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颖霞[1]2016年在《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文化之根、民族之魂,国学教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体现。鸦片战争后,受西方教育文化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影响,中国教育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传统国学教育成为了变革的对象和内容。而中小学国学教育经历了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的嬗动也发生了重要改革,传统的修身教育演变为公民教育,读经讲经转变为国文、国语教育。以教师讲解为主的讲读背诵转变为“儿童本位”的形象化教育形式。晚清,以洋务派为代表的改革派,面对晚清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改革策略。“中”即“中学”,实际上就是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则是指“西学”即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中体西用”改革策略的提出,表明洋务派已感知传统国学教育的危机,并试图以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方式解决危机。而清政府则于清末厉行“新政”改革,虽然依然奉行固守传统、模仿改良的“中体西用”指导原则,但已尝试以西学教育模式改革传统国学教育。废除科举制,建构了包括中小学在内的近代学制,将教育的近代化改革扩展至基础教育层面;中小学实行分科教育,中国教育史上国学教育首次被课程化,被分设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历史、地理等科目。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儿童国学教育虽然失去了传统的综合教育模式,但通过不同的国学教育科目被继续传承。民国初期,基于“国体初更,百事务新”的思想倾向,各种西方教育思潮,尤其是欧美教育思潮开始逐渐深入影响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在中小学教育领域,随着民国政府宣布清朝学部所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激进改革措施的出台,中小学国学教育由固守传统、模仿改良,迅速转向摒弃传统、激进转型。修身教育转变为公民道德教育,国文教育取代读经讲经,中小学国学教育发生了实质性变革。1915年至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近现代教育的新进程,至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迎合了中国教育变革的现实需求并对中国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小学国学教育强调以儿童兴趣、儿童社会生活、儿童活动为中心,公民科取代修身科,国文科演变为国语科并成为中小学国学教育的核心。抗战前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教育的统一管理和控制,在叁民主义教育宗旨指导下,国民道德教育成为了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主旋律。公民教育强调国民道德观念的培育和行为的养成,强调培养儿童互助团结的精神,养成儿童爱国爱群观念;国民道德教育也成为了中小学国语教育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中华”、“游中山陵记”、“黄花冈”、“游泰山记”、“林则徐”、“孔庙和孔林”等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小学国语课本中普遍的内容。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教育的统一管理与控制,确立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叁育并进;文武合一;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以及以科学方法整理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之精粹,以立民族自信”的教育方针。教育方针的调整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权危机的特殊时期,尤其注重突出加强中小学的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民族意识和精神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成为这一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基于战时的特殊状况,着重强调抗战、民族精神教育以及教育与根据地建设实践相结合,中小学国学教育形式生动活泼,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已知到未知等儿童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内容与根据地抗日和生产、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突出抗日教育和生产劳动、生活等实践教育。同时,基于抗战的需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国学教育也将传播革命真理,激发中小学民族、爱国意识和人民革命的情怀放在重要地位,呈现教育性与实践性、政治性与思想性相统一的特征。
郭慧君[2]2016年在《小学社会科的品格教育研究》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整体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已经从如何活着逐渐发展成如何更好地生活,国人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同时,国人道德水准的提升却没能同步,最凸显的便是媒体频频报道的诸如旅游不文明、社会诚信缺失、责任感欠缺、社会公共规则的淡视等不良现象。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社会出现的这些价值失调,究其原因不外乎全球化竞争对中国产生的冲击、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市场经济与社会平等的对立、个人主义与集体福祉的抗衡等。社会的现状必然影响和投射到了青少年的道德表现,“知行分离”现象便是集中的体现。小学生是国家未来发展的主体,他们的品格修养决定着未来国家整体的道德水平。在当今世界,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发展实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共中央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纲要和若干意见,为未成年人的品格教育工作提供纲领性支撑。“良好品格是健全人格的根基,是公民素质的核心”,在国际竞争加剧的当下,迫切要求基础教育课程也要更加重视未来公民的道德教育。当下研究小学生品格的“知行统一”有了更好的社会氛围和政策基础:在中央强力反腐、对八项规定长抓不懈的形势下,社会风气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为品格教育实施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学校对青少年进行个体品格素质的培养符合了社会时代发展要求;考试招生政策的大力改革,为应试松绑,更多关注了学生学业外的品格表现,2016年教育部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便是良好的信号。那么,小学生品格教育的实施现状如何,成为了很多学者关注的目标。本文主要围绕叁个问题展开论述:“品格教育是什么?”、“品格教育教什么?”、“品格教育怎么教?”。首先,“品格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我认为,品格教育就是培育学生成为具有良好品行的社会公民的教育活动。品格教育是一种培养学生知善、爱善、行善的教育活动,消极目标是希望学生“独善其身”,积极目标则是希望学生“行善天下”、“成为全球公民”。从对上海市小学生品格教育现状的调查数据开始,结合文献分析研究,分析当前小学生品格行为表现现状,阐述造成当前现状的原因,明确了品格教育的现实意义。其次,“品格教育教什么”的问题。品格是个人具有并与美德有关的特质,好品格可以获得别人的尊重和信赖、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好品格重要性毋庸置疑。当下品格教育传授的核心价值,应当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对于小学生来说,紧扣“做人”、“做事”两个维度,以“诚信—责任—勤奋”为基本原则和核心价值,我认为应基本具有十项品格——爱国、诚信、守纪、责任、自信、关怀、集体观、公平民主、正直自律、勤奋等内容。同时围绕品格及品格教育进行了理论层面的分析。对研究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品格的基本概念、原则与策略,品格核心价值、行为准则和类别,品格教育原则等;并探讨了品格及品格的核心价值的内涵,对品格的形成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探析了品格表现不佳的原因,归纳总结社会科中品格教育的原则。再者,“品格教育怎么教”的问题。以小学社会科为主要依托,围绕“强调学生体验与反思、重视品格的内化”展开。品格教育的教学方法相当多元,无论是氛围的营造,还是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的涵盖,以及教材、教学方法等的选取,都应该围绕着让学生参与、体验、讨论与反思,让学生发现美德的价值与美好,进而内化为自己品格特质的一部分。小学社会科的品格教育实施策略探讨:借鉴我国传统文化的当今道德教育价值、美国新品格运动的经验等,从教育叁元素的角度切入,在小学社会科视域下,就学习者、教育者、教育环境等角度针对提高小学生“知行合一”能力的教育举措。提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品格教育课程设计,摒弃不良的品格教育模式和手段,发扬品格教育的多元化教学方法,明确小学社会科教育目标与品格教育培养目标,让小学社会科成为品格教育实现的重要且有效的渠道。本论文,正是基于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关于小学社会科品格教育的研究,希望搭建学生认知维度与个人行动之间的桥梁。通过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精髓、美国品格教育的学习和比较,探讨适合我国的品格教育的方式和教学方法,构建出适合我国小学生品格教育的核心价值内容,推动品格教育在上海市小学乃至全国的深入推进。
高菲[3]2017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中小学公民教育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多元文化背景的不断加深以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公民教育逐渐成为各国教育界的热点问题。国家或者地区在开展公民教育时应注意将遵循公民教育本身的规律、立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发展情况和特色、世界公民的培养叁点进行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达到较为理想的教育效果。同时,公民教育需要学校、社会、家庭叁环节的相互配合,才能保证公民教育过程的连续性和结果的有效性。其中,作为正规的教育形式"学校"起到了尤为关键的作用,承担了公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在公民意识、技能以及整体公民素养培养方面具有社会和家庭所不能替代的专门性和专业性作用。学校中严谨又自由的环境、系统的课程、丰富的活动、师生、生生的互动都为公民教育的实施搭建了重要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被称为"马赛克国家"的加拿大十分重视公民教育,"全省重教"的阿尔伯塔省更是积极地将公民教育落到实处,加强对学校公民教育实施的落实和指导。通过分析文献资料,可知阿尔伯塔省公民教育在中小学的落实已经形成了从目标到内容再到实施与评价,较为系统的体系,且该省不断推出政策和文件进行指导和建议。从这点来看,该省的中小学公民教育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外在保障和社会氛围;就学校具体课程方面,通过对阿尔伯塔省中小学四门主要课程(社会科课程、科学课程、数学课程、语言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该省基本形成了以社会科课程为主,注重在其他课程中渗透的公民教育课程体系。虽然阿尔伯塔省在学校公民教育课程方面还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国家意识不突出等问题,但该省政府和社会对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视以及在学校课程各方面都突出和渗透公民教育的作法是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的。课程是教育实践的核心环节,对阿尔伯塔省中小学公民教育相关课程的研究拓展了视野,帮助我们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启示和建议,也进一步丰富学校公民教育以及公民教育课程体系创建方面的经验。
陈玲[4]2016年在《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学生学习系统知识、树立正确价值观、掌握技能的关键时期,世界各国无不把培养合格公民看作基础教育的首要目标,并且通过专门的公民素养教育课程或完备的公民素养教育体系来实现。在我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公民社会的崛起,对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需公民素养的要求愈来愈高。然而,整个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意识淡薄、公德水平滑坡以及公共参与能力不足等问题,却是一个显着的事实。对此,实现人的现代化、培养中小学生的公民素养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应承担的重要使命,而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则正是践行这一重要使命的主力。由此,实施与发展公民素养教育课程成为我国社会转型的热切呼唤与迫切要求。但是,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我国中小学尚未正式专门开设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公民素养教育游离于课程体系之外。在此背景下,探讨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化、构建公民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在此,鉴于课程内容是课程的核心,体现了课程的内在形态,本文旨在构建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以期能为公民素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提供有益参考与借鉴。整篇论文共有七个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缘起,阐明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界定了核心概念,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提出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从而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与指明了方向。第一部分,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必要性分析。本文从社会、文化、个人、课程四个层面对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现实必要性予以考察,意在明确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与现实依据。具体而言,建设公民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是我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应然要求,是造就合格公民的前提条件,是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化的内在要求。第二部分,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本文通过梳理与反思我国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的发展历程与现实问题、考察与借鉴国外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的发展趋向,明确了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基础。第叁部分,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的价值取向。本文基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学生公民素养现状以及国际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发展趋向,指出我国公民素养教育课程的目标在于培养参与型积极公民,而“积极公民”亦构成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的价值取向。第四部分,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本文指出,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建构应遵循两大基本原则,即形式结构的多维统一原则与价值内涵的动态平衡原则。第五部分,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的建构。本文在明确公民素养概念的内容范畴与公民关系的内容范畴是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理论框架的两大维度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内容体系主要包括公民知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公民能力教育以及公民行为教育等四大板块。结论部分则是在总结本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小学公民素养教育课程化问题,以期对后续研究有着抛砖引玉之效。
赵诗[5]2016年在《《墨尔本宣言》以后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是澳大利亚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由于历史原因,对实施本国的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一向很重视,取得独立地位后,立即在澳大利亚联邦范围内实施了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不单单只是一门课,而是多种学科的结合体。同时,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从每个学生受教育开始,到最后从学校毕业,走入社会,都在接受和公民有关的教育,目的在于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合格的公民。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以后,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这与《墨尔本宣言》所起到的作用是密切相关的。在《墨尔本宣言》的规范和指导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了崭新的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政策,并在全联邦范围内推行,确保了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顺利实施。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从青少年教育开始,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是当今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对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本论文的研究意义、背景和选题来源,在绪论中,还归纳总结了和本论文相关的文献综述,其中主要是澳大利亚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和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相关的论述。通过对这些理论综述地介绍,可以对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有一个大致地了解。本论文对国内专家在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方面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陈述,正是通过对这些理论文献地阐述,为本论文地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本论文的第二部分阐述和界定与《墨尔本宣言》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依据。《墨尔本宣言》的颁布,是澳大利亚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全面阐述了澳大利亚基于未来发展所需要在教育方面做出的改革和努力。在理论阐述部分,着重研究了和共和有关的理论,这也是澳大利亚公民学以及公民资格教育的基石和出发点。论文的第叁部分系统探究了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澳大利亚虽然开展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时间比较早,但早期的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并不成功,而且涉及范围也不广。随着《霍巴特宣言》、《阿德莱德宣言》以及《墨尔本宣言》的颁布与实施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才逐步步入正轨,并走上快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公民教育的典范。论文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课程标准与教师培训。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在内容上有过重大变化,《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前,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主要是介绍国家的政治结构,而《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内容增加了公民责任方面的内容,并使得公民学内容的外延扩大,涵盖了许多学科的内容。此外,还对澳大利亚培训公民学教师的措施进行了探讨。澳大利亚政府培训教师以前只注重学历的提高,《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政府和学校更注重教师能力和教学手段的提高,使得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更能吸引学生。在教学资源部分,论文指出澳大利亚进行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一个特点是注重社会实践,让学生参与到社区以及国家政治生活当中,在实践中体会当一个合格公民的意义。论文的第五部分,是探究《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学校教学与民主管理。学校是实践《墨尔本宣言》的主要机构和单位,也是关系到公民学教育的成败关键,论文研究了学校实施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原则以及现在实行的相关教育方法和管理方法。论文的第六部分探究了《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评价体系。首先研究《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评价的内容；其次探讨《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评价的标准；再次探究了《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评价的结果；最后详细分析讨论了《墨尔本宣言》颁布以后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评价的特点。论文的第七部分研究了澳大利亚公民学与公民资格教育的启示与借鉴。其中,重点探讨了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资源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启示与补充。
孙凤华[6]2007年在《思想品德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研究》文中认为采用文献法、比较法和内容分析法，以近年来思想品德教科书课程内容所呈现的公民教育价值取向为主线，以思想品德教科书课程内容的整合为辅线，沿着历史考察→内容分析→深入反思的纵向→横向→纵横交错的序列，依托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中的公民教育理论，展开研究。在我国，公民概念是舶来品，公民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公民一词与臣民、国民和人民等词语相伴，逐渐脱颖而出。通过公民教育培养理想的合格公民，公民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公民意识教育和道德教育。我国公民教育思想摆脱不了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樊篱。20世纪初，我国公民教育课程与德育课程融合共生，其标志为修身科、公民科(社会科)课程的设置；它使个人-社会-国家的相互关系和民主精神成为我国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奠定了公民教育课程在整个德育课程体系中的显赫地位。20世纪末，尤其是世纪之交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使两者再度融合发展。近年来，思想品德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价值取向，在一定层面诠释了两者的融合。思品教科书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的分析框架，由意识形态教育、道德教育和公民意识教育叁类目搭建。之后，依据公民教育理论、思品课标、思品教科书课程内容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细化类目，形成“思想品德教科书公民教育价值取向量表”。接下来，进行数据的搜集与处理，得到分析结果。近年来我国思想品德教科书课程内容所呈现的价值取向是：第一，就意识形态教育显在的内容而言，是呈淡化的趋势，就其实质或潜在的内容而言，它是强化的；在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当代中国主流意识的同时，突显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第二，道德教育实现了由阶级道德向公民道德的转变，公民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德育切入点；转型期我国道德教育面临的选择是主体道德人格培育。第叁，公民意识教育蕴涵的民主、法治、权利意识、民族精神等再现了近年来我国思品教科书课程内容所承载的鲜明的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特色。本研究对思想品德教科书课程编制与理论研究的建议是：第一，科学把握思想品德教科书课程内容中的意识形态教育；第二，处理好公民道德教育与传统道德教育的关系和比例；第叁，一线教师要立足综合课程形态，全方位地把握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第四，思想品德教科书课程内容的形式应避免成人化；第五，重视对相关学科教师的公民教育系列知识的培训工作；第五，重视对相关学科教师的公民教育系列知识的培训工作；第六，实践层面的问题研究力争倡导实证方法意识。
敖洁[7]2013年在《我国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公民”是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的概念,并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化进程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渐发展和完善,公民教育的理论及实践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兴起。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民主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公民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各种理论研究深入持久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构架和思想主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同时提出“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使学生成为公民”的重要使命。但当下,本应承担公民教育责任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并未能真正担负此项职责。有学者指出：大学教育没有赋予受教育者以法理意义上的“公民素养”,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底线”,文化意义上的“道德情怀”和心灵意义上的“爱的能力”。因此加强大学生公民教育并增强其实效性日益成为教育决策者、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面临的共同任务。对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进行研究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的迫切需要,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也是培养我国高等教育人才的客观需要。本研究在综合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的要求,对“公民”、“公民教育”、“大学生公民教育”等相关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厘定。国内外关于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可谓流派众多、成果丰硕,构成了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研究的理论支撑。本研究从庞杂的思想体系中,选取亚里士多德的公民品德理论、卢梭的自然主义公民教育思想、杜威公民教育思想中的民主主义理念、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理论和苏霍姆林斯基的公民道德理论进行分析,并将其理论和思想置于自由主义思想、共和主义思想、社群主义思想叁个流派中总结其特点。国内公民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基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视阂下而展开的,其内容集中在基础理论研究、公民教育内容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教育研究叁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生公民教育经历了探索阶段、规范阶段、新兴阶段,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也存在公民教育概念的认识误区,教育目标不够明晰,教育体系尚未建立,教育内容尚未形成课程体系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传统社会心理的消极影响、全球化引发的挑战和困境、高等教育功利化的负性效应。检验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确定科学合理的衡量标准。基于实证研究的基础,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可以由适应性标准、稳定性标准与效率性标准这叁个标准来衡量,并由此分析这叁个标准的表现形式,找出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的缺陷所在。当前,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社会科课程中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内容比重不均匀,社会科课程教科书中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内容比例不协调,大学生公民教育的途径比较单一等。由此带来的是大学生独立人格意识缺失、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不对称、共同体意识弱化、批判性思维能力缺失等问题。如何解决实效性不足的问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需要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下,对世界上公民教育发达国家的公民教育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和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从公民教育理论来看,义务论、权利论、道德中心论的公民教育观都具有不同的公民教育目标；与国外公民教育发达和成熟的国家相比,我国在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实施途径及方法等方面都存在差距。比较研究给了我们有益启示,即在大学生公民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要有专门课程与其他课程渗透相结合的公民教育课程设计、要强调通过隐性教学方法实施公民教育、要重视对学生的指导、要实现全社会的协调互动。提高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首先需要确定科学的目标。大学生公民教育的目标就是建立起一套科学严谨的教育体系,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使大学生成为具有公民意识、掌握公民知识、具备公民能力、符合国家和现代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其次需要充实教育内容。大学生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政体国体为核心的法制教育,包括政治知识教育、民主自由平等思想教育、权利与责任意识教育、法律观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核心的道德品质教育,具体包括自律、宽容、诚信、责任等品格的形成和集体主义、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义利观、家庭美德等内容的教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具体包括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教育。最后需要提升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的具体策略,要将自我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大众传媒教育形成矢力方向一致的教育合力。
李潇君[8]2017年在《美国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时代,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多元的社会思潮中凝聚青少年的价值共识,是学校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杜威曾指出,“学校是价值观教育的第一工具”。古今中外,学校作为专门的社会化机构,是系统地、有计划地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场所,承载着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首要功能。在K-12(幼儿园至12年级)阶段,美国学校以社会科课程作为价值观教育的课程载体,构建了目标、内容、方法叁位一体的价值观教育体系,值得深入思考并进行研究。本文遵循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度透视美国K-12阶段如何通过社会科课程挖掘价值观教育要素、渗透价值观教育思想、实施价值观教育活动,对社会科课程中价值观培育方式方法进行多维判断与分析,概括和把握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特征和规律,揭示和批判其中蕴含的阶级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本质,分析和探索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有益借鉴。基于上述思路,论文共分五章,具体内容概括如下:第一章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集中破解论文研究的前提及理论问题。一是厘定价值观、美国价值观教育在本文研究中的内涵,理解和把握价值观教育的“名”与“实”之问题,并阐明社会科课程与价值观教育存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社会科课程是美国K-12阶段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和传播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二是以历史和教育改革运动为主线,回顾和追溯美国社会科课程发展所经历的四个主要时期,并用数据支撑,概述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现实样态。第二章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目标体系,从宏观层面把握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设计蓝图。一是以历史为主线梳理国家教育法令法规、政策报告,揭示美国立法、司法、行政体系中无不蕴含国家对于价值观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二是全面系统分析美国社会科课程的国家标准、各州标准、行会标准。在国家标准方面,解读2013年最新颁布的社会科国家标准《C3框架》并对其体现出的宏观价值目标、层级价值目标、具体价值目标作深入分析;在州标准方面,以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的社会科课程标准为例,分析美国各州如何既将国家标准融入地方特色,又统一于美国社会科教育的总目标;在行会标准方面,以美国学校历史科中心制定的《历史科国家标准》和美国公民教育中心制定的《公民与政府学国家标准》为例,阐释社会科各分支学科的教育目标。最后总体理解美国社会科课程“国家—地方—行会”叁位一体的价值观教育目标体系,从本质上把握美国社会科课程标准的意识形态性和价值取向性。第叁章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结构,以教科书为分析对象,探讨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一是分析教科书相关制度,揭示其作为国家主流价值观的文本体现,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二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科六部现行教科书的文本分析,归纳概括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的内容构成,即侧重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价值观教育、侧重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价值观教育、侧重责任和奋斗的个人价值观教育、侧重多元文化和国家认同的文化价值观教育。叁是基于社会学视角,综述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于课程内容价值取向的理论探究,从阶级、文化、国家、霸权等角度理解课程与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存在本质和必然联系,并以具体案例深度透视美国社会科价值观教育内容的意识形态取向。第四章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方法进路。一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科教学的实践考察,总结当今美国社会科教育中的主要教育方法,即探究学习教学法、争议问题讨论法、模拟情境教学法、服务学习教学法,分析其中蕴含的参与性、民主性、合作性、反思性等精神,以及如何与价值观教育的培养目标相一致。二是研究社会科教师作为价值观教育的引领者如何承载和传递特定的价值信息。分析和阐释《美国社会科教师全国标准》中的“专业品性”维度,即以价值观传递为首要目标,以提升公民意识和促进政治参与为主要任务,以培养学生反思、批判、合作等精神为重点,以创设尊重、全纳、真实的教学环境为支撑,力图诠释社会科教师在价值观教育中发挥的价值引领作用。第五章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批判与借鉴。一是通过全文研究,概括和凝练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特征,即课程结构的“横纵衔接”特征,教育形式的“课内外衔接”特征,价值主导的“显隐衔接”特征,剖析和揭示美国价值观教育的实质是基于美国利益的价值判断、突显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总结美国社会科课程价值观教育的实现规律,并基于理性思考和批判反思,启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坚定意识形态主导性,加强大中小学课程体系的衔接性,注重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学的隐性维度,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伦理标准。
袁利平[9]2005年在《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实践改革》文中研究说明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主导,其学校公民教育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系,有相当明确的目的和宗旨,并且具有详细可行的教育内容和实施方案等。可以说,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理念不仅仅属于美国人民,实际上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它的公民教育无不凸显着整个人类的教育价值观,而我们怎样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去审视和研究美国的公民教育问题,特别是以全方位的视角考察美国学校公民教育,是时代赋予我们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一种神圣使命。 本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叁大块构成。导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和研究方法,并对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作了小结。第一部分主要在考察公民和公民教育的历史发展、剖析其含义的基础上,探讨了学校公民教育的重要性,并尝试着对其作出了诠释。第二部分在探索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渊源的基础上,理清了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美国学校公民教育演进的历史特点。第叁部分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特别对新世纪初美国在学校公民教育方面作出的重大改革作了分析。第四部分研究了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其实施的主要途径与模式;第五部分总结了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特征,揭示了目前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困惑,并展望了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发展趋势;第六部分笔者结合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现状,从我国公民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与现实中为我国学校开展公民教育提出了几点借鉴与启示。在结束语中,笔者强调要真正实现全体国民在心理、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诸方面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从全局出发,构建学校公民教育的美好图景。
王文岚[10]2004年在《社会科课程中的公民教育研究》文中认为基础教育阶段是形成青少年知识、态度、技能的关键时期，各国无不把培养合格公民看作是基础教育的首要目标，并通过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或完备的公民教育体系实现。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我国学校教育长期以来对公民教育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公民教育的概念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很少提及。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需公民资质的要求愈来愈高，而全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意识淡漠、社会公德意识不足以及参与技能较低等问题，这些矛盾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我国的公民教育问题。在此背景下，理清公民教育内涵，分析我国社会科课程中公民教育的现状，研究我国社会科课程中公民教育的实施策略，颇具现实意义。 本论文引论部分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阐明了研究目的与价值，提出了本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第二章公民与公民教育，首先对公民和公民资格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然后按照“民主制度”→“公民参与”→“公民资质”→“公民教育”的逻辑结构梳理公民教育理论。民主既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渗透到社会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普通的社区生活到国家政治生活，都有人们参与社会生活和共享民主价值观的需要，社会总体的公民意识、公民道德、公民技能水平决定着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质量，而对社会成员公民资质的完善和提高正是通过公民教育来实现的。我国是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公民资质和公民教育同样具备上述要求，由此论证了我国开展公民教育的必然性。同时也找到了我国与其它国家在公民教育方面的共性，对于本论文有选择地借鉴国外公民教育理论提供了依据。 当代西方公民教育思想深受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其公民教育思想的前设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倡导人性解放，尊重公民在民主社会中的自由与平等，对培养盲从臣民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持批判态度。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则从不同侧面对自由主义的 王文岚:社会科课程中的公民教育研究理论缺陷进行了修正，从而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完善西方公民教育思想。当代西方公民教育的核，。理念是尊重人的主体性，注重个人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力的培养，倡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重，这些都在各国公民教育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当代世界各国均强调公民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把公民教育的目标设定在培养合格公民上，注重公民知识、态度和技能的培养，虽然具体内容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体现出了民主社会对于公民的基本要求，这些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实施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第叁章社会科课程与公民教育，主要讨论公民教育课程化。本论文对国外公民教育课程现状和公民教育社会科课程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公民教育课程化有分科、综合、渗透式等叁种形式，综合课程的方式已经成为各国公民教育课程化的主流趋势，我国也采用了综合课程的方式。在世纪之交，我国开始了新一轮课程改革，推出了《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历史与社会科课程标准(一)))和《历史与社会科课程标准(二)))等新课标，并陆续出版了新版教科书。新课标第一次明确规定社会科是进行公民教育的课程，其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标志着我国公民教育课程的存在，这在我国公民教育领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新课程也存在着公民教育概念模糊，社会科课程定位笼统等问题。 第四章社会科教科书中公民教育价值取向分析，主要通过教科书分析透视我国社会科公民教育现状。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课堂中的课程”。态度和价值观是公民教育内容的核心，故本论文对旧版和新版社会科教科书中所体现的价值取向进行了研究，发现:(1)就内容数量比例而言，旧版教科书以政治意识形态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为序;新版教科书以道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为序，并在道德教育中大幅度增加了公民基本道德内容。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社会科教科书有明显淡化意识形态的倾向，折射出我国社会科课程的重点由政治思想教育向公民教育转变。(2)就内容构成而言，旧版教科书内容上突出了先进性要求，价值取向相对集中;新版教科书内容上突出了基本性和普遍性要求，价值取向较为丰富。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博士学位论文社会科教科书有淡化先进性要求、加强基本性和普遍性教育的倾向，折射出我国社会科课程日益注重对合格公民培养的趋势。(3)就内容表述而言，旧版教科书先进性人物事例较多，价值导向较明确，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新版教科书注意贴近普通公民的生活，客观性表述有所增强，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这种变化反映了公民教育在表述形式上更注重学生的理解和感受，折射出社会科课程内容表述形式日趋客观中性。总之，我们建议，在基拙教育阶段应以普遍性和基本性为主
参考文献：
[1]. 晚清民国时期中小学国学教育的历史嬗变研究[D]. 赵颖霞. 河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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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思想品德教科书中的公民教育价值取向研究[D]. 孙凤华. 华南师范大学. 2007
[7]. 我国大学生公民教育实效性研究[D]. 敖洁. 湖南师范大学. 2013
[8]. 美国社会科课程中的价值观教育研究[D]. 李潇君. 东北师范大学. 2017
[9].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历史演进与实践改革[D]. 袁利平. 西北师范大学. 2005
[10]. 社会科课程中的公民教育研究[D]. 王文岚.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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