天吃饭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发展迅速，为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但是我国重化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许多核心技术还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任重道远；我国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民生得到很大改善，但是我国的城市化率还不高，提高城市化水平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道路优势才能得到解决，只有靠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才能得到解决。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潜力已经释放完毕，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该观点强调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房地产泡沫、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信贷和投资等，因此，中国必须加大改革力度，改革的目标是让消费不断提高，靠消费来推动增长，而不是靠投资推动增长，要让市场力量而非行政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对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的判断肤浅而主观，以偏概全，主张用消费拉动模式取代投资推动模式，让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主导经济运行的观点更是赤裸裸地鼓吹新自由主义。主张在我国建立“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模式严重脱离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现实，既违背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应当引起高度警惕。
“大市场，小政府”模式已经被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弊端丛生的模式，实行该模式必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发展停滞及国家竞争力衰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出了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模式，该模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也高度重视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干预和引领作用。中国实行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中国凭借该模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令世人注目。中国实行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没有变化，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完，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既定的发展道路，不被唱衰和诋毁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思潮所迷惑，以创新的精神继续探索和完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之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①利成伟：《美国制造》，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②利成伟：《美国制造》，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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