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构与现代性：比岱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论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整个20世纪，在具有激进思想传统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二战 之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更是充满了生机与活力，50年代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引 领一代潮流，60年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盛极一时，70—8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对马 克思主义的各种解构策略也是大展风采，而80、90年代以来，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学派又以其独特的思想面目和理论创造力彪炳于世。在苏东剧变、全球社会主义运动 遭受空前挫折的情况下，法国“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掀起了一波波的马克思主义的 研究热潮，他们不仅编篡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辞典》，创办了具有世界影响的《 当代马克思》杂志，而且频频举办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国际研讨会，并成功召开了第一届 、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汇集了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和具 有独立的理论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年来，他们着眼于当代社会的最新发展， 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历史学、精神分析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多学科综合的角度 ，沿续并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当代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理论的反思与剖 析，试图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之内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雅克·比岱的元结构思想 与现代性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1945—)是法国巴黎 第十大学哲学系哲学和社会理论教授，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所副主任，马克思研究中心主 任，法国《今日马克思》杂志主编，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负责人。比岱是法国“批 判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员，90年代后成为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比岱致力于对当代 社会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批判，他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运用于对当代社会结构的考察与 解析之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及社会理论，其主要著作有：《把<资 本论>当作什么：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哲学、经济学及政治学》(1985)，《现代性理论 ：兼论马克思和市场》(1990)，《约翰·罗尔斯及其正义理论》(1995)，《总体理论： 法律理论、经济学及政治学》(1999)，2001年与欧思塔赫·库维拉基斯合作编辑出版了 《当代马克思辞典》。他还发表了许多极具原创性见解的长篇学术论文，如《作为政治 价值的劳动价值》、《对罗尔斯理论的元结构性再阐释》、《历史的终结及现代性的元 结构》、《抉择的拓朴学》等等。在比岱的学术思想及理论建构中，元结构与现代性是 其核心内容，元结构是比岱进行理论分析的图式和方法论支撑，而现代性问题则是比岱 理论探索的着眼点和落脚点。
一、比岱的“元结构”概念的源起
“元”法文为méta，英文为meta，在哲学语境中，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超越”、 “超出”，如“形而上学”(metaphysics)；二是“总体”、“综合”、“基础性”， 如“元伦理学”(metaethics)。比岱的“元结构”(metastructure)概念中的“元”同 时兼有这两方面的内涵。他的这个“元”从思想渊源上来自于法国20世纪50、60年代的 “论证小组”，“论证小组”因法国的一个理论刊物《论证》(1956—1962年间发行)而 得名。1956年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法国一些知识分子受意大利无党派评论杂志《论证》 的启发和鼓舞创办了同名刊物，旨在无任何禁忌与限制地打破那些僵硬的断定、教条式 的方法、千篇一律的意识形态流行模式，主张以马克思的彻底批判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 本身。正是在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意向上，论证小组(Arguments Group)的理论家在50年 代后期提出了“元系统”、“元视点”、“元社会学”、“元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 元”概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亨 利·列斐伏尔虽不是《论证》的创办者和组织人，但在思想与精神导向上却是这个学术 团体的领军人物。论证小组的“元”概念及“元马克思主义”观就来自列斐伏尔的“元 哲学”思想的激发与启示。列斐伏尔所以要提出“元哲学”观念(其元哲学思想在其196 5年出版的《元哲学》一书中有集中阐发)，其基本旨趣在于破除对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狭隘的、封闭式的理解，树立一种将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哲学视为异化形式的“ 元视域”。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主义是必要的，但它对现代世界的认识又是不充分 的，必须重新建构、重新表达并有效地拓宽诸如“异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范畴， 因此，元哲学是新的、开放的、无限的、非体系的思想形式或者说是一种真正具有超越 性的总体性辩证法。最为可贵的是，列斐伏尔还将元哲学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 ，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元哲学就不是充分可能的。他的这些思想后来都被雅克·比岱所 接纳并在新的时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加以发挥与拓展。
在比岱的青年时代，存在主义在法国的影响已慢慢消退，结构主义成了风靡一时的主 要思潮。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方面，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存在主 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盛行一时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法。比岱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重 视、对之所作的总体化理解及其研究方式无不受到了阿尔都塞和巴里巴尔的《读<资本 论>》的很大影响，而比岱的“元结构”概念也明显汲取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结 构整体的视角来考察《资本论》及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做法和思 路。所以，比岱的“元结构”概念虽然不能说是“结构主义”的，但它从结构主义的温 床中吸收了足够的养分，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正是鉴于比岱与巴里巴尔思想的密切关 联，有些学者也将巴里巴尔归入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之内。
可以说，论证小组的“元”理论构成了比岱元结构概念的历史性远景，而结构主义的 方法为比岱对现代性元结构母体的分析造就了独特的视域，但仅仅这些还只是为比岱的 元结构的产生提供了重要条件。比岱的元结构思想的最终形成乃得之于对马克思《资本 论》的创造性分析与诠释，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比岱的元结构理论构想的现 实性生成中起了一种文本依托和机制性促发的作用。就像卢卡奇通过对《资本论》“商 品拜物教”的解读而得出自己的“物化”概念一样，比岱也是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 深入研究中提出“元结构”思想的。比岱在大学时代就热衷于把对《资本论》的阅读和 当代社会的结构分析联系起来，他的成名之作《把<资本论>当作什么：马克思<资本论> 中的哲学、经济学及政治学》成功地开创了将《资本论》用于对现实社会特别是现代性 问题进行理论分析的路子，90年代以后，比岱又试图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罗尔斯的 《正义论》结合起来，用于对当代政治制度及现代社会契约关系的分析上。在比岱看来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在描述市场是自由和平等的天然乐园时就关涉到了 “元结构”问题，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当代社会假设的起点——自然( 理性)规律出发的，比岱将这一起点称为“元结构”。
二、比岱的“元结构”思想
比岱从宏观上对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了结构性剖析，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 的第一部分提出了一个抽象的模式，从价值的意义上，市场体现出来的无非是理性和自 由生产的逻辑关系。《资本论》的第二部分设置了一个过渡，即由市场关系转入对资本 主义的描述。《资本论》的第三部分及其余部分则进一步从榨取剩余价值的角度刻划了 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所以，借用阿尔都塞的术语，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个从“元 结构”到“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因果性”的进展，通过这一结构跃进，马克思清晰地 展示出自由和平等的市场关系如何走向它的反面，即走向强制和剥削关系。在总体上， 比岱接受了马克思这一结构模式，他要做的是对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和分析模式加以拓展 、修正、改造并将之用于对当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重新认识与建构上。
比岱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市场与资本都是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要素，但是，二者在结 构中所处的层次是不同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最为一般的、无所不包的、基础 性的总体化结构因子，正是在此意义上，它是“元结构”。资本，当然也是一个重要成 分，但它相对于市场而言，是被市场这个元结构所统率、所规制的。比岱指出，马克思 没有将市场和资本混同起来，并且在理论分析上，二者也可以被分置探讨，但在资本主 义的现实世界里，市场和资本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它们互相依存，资本主义就是市场 的充分实现，或者说市场机制就是资本逻辑的实现形式，消灭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消灭 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而且也意味着消灭市场运作机制，而以组织、计划作为本质取向 的社会主义来代替它。这就是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竞争的内驱力看作是可以导致其 自我超越的作用因素，随着资本的集中、市场作用的逐渐减弱，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其 他合作方式的规模也会有所加强与提高。生产过程的科技含量的增加、生产领域的集中 、自动化和信息化的突飞猛进，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的增长、在竞争力和管理能力上的增 强，这一切都为社会主义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在对马克思《资本论》作了“元结构”的指认和概述之后，比岱断言，马克思的这一 分析在今天看来既有它的合理性，亦有它的不足之处。当马克思将他的注意力聚焦于市 场与计划这两种可能的生产协调方式时，他无疑是正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十二章中明确指出，就像在工场已经存在的情形一样，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是由市场的“事后的”平衡系统向计划的“预先的”秩序的过渡，两者之间的不同存在 于不同的民主背景之中，存在于计划体制下私人利益与权力的消灭之中。马克思已经认 识到市场向计划的转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也包括私有或公有财产的法律及政治问 题。在《抉择的拓朴学》一文中，比岱论证道，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 在超出市场的抽象意义上提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观点，他通过鲁宾逊和他的孤岛来 说明这种直接性。当代社会被认为是由这种直接性向间接性发展而来。“对于马克思来 说，存在着两种间接性，两种对立的间接性，一是市场，它产生资本主义；一是计划和 组织，它产生社会主义，为公共自由提供一个理想的天地。马克思因此是直接性(交往 程序)和间接性(市场和组织)矩形理论的发明人，后韦伯的社会学(哈贝马斯等等)和当 代异化经济理论(从韦伯到威廉姆的制度主义、调节主义等等)都是由此发展而来。”( 注：比岱：《抉择的拓朴学》，载《当代马克思辞典》，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 外可参阅比岱：《论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革新》，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 期。)比岱极其敏锐地洞察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意义和对当 代社会学的巨大启迪价值，并对马克思将经济问题置于社会科学、法律和哲学的广泛背 景之中来加以考量十分赞同。
尽管马克思构建了他自己的“元结构”理论模型并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但他仅仅从历 史辩证法的角度描述市场与计划这两个中介，并把这两个中介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历史相 继系列——从一个引出另一个，从市场引出组织，从而为社会主义铺平道路。正是在这 个关键之处，比岱表示了自己的不同观点，他认为，市场与计划这两个中介并不一定是 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关系，它们可以共时性地在一定的社会内存在。当代元结构不能局限 于市场形式，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综合的形式，包括着市场和计划组织这两个中介。“ 这两个中介不是从假设的历史进程中，而是从其相互蕴含的建构中加以接受，即市场所 依赖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和管理组织所依赖的中央契约。当代的自由和古代的自由：这是 两端，当代的批判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到界定，当代人不知道任何超验的或自然的规律， 只知道作为一个有主权的市民应该遵守的规则。市场关系作为自由的关系是在自由的共 同意志基础上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一意志是自由的，它可以要求超出于市场的东西，即 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某种组织和计划。”(注：比岱：《抉择的拓朴学》，载《当 代马克思辞典》，法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可参阅比岱：《论当代视域中的马克 思主义革新》，载《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可以清楚地看出，比岱和马克思的分歧不在于元结构式的分析思路与方法上，而在于 对社会元结构本身及其与结构之间关系的理解上。比岱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 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唯一的元结构成分，现代社会的元结构是一个更为复杂、更 为综合的形式，不是一元性的而是三元性的，是市场、计划和直接合作的三元辩证关系 。我们看到，比岱的元结构是对马克思《资本论》理论思路的进一步拓展，是从单数性 向复数性的转换，是对马克思元结构的超越和再次“基元”化——它的界面更宽广，它 的总体化程度更高，它的包容性也更大。
这种元结构模式转换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得自于比岱将新契约关系理论移入对当代 政治的重新诠释。古典契约论的理论预设是自然状态，但市场既不是自然状态也不是自 然法则，它本身已是一种社会所赋予的理性规律的产物，它是自由的社会所设定的，它 的有效性以意志与权威作为后盾。市场在其抽象的规定上已蕴含了组织和计划的概念， 而在其现实的运作上，市场也无法脱离公共性的程序设定与中介。从契约关系上说，虽 然马克思为现代世界所固有的契约前提制定了理论框架，但他的阐述方式是有问题的， 因为商品关系并不是现代契约的唯一前提。在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自由契约前提和古 典社会契约理论进行综合考察的基础上，比岱区分了三种契约关系，即个人契约关系、 集中的契约关系和直接的(或联合的)契约关系，这就是说，契约关系不仅仅是个体之间 和集中的关系，而且也是联合的关系，所谓元结构也就是这三种契约关系的矛盾统一体 。比岱强调，从共时性意义上讲，个人契约和集中的契约处于批判的关系之中，而只有 直接的公共交往程序才能够超越这种批判关系。
实际上，比岱的元结构概念是对古典契约论设想的一种批评或者说是一种大胆的修正 。他不仅使计划从市场本身的规定中显身现形，而且还为二者补入了第三个维度，从一 定意义上说，比岱是把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历时性的因素彻底“空间化”，将它们定格 在同一平面结构之中。尽管市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开头是一个抽象的前提，比岱也 还是不能容忍，他激烈地反对将市场作为自由主义的契约论原点。比岱一直坚持认为， 现代阶级社会是契约论的颠倒，是“自由平等”的反面。现代阶级社会的特点正在于： 统治和剥削是建立在既定的契约关系上的，资本主义的剥削是对自由人的剥削。现代社 会假定我们是“自由平等”的，并且，只有自由的公共话语能够规范我们之间的合理关 系，但是，话语作为直接的契约关系，只有进入个体间的契约关系(市场)和集中的契约 关系(计划和组织)才能起到规范作用。不同契约关系产生的是不同的阶级关系：市场作 为个人契约关系产生的是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计划作为集中的契约关系产生的是集权 主义的阶级关系，而现代阶级结构中的阶级斗争才能产生“自由平等”这种元结构态势 。“如果元结构是个体间的、集中的、联合体的契约关系的矛盾统一体，那么正确剖析 现代社会的理论起点就不应该是单一的市场关系，而应该是计划、市场与直接合作这种 三元性的元结构概念，并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现代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注： 李朝晖编译：《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主编比岱谈现代社会的元结构及社会主义》，载 《国外理论动态》1996年第10期。)
三、元结构视域中的现代性理论
随着西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及中心主义 的猛烈批判，现代性问题成为西方政治理论、道德理论、法学和哲学争论的焦点。比岱 从20世纪80年代就致力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他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对“总体理论”的阐发，对罗尔斯《正义论》的评解，在实质上都是对现代性的独特透 察与理论观照。在这方面，他注意借鉴马克思、韦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思想资源与 分析方法，将市场、合理性、契约、交往程序等充分整合起来，形成了自己对现代性的 一系列原创性思考。他所以要提出元结构的概念，就是要寻找一个对现代性问题进行透 视的理论基础，所以在对现代性观念进行描绘的时候，比岱往往将“现代性母体”和“ 元结构母体”互换使用。
比岱在《把<资本论>当作什么：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哲学、经济学及政治学》(1985) 这部著作中，已初步奠定了他的现代性理论的方法论原则，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市场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已开辟了一条现代性分析 的道路，但这条路需要拓宽、需要延伸。其二是，对当代社会结构的分析离不开对市场 、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但是对经济的考察不能宥于经济主义的视界，必须像马克思 那样，将经济和政治及哲学关联起来。遵循着这一基本原则，两年后，比岱写出了系统 阐述自己的现代性理论的代表性著作《现代性理论：兼论马克思与市场》(该书写于198 7年，出版于1990年)。
在《现代性理论：兼论马克思与市场》第一部分“现代性理论”的开头，比岱坦言， 他的现代性理论得益于两位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对于马克思，比 岱有一个根本性的判定：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现代性分析的一个范例，《资本论》提 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可以在独立于资本主义关系的状况之下对市场及商品关系进行 一般性的界定，即是说，对现代社会“具体结构”的阐释必须建基于对“元结构”的理 论设置之上。马克思树立了探究政治问题的起点意识，但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一个自相矛 盾之处，即市场作为元结构只能承载资本主义关系，一旦进到社会主义，这一元结构便 注定要“灰飞烟灭”，在马克思那里“元结构”既不稳定又太过狭窄。对马克思而言， 市场是资本的前提，而资本设定了市场并使之现实化、普遍化，普遍化的市场和资本结 合起来构成一个体系，社会主义被认为在这一体系之外，这样一来，市场和资本的“同 构性”和“同系性”影响了市场作为元结构的“一般性”。正是基于此，比岱引入了韦 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为“合理化”的表现形态的观点。如果说马克思对现代社 会的分析侧重于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其政治性质的话，那么韦伯对现代性的思考则注重于 对现代性的精神动因和文化表现形态的社会学诠释。他把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理性主义表 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现代国家的分离所表现出的社会的现代性即 社会的合理化；二是现代科技、文艺、法律、伦理及宗教所表现的文化的合理性；三是 在信仰熏陶和价值导向之下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合理化。可以看到，韦伯把现代社会的形 成和发展置于非历史哲学的合理化观点的考察之下，坚持合理化过程的普遍性和包含伦 理目标的理性主义。按照韦伯的观点，合理化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行政管理的加强、 社会体制的官僚科层化不仅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式的组织形式无可规 避的内在诉求。韦伯的“形式化”的方法促使比岱在思考现代性时注意将社会结构和普 遍的理性形式结合起来，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具有相同的理性形式基础的观 点引发了比岱对现代性元结构母体作形式上的扩展。另外，在比岱的现代性理论的发展 中，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对契约论的看法、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立场及其交往行为理 论也都对比岱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启示与激发作用。
在对现代性的阐释中，比岱着重分析了现代性母体的三重要素。从表面上看，现代性 母体这一术语似乎是元结构纯理论上的运用，但实质上，在比岱那里，现代性母体和元 结构母体是对等的，或者说，现代性母体不过是元结构的另一种表达，是换了形式的描 述。从元结构的三重决定上，比岱使用市场、计划和直接合作这么一组表达式；而在现 代性母体的三个限定要素上，比岱使用个体间性、集中性和结合性这么一副概念组合。 比岱认为，现代性母体是由这三个特定概念所构成的一般性“总体”，只有从这一总体 出发才能恰当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存在状态，才能真正克服马克思“生产方式”概 念的模糊性。
比岱将个体间性和市场的普遍概念关涉起来，认为商品关系的出现打破了人与人之间 的原始部族式的依附关系，家庭作为最小的劳动及生活单位取得了缔约权利，这是资本 主义势力得以滋长、壮大的内在驱动因素。但个体间的关系一开始就是构筑了契约和统 治间的交错点。因为交换并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交换所面临的实际背景的差异性 与契约形式的同等性一开始就构成了悖反关系。
集中性涉及到公共意志层面，也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比岱认为，国家作为交往程序的 组织形式，控制了市场和组织以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市民社会，从理论上看，国家 结构不仅包括阶级统治功能，还充当阶级调和的机器，并具有或多或少的自治作用。比 岱指出，马克思只是在纯粹资本主义关系这一特定的具体的场域中构建国家理论，而没 有在抽象的一般的层面上对国家作出规定，这种缺陷导致他仅用阶级的范畴去框定国家 的性质及界线而忽视了商品关系中的个体问题。尽管国家在个人契约和中央契约的矛盾 中处于主导地位，为了超越两者间的不协调现象，需要体现普遍意义的权威组织，但是 ，阶级的概念并不能穷尽国家的所有内在关系。所以比岱宣称，马克思由商品的个人关 系过渡到阶级关系，即由“元结构”进到“具体结构”，提出了一个困难的问题。有必 要在元结构视野之下重新考量资本主义中个人的契约形式和法律国家间的关系，比岱的 元结构理论就是要对马克思这一解释程式进行调整和修改。
至于结合性，比岱反复强调它是个体间的关系和集中的关系之外的第三维度或第三项 ，但这一维度并不能取代其他两项而独立存在，它和市场与计划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 结合性通过资本主义关系而鲜明地呈现出来并以协会的形式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清楚，结合性本身属于元结构母体，而且是其中甚为关键的 因素。在比岱看来，马克思是两极划分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资本论》中他已揭示 出现代世界存在两种形式的“社会分工”，一方面是基于私有财产之上的市场，另一方 面是基于联合所有权之上的系统化的组织概念。然而，马克思忽视了同样属于现代性母 体的“结合性”概念，这导致马克思从来都不把协会主义作为一种结构性事实来加以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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