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先秦史研究概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秦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先秦史研究在新资料公布、研究视角的转变以及视野的开拓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全年共举办多项学术活动，出版相关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700多篇。下面择要介绍。
会议、专著
会议。按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有：3月14日(北京大学)周公庙考古工作汇报暨新出西周甲骨座谈会、4月9-11日(陕西岐山)凤鸣岐山——周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4月13-14日(山西曲沃)曲村——天马遗址发掘三十周年晋文化论坛、4月24-26日(河北保定)“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6月13-14日(上海)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6月29日(湖北武汉)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7月21-22日(四川双流)“农耕文化的起源与演进：蚕丛与瞿上学术论坛”、7月27-29日(河南鹤壁、河北石家庄)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8月13-16日(山东烟台)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暨甲骨文国际学术研讨会、8月16日(北京语言大学)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0月23-25日(安徽蚌埠)蚌埠双墩遗址刻划符号暨早期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20-22日(山东菏泽)菏泽文化研讨会、11月28日(天津)“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暨天津市甲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高层学术论坛。
专著。史料的整理及工具书有：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辞书出版社)，宋镇豪主编《张世放所藏殷墟甲骨集》(线装书局)，[韩]李钟淑、葛英会编《北京大学珍藏甲骨文字》(上海古籍出版社)，刘钊等编《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霍彦儒、辛怡华主编《商周金文编——宝鸡出土青铜器铭文集成》(三秦出版社)，曹玮主编《陕北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刘彬徽、刘长武编《楚系金文汇编》(湖北教育出版社)，王贵民、杨志清编《春秋会要》(中华书局)，陈伟等编《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经济科学出版社)，徐广才《考古发现与〈楚辞〉校读》(线装书局)。
专题的研究可举出：朱乃诚《中华龙——起源和形成》(三联书店)、高江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考古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许宏《最早的中国：剖析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科学出版社)、吴晓筠《商周时期车马埋葬研究》(科学出版社)、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线装书局)、[日]林巳奈夫著、常耀华等译《神与兽的纹样学》(三联书店)、程鹏万《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陈光田《战国玺印分域研究》(岳麓书社)，孙瑞《金文简帛中文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尹弘兵《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潘明娟《周秦时期关中城市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
学者的论文结集有：彭适凡《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科学出版社)、王晖《古史传说时代新探》(科学出版社)、唐际根《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科学出版社)、张天恩《周秦文化研究论集》(科学出版社)、黄锡全《古文字与古货币文集》(文物出版社)、赵平安《新出简帛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杨泽生《战国竹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史前文明
社会形态。李伯谦《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文物》第6期)阐述了对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的结合、如何处理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怎样对待前辈学者的学术成果及国外的理论与方法等问题的看法。晁福林《论古史重构》(《史学集刊》第4期)认为，研究以五帝为中心的古史时段，考察社会精神变革的情况与探讨物质文化一样，均是重构古史中必须得到重视的课题。邵望平《先秦族群融合与社会演变》(《燕京学报》新二十七期，北京大学出版社)考察了海岱地区史前族群的融汇、重组，以及在聚合成“东夷”族群后与“华夏”族群的互动，直至东周以齐文化为核心的夷夏共同体形成的脉络。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先秦族群史研究的优势、难点和必由之路。韩建业《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第2期)认为，地处中原核心的裴李岗文化对“早期中国文化圈”雏形的形成发挥了主导作用，使中原地区文化此后的发展有了一个颇具共性的基础——其中暗含对中原腹地一定程度的认同、彼此间的相互默契以及易于交流等多种契机。邵会秋《东西方文化早期的碰撞与融合——从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谈起》(《社会科学战线》第9期)指出，在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演进过程中，东方文化因素影响的连续性特征和西方文化因素影响的断裂性特征恰好相互映衬。
席永杰、张国强《红山文化玉器线切割、钻孔技术实验报告》(《北方文物》第1期)通过实验证明，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已掌握了娴熟的线切割技术和钻孔技术，并对中国其他地区和东北亚、东南亚的玉器制作技术均有一定影响。李德方《孟津寨根遗址出土仰韶文化火种器述考》(《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探讨了孟津出土火种器的形制特征、使用方法及科学价值等问题。此外，可参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第3期)，郭大顺《三大区交汇与中国文明起源》、裴安平《史前私有制的起源与发展——湘西北澧阳平原个案的分析与研究》(均载《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下文简称《俞集》)，来茵等《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形态分析》(《中原文物》第2期)，卜工《古礼时代的家族及其联盟》、许永杰《“陶抄”的考古情景分析》(均载《新果集》)等文。
原始农业。霍巍《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考古新发现及其启示》(《中华文化论坛》第S2期)指出，成都平原史前农业多种作物并存，形成这种复杂性的重要因素是文化传播、气候变化与环境变迁，粟的传播以岷江和长江水道为通道，水稻作物也是从外地引入，反映了与周边地区的密切联系。刘俊男《长江中游史前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农业考古》第1期)指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生产一直领先于其他地区。张弛、洪晓纯《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第3期)指出，华南和西南的农业不是原地原生的，而是由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包括长江上游的西北地区传播而来的。农业向这些地区传播的路线也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当地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生态和背景、周围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因素。罗运兵《从龙虬庄遗址个案看史前家猪饲养与农业发展的相关性》(《东南文化》第6期)指出，龙虬庄遗址家猪饲养与农业发展并不呈正相关性，即农业发展并不一定会导致前者的相应发展，原因在于遗址周围相对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弱化了先民对家猪饲养的依赖，这印证了家畜饲养是被动发展的本质。相关研究还有刘莉等《关于中国稻作起源证据的讨论与商榷》(《南方文物》第3期)、傅罗文等《论中国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家养动物的来源及特征》(《考古》第5期)、孙华《四川盆地史前谷物种类的演变——主要来自考古学文化交互作用方面的信息》(《中华文化论坛》第S2期)、沈志忠《江淮东部地区史前农业研究》(《中国农史》第4期)等。
聚落环境。高超《巢湖西湖岸新石器——商周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及其成因》(《地理研究》第4期)认为，先民的遗址分布在早期可能主要受到气候水文、地貌、植被土壤等自然因素影响，后期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影响加重。陈声波《试论中国史前宗教巫术对聚落形态的影响》(《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科学出版社)认为，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均极少出现城址，缘于二者异常发达的宗教巫术。何军锋《试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的出现》(《华夏考古》第2期)认为，中国史前方形城址最早出现在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缘于优越的地理环境、版筑技术的成熟等先决条件，而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发展过程中礼制建设的需要。此外，可参许宏《再论城市(都邑)是文明时代到来的惟一标志——对早期文明探索中聚落研究方法的提倡》(《中国历史文物》第4期)、程晓钟《大地湾考古相关问题研究》(《华夏考古》第3期)、张宏彦《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变化过程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考古与文物》第4期)等。
宗教艺术。林继来、马金花《论晋南曲沃羊舌村出土的史前玉神面》(《考古与文物》第2期)认为，羊舌村玉神面是史前时期由江汉平原传播而来，时代在石家河文化晚期。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从斧钺的功能意义、名称分类、随葬现象出发，通过比较研究深入探讨斧钺何以象征王权，以及王权政治中的斧钺制度、神化宗教意义等问题，阐述了斧钺与王权政治发生联系的社会原因。郑祖襄《良渚遗址中透露出的音乐曙光》(《文化艺术研究》第2期)通过考察长江下游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骨哨的演变历史，证明良渚遗址的长玉管是乐器“玉哨”。王仁湘《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上、下)》(《四川文物》第2、3期)辨析了庙底沟文化中与鱼纹相关的几何化纹饰，证实其中广泛流行的叶片纹、花瓣纹、“西阴纹”、菱形纹、圆盘形纹、带点圆圈纹等，大都是鱼纹拆解后重组而成，从而构成了一个“大鱼纹”象征系统。周阳生《新乐遗址出土的史前木雕品研究》(《中国历史文物》第4期)认为，新乐出土凤鸟形木雕为氏族女性的实用头簪，但其纹饰具有图腾崇拜的内涵。相关研究还有王仁湘《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江汉考古》第2期)、李小光《太一与中国古代水崇拜——以彩陶文化为中心的考察》(《宗教学研究》第2期)、梁中合《黄河下游地区的史前玉器》(《新果集》)、彭书琳《岭南古代居民拔牙习俗的考古发现》(《南方文物》第3期)、袁靖《中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猪进行祭祀和随葬的研究》(《俞集》)等。
夏商史
夏商史事制度。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根据早期国家的政治中心在不同时期如何控制生产和分配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手工业产品，讨论商代政治格局的变化及特征。杨栋《共工非鲧考——兼及与禹之关系》(《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对“鲧即共工”说作了辨驳，认为鲧和共工应当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族系，并考察了“禹伐共工”的记载。李学勤《〈仲虺之志〉与薛国史氏》(《中国经学》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文献中所载仲虺之言作了辨析，推断《仲虺之志》与《史佚之志》同样都是历史性质的书，仲虺也应和史佚一样具有史官的身份，前掌大薛国公族墓地出土的不少青铜器铭文都有族氏“史”，正是由于作为先祖的仲虺曾任史官的缘故。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多维视域》)通过商文化聚落遗存的考察，探讨了商王朝在海岱地区的势力消长和经营策略。
杨升南《商代的制盐业》(《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下文简称《王集》)考察了商代三个主要制盐产地的使用时间、开采规模等情况。常玉芝《“帝五臣”、“帝五丰臣”、“帝五丰”的所指》(《王集》)认为，商人心目中帝廷里的“帝五臣”、“帝五丰臣”、“帝五丰”指上帝的五个工臣：四方神和风雨云日四神，上帝通过四方神操纵风雨云日四神。蔡哲茂《商代的凯旋仪式——迎俘告庙的典礼》(《多维视域》)对典礼中的“郊劳”、“示先羌入”、“饮至”的仪节作了探讨。徐义华《商代的外服职官制度》(《王集》)认为，商代外服体现的是地理概念，指在王畿外任王事者；其中确有独立意义的诸侯只有伯一种，属于王朝之外的方国势力；同为外服的侯、甸、男、卫则是商王朝在外建立的武装团体，与伯有本质差别。此外，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王宇信《谈上甲至汤灭夏前商族早期国家的形成》(《多维视域》)、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多维视域》)、冯时《古文字所见之商周盐政》(《南方文物》第1期)、徐义华《商代分封制的产生与发展》(《南方文物》第4期)、赵林《论出土与传世先秦文本中的生、姓、甥》(《王集》)和《商代的亲称“兄、弟”及其相关的旁系亲属问题》(《中国史研究》第1期)等文也可参考。
甲骨学。朴载福《关于卜用甲骨起源之探讨》(《文博》第2期)认为，中原地区的卜骨可能受到北方地区的影响。卜用龟甲最早见于南关外期，自二里岗上层后数量和分布范围开始加大。朴载福《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甲骨的性质考证》(《江汉考古》第3期)认为，周梁玉桥甲骨在整治方式与钻、凿形态等方面大体与洹北商城的某一些类型的甲骨一致，具有中商甲骨特征，同时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烧灼形式。考虑到地域关系，其使用时间可能延续到殷墟一、二期。李学勤《小臣墙骨牍的几点思考》(《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下文简称《甲骨学110年》)对骨牍的释文和年代作了探讨，认为其形制尺寸均是模仿当时已存在的木牍而做的。黄天树《关于卜骨的左右问题》(《王集》)总结了判断卜骨左右的七条标准。此外还有刘桓《卜辞所见商王田猎的过程、礼俗及方法》(《考古学报》第3期)、常耀华《卜辞“步”字别解》(《殷都学刊》第1期)、胡辉平《国家图书馆藏甲骨与〈甲骨文合集释文〉之校勘》(《文献》第1期)等文。
陈炜湛《花东卜辞“子祝”说》(《甲骨学110年》)认为，花东卜辞辞末的“子祝”不应视为命辞的一部分，而是记事的独词句。刘源《试论殷墟卜辞中“伊奭”问题》(《王集》)通过比较相关祀典和受崇拜的情况，认为伊奭、黄奭更具自然神的属性，与伊尹、黄尹掌控人事不同。刘风华《殷墟村南系甲骨卜辞中有关伊尹称“示”的材料》(《中国文字研究》总第12辑，大象出版社)指出，伊尹在历组一类卜辞中仅附祭于诸“示”，历组二类卜辞中则多见在丁日祭祀伊尹的记录，伊尹也有多种“示”名，具备某些神能；无名组卜辞中伊尹虽不再称“示”，但进入商王祀谱。陈光宇《兒氏家谱刻辞之“子”与花东卜辞之“子”》(《王集》)认为，“子”作为单称是指殷代王室或其他家族里与祭谱继统有关的世系宗子，花东卜辞中的占卜主体“子”应为武丁太子孝己。马保春《卜辞“(K21V331.jpg}方”及其地理考》(《荆楚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开发：2008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下文简称《荆楚》)认为，
方近于先方，很可能在沁阳西、晋南近
方的地方。任会斌《〈合集〉20385之“缶”字》(《王集》)考察相关卜辞后认为，“缶”为“酋”之借，意指“方国首领”。韩江苏《殷墟花东H3卜辞“不三其一”句解》(《王集》)认为，“不三其一”指的是借田猎进行车徒战阵的军事训练项目，与此相关的“旋马”或特指田猎时的驱逆马车。
新缀合的甲骨有：王蕴智、门艺《黄组甲骨卜气象辞缀合四例》和周忠兵《历组卜辞新缀十组》(均载《中国文字研究》总第12辑)，孙亚冰《甲骨缀合六例》、林宏明《〈殷虚文字乙编〉新缀十五例》、赵鹏《宾组甲骨新缀六例》(均载《王集》)，刘风华《历组甲骨卜辞新缀四则》(《甲骨学110年》)。
青铜器。李晓红《试论大甸子彩绘陶器曲线形纹饰与商代青铜器龙纹之间的关系》(《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下文简称《鄂集》)分析了曲线形纹饰及其衍生图样在大甸子彩绘陶器和商代铜器上的表现形式、组合特征和传承联系，并探讨它们的艺术内涵与寓意。陈星灿《“虎食人卣”及相关图像的史影蠡测》(《俞集》)认为，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分析，所谓“虎食人”其实系人披虎皮的形象，取法于狩猎或仪式中披虎皮舞蹈、作法等相关情节。岳洪彬、岳占伟《殷墟的镞与甲骨金文中的“矢”和“射”字》(《文物》第8期)考察了殷墟出土各种镞的不同功能，以及殷商时期的弋射活动。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考古与文物》第1期)讨论了阎家沟商墓青铜器的年代及文化归属、其中反映的重食倾向及其与西周列鼎制度的关系等问题。其《关于扶风红卫村出土“列卣”的思考》(《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三秦出版社)对肇始于商晚期的“列卣”使用特点与分布范围作了考察。向桃初《宁乡铜器群与新干铜器群比较研究》(《江汉考古》第1期)认为两者既不是商代晚期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同时并存的青铜文明，也不存在源流或继承关系。对于宁乡铜器群文化属性的判定，应该建立在对其所属考古学文化背景的深入研究之上，不能因为其与新干铜器群分布地域彼此毗邻或部分铜器年代接近而进行简单比照。此外可参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和统辖措施》(《多维视域》)，刘一曼《殷墟新出牛尊小议——兼论衡阳出土的牺尊》(《考古》第4期)，严志斌、洪梅《殷商铭文青铜鼎的时代》(《新果集》)，岳洪彬、苗霞《试论商周筒形卣》(《三代考古》三)，张昌平《乳钉雷纹蛙饰瓿与四点配列式鼎》(《上海文博》第2期)、郭妍利《斜方格乳钉纹簋类型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第3期)等文。
夏商考古。[美]艾兰《二里头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一种新的思维》(《多维视域》)指出，形成于二里头的上层文化在远远超出其疆域的地区被仿效，而且它的特定形式设置了一个上层建筑的规则，奠定了当时及其后共同文化(即中华文明)的基础。马健《黄金制品所见中亚草原与中国早期文化交流》(《西域研究》第3期)考察了中亚草原的用金习俗和黄金艺术在不同时期逐渐经过中国北方向中原地区渗透、影响的轨迹，以及中国北方、中原地区对这些外来因素吸收、融合的过程。陈芳妹《西北冈墓地艺术史研究的新线索——管窥殷商王室工艺》(《多维视域》)对殷墟西北冈所出各种材质的工艺特征作了考察，并分析它们的使用习惯和艺术特点，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政治社会阶层脉络。相关文章还有方燕明《夏代前期城址的考古学观察》(《新果集》)、李之龙《对“中国文明史二里头起始论”的质疑》(《华夏考古》第4期)、罗运兵《大甸子遗址中猪的饲养与仪式使用》(《边疆考古研究》第8辑)、佟伟华《从夏聚到商城——垣曲古城南关夏商聚落演变试探》(《俞集》)、杜金鹏《商代的“宫”——兼论中国四合院的起源》(《王集》)、干福熹《玻璃和玉石之路——兼论先秦前硅酸盐质文物的中、外文化和技术交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4期)等。
两周史
史事与制度。李峰《重新认识西周国家——对早先理论和模式的反思》(彭小军、吴敏娜译，《三代考古》三)认为西周国家最好称为“权力代理的亲族邑制国家”，并以这种模式来阐释西周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凡国栋《先秦“顾容”礼钩沉》(《史林》第4期)系统钩稽了先秦时期作为容礼一部分的“顾容”仪节。张昌平《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先秦时期历史地理的考古学研究个案》(《荆楚》)探讨了曾国疆域范围从西周晚期到战国的变化，认为其中心地域在两周之际位于吴店东赵湖附近，后移至今安居，至春秋晚期迁到今随州城区一带。马卫东《春秋楚国政不下移原因新探》(《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指出，楚国公室从制度上对卿大夫的经济、政治、军事、宗法力量进行了各种有效的限制，从而使世族在春秋之世未能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孔令远《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徐偃王并非专指某位具体徐王的名字，而是指以鹅(古名舒雁)为图腾的徐人之王，徐偃王意即舒雁王。
宁全红《春秋时期狱讼的确定性问题初探》(《法律文化研究》第五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认为，春秋时期各国逐渐形成非常类似于习惯法的比较成熟乃至几乎定型的制度，当时对于后世而言显得不具确定性的依据其实含有预期性，它们与相对简单的事实相结合，往往产生确定性的裁决结果。陈隆文《楚钧益砝码释读与战国衡制》(《中原文物》第1期)肯定了“钧益”释读的传统观点，认为楚国天平砝码中细益、钧益两大称量系统的存在，正是音律大小划分原则在黄金称量货币方面的表现，楚国黄金货币的衡量单位是一种镒、斤并用的复合制度。陈立柱《战国时宋都彭城辨》(《安徽史学》第3期)认为，宋都彭城在江苏徐州之说不可信，战国时宋国可能迁都于相城，即今安徽淮北市。丁邦友、魏晓明《战国时期齐国与秦国的盐制与盐价》(《理论学刊》第1期)认为，战国后期齐、秦两国盐与粮食之间的比价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别，当时齐、秦两国的盐制存在巨大反差之说值得商榷。
相关文章还有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文博》第3期)，高婧聪、张利军《周代“庶子不祭”新证》(《中国历史文物》第3期)，黎虎《周代交聘中的“礼尚往来”原则》(《文史哲》第3期)，吴土法、秦佳慧《〈周礼〉天子庙享卜日礼仪考》(《浙江大学学报》第1期)，张金光《〈周礼〉中的官社经济体系》(《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七辑，三秦出版社)，汪少华《上古车舆名物考辨》(《中国训诂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高崇文《试论周代棺椁构筑程序及相关葬仪》(《俞集》)，杨杰《先秦射器考释》(《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三辑，凤凰出版社)，郑威《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国的采邑制与地方政治体制》(《江汉考古》第3期)，杨小召《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身份的双重性》(《中国史研究》第1期)，曹迎春《战国中山人口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等。
青铜器。李学勤《“天亡”簋试释及有关推测》(《中国史研究》第4期)认为簋的器主名为“退”，簋铭所述“大礼”即何尊铭文记载的武王告天之礼；“眚”读为“笙”，“笙”、“庸”指代陈于东西两方的乐器总名。张懋镕《试论商周之际字词的演变——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之一》(《西部考古》第四辑，三秦出版社)将商周之际的青铜器区分为殷遗民为主的商系统和周氏贵族为主的周系统，探讨两大系统器主在用词方面的差异，以及当时字词发展演变的过程与特点。张光裕《
簋铭文与西周史事新证》(《文物》第2期)通过对簋铭的释读，探讨了器主的身份、周公是否称王等问题。杨小召《西周金文中的祖先称谓》(《中国历史文物》第1期)认为，西周时期殷移民和周人的祖先称谓制度有别，在西周中后期二者开始趋同。韩巍《册命铭文的变化与西周厉、宣铜器分界》(《文物》第1期)认为，铭文中出现“周康某宫”(或“周康宫某宫”、“周康宫某大室”)的铜器，其年代均早不过宣王。
李学勤《秦子盉与“秦子”之谜》(《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认为，秦子盉应排在东周初年，秦子即秦文公未继位而卒的太子静公之说最可取。王辉《秦子簋盖补释》(《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认为，“秦子”应是泛称，秦子戈矛的器主是出子，其余铜器上的秦子最有可能为宪公。吴镇烽《鲍子鼎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指出，鼎属于春秋晚期风格，做器者为鲍叔牙五世孙鲍牧。王长丰、郝本性《河南新出“
夫人
鼎”铭文纪年考》(《中原文物》第3期)认为，由铭文可知太岁纪年法至迟在春秋时期就已广泛使用，据此可推定鼎铸于公元前503年。冯时《
夫人鼎铭文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第6期)通过器铭探讨了太岁纪年、二十八宿恒星观测体系的应用、四时的形成及楚历建正等问题。
李家浩《夫
申鼎、自余钟与子受钟铭文研究》(《俞集》)指出，徐国铜器夫申鼎“甫虒时”为复合词，指“
时”或“日虒(施)”，自余钟“乘晨”即《史记·天官书》“乘明”的异名，分别相当于秦汉十二时的申时、寅时；楚器子受钟“亡作昧爽”的“亡”亦为时分名，读为“盲”，训为“冥”，意指鸡鸣至昧爽这段时间。三器详记日期并及时分，可见选择日时的术数在南方国家的盛行。两件钟的时分都在天将亮之前，属于《白虎通》所载铸钟为“阴气用事”。邹芙都《新见“楚王酓恷”考释》(《考古与文物》第2期)通过考察铜器群的形制、铭文及组合，认为盘、匜铭文中的“楚王酓恷”即楚悼王熊疑。吴良宝《战国魏“合阳鼎”新考》(《考古》第7期)认为，“合阳鼎”铸造年代在魏惠王前元二十四年(公元前346年)，盖铭没有赵国加刻的文字。他的《平安君鼎国别研究评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4期)认为，“卫器说”、“魏器说”都有可商之处，鼎的国属仍有待研究。此外，可参李先登《“周公制礼作乐”与西周青铜钟的产生》(《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连劭名《金文所见周代史事与思想意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七辑)、晁福林《从相关彝铭看西周的荐臣之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李学勤《论西周的南国湘侯》(《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5辑，岳麓书社)和《〈首阳吉金〉应侯簋考释》(《人文中国学报》第15期，上海古籍出版社)、王龙正等《新见应侯见工簋铭文考释》(《中原文物》第5期)、杨亚长《再说金文所见之益公——兼与韩巍先生商榷》(《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黄锦前《楚公逆钟铭文补说》(《中国历史文物》第6期)、吴毅强《晋姜鼎补论》(《中国历史文物》第6期)、陈絜《鄩氏诸器铭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祝中熹《秦西垂陵区出土青铜器铭中的“秦子”问题》(《丝绸之路》第1期)、吴良宝《战国韩魏铭文考释》(《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商艳涛《战国中山器铭“
”字辨》(《文物春秋》第2期)。
井中伟《〈尚书·顾命〉“执戈上刃”的考古学研究》(《新果集》)认为“戈上刃”即西周的“浑铸戟”。郑威《两周之际高等级贵族墓青铜礼器组合新探》(《考古》第3期)考察了列鼎制与鼎簋制的此消彼长。认为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列鼎制，并在春秋早期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保持着稳定性。张爱冰《铜陵谢垅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东南文化》第6期)认为，谢垅所出青铜器的年代为春秋早期，其形制特征可说明江淮群舒族群和文化的向南迁播，反映了皖南与宁镇、江北以及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互动与交流。王屹峰《绍兴306号墓出土的伎乐铜屋再探》(《东方博物》第3期)从越徐两国的关系、族别与阶层情况、青铜铸造技术的传播以及文化与政治交流等方面对器物进行了解读与探讨。高西省《鎏金工艺研究——从洛阳发现的战国鎏金铜器谈起》(《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西周、春秋时期秦人较多使用了黄金饰品并可能掌握了提炼水银工艺，鎏金工艺应是随着秦人东迁传播到中原地区的。相关研究还有游国庆《铜器图录的编辑问题——以〈周原出土青铜器〉为例》(《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梁彦民《论商周礼制文化中的青铜鬲》(《考古与文物》第5期)和《西周时期的四耳青铜簋研究》(《江汉考古》第2期)、高西省《西周时期的人首管銎钺——兼谈西周铜钺的功能》和陈亮《宝鸡出土的西周温器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均载《周秦文明论丛》第二辑)、袁艳玲《周代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动》(《考古》第10期)、张德良《青铜器窃曲纹的来源及分型》(《文物》第4期)、张婷《两周青铜簠初步研究》(《四川文物》第1期)、周卫荣《中国古代失蜡工艺求真——兼述失蜡工艺特征与青铜器鉴定》(《江汉考古》第3期)、朱凤瀚《鄂尔多斯地区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综论》(《鄂集》)、毛颖《吴国青铜器之南方特征》(《南方文物》第2期)、高崇文《汉淮间诸国青铜文化的变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大象出版社)等。
王友华《西周前期黄河流域甬钟用制分析——兼析西周前期乐悬制度的演进轨迹》(《中国导乐学》第4期)对西周青铜乐钟用制在康、昭之际和穆王末叶的两次革新作了考察。方建军《“虢叔旅钟”辨伪及其他》(《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第1期)认为，弗利尔所藏的虢叔旅钟器真铭伪，从编钟发音情况可定出传世其他五件虢叔旅钟在全套八件中的次序，与根据铭文得到的考察结果相合。此外，可参王子初、邵晓洁《叶县旧县4号墓编钟的音律分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等。
简帛文献与思想史。清华简的重大学术价值逐渐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保训》是清华简的第一个焦点。李学勤《周文王遗言》(《光明日报》4月13日)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保训》简的情况，认为篇中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带有哲学意义。赵平安《〈保训〉的性质和结构》(《光明日报》4月13日)、李零《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中国文物报》5月20日)和《读清华简〈保训〉释文》(《中国文物报》8月21日)、王辉《清华楚简〈保训〉“惟王五十年”解》和黄人二《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校读》(均载《考古与文物》第6期)、李均明《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光明日报》4月20日)、沈建华《〈保训〉所见王亥史迹传说》(《光明日报》4月20日)、刘国忠《〈保训〉与周文王称王》(《光明日报》4月27日)和《清华简〈保训〉与周文王事商》(《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分别探讨了文本的释读和性质、包含的古史传说、“中”的理解等问题。《保训》简的图版与释文也在《文物》第6期正式刊布，同期还收有李学勤的《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对《保训》简的性质和意义作了深入的讨论。《中国史研究》第3期也设立讨论的专栏，刊载参与整理的学者论文，如李学勤《清华简〈保训〉释读补正》、李均明《〈保训〉与周文王的治国理念》、沈建华《释〈保训〉简“测阴阳之物”》、赵平安《关于〈保训〉“中”的几点意见》、刘国忠《周文王称王史事辨》。《
(耆)夜》是清华简中的第二个焦点，李均明《〈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光明日报》8月17日)、沈建华《“武王八年伐耆”刍议》(《光明日报》8月24日)、马楠《清华简〈夜〉礼制小札》和孙飞燕《〈蟋蟀〉试读》(均载《清华大学学报》第5期)等对此篇作了探讨。
杨华《楚简中的“上下”与“内外”——兼论楚人祭礼中的神灵分类问题》(《简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考察了“上下内外鬼神”的内涵，认为“上下”祭祷应当包括祖先神，“内外”也并非仅表示血缘的关系，其实还可指空间的距离；楚人神灵崇拜中的天神、地祇和人鬼三个系统在当时并未完全定型。于成龙《战国楚卜筮祈祷简中的“五祀”》(《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以楚简印证了文献中有关“五祀”的内容。宋华强《从楚简“卒岁”的词义谈到战国楚历的岁首》(《古汉语研究》第4期)指出，战国楚卜筮简中“卒岁”的词义与“集岁”并不相同，表示的不是一整年的时间，而是从占卜之日到当年年底的时间段，由此可证实楚简中所显示的历法是以荆夷为岁首的夏历之说。
叶国良《战国楚简中的“曲礼”》(《简帛》第四辑)认为，从楚简所引亦可见曲礼是礼学中受到重视的一环，传到楚地的曲礼仍保持相当的原貌，礼学在楚地的传播是较为全面的。王辉《楚文字柬释二则》(《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认为，上博简《鬼神之明》中的“
公”即春秋后期的申公牟。李家浩、杨泽生《谈上博竹书〈鬼神之明〉中的“送公”》(《简帛》第四辑)认为，此人实即秦穆公，《鬼神之明》可能为儒家学派的作品。李锐《论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学派性质——兼说对文献学派属性判定的误区》(《湖北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鬼神之明》的学派属性仍有待深入分析，目前学界在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思维模式、方法方面存在一些误区，需要认真反思。王连龙《上博楚竹书(四)〈曹沫之陈〉“
连”释义》(《古代文明》第2期)认为，“连”当读为“輚辇”，指服务于军事活动的运输工具，简文中供“表里不輚辇”役使的“白徒”为获罪没身服劳役的罪隶。
秦桦林《从楚简〈凡物流形〉看〈彖传〉的成书年代》(《周易研究》第5期)认为，《彖传》很可能由活跃在楚地的子思后学整理成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战国中期偏早，成书于《凡物流行》之前。巩曰国《从战国秦汉古籍看〈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学刊》第3期)考察了《管子》的被称引情况，认为刘向之前没有一个18篇的原本。此外，可参宫长为《〈诗·大雅·公刘篇〉疏证》(《王集》)、王乐文《〈士丧礼〉和〈既夕礼〉所记名物的考古学观察》(《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赵生群《〈左传〉疑义新探》(《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三辑)、刘光胜《由〈曾子〉十篇看〈性自命出〉的成书及理路——兼谈宋儒对先秦儒学的误读》(《史林》第2期)、曹建墩《据上海博物馆藏竹书校读〈大戴礼记〉一则》(《中原文物》第1期)、宋华强《由楚简“北子”、“北宗”说到甲骨金文“丁宗”、“啻宗”》(《简帛》第四辑)、周宏伟《新蔡楚简与楚都迁徙问题的新认识》(《北大史学》第1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杨兆贵《先秦“五至”论与帝道、王道、霸道说——由〈鹖冠子·博选〉篇说起》(《古代文明》第3期)、李振宏《“禅让说”思潮何以在战国时代勃兴——兼及中国原始民主思想之盛衰》(《学术月刊》第12期)、许景昭《禅让、世袭与革命：战国诸子之古代帝王更替观——与出土文献综合比较述论》(《诸子学刊》第2集)等。
两周考古。雷兴山《由周原遗址陶文“周”论“周”地与先周文化》(《俞集》)认为，周原遗址凤雏基址、礼村和齐村北出土带“周”字的部分陶器可确定属于先周晚期，而岸底、碾子坡两遗址所见陶文并非“周”字；西周金文的“周”地很可能就是当时的周原遗址；礼村H8可作为探索更早期先周文化的新基准。禚柏红《莒文化研究》(《东方考古》第6集，科学出版社)通过考古遗存分析了莒文化发展、壮大的动态过程，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原文化与土著习俗的相互作用。晏昌贵《西周陶簋所见筮数、图像考释》(《周易研究》第2期)通过考察陶簋筮数与图像的对应关系，认为图画所表现的就是筮数之“象”，由此可证《易·系辞下》“制器尚象”的观念早在西周晚期即已存在。谢尧亭《晋国早期人群来源和结构的考察》(《新果集》)据埋葬习俗推断，晋国早期墓地的死者分属不同族类，周人头向北，土著唐遗民头向东，头向西的则为殷遗民。胡雅丽《九连墩一、二号墓墓主关系厘探》(《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从位置关系、性别特征判定两墓墓主为夫妻关系。此外，还有黄尚明《西周龙凤人物玉雕的主题探讨》(《西部考古》第四辑)，梁云《晋都新田的年代和布局》(《俞集》)，朱继平《东周时期楚人开发鄂东地区的历史进程研究》、黄尚明《论楚文化对巴文化的影响》(均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八集)等文。