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质量论文,城乡论文,老年论文,人口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8.06.008
一、引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如果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则该国家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1999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6%[11]102，说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2007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1%[2]，且老年人口正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3]。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已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人均GDP至少l万美元，目前平均达2万美元左右。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1000多美元，到2007年也不过2000多美元。我国社会整体上呈现出“未富先老”的特点[4]，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沉重负担。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在老年人口基数增大、人口老龄化加快而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老龄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5]。同时，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存在明显差异。缩小城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差距，实现城乡统筹，提高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让老年人共享到社会发展的成果，对进一步化解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危机和压力，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关于生活质量问题，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但对如何定义和评价生活质量仍未达成共识。多数研究者认为，生活质量是一个多维概念，至少应包括躯体健康、自理能力、认知功能、心理健康、社会交往、家庭情感支持、生活满意度、健康服务可获性、经济状况、业余生活、幸福感等方面[6]。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收入、文化、区域差异等都会影响生活质量[7-8]。在国际上，衡量生活质量评价体系有三大指标：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人类发展指数(HDI)和ASHA指数（美国社会卫生组织提出的一种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然而由于指数建立的针对性和各国人口状况的差异性使这“三大指数”的运用具有很大的局限[5]。从地区角度看，有比较不同地区[9]和移民对生活质量的影响[10]，考察农村经济对生活质量的影响[11]，但从城乡角度进行对比研究的尚不多。
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是指老年人口以一定物质条件为基础对生命及社会环境的认同感，一般包括健康质量、物质条件、养老保障、精神需求、社会参与、自然环境等六个方面[12]。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其中对各个国家地区的研究较多[13-14]；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如有关女性老年人[15]、患病老年人和残障老年人[16]、住养机构老年人[17]、临终前老年人[18]等生活质量的研究大量反映在文献中。国内学者对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探讨也在升温，如李建新从社会支持角度考察了其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19]；刘瑜琳等通过开发Delphi数据库、建立UML数据库等指标体系来衡量老年人口生活质量[5]。从地区角度看，国内单独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多[20-21]，但从城乡角度进行对比的研究较少，且观点不一。陈彩霞通过对北京市城乡老年人的对比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在经济状况、医疗状况和受照料状况等方面都优于农村，但总体满意度两者没有很大差别[22]；李德明等人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库》的数据，以城市老年人为参照，认为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显著差于城市老年人[23]。上述研究对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比较仅以描述分析为主，深层次的对比分析仍显不足。
事实上，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得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差别十分明显。其一，从社会保障水平来看，城市居民享受着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则以家庭保障为主，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边缘[24]。其二，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存在下降的危险。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村土地不断减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迁往城市，农村老年人所享有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保障的功能正在不断削弱[25]。其三，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以2007年为例，城市人均收入为13786元，农村人均收入仅为4140元，城乡收入之比达到3.33:1[2]。
综上，本文将对城乡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基于对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的调查数据，以主观幸福感为综合衡量指标，从人口特征、家庭关系、经济特征、身心健康、生活环境等五个方面综合考察影响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对比分析其差异及成因，从而给出提高老年人口特别是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政策建议。
二、模型和样本描述
（一）基本假定
从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来看，既有客观指标，也有主观指标[26]。客观指标有助于防止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臆断，能客观反映生活质量的具体属性。邬沧萍指出，生活质量的评价理应由生活质量的主体根据自身感受作出回答，因为生活质量的高低是反映人们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特别是总体的评价只能依据需求者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作出[27]。本文将以主观幸福感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标。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简称SWB）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作出整体性评估，内含了生活满意度、沮丧焦虑度和情绪健康度等多个因素[28]。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注可以促进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改善[29]。
根据文献回顾和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现状特征，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更幸福。传统观点认为，个人的经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较小，但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富人比穷人享有更持久且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30]。
假设二：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因素及其程度都存在差异。人口特征、家庭关系、经济特征、身心健康、生活环境等方面共同影响着城乡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具体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都存在显著差异。
（二）模型设定
Logistic回归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的回归分析，把分类的因变量通过Logit转换成概率比。由于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是一个二分离散选择变量（幸福和不幸福），且假设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可以建立二元选择模型，对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
（三）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自本课题组对浙江省杭州市城乡老年人的问卷调查。2006年，浙江省杭州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1.12%[31]50，说明杭州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且老龄化水平超过全国水平，具有典型性。本次调查完成于2007年10月，课题组在杭州市区及下属五县市中抽取了五个市区和五个村庄，对600名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①，获得有效问卷524份，有效问卷率为87.33%。其中城市户口的老年人为248人，占47.3%；农村户口的老年人为276人，占52.7%。
根据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在调查老年人是否幸福时，本文选择人口特征、家庭关系、经济特征、身心健康、生活环境等五方面共19个解释变量来考察，模型变量及指标均值见表1：
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表明：
1.从主观幸福感看，农村老年人不如城市老年人幸福。自评为非常幸福和比较幸福的农村老年人为66.8%，而在城市为80.5%；自评为一般的在农村为26，4%，而在城市为18.3%；自评为不幸福的农村老年人为4.8%，而在城市为1.2%②。
2.从人口特征看，农村高龄、女性、丧偶、文化程度低等弱势老年人远多于城市。8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占19.2%，比城市高9.5个百分点；农村女性占52.2%，比城市高6.2个百分点；农村丧偶的老年人占40.4%，比城市高21.1个百分点；农村文盲的老年人占45.7%，比城市高25.5个百分点。
3.从家庭关系看，子女普遍孝顺，农村老年人与子女共居的较多，城市老年人与配偶共居的比例较大。80.8%的农村老年人和83.1%的城市老年人认为子女孝顺，认为不孝顺的比例很低，分别为4%和1.2%。仅有23，9%的农村老年人与配偶共住，在城市这一比例为52.4%。57.7%的农村老年人与老伴及子女或仅与子女共居，城市的这一比例为38.?%。另外，农村老年人独居比例比城市高7.2个百分点。
4.从经济特征看，农村老年人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匮乏；城市老年人收入稳定，社会保障比较完善。在经济保障方面，农村老年人中54.9%以子女供养为主，34.1%以再就业或农业收入的自我供养为主；城市老年人中73.5%享有离退休金，11.1%享有政府补贴。在医疗保障方面，我国于2003年提出了在2010年建成基本覆盖全体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浙江省作为试点省份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得到了迅速提高③，但合作医疗保障水平还不高，存在额度小、农民报销难等问题[32]。在农村，虽然已有67.6%的老年人享有基本／合作医疗保险，但78.3%的老年人医疗费用仍然由自己或子女支付为主。而在城市老年人中，81.7%享有基本／合作医疗保险，62.9%的老年人医疗费用主要由医疗保险支出。另一方面，农村的医疗设施也需加以完善，农村老年人中19.8%认为看病不方便，比城市高14.5个百分点；认为看病非常方便或比较方便的占69.4%，比城市低10.1个百分点。
5.从身心健康特征看，农村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自我照料程度较高，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均匀分布。农村老年人中自评为非常健康的比例为26.3%，比城市高8.2个百分点；但身体状况不太稳定和很差的比例为14.9%，比城市高3.2个百分点。农村老年人中能完全自我照料的占58%，比城市老年人高9个百分点。
6.从权益维护角度看，农村老年人的维权主要依赖社会网络关系，城市老年人通过组织积极维护自我权益。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农村老年人中20.2%会通过组织解决，比城市低28.1个百分点；自认倒霉的农村老年人占16%，比城市高4.3个百分点；45.2%的农村老年人依靠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关系网来解决。
三、分析结果
（一）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比较
从表1可知，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农村。用SPSS13.0计量软件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两组独立样本的主观幸福感进行非参数检验发现，Z绝对值为2.865，大于2，Asymptonic检验p为0.004，小于0.01，在1%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差异显著，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更幸福，与研究假设一致。
（二）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最大似然估计的向后逐步回归法(Backward:LR)进行自变量的筛选，考察发生作用的显著因素，回归结果如下（见表2）：城市模型中有七个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性别、婚姻、子女个数、自我照料程度、经济状况、子女孝顺、对社区工作满意度，都显著影响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性别在5%水平上显著，其余在1%水平上显著。农村模型中也有七个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与城市模型有所差别，分别为性别、婚姻、收入来源、经济状况、子女孝顺、对社区工作满意度、权益处理方式，其中性别在10%水平上显著，婚姻、收入来源在5%水平上显著，其余四个在1%水平上显著。
两个回归方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拟合优度好，解释能力强。两个模型的似然比卡方(Chi-square)统计量都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解释变量的全体与Logit P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这两个模型的采用都是合理的。似然比检验值(-2Logl)和Nagelkerke 
都表明两个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且两个模型的预测正确率都较高，表明它们对于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三）城乡模型比较
1.共同因素
子女孝顺、婚姻、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性别是影响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共同因素，影响方向相同，但重要性有所差别。通过标准回归系数④的比较发现，城市模型中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自变量按影响大小依次为：子女孝顺、婚姻、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自我照料、子女个数、性别；农村模型中依次为子女孝顺、经济状况、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收入来源、性别。
子女孝顺是影响城乡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用最大的因素，子女越孝顺，老年人越幸福。有老伴的老年人比没有老伴的老年人更幸福。但在城市中婚姻的影响作用排在第2位，农村排在第5位，表明城市老年人对老伴的依赖更强。城市老年人仅与配偶居住的占52.4%，与子女共居的占38.7%；而农村中只与配偶共居的仅占23.9%，有57.7%的老年人与子女共居，因而农村中老伴的作用排在第5位。生活越富裕，老年人会越幸福，农村中经济状况的作用排在第2位，城市排在第3位，表明经济因素在农村更敏感，农村中自评为经济困难的有19.3%，而城市只有8.1%。对社区工作满意度也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排在第4位，越满意则越幸福。性别方面，女性老年人不如男性老年人幸福感强，但在被引入模型的因素中作用最弱，都排在末位。
2.差异因素
自我照料程度和子女个数被引入城市模型。自我照料状况越好的城市老年人越幸福，这一因素未被引入农村模型，可解释为农村老年人由于多年的田间劳作，身体更为健康，58%的农村老年人完全能自我照料，而在城市这一比例为49%。子女个数越多的城市老年人越幸福，这一因素出人意料地未被引入农村模型，不符合农村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但也可以理解。城市老年人平均子女数为3.6个，城市老年人普遍享有稳定的收入，对子女的需求主要是精神方面，同时城市年轻人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更为稳定，子女越多，关怀也相对越多。而在农村，老年人没有稳定的经济保障，虽然子女个数平均为4.2个，但子女所受的教育相对较低，收入也相对较低，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不稳定。另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中青年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与家中老年人的情感交流更加匮乏，因而子女数的多少并没有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发挥作用。
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和收入来源被引入农村模型。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未被引入城市模型，可解释为城市中的老年人大多数为离退休人员，有原单位工会等组织的保障；而农村老年人缺少组织，当权益受到侵害时积极的解决比自认倒霉要更为幸福。收入来源未被引入城市模型，可解释为城市老年人享有稳定的收入来源，73.5%的城市老年人享有离退休金，11.1%的老年人享有政府补贴，依靠子女供养的仅占8.5%；而农村老年人仅有9.4%的老年人享有离退休金，且这部分主要为村干部、乡村教师等，34.1%的农村老年人需要靠再就业或农业收入，54.9%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供养。
3，影响城市和农村模型的主要特征
影响城市模型的主要为个人特征，影响农村模型的主要为经济和社会保障特征。城市的七个自变量中自我照料、婚姻、性别、子女个数都可归纳为个人特征，而在农村中只包含了两个。农村模型七个自变量中的经济状况、经济收入来源、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对社区的满意度都可归为经济和社会保障特征，而城市中只包含了两个。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与假设二基本一致。城市老年人普遍享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因而个人特征更为显著；而农村老年人所受的经济约束较大，且缺少制度保障，个人特征对幸福感的影响弱化。此外，本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文化程度、养老方式、医疗费用负担、住房面积这些因素都没有进入城乡模型，可能是因为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理解更侧重精神生活，而健康程度未进入模型可能是受到了调查样本的约束，在能接受调查的老年人中，60%以上的老年人都自评健康，不健康的仅占13%。
四、政策建议
在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增大、人口老龄化加快而且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需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的优良传统，积极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共建和谐社会。根据本研究结果，针对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影响程度，笔者对老龄工作有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从影响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入手，优化老年人服务内容
子女孝顺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首要因素，晚辈们应常回家看看，给予老年人更多关怀和呵护。更多地关注丧偶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给予特定的帮扶政策。加快老年人社会服务体系建设，针对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特征，增加上门服务、陪护等社会服务，方便老年人的衣食住行，由社会承担更多的养老服务工作。同时这也是对老年人消费市场的开发，既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又能促进社会发展。
（二）对于城市老年人，应在精神方面给予更充分的关怀
城市老年人基本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但退休后离开了熟悉的工作环境，生活变得相对单调，会对子女产生更强烈的精神依赖。51%的城市老年人不能完全自我照料，活动范围受限，更容易产生孤独感，因此城市老年人需要子女们提供的首先是精神关怀和陪伴。从社会角度看，可以进一步开展各种老年团体活动，发展老年人的兴趣爱好，“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丰富晚年生活，构建和谐家庭。
（三）对于农村老年人，应在经济方面给予更实际的帮助 .
当传统的土地保障和家庭养老保障功能弱化后，农村老年人多子但未必多福。加快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缓解未老农民的养老压力。对已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村老年人，政府应加快完善救助制度，并在医疗费用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让农村老年人也“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另外，加强对农村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让老年人可以安享晚年。
［收稿日期］2008-05-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调查过程中，对无法自己填写问卷的老人，则由调查人员详细讲解问题，或请其家人协助共同完成。
②本课题组在进行问卷调查时，将主观幸福感的评价分为五类：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很不幸福，但受客观情况的限制，自评为不幸福的样本数据很少，因此在进行计量分析时，未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而是采用最优尺度回归法对数据进行预分析，将主观幸福感的自评合并为幸福和不幸福两类，之后采用重复抽样的方法进行了二元Logistic回归。在处理解释变量时，也同样采用了最优尺度回归法对数据进行了预分析。
③浙江省统计局2008年发布的《2007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实行，受益面不断扩大。全省87个有农业人口的县（市、区）已全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参加人数3000万人，人均筹资90元，参保率为89%。
④由于各自变量的量纲不同，它们对因变量的作用不能直接通过表2中的回归系数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对变量进行标准化来计算各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它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其绝对值大小代表了该自变量对于因变量作用的大小。篇幅所限，略去详细的步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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