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历史的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调查研究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历史的发展，古代、近现代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活动的主要成果及基本特点，尤其是着重介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及其光辉业绩。
关键词 社会调查研究
社会调查研究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法、手段，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对社会现象的了解、考察、分析，以达到对其本质认识的一种自觉的社会实践活动。它是人类正确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在我国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社会调查研究从来都是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一项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
一
社会调查研究是随着阶级、国家、战争等现象的出现到了奴隶社会后期才产生的。当时，奴隶主阶级为着统治和治理国家的需要，必须对其所统治地域的人口、土地、牲畜和财产等社会基本情况作一了解，以作为收赋税、派徭役、征兵员的依据。又由于当时社会分工的产生、文字的发明及脑力劳动者的出现，又为社会调查这种实践活动提供了条件。因此，便有了最初的社会调查。据《后汉书》记载，我国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时代，就对全国人口和土地基本情况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查，据当时记载人口为1355万多，土地为2438万多顷。据《周礼》记载，我国夏朝时就有专管人口统计的官吏。在商朝和西周时也有过全国性的人口统计调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土地调查登记是在明朝初年，当时为整顿田赋，曾对全国土地进行了普查，分别详列了每块土地的面积、地形、四至、土质及田主姓名，绘制成《鱼鳞图册》，成为当时确定土地所有权和征收赋税的依据。此外，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及学者名人为治理国家、改良社会，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如大禹为治水，勘察山川地势，足迹遍及九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改原“堵塞”之法为“疏导”，终用13年的时间治服了洪水。春秋初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的《管子》一书中的《问篇》，提出了60多个涉及到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问题，成为我国最早最全面也是世界罕见的一个社会调查提纲。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商鞅认为，了解和掌握“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页）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强弱的大事，可见当时商鞅已认识到了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国家这些基本情况的重要性。著名军事家孙武提出，要做到：“知己知彼”，必须向了解敌情的人进行调查，即所谓“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十一家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225页）西汉时期的司马迁，20岁时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开始漫游大江南北，中原各地，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公元前116年，司马迁被选作郎中期间，常随汉武帝四处巡视，仍不忘寻机考察，核实史料。公元前111年，在他到西南地区对少数民族进行安抚期间，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及风土人情做了深入调查。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他伟大的不朽之作——《史记》。又如明代著名旅行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徐霞客，自22岁起直至去世的30多年间，几乎年年外出旅游，其足迹遍及近20个省。每到一地，便对当地人情、地貌进行考察记载，后将其材料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一书。全书22卷，约40万字，书中有不少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记载，是研究我国地理和少数民族历史的珍贵资料。
从上可见，人类为争得生存发展，必须不断认识和改造世界。当社会分工产生、文字出现，为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活动逐渐具备了条件时，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基本手段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也就随之产生了。在我国，从奴隶社会后期到封建社会末期，经历了数千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社会调查曾有过辉煌的成果，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但从社会调查发展的历史看，它尚处在初期阶段，其用以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基本上属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在那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及学者名人的诸多论述中，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和深刻的见解，有时也不乏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但他们都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科学的解释；其调查研究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是落后的，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调查者们主要依靠简单的观察、走访及有限的文献，然后将获得的史实资料，通过调查者自身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进行分析研究、推理判断，作出结论。这种落后的调查方法和手段，往往使其调查结果带有极大的主观性、片面性。又由于当时一般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和专门的调查人员，多由官吏和学者兼而为之。其官吏进行的社会调查，多结合自身日常政务活动进行。一些学者有的是为某一目的进行专门调查，有的则在钻研学问之余游历四方时，顺做一些实地调查。这种非专业性、非专职性的社会调查，也必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奴隶社会后期和封建时代的社会调查都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调查方法逐渐传入我国，对我国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影响。
当时，我国的社会调查大多是在外籍教授、学者和传教士指导下进行的。早在1899年，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中国农村生活——一个社会学的研究》一书，或许是外籍人士在我国近代进行社会调查发表的第一本书，它在西方产生了一定影响。1914～1915年，由美国传教士伯吉斯主持的北平社会实进会所作的《北平305名洋车夫生活状况调查》，也是记载较早的由外籍人主持指导的社会调查。而后于本世纪末，一些院校的外籍教授为指导学生实习，也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社会调查。1918～1919年间，北平美籍教士甘溥和燕京大学教授步洛时，对北平社会状况进行过调查，于1921年在美出版了《北京——一种社会调查》一书，这是院校系统城市调查的开始，也是我国城市调查的开端。在这同一时期，上海沪江大学美籍教授左尔普曾两次率领学生到广东潮州，对有650口人的凤凰村进行了关于该村地势、人口、种族、经济、风俗、教育、宗教等状况的调查，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了《华南农村生活》一书，这是院校系统乡村生活社会调查的开始。这一时期可谓西方社会调查的“输入”时期，社会调查多在外籍人士主持之下，采用西方现代化社会调查方法进行，调查报告都用外文撰写。中文出版的社会调查报告，当以1924年8月由张镜予编辑的《沈家行》一书为最早，该书是在沪江大学美籍教授白克令指导下，对上海仅有360户人口的一个小乡村调查后撰写的。由中国人主持的社会调查最早的是清华大学教授陈达在1923年指导学生对北平海淀居民和清华校工所做的生活状况调查。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学术界开始采用现代化社会调查，独立进行社会调查活动的时期。这一时期，许多学者、科学家、爱国者及革命家，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从了解中国国情入手，借助于西方的现代化调查法，如参与观察法、民意测验法、访谈法、问卷法等，进行了大量社会调查。这一时期社会调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由开始结合教学、科研进行调查活动到逐步走向专门研究机构的、专业性的社会调查，从而使其调查结果，无论从其深度、广度上都有了极大提高。当时较为著名的社会调查成果有：陈达的《社会调查的尝试》（1926年），李景汉的《北京无产阶级的生活》（1929年）、《北平郊外乡村家庭》（1929年）、《定县社会概况调查》（1933年），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用之分析》（1934年），吴文藻的《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1936年），陈翰笙的《中国地主和农民》（1936年）、《工业资本和中国农民》（1939年）等。
这一时期，我国著名的专门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主要有由陶孟和、李景汉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由陈翰笙主持的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由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调查所等。
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6月改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该所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出版了20多种书籍，其中著名的有：赵凤喈的《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乡村家庭》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用之分析》等，是我国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成果较多的组织之一。
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我党地下工作者陈翰笙教授主持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国民党统治区农村作了大量调查。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29年7月至1930年8月，先后在广东、无锡、保定、广西等地农村进行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将农村生产关系作为重点，以揭露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压迫。此外，还同南京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北平社会调查所等合作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与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翰笙教授的两篇代表作《现今中国之土地问题》和《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还利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申报月刊》、《东方杂志》、《大中国月报》、《新中华杂志》、《文汇报》、《中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所成立于1939年8月，于1946年6月撤销。该所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在抗战期间及战后制定国策提供社会情报、理论依据与技术经验，并将社会调查的方法技术推广全国。该所1939年在云南呈贡县进行了人口普查，1939年底至1940年3月，对呈贡县农业进行了普查。1942年春，为内政部及云南省政府主持了昆明市、昆明县、昆阳县及晋宁县四个环湖县市的“户籍示范实验”。1940年至1946年初，对呈贡县及昆阳县一镇三乡进行了人事登记，并举办训练班，协助内政部训练各省市户籍主管人员。因该所的人口调查是为国民党政府征兵抽丁及保甲服务的，所以很遭农民反感及抵制，其调查结果住往是很不准确的。但陈达于1946年7月在《美国社会杂志》上发表的《现代中国人口》一书，1981年10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以中文出版，在国际上评价极高。
此外，还有云南大学社会研究室、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等，在当时也有一定影响。
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抗日战争爆发前，是我国学术界社会调查最活跃、调查成果最丰富的时期。据统计，当时全国平均每年完成的调查课题近千项，它对于揭露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对促使有志之士对于社会的改良和改造是有一定作用的。
从抗战爆发到建国前夕，由于战乱，局势动荡，学术界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受到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是在西南边陲作一些农村调查和少数民族调查。如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李安宅深入甘肃夏河县和一些藏族地区，进行藏族宗教和语言的研究，林耀华深入四川凉山等地调查，出版了《凉山爽家》一书（1947年）。这时著名的社会调查著作还有《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年）、费孝通的《禄村农田》（1943年）、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及史国卫的《昆厂劳工》等。但总的说，这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都无太大的建树，未能恢复到抗战前的水平。
三
在我国近现代社会调查史中，最应大书特书的当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1926年3月和1927年3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著名的调查报告，这两篇调查报告阐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对象、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是毛泽东同志为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在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实地调查后撰写的一篇著名的调查报告。它着重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是我党早期领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针对党内一些悲观情绪，为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调查和总结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先后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liáo原》等文章，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道路问题。1928年底，湘赣边区政府在总结湘赣边界等地区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给农民耕种。1929年4月，红四军到赣南后，根据在赣南兴国地区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在毛泽东主持下于1929年4月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对《井冈山土地法》作了重大修改，将“没收一切土地”正确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此后，毛泽东又于1930年5月，对寻邬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作了一次详细考察，写出了约8万字的《寻邬报告》。1930年10月，为进一步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毛泽东召集了一星期调查会，写出了著名的《兴国调查》。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江西、福建苏区就土地斗争和苏区建设等问题又作了一系列调查，撰写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等。这些都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活动的同时，也对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讨，并作出了杰出贡献。1930年5月，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作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并对社会调查的意义、指导思想、调查方法及技术作了详细的论述，这是毛泽东第一本调查研究的专著，标志着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的形成。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社会调查理论达到成熟和发展。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调查研究作了集中的、系统的、深刻的论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及方法。1941年8月，党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根据这两个决定，从党中央到各省委，都先后设立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机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活动，如在张闻天等党政领导人的带领下，对陕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写出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临固调查》、《保德调查》等著名调查报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个决定的发布和贯彻执行及在全党形成的社会调查热潮，表明毛泽东的社会调查理论和思想已逐渐为全党所接受。
建国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党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50～60年代，毛泽东及全党很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做了大量的调查，对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很重要的有毛泽东称建国后他的两次调查，即一次是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调查，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的调查。
50年代，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曾先后到多省的农村考察研究农业合作化运动，并在认真阅读、修改和研究一百几十篇关于农业合作化报告的基础上，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之撰写了100多篇按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毛泽东撰写的100多篇按语，对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引起了全党对合作化问题的重视，也为解决办社经验不足问题提供了便利”（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97页）。书中树立的某些典型，按语中倡导的某些思想，在我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其积极作用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农业合作化的范围。如毛泽东关于“检验合作社标准的思想”，“勤俭建国的原则”，“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原理”，“用积极的态度克服困难、治穷致富的思想”，“农业多种经营思想”等。
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后的一个多月，毛泽东又在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和亲自调查、收集、查阅资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做这次调查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以苏为戒，总结自已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篇讲话成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篇代表作，其中提出的很多重要原则，如：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合理比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地；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等，如邓小平所说：“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邓小平1975年7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在毛泽东率先探索影响下，1956年到1957年头几个月，党内掀起了一股调查和探索的风气，其中党的八大的探索，成为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如：八大关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和经济建设方针；陈云同志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方针（即：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为补充；计划经济为主体，在计划许可范围内按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为补充）；董必武同志关于法制建设、党政职能分开原则等观点，都体现了全党建立在对我国基本国情进行调查研究、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探索。
此外，1961年初，为纠正“左”倾错误，毛泽东又号召1961年应成为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一年。在毛泽东的号召和亲自率领下，全党掀起了一个调查研究的高潮，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主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蹲点，在空前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3月，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此外，中央还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林业十八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为纠正“左”倾错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由于党内“左”倾思想的干扰发展，这一时期也有很多调查是错误的，造成了党的决策上的某些重大失误。
如，毛泽东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及其他撰写的100多篇按语，其中用相当篇幅批判了当时在农业合作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从而导致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冒进偏向。在此两年后又掀起了公社化高潮，使我国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严重脱节，致使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发展缓慢。
1957年，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从而造成了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又直接助长了我党党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在这种“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下，“大跃进”期间的一些调查和由此产生的决策，很多本身就是“左”倾思想的产物。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左”倾思想泛滥，唯心主义横行，根本谈不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社会调查及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全党空前的重视，出现了全党全民范围内的社会调查研究热潮，成为建国以来社会调查研究之风最盛、社会调查成果最多最好的时期之一。
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有几个显著的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经过拨乱反正，我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端正社会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奠定了基础。实事求是原则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保证社会调查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2)全党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成绩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拨乱反正，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的调查，使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平反昭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的急剧变迁，有许多新问题、新现象亟待我们去认识、去解决，因此，这一时期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1979年以来，先后进行了对农村、工厂、企业等经济体制的调查及改革；1981年进行了对全国农业资源的调查；1982年春进行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1982年和1990年开展了两次世界上空前规模的我国第三、四次人口普查；1985年和1986年进行了两次生育力的抽样调查；1986年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工业普查，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第一次城镇房屋普查，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查等，这些都为新时期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制定奠定了重要依据。
(3)社会调查研究活动针对性强、领域广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多是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的，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分配方式问题、初级阶段的阶段结构问题、市场经济下的党的建设问题、雇工问题、物价问题、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妇女的就业及社会权益问题、各种犯罪问题等等。其调查研究的领域之广、涉及问题之多是空前的，而且都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在这些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往往是实际工作部门与科研部门、高等院校联合承担课题，具有较高的调查质量和水平。
(4)调查方法更加科学化，调查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社会调查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符合我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社会调查方法，如“解剖麻雀”、“蹲点”、“开调查会”、“典型调查”等，这些在目前的社会调查中仍发挥着它重大的作用。同时，由于我们又越来越多地引进和采用了一些现代先进的社会调查方法，如比较广泛使用的有普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民意测验等，并采用了现代化的工具及技巧，使我国的社会调查水平在广泛性、准确性、时效性等方面有了较大提高。
回顾我国社会调查研究实践的历史，可以看到，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活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凡欲达到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从来都必须以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实践活动为先导。在这方面，我们的前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创造了辉煌的业绩。
* 本文于1994年4月8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