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长的理论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持续增长论文,费用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15)05-0067-07 OECD的最新研究报告《2014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4)显示，1995-2011年OECD成员国的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额平均为1.5％(其中加拿大、智利、韩国和美国超过2.4％)；成员国的大学生人均年度教育支出平均为9262美元，美国以超过19000美元而居世界第一，其次是瑞典、丹麦、瑞士等国；除澳大利亚、巴西、捷克、匈牙利、以色列和瑞士少数几个国家外，大多数成员国的大学生人均教育支出都呈上升趋势(5％～10％)[1]。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体系，其教育费用为何会持续增长？维达(R.Vedder，2004)曾对美国的高等教育财政状况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美国高校学费增长速率已经远远超过通货膨胀率，但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却没有大幅度提高”[2]。金布尔(B.A.Kimball，2014)指出，虽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处理高等教育成本及学费的上涨问题，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和懂得如何控制这种持续增长现象[3]。事实上，时至今日，经济学家对到底使用何种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正确认识和解释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长现象还争论不休，本文对用于解释这一现象的一些理论(如班尼特假设、鲍莫尔效应和鲍文法则)作一讨论。 一、班尼特假设：政府对高校学生的补助导致高校学费的增加 一些美国研究者发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措施是导致高校学费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是“班尼特假设”(Bennett hypothesis)的核心内容。班尼特假设的由来源自美国原教育部长班尼特(Bennett，W.J.)1987年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社论《我们贪婪的院校》(Our greedy colleges)，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且持久的争论，现在被简称为“班尼特假设”。在这篇社论中，班尼特宣称：“如果说近年来财政援助的增加能使高校轻率地提高其学费的话，相信联邦贷款补贴将更加促进学费的增长”[4]。按照班尼特的说法，虽然从1978年开始政府就对高校提供补助金(Subsidies)，这大大增加了高校的学生数量，但自1980年之后，高校学费增长的速度甚至超过了通货膨胀率的增长。此后，“财政资助的增加会使学费增加”就成了班尼特假说的代名词，这就招致了激烈的争论。不少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是荒谬的，因为大部分学校是公立或非盈利性的，他们怎么可能贪婪地追求“利润”呢？但也有人却认为，这个观点准确地描述了现实。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班尼特假设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使其再度引起学界关注。例如，吉仑(A.Gillen，2012)用经济学方法验证了班尼特假设的有效性。吉仑认为，用经济学供需曲线能够表明高校可能存在不同情形的“市场”，这有助于理解班尼特假设中的深层道理。吉仑认为，班尼特假设的核心思想就是假设当政府增加对高校的财政资助时，大学就会增加收费。但是，所有关于班尼特假设的争论和所收集到的证据都只是对该假设过于简单化认识的结果，即每当政府支出一美元的经济补助将会使得高校增加一美元的收费。事实上，一美元的补助是否真会导致增加一美元的收费有待检验。吉仑认为，政府经济补助对高校学费增涨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规模容量(供给曲线的性质)；政府对高校每提供一定金额(G)的经济资助，则学费以及学生人数的变化会出现三种情况(见表1)，具体用图1～3来说明。[5]
在下列三个供需曲线图中，横轴表示学生的数量(Q)，纵轴表示政府对高校的财政补助金额(＄)。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D)说明，当学费下降时，想要进入高校学习的学生数量将会增加。在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交处有两个相交点，T为学费，Q为学生注册数。在图1中，假定某高校受规模容量限制，学生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供给的变化(垂直供给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政府对该校的每一个学生提供一个总金额为G的资金补助时，原有的需求曲线D向右上方平移至D补助，与供给曲线S的相交点由原先的T上升到T补助。这意味着当政府对该校的经济补助金额增加时，将直接导致该校增长相同金额的学费，即ΔT=G。同时也可以看出，虽然政府增加了对该校的资金补助，使得学费的上涨，但却不会导致学生注册人数变化(ΔQ=0)。因此，这个曲线图最为贴切地反映了班尼特假设的原初假设，即政府对高校每增加一美元的经济补助，将会引起高校同时增加对学生一美元的学费收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使高校增加了自身的选择性，即录取更优秀的学生。这是因为学校规模容量受到限制，只能接收一定数量(Q)的学生注册入学，若入学申请较多，高校需要采用定额招生的方法来控制入学人数，而最常用的筛选方法时通过评估学生过去的学业成绩录取较为优秀的学生。
图1 高校规模约束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补助与学费及学生数量的关系 在图2中，假设高校富有弹性供给(规模不受限制)即具有一条水平供给曲线。当政府对高校学生进行经济补助后，原有的需求曲线就会由D向右上方平移至D补助。但是，由于供给充足，与供给曲线相交点没有变化，这说明政府经济补助没有促使该高校增涨学费(ΔT=0)，这时的学费T等于T补助。但是，由于受到政府补助的影响，学生求学的需求大量增加。充足的教育资源(供给)促进了注册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ΔQ＞0)。
图2 高校规模不受限制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补助与学费及学生数量的关系 图3是具有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一般供给曲线。政府对该高校的经济补助导致了需求曲线D向右上方的平移，至D补助，但是供给和需求的相交点也随着需求曲线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当政府提供给高校经济补助时，就会促使教育需求增加。充足的教育资源(供给)增加了实际注册入学学生的数量(ΔQ＞0)，同时学校也对学费进行增涨。需要注意的是，高校对学费的增长金额明显小于政府对高校的经济补助金额，即G＞ΔT＞0。
图3 一般条件下的政府财政补助与学费及学生数量的关系 吉仑的检验表明，班尼特假设是具有有效性和说服力的。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府对高校每增加一美元的经济补助，势必会导致高校增加一美元的收费。吉仑的研究结论是，政府每增加一美元的经济补助，导致高校学费的增长区间是0～1美元(如图3所示)。 贝赞可(D.Besanko，2013)认为，班尼特假设的基本思想可用图4来解释：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如果消费者获得一定数量的补贴(Z)购买某种商品或使用某种服务，则会导致市场产生相同数量的需求，引发市场价格上涨，因此政府对学生的补贴具有引发高校收费增加的可能性。[6]但是，对消费者来说，有补贴时的购买价格
应低于无补贴时的购买价格
才合理。因此，贝赞可认为，所谓的班尼特假设就是“政府增加对学生的资助(如佩尔助学金)具有违反人们直觉的提高学费的效应”，这是一个严肃的观点，有关验证也多是从经济学理论上分析的，具有混合性，应当谨慎。 二、鲍莫尔效应：造成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加的原因是其成本病 一些研究者认为，高等教育行业具有“成本病”，这正是造成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加的原因。高等教育的“成本病理论”(Cost disease theory)源自鲍莫尔成本病理论(Baumol's cost disease theory)，也称“鲍莫尔效应”(Baumol's effect)，最初是由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和鲍文(William G.Bowen)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经济现象。经过长期的检验，被认为在高等教育行业中客观存在。按照成本病理论，对于一些行业(如生产制造业来说)，劳动力不是决定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例如某工厂可以通过使用效率更高的机器来代替劳动者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所以，当员工要求增加工资时，只能增加这种类型行业的成本，并不能真正提高生产力。然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教育和表演艺术行业)来说，劳动力水平的高低是影响生产力大小的关键因素，而且这种行业不能轻易通过替换劳动力的方式来提高生产力。以大学为例，若某一个学校拥有一批较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将会导致该学校相对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除了人才会影响学校“生产力”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力都很有限。因此，为了保持这种竞争优势，高校需要满足像教授这类技能型人才不断增长的工资需求，否则就有被其他学校“挖走”的可能。之后，鲍莫尔在1993年的论文中谈到高等教育中也存在成本病问题，但并未做具体定义和解释[7]。1995年，鲍莫尔与布莱克曼(W.J.Baumol& S.B.Blackman)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成本病是导致高校成本不断上涨和学生支付给学校学费越来越多的主要原因。[8]
图4 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消费者获得单位补贴为Z的情形 高等教育成本病理论提出后，高教界普遍认为该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并且也普遍接受了教育费用上涨的速度确实要比消费价格指数上涨速度快的现实。2012年，成本病理论的另一位提出者威廉.鲍文(W.G.Bowen)对高等教育成本病作了进一步的诠释。他指出，成本病具有普遍性，因为它存在于所有行业，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表演艺术和教育行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于这些行业来说，通过替代劳动力的方法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会比较难。在市场的影响下，经过一段时间后，所有具有相对较高资历的员工就会要求他们所在的行业增加他们的工资至一个与其他行业工资增长速度相同的水平。所以，对于表演艺术和教育行业来说，单位成本增长的速度会比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快得多。鲍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2-2008年间，每个全日制高校学生的教育和相关支出，平均每年以1％的速率增长，这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公共机构的通货膨胀率。由于政府资金投入的急剧缩减，公立高校要远比私立高校面临的财政困难大的多。[9]鲍文同时也承认，尽管成本病现象的产生对高校本身带来了教育费用增长的压力，但是并不是导致教育成本增加的唯一因素，其他导致高校面临费用上升压力的因素还包括：效率低下(如一些学校仍然使用过时的或者已无法满足高校需要的组织结构)、利益的驱动(高校始终将自身发展利益放在首位，一些相对财政状况较好的高校会花重金聘请具有较高名望的学者来校任教就会使这些学校需要增加学费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学生毕业时间延长而占据教育资源引起的资源供给不足、学费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生均成本、贷款问题等。 庄蓓拉(J.Trombella，2010)有持类似看法，认为高等教育的成本病理论就是指高等教育平均成本的增长速度相对其他行业快得多，因为高等教育不像其他行业那样可以通过使用替代劳动力的方法来提高自身的生产力(教育质量)[10]。但是，也有学者对高等教育成本病理论提出了质疑。例如，马西(W.F.Massy，1996)却认为，教师生产率的大小实际上与生师比有很大关系。他解释说，70％～80％的高校的运行费用主要是教师人工成本(Faculty personnel costs)与效益成本(Benefit costs)，而教师人工成本占高校总预算的50％～70％；美国的年收益率在1.5％～2％之间，高校费用的增加也近乎同样的比率[11]。 三、鲍文法则：无形的竞争导致了高等教育费用和收费的持续增加 近年来，关于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持续增长原因的一种最为认可的解释是高校之间产生的一种无形竞争，这种无形竞争导致高等教育费用和收费持续增加的显现被称作“鲍文法则”(Bowen's law)。鲍文法则也称“收益成本理论”(Revenue theory of costs)，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霍华德·鲍文(H.R.Bowen)于1980年提出的，该理论用于解释高校费用为什么会持续增长。鲍文指出：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卓越的教育质量和良好的声誉与社会影响。然而，实现这些目标需要高校支出大量的费用，例如保持较低的师生比，支付教职员工较高的工资，给学生提供先进的教学设施与设备等。[12]克洛特费尔特(C.L.Clotfelter，1996)认为，由于高等教育机构是非营利机构，高校获取收入的手段比较单一，这就使得高校只能通过尽可能地增加对学生的收费以增加收入，再将收入全部用于自身发展，最终导致高校产生支出不断增加的“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effect)。[13] 美国学界普遍认为，鲍文法则是具有说服力的。为了追求卓越的教育水平，高校间会出现无形的竞争，而这种竞争直接导致高效费用持续增加。吉仑(2012)最近在用经济学方法讨论政府经济补助对高校学费影响的同时，也对鲍文法则进行了解释(如图5和图6所示)。首先假设图5和图6分别表示D和E两所高校，并且在一定的时期T内，两所学校都拥有相同的边际成本
。同时，假定D所代表的高校受规模限制，所以它具有缺乏弹性供给曲线，这意味着学校D的注册学生数量不会因教育需求的增加而增加；E代表的高校不受规模限制，具有富有弹性曲线。假定高校的所有学生在接受金额总量为G的经济补助之后，教育需求曲线由D移动至D补助，这时D学校的学费由T上升至T补助。尽管学校D的注册学生数量不会因教育需求的增加而改变，但学校能获得更多的收入；E高校富有供给弹性，注册学生数量会受教育需求的影响而变化，但因将收取的学费(收入)全部用于教育成本支出，即
，这也就意味着E学校不能从学费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假设经过一段时间后，因D高校收入的增加，可用于自身发展的资金越来越多，学校的花费也会越来越大(如新校舍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更换，支付优秀教师的昂贵工资等)，那么高校D的边际成本由
增加至
，并且
＞
。不断增长的教育支出对于高校D来说可能并不算个问题，因为D高校会有更多的收入用于花费，但对于高校E来说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问题。为防止落后于高校D，高校E不得不增加教育支出与高校D竞争。这时E学校的边际成本也由
增加至
，且
＞
。由于E高校的
，那么
=
。这也就意味着尽管高校E的注册学生数量会随着教育需求的增加而增加(注册学生数量由Q向右平移至Q补助)，但学生数量的增加并没有给E高校带来实际收入上的增加，这使得E高校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14]
图6 E高校政府补助与大学学费及学生数量关系 鲍文(2012)最近也指出，如果教育成本的持续增长不能够引起高校足够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减缓增长趋势的话，那么整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将失去民众的支持并产生严重的问题。Bowen强调，虽然高校已采取学费优惠支付等措施，并采用信息技术，特别是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如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以及政府对高校财政补助的持续增加，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费用增长问题。然而，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成本病问题，因为高校费用的持续增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顽疾，它涉及多方面问题，如社会问题、财政困境问题、国家政策问题、历史问题等等。所以高校需要持续探索和开发两个有效的“系统”：一是较复杂的管理系统，这个系统需要不断的优化和提高从而保证最有效的管理效率；另一个是较简单的学习系统，即合理应用在线学习这类信息系统。除此之外，庄蓓拉(Trombell，2010)还建议，提高高中学业水平，以减少大学课程的设置或者在大学中设置较短时间的课程学习项目(如三年制的学习)，从而间接或直接地降低高校的费用。 四、“高等教育泡沫”风险：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持续增加的后果预测 近年来，美国学者对高等教育成本和学费持续增长的问题表示了担忧，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若高等教育成本与学费持续增长有可能会出现泡沫风险，即高等教育泡沫。“高等教育泡沫”(Higher education bubble)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有可能存在“泡沫”式发展的风险，导致高等教育发展从繁荣到萧条，并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学者伍德(P.W.Wood，2011)指出：高等教育泡沫理论的概念与房地产“泡沫”或高科技“泡沫”的概念相类似，都是一种非均衡供求现象。这种现象产生主要是源于在过去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高等教育将自身作为一种金融投资产品“推销”给学生，而当学生从高校毕业后，大学学位在之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无论是直接将学士学位作为寻找工作的敲门砖，还是间接作为更专业学习的必要前提，都能够使得学生获得较高的收益回报，而这种观点刺激了大量高中毕业生希望能够在高中毕业之后进入大学学习。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与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支出越来越多，学生因此需要支付给高校的学费越来越昂贵，高昂的学费限制了学生进入高校求学的机会与数量。面对这种情况，高校的解决办法是开设较为简单的课程，或者为学生提供较宽松的评分标准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而政府或者民间组织的做法则是提供廉价的经济补助，如学生贷款或奖学金项目等。对于学生而言，尽管学费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学生仍然愿意主动支付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另一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贫困学生则可以通过申请学生贷款或其他形式的经济补助以支付所需的高昂学费，并且他们相信从高校毕业后所得到的收益将会比实际支出的学费要高得多。然而最近几年，大学学费的连年增长给学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虽然学生可以利用经济补助支付一部分学费，但还是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支付学费。这就使得很多学生在上学期间会从事一份明显低于大学学位水平的工作，从而导致毕业时间延长。事实上，伍德(Wood)的调查发现，只有63％的美国高校在校生能够完成四年制的全部学习任务并获得学位，而能够完成全部学习任务并获得学位的平均时间延长至六年。另外，许多高校学生辍学，而这些学生还有尚未偿还的学生贷款。这意味着，虽然高等教育的支出与学费在持续增长，但是高等教育的质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提高，并且因注册学生无力支付高昂的学费或学生贷款所导致的投资收益出现递减。[15] 费恩(M.Fein，2014)指出，导致泡沫现象产生的另一种可能原因是美国高等教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饱和阶段，而且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也已达到了上限水平。这也就意味着高校的现有资源已经无法满足潜在的教育需求，或者因为生产过剩而导致需求下降，从而处于泡沫状态之中。这种现象发生的后果将会引致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如教育成本不断上升、注册学生数量减少、低的毕业率、学生毕业时间延长等[16]。理查德(V.Richard，2011)也论述了高等教育泡沫现象对高校自身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认为高等教育泡沫风险将会导致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由于教育投资收益的递减，教育需求将会下降，从而导致学生入学人数的下降，这也就意味着高校不得不下调学费；当高校的总收入无法满足总支出时，则会出现解雇员工等现象以维持学校的运转；而当教育资源无法满足教育需求时，又会进一步引起教育需求的下降[17]。当然，也有学者持乐观态度，认为学生通过高等教育学习后获得的学位并不像一般商品那样进行买卖或出售，所以不会出现如类似泡沫经济的现象。 [收稿日期]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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